第7章 心理的成长
作者：乔丹?彼得森 更新：2024-03-24 00:10
第7章 心理的成长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告子下》
●只要不被逆境打倒，我们就会更坚强。
——尼采
许多传统文化都有“命运”、“命中注定”或“神明预知命运”等这类的观念。在印度民间有一种说法：每个孩子出生那天，神明都会把这个孩子的命运写在他的额头上。假定你的孩子出生那天你得到了两样礼物：一副能让你预知自己孩子一生的眼镜，以及一支能让你改写孩子一生命运的笔（假定这两样礼物是神明给的，而且神明允许你爱怎么用就怎么用），你会怎么做？孩子的命运是这样记载的：
9岁：最要好的朋友死于癌症。
18岁：以最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
20岁：酒醉驾车发生车祸，导致左腿截肢。
24岁：父亲或母亲离世。
29岁：结婚。
32岁：出版一本非常成功的小说。
33岁：离婚
……
看到自己的孩子一辈子要这么吃苦受难，当父母的简直是心如刀割！有谁能抗拒心中的冲动，把孩子未来要承受的这些创伤、自作自受的痛苦完全一笔划掉？
且慢，你的好意可能反而会让事情越弄越糟。如果就像尼采所言，“那些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那么把孩子未来要遇到的人生逆境完全抹掉，其实只会让孩子变成软弱不堪、毫无能力的人。本章就是要来讨论以下这个“逆境假设”：人只有遭遇逆境、碰到挫败，甚至身心受创，才能把个人的力量、潜力整个发挥出来。
尼采这句名言并非金科玉律，而且至少也不是古今中外皆可适用。许多曾经亲身面对生命威胁，或亲眼目睹他人惨遭暴力致死的人，后来便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有的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其个性和行为会在一段时间内有所改变，有的则是从此变了一个人：以后只要一遇到逆境，整个人不是惊惶失措，就是马上精神崩溃。就算我们只是从象征性的角度来看尼采这句话，但是50年来有关压力的研究却告诉了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一般而言，压力会对人造成不好的影响，让人沮丧抑郁、焦虑失调，产生心脏方面的疾病。因此我们在面对这个“逆境假设”时，态度要特别谨慎。我们将先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看逆境何时对人有用，何时对人有害。我的答案并不只是“有限度的逆境考验”，而是更有意思的解答，本章将会让大家了解，人类如何从人生必然遭遇的逆境中茁壮成长，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孩子）又该如何善用逆境，让自己从中获益。
○创伤后成长○
★★★幸福实验：
格雷戈的人生在1999年4月8日这一天整个崩溃了。这一天，他太太和他两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7岁，三个人突然消失无踪。格雷戈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才确定他们三人没有死于车祸；他太太艾米其实是带着两个孩子跟着一个几星期前才在购物中心认识的男人私奔了。他们4个人正开着汽车在美国境内四处游荡，有人曾在西岸几个州看到他们的踪影。格雷戈雇用的私人侦探很快就发现，这个毁掉格雷戈一生的男人其实是个假借艺术家名义在外招摇撞骗的罪犯。他为什么会碰到这种惨事？格雷戈觉得自己就像圣经中的约伯[1]一样，自己这辈子的最爱在短短一天内，整个被剥夺殆尽。而跟约伯一样，他自己也没办法解释为什么这么悲惨的事会降临在他身上。
格雷戈是我的老朋友，事情发生后打电话向我这个心理学家求助，希望我能告诉他，为什么他太太会被这种骗子耍得团团转。我的想法是，这个男人听起来像个精神病患者。大部分的精神异常者其实并非暴力分子（尽管大多数连续杀人犯及连续强暴犯都是精神异常者，但精神异常者并不全是暴力分子）。精神病患者也是人，而且大多是男人，他们没有道德感，没有感情寄托，也不在意别人。因为他们没有羞愧心，不会尴尬不安，也没有罪恶感，所以他们很能操控别人，让别人给他们钱、性以及信任。我告诉格雷戈，如果这个男人真的是个精神病患者，那么他其实并没有爱人的能力，很快就会厌倦艾米及两个孩子。格雷戈应该很快就能看到孩子了。
两个月后，艾米回来了。这个时候，格雷戈已度过惊惶失措的阶段，但他的婚姻到此也彻底结束。格雷戈要开始面对艰辛漫长的心理重建之路。他现在成了单亲爸爸，得靠一份助理教授的薪水养家糊口，还要面对为孩子监护权而与艾米打官司的巨额费用，完成学术著作的机会看起来也希望渺茫。此外，他还要为孩子以及自己的心理问题而担忧。他该怎么办？
几个月后我遇到格雷戈，那是个天气晴朗的8月夏夜，我们两人坐在他家阳台上，格雷戈告诉我这次人生重大危机对他产生了哪些影响。他还是很痛苦，但他也知道有很多人非常关心他，愿意帮助他。教会里很多教友帮他张罗三餐，照顾孩子。他父母亲卖掉原来在犹他州的房子，搬过来帮他抚养孩子。格雷戈还说，发生这件事之后，他的人生观变了。他现在只求孩子能留在他身边，事业成不成功已不再那么重要。格雷戈还说，他现在待人处事的态度也不同了，因为他的价值观已有所不同：他发现自己现在对人比较有同情心、爱心及宽恕心。他现在再也不会因为小事而生别人的气。格雷戈当时说的一段话深深地震动我的心，这是出现在许多歌剧中的一段悲伤又感人的独白，他说：“这是我唱咏叹调的时刻，我并不愿意，也不希冀这机会，但事情已经发生，我到底该何去何从？我是否该勇敢地面对？”
格雷戈能说出这么一段话，表示他已经慢慢从伤痛中站起来。在家人、朋友及深刻的宗教信仰的支持下，格雷戈终于重建自己的人生，而且也完成了学术著作，两年后还换了一个更好的工作。我最近跟他联络时，他告诉我，一想到之前的事，他还是会心痛，但是因为很多积极的改变一直持续支持着他，所以现在他和孩子们比危机发生之前更能体会人生的喜悦。
几十年来，健康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一直把重点放在压力及压力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上。在这方面的研究文献中，有相当比例是在探讨适应力的问题，即人们如何适应逆境，避开伤害，以恢复原有的正常身心状况。一直到最近这15年，研究人员不再执著于适应力的问题，转而开始探讨巨大压力可能为人们带来哪些好处。有时候，我们会用“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一词来描述这样的情形，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一词形成对比。研究人员已针对身处不同逆境的人进行研究，包括癌症患者、心脏病患者、艾滋病患者、遭强暴的受害人、遭受攻击的受害人、瘫痪的病人、无法生育的人、火灾受难者、空难受害者以及地震灾民。研究人员也深入研究失去至爱者——痛失爱子、配偶或伴侣、父母，他们将如何面对内心伤痛。这些研究结果显示，创伤、危机及悲剧发生的形式有几千几百种，但人们从中获益的方式主要可分三大类，这与格雷戈的说法如出一辙。
第一种好处是，一旦你能挺身面对人生的挑战，便可激发自己原本潜藏的能力，而这些能力会改变我们原本对自我秉持的观念。没有人真正知道自己的能耐，你可能会这么告诉自己：“我要是失去X，一定活不下去。”“我要是碰到发生在Y身上的事，一定撑不下去。”如果你真的失去X，或身处Y的处境，你的心脏还是会继续跳动，你还是得面对这个世界，而且这些反应会自动进行，不受你的意志控制。失去所爱或经历创痛后，人们会说他已经麻木，或自己根本就是行尸走肉。人的意识确实会因生活重创而发生改变，但是人的躯体还是继续运转。事件发生几个星期后，我们会努力搞清楚自己损失有多大，处境有多惨，身心状况也会恢复到一定的正常状况。只要不被逆境打倒，你就会活下来，这时会换成别人说：“我要是碰到发生在Y身上的事，一定撑不下去。”痛失所爱或饱受创伤后，人们最常学到的道理就是：我们其实比自己以为的更坚强，而这种认知会给自己带来信心，以面对未来的挑战。这可不是痴人说梦，经历过战祸、强暴伤害、集中营迫害或人生重创的人，通常更能从容面对未来的压力。他们也会恢复得比较快，部分原因是他们知道自己有这份能耐。
第二种好处则表现在人际关系上。逆境就像过滤器一样，当医生宣布你得了癌症，或一对不幸的夫妻痛失爱子时，有些亲朋好友会积极相助，表达其支持之意，但有些人则避之不及，原因可能是他们不知如何以对，或他们无法克服自己的窘迫不安。不过，逆境不仅仅让我们知道谁是酒肉朋友，谁是可以患难与共的好友，还会强化人际关系，让人们打开心扉。我们会对自己关心的人表现出爱意，而在患难时关心我们的人，我们会对其心存爱心与感激。苏珊·诺伦-霍克西玛（Susan Nolen-Hoeksema）与她斯坦福大学的同事在一项有关丧亲的大型研究中发现，人们痛失所爱后最常出现的后续效应是，能体谅别人、容忍别人。在该研究中，有一位妇女的伴侣死于癌症，她这样说道：“痛失伴侣后，我跟其他人的关系反而变好了，因为我终于体会到时间有多重要，我们真的是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拘泥于毫无意义的小事或感觉上。”跟格雷戈一样，这位痛失伴侣的妇女发现，自己在伴侣死后反而更能关爱他人，不再斤斤计较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得失。受过创痛后，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不再那么势利，再也不凡事一味只求自利、处处好强。
第三种好处是，创伤会改变人生的优先顺序及对当下对他人的看法（充实地过着每天的生活）。我们都听过这类故事：有钱有势的人与死神擦身而过后，整个人幡然醒悟。1993年，我在印度的布巴内斯瓦尔市（我曾在此待了三个月，研究当地文化与道德）的石墙上，看到一个最精彩的传奇故事。
★★★幸福实验：
印度的阿育王约在公元前272年掌控孔雀王朝，之后他便四处征伐，扩张领土。阿育王成功地打下大片江山，但连年杀戮征战让阿育王逐渐慑服于对死亡的恐惧。尤其在经历了与羯陵迦国人民的浴血奋战之后，阿育王的内心满是恐惧与懊悔，于是他皈依佛教，宣布从此不再出兵征战，并将奉献自己的余生建立一个追求正义、遵从达摩（印度教与佛教的宇宙道德律）的王国。阿育王规划出他心中的理想社会及美德规范，并把这些敕令刻在王国的石墙上。他还派遣特使远赴各国，最远到达希腊，以传播自己追求和平、美德与不同宗教彼此容忍的理念。
阿育王的幡然皈依并非出于逆境，而是出于胜利，但我们从现代有关军人的研究中可发现，不管是杀人者还是面对死亡威胁者，都属于受创者。因此，阿育王跟许多经历过创伤后成长的人一样，内心有了非常深刻的转变。阿育王在他的敕令中叙述，他变得更能宽恕、同情别人，容忍异己。
很少有人有机会从一个原本满手血腥的刽子手变成一名诚心诚意的大善人，但确实有许多人在面对过死亡威胁后，整个人的价值观与看法出现了相当大的改变。癌症患者在回想当初医生诊断自己得了癌症的心情时，往往有如当头棒喝一般，或者根本就是人生的转折点。很多人会想换工作，或减少工作时间。癌症患者常常会领悟到一个道理：生命其实是老天爷赐予的礼物，但人们都视为理所当然，不知珍惜，总是把钱看得比人自身还重要。狄更斯的《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这本小说中便探讨了人面对死亡后，内心会出现怎样的变化：故事叙述一个在圣诞节出现的鬼魂，如何带领守财奴史克鲁奇一一去面对他的家人、员工及街上的陌生人，之后变成了一个慷慨无私的人。
我无意过度吹捧逆境的影响力，要每个人都来尝试逆境的滋味，我也无意忽视癌症为患者带来的痛苦，亲朋们的担忧受怕，我只想强调，吃苦受难并非百害而无一利，能从中发现好处者，其实是找到了人生的珍宝——逆境是帮助我们磨砺道德与精神的利器。一如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一剧中所言：
逆境也有好处，
就像又丑又毒的蟾蜍，
头上却戴着珍贵的珠宝一样。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吗○
逆境会对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通常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松散的说法。这种说法是依据我们之前讨论的“创伤后成长”的三种机制，主张逆境可让人成长、坚强、喜乐、自我提升，并有相关研究支持这种说法，但这种说法对于人们应如何生活并无太多着墨。第二种说法则比较激进，令人不安，因为该主张强调人必须经历逆境的折磨才能成长，只有历经艰辛、克服万难者，其成长与发展才会达到最高境界。如果这种说法为真，那么人们应如何生活，社会应如何建构，就必须重新检讨，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放胆而行，勇敢接受更多挫败。这也意味着我们过度保护孩子，一味地给孩子安全、谆谆教悔，反而会剥夺孩子体验生命中“重要事件”的机会，因为这些事件会让孩子变得更坚强，学会与朋友建立起强固的友谊，更意味着在一个崇尚英雄的社会里，死亡不足惧，羞耻令人避。因此，历经战争折磨的社会，远比平和富足的社会更能孕育出优秀的人类，因为在一个歌舞升平的社会里，光是“精神伤害”就足以构成人们互相起诉的理由。
不过，上述这种激进的说法果真言之成理吗？人们常说自己经历逆境后，整个人彻头彻尾地改变了，但有关逆境造成人格改变这类议题，研究人员至今所能找到的证据其实非常有限。有关人格特质的测验发现，几年下来，被试的测验分数一般都呈现相当稳定的趋势，就算是自认为在过渡期出现明显改变者也一样。有些研究为核实被试是否如其所言因逆境而有所成长，便询问被试的朋友是否注意到被试的改变。一般而言，朋友感觉到的变化远比被试自己所列的要少。
然而，上述有关人格特质改变的研究方向可能有误。心理学家通常以基本人格特质为检验标准来分析人格问题，如是否有神经质倾向、外向或内向、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是否讨人喜欢（亲切／善良），以及认真勤恳度等五大特质为依据，这些特质与“心理”（大象）有关，是人们面对各种不同情况的自发性反应。这就像一对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自幼在不同环境成长，其人格特质除了受生活条件的不同、或担负的角色（如为人父母）不同的影响之外，基因仍然是影响其人格发展的要素。心理学家丹·麦克亚当斯（Dan McAdams）则指出，人格其实可分三个层次，而大家都把注意力摆在最低层次,即“基本特质”（basic traits）上，其实还有第二层次的人格——“个别性调适”（characteristic adaptations）。这包括个人目标、防卫与适应机制、价值观、信仰、不同人生阶段的生活重心（如生养孩子或退休生活）。这些是人们为了扮演好某些角色及维持某种地位而发展出的人格特质，这些调适会受不同人格特质的影响：例如神经质的人防卫机制会特别强、外向的人则特别重视人际关系。就第二层次的人格表现而言，个人的基本特质会与个人所处环境及人生阶段紧密结合，所以当事实出现变化（如丧偶）时，个人的个别性调适也会有所改变。大象的反应可能会变慢，但大象与骑象人会一起努力去找出新的生活方式，好让日子继续过下去。
人格的第三个层次是编出“人生故事”。不管是哪一种文化的人类，都深深痴迷于故事，人类无处不编故事（看到天上那7颗星星没？那是7个仙女……）。我们对自己的人生也是如此，我们总是不停地编织着自己的人生故事，这个故事“将过去、现在及未来重新编织成一个前后连贯、生动有趣的个人神话”（麦克亚当斯语）。虽然最低层次的人格特质大部分与大象有关，但编出人生故事的却是骑象人，我们是在诠释自己的行为意义，听到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之后，才有意识地编出自己的人生故事。这个人生故事不是历史学家的严谨之作，而比较像是一部引用许多真实事件，强调戏剧效果，加入个人诠释，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历史小说。
一旦我们从“人格有三个层次”这样的角度来分析，就可以清楚地了解为什么逆境是人类追求完善人生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要素。依据心理学家罗伯特·埃蒙斯（Robert Emmons）的研究，人们在“个别性调适”这个人格层次所追求的人生目标，大抵可分成以下4类：工作及成就、人际关系及亲密关系、宗教及精神生活、生产力（对社会的贡献及留给社会的遗产）。不管追求什么目标，对我们本身基本上都有好处，但是并非所有目标都能带给我们同样的幸福。埃蒙斯发现，平均而言，全心全意追求成就及财富的人所能享受到的幸福，比不上追求其他目标的人。还记得第5章讨论的幸福陷阱及炫耀性消费吗？因为人类是因人类社会进化过程的影响转而追求成功，放弃对幸福的追寻，所以拼命追求名利的人最后一定会陷入零和游戏的竞争。就算拼死拼活地成功了，当下的感觉确实快意酣畅，但这种幸福也并不持久，反而成为我们未来追求成功的障碍。
悲剧降临时，原有的生活轨道被彻底毁掉，我们被迫面临抉择：是要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让一切如常，还是要试试其他生活方式？悲剧刚发生的头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我们的人生会出现一个机会之窗，因为在这段时间，我们比较愿意接受新的事物。此时，功成名就的念头不复往昔那么诱人，有时我们甚至会怀疑功成名就有何意义。如果此时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目标——家庭、宗教或助人上，转移至非炫耀性消费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所享受到的乐趣，并非完全受制于个别性调适所产生的效应。当我们转而追求这些目标时，会变得比较快乐，但财富也会跟着缩水（平均而言）。
许多人在历经逆境考验之后会改变自己的人生目标，他们下定决心减少工作时间，多关爱别人，更注重休闲生活。只要在事情发生后头几个月采取行动，这些改变就会持续生根。不过，如果你仅仅只是下决心，没有付诸行动（我绝对不会忘记我的人生新目标），那么你很快就会故态复萌，又回去走功成名就的旧路了。当我们走到这个分岔路时，骑象人可以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但却是“大象”在面对日常生活，它无意识地对环境自动做出反应。逆境之所以是人类追求完善人生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是因为逆境迫使我们停下脚步，让我们有机会注意到其他歧路，思考我们真正想要的人生终点。
从第三层次的人格来看，逆境的重要性更显重要：只有有趣的题材才能使人写出好故事。麦克亚当斯指出，所谓的人生故事就是，在时间的长河中，人从自己经历的无常变化中主观编出来的故事，没有这些人生无常、悲欢离合，我们是编不出精彩的人生故事的，如果你最精彩的故事只是你的父母不肯买一辆跑车当你的16岁生日礼物，那么我想你的回忆录绝对乏人问津。从麦克亚当斯搜集的几千个人生故事中，有好几种故事题材都跟人生幸福有关，比如在“有关承诺的人生故事”中，故事的主人翁自幼成长于一个充满关爱气氛的家庭，但因为早年亲眼目睹他人的苦难而心生恻隐之情，又受到明确且带强迫意味的个人意识引导，当成长到某个人生阶段时，开始把生命中的失败、错误或危机转化成积极的结果，最终促使他立下新的人生目标，以助人为己任。佛陀的人生故事就是最经典的例证。
有些人的人生故事刚好跟佛陀的故事形成强烈对比，这些人讲的是“堕落”的人生故事——原本好好的人生，后来急转直下，一切都走了样，有这类人生故事的人大抵是沮丧抑郁之人。事实上，抑郁症患者确实有沉思这样的病症反应，他们会用阿伦·贝克的三种错误认知来描述自己的人生：我是坏人，人世险恶，我的未来一片黑暗。当人们面对无法克服的逆境时，往往会觉得自己的人生灰暗，但人们要有一个意义非凡的人生故事，逆境的磨难则必不可少。
如果我们想深入了解“创伤后成长”，那么麦克亚当斯所提出的逆境思考就很重要。他提出的人格有三个层次的观念，让我们得以思考这三个人格层次间的连贯性。一旦这三个层次的人格有歧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假定有一位个性和善、待人亲切、爱交朋友的女性，她在事业方面奋力向上，以至令她亲近他人、与人接触的机会很少。而她的人生故事则是在父母逼迫下，不得不从事事务性职业，这位主人翁的无奈人生的目标与个人动机明显错置，只有在经历逆境的洗礼之后，她才会幡然改变，在自己不同的人格层次间理出一致的目标。心理学家谢尔顿及蒂莫西·卡塞（Timothy Kasser）发现，心理健康快乐的人，其不同层次间的人生目标较为一致。也就是说，其高层次（长期）人生目标与低层次（近期）人生目标彼此互相契合，所以在其追求短期目标的同时也促进其长期目标的达成。
人在饱受创伤之后，原有的信仰价值体系会受到动摇，自身界定事物意义的能力也会被剥夺，但这样的过程会迫使人们努力振作起来，这时人们往往会借助上帝或其他更高的人生价值，以作为统整自己生命的力量。有些人会把握这种危机，让自己的人生重新散发出顺境时所不可能有的光彩。因此，当人们说他在面对逆境之后成长许多时，他们可能想说的是，其内在不同人格层次间已变得更连贯、更一致，他们的朋友不见得看得出这种改变，但当事人却能从中感受到自己的成长、力量、成熟与智慧。
○如何从逆境中获益○
我们一般很难接受好人走霉运这样的事实。人生是不公平的，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我们其实是持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心态在面对这个世界。因此，坏人发生坏事（从我们带有偏见及道德色彩的心态来看），一点儿都不奇怪，反正他是罪有应得。不过，如果是好人遭殃，要面对这样的悲剧就让人大伤脑筋了。
在勒纳（Lerner）的实验中，人们为了找出悲剧事件的意义，往往会骤下错论（比如，是这个女人自己怂恿强暴犯的）。然而，发现悲剧事件的意义并从中获益，其实是个人能否达成创伤后成长的关键。悲剧发生时，有些人会在他人的协助下摸索出创伤后成长的关键，但有些人却得靠自己摸索。心理学家花了很多心力想了解，是哪些人会在逆境中成长，哪些人被逆境击倒，其研究结果让“人生是不公平的”这个说法更显有力：乐观的人比悲观的人更能从逆境胜出。乐观的人就像是赢了“皮质乐透奖”的人，他们有比较长的幸福持久度，他们习惯展望人生的光明面，也很容易就能发现凡事皆有光明的一面。幸福的人会更快乐，这跟有钱的人会更有钱的道理是一样的。
在出现危机时，人们面对危机的方法基本上可分成三种：积极面对（直接采取行动解决问题）；重新评估（先把自己的想法理清，再找出对自己有利的做法）；逃避（否定或逃避事件的发生，或借酗酒、毒品等的麻醉来压抑自己的情绪反应）。具备基本乐观人格特质的人（麦克亚当斯第一层次的人格特质）会发展出一套因应之道（麦克亚当斯第二层次的人格特质），两者会在积极面对与重新评估之间交替出现。因为乐观的人期待自己的努力会有所成效，所以他们会马上行动以求解决问题。万一失败了，因为他们总是预期事情会有最好的结果，所以便不由自主地去找出好的一面，一旦如己所愿发现好的结果，他们就会在自己的人生故事中写下新的一章（麦克亚当斯第三层次的人格特质）——一个不断克服逆境，达到个人成长的人生故事。相反，消极思考的人是生活在一个饱受威胁的世界，对自己面对逆境的能耐也不太有信心，所以他们会发展出一套以逃避及其他心理防卫机制为主的逆境因应之道。他们将努力的重心放在如何控制自己内心的痛苦，而非解决外在的问题上，所以问题只会更加恶化。一旦他们知道人生是不公平且不被人控制的，而且事情往往会有最坏的结局时，他们就把这个悲惨的人生体验放进自己的人生故事中，“故事的主人翁”也就难逃悲惨的人生命运。
如果你是个悲观的人，那么你现在很可能正陷于愁云惨雾中，千万别绝望！逆境后能否成长，关键不在于乐观的心态本身，而在于乐观的人很容易便能找出事件的意义。如果你能找出一套方法来诠释逆境对你个人的意义，并从中汲取积极的体验，你就能从中获益。
只要看过杰米·彭尼贝克（Jamie Pennebaker）的《放开心胸》（Opening Up）一书，你就知道如何诠释各种人生事件的意义。彭尼贝克从不同创伤之间的关系开始着手，例如儿童时期遭受性虐待与成人后的健康问题之间的关系。创伤及压力通常会对人产生负面的影响，彭尼贝克认为，倾吐心声——跟朋友或心理医生谈心，不仅可以治疗心理的创伤，还能解除身体的压力。彭尼贝克早期的研究假设便是，会让人产生强烈羞愧感的创伤，如性侵犯（相较于无性侵犯的暴力攻击）或伴侣自杀（相较于伴侣死于车祸）等，往往让受害者羞于启齿，所以日后会有较多病痛。受害人事后能否复原、成长，关键不在于他遭受哪一类创伤，而在于他事后的因应之道：愿意跟朋友倾诉或有支援团体协助的受害者，更能大幅减轻创伤造成的健康问题。
★★★幸福实验：
在彭尼贝克发现倾吐心声与受害人的健康互有关联后，他设计出一套科学化的流程，让人们说出心中的秘密，以改善其身体的健康状况。彭尼贝克要求被试写出“一生中最不愉快或伤痛的体验”，最好是被试这辈子从来不曾告诉别人的事，而且越详细越好。彭尼贝克发了很多空白纸给被试，要求他们每次连续写15分钟，连写4天。对于控制组的被试，则要他们同样花15分钟写作，但是针对别的主题（比方谈自己的房子、工作的日子等）。进行实验研究时，彭尼贝克会征得被试的同意，于未来某个时间取得其医疗记录。过了一年之后，彭尼贝克开始观察这两组被试生病的频率。结果发现，写创伤经验的被试第二年看病或去医院的次数变少了。
我第一次听到这项研究结果时简直难以置信，天底下哪有随便写个一小时的东西就能减少半年后感冒的次数？彭尼贝克的研究结果支持弗洛伊德提出的宣泄法（catharsis），即能表达自己情绪的人（也就是“宣泄胸中块垒”或“宣泄怒气”的人）比较健康。但是当我检视有关精神宣泄的文献时，却找不到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发泄怒气只会让人更加怒火中烧，但不会让人冷静下来。
彭尼贝克发现，重点不在怒气，而在于找出意义。在实验中，用写作来宣泄怒气的被试并未从中获益。第一天写作就能找出事件的前因后果的人也没能得到什么助益，因为他们已经找出事件的意义。是那些在4天写作的过程中循序渐进，逐步找到事件意义的被试，其健康状况在第二年有所改善。在后来的研究中，彭尼贝克要求被试用跳舞或歌唱的方式来表达情绪，但这种情绪表达方式对改善被试的健康并无助益。一定要用文字，而且是能让人写出充满意义的人生故事的文字，才会发挥效果。如果你如法炮制写出自己的人生故事，就算在事发多年后，你也能从“重新评估”这套因应之道中获益。至此，你人生中的那个屡屡搅动你的思虑，阻碍你向前的篇章，终于可以告一段落。
任何人都能从逆境获益，只是悲观的人得多费点儿劲，有意识地采取一些步骤，通过自我来引导心理慢慢走向正途。第一步，在碰到逆境之前，先改变自己的认知方式。如果你属于悲观型的人，可用沉思、认知治疗的方法，甚至试试百忧解也可。这三种方法可让你摆脱消极思考的钳制，改用积极正面的思考方式，从而让自己更能面对未来的逆境，找出逆境的意义，从中成长。第二步是珍惜并建立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还有医学实验中的猕猴），只要有一两种良好的亲近关系就能帮助他们面对人生的威胁与挑战。如果有值得信任的朋友愿意倾听，就能帮助我们理清并找出事件的意义。第三步，宗教信仰与宗教仪式能帮助我们成长，因为宗教信仰与宗教仪式不仅直接让我们找到事件的意义，也同样能强化我们的社会支持。有相当比例的人由于笃信宗教，他们向上帝或神职人员告解，揭露自己内心的混乱不安后因而受益。
最后一步，不管你是否做好准备，一旦生活出了问题，在事件发生几个月后，一定要记得拿出一张纸，写下自己的感受。彭尼贝克建议我们每天持续写15分钟，连续写几天。不要去改写内容，也不要自我检查，更不用管语法或句式对不对，只要放手去写就对了。把事件的经过、自己的感受、为何会有这样的感受，一五一十地写下来。如果不想写，那么对着录音机讲也行。重点就是原原本本把自己的想法及感受表达出来，就算内容杂乱无章也没关系，因为连续几天下来，你所写的文章内容自然就会乱中有序。切记，在做结论之前，一定要好好回答这两个问题：这个事件为什么会发生？我能从中汲取什么好的教训？
○遭遇逆境的最佳时机○
如果“逆境假设”的说法为真，且关键在于当事人能否理清事件意义，并将三个层次的人格调整一致，那么接下来要探究的就是，逆境对我们能产生多大助益。这应该跟事件出现的时间点有关系，或许我们可以这么假设：逆境会让人更坚强，但是否仅只限于某个人生阶段？
儿童特别容易受逆境伤害，理由不一而足。虽然儿童时期大脑的发展是由基因主导，但该时期大脑的发展同时也受环境影响，最重要的环境影响因素就是安全感与威胁感。尽责的父母会协助孩子调整其情感依恋系统，鼓励孩子采取比较有冒险精神的生活态度，如果孩子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安全又可控制的环境下，那么他（平均而言）就会发展出比较积极的感情态度，长大以后，也不会总是焦虑不安。不过，如果孩子的生活环境每天危机四伏（不是有人要掠夺他的东西，就是被欺负，或不定时地饱受暴力威胁），如此一来，孩子大脑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他会变得不太容易相信别人，对人充满戒心。
现今西方世界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一个安全、乐观、友善的环境中，但大多数接受心理治疗的人需要的仍然是放松，而不是绷紧自己，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孩子从小就发展出最积极的情感风格或最大的幸福幅度（即第5章中，天生遗传的幸福持久度“S”）。毕竟，在孩子碰上重大人生逆境时，几乎不可能得到什么好处。（不过，对于单一事件的伤害，孩子会表现出惊人的复原能力，即便是性侵犯这种伤害，孩子也大多能坚强面对，反而是长期性的挫折与伤害对孩子的影响比较深。）当然，孩子需要规范，才能学会自制，也必须经历无数的挫折才会领悟：要成功，就必须持续不懈地努力。孩子应该受到保护，而不是被溺爱。
青少年的情况就有所不同。青少年对自己的人生已有一定的了解，但能把自己的过去、现在及未来串连起来，说出连贯的人生故事，要等到青少年成长到15~20岁左右才办得到。有一种叫做“记忆隆起”（memory bump）的自传式记忆法便支持上述说法。当你要求30岁以上的成人去回想一生中最重要或印象最鲜明的事件时，大部分人的答案都集中在15~25岁时发生的事件。15~25岁是人生的黄金岁月——初恋、上大学、知性的成长、开始独立生活或旅行，这段时间是年轻人（起码在西方国家）做出许多人生重大选择的阶段。如果人生有一段自我形成的特殊时期，且该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对以后的人生故事会产生最深影响，那就是这个时期。因此，如果年轻人在十七八岁到二十岁出头时碰到逆境的洗礼，且最后完全克服逆境的磨难，重新站起来，那么他便能从逆境中获得最大的益处。
从伦理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可能进行一项会让不同年龄层的人内心受创的不道德实验，不过真实的人生实验已在我们眼前上演。20世纪的两个重大事件——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不同年龄层的民众都受到重创，社会学家格伦·埃尔德（Glen Elder）依据一份长期性的资料（花几十年的时间，针对同一批人持续地搜集相关资料），进行了相当细腻的研究分析，以深入了解为何有些人能历经逆境的考验，变得更为坚强茁壮，有些人却从此一蹶不振。埃尔德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我分析过的案例都有一个相同的故事情节——事件本身并没有意义，其意义来自当事人与他人、团体及经验本身的互动。
经历过穷困生活的孩子，长大后通常有相当的成就。埃尔德发现这有赖于家庭及个人的社会支持：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身处强固社会团体的支持及社会网络者通常经得起逆境的考验。事后，前者的身心状况通常也比没有这类社会支持者更健康。社会支持网络不仅能减轻当事人的痛苦，还可协助当事人找出事件的意义与目的（正如涂尔干有关自杀研究所做的结论）。大萧条时期，虽然很多年轻人一星期只赚几美元，但已可帮忙支撑家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很多国家忙于应战，全国必须团结一心，这使得很多经历过大战洗礼的人变得更有责任感和公民意识，即使美国民众没有直接参战，但其影响亦然。
不过，人们第一次碰到逆境的时间点很重要，埃尔德表示，一般人到28岁左右就开始定型。有些年轻人在第二次大战参战之前原本过得并不如意，但战后也都发展得还不错，而那些一直到30岁后才碰到第一次人生考验的人（如参战，或在大萧条时期破产），不仅事后的复原能力差，也不太可能从逆境经验中获益。逆境在十七八岁到二十出头时出现，对当事人的益处最大。
埃尔德的研究不断提醒我们，如何与外界互动才是关键。个人独特的人格特质会去回应事件的发展及所处的社会网络，从而推演出一个独特、无从预期的结果。在“人生历程发展”（life span development）的研究领域中，很少有“因为X所以造成Y”这种简单明了的规则，没有人有办法提出一套理想的人生历程，通过精心的安排，让逆境出现在一个绝佳的时间点上，使每个人得以从中获得最大的益处。不过，尤其是对那些曾在20多岁时克服过人生逆境的人而言，逆境的磨炼确实让他们变得更坚强、更优秀、更快乐。
○从创伤中汲取智慧○
我相信,所有的父母都想把孩子额头上所刻的种种创伤、痛苦全都一笔划掉。就算我确信我女儿24岁经历的创伤能让她学到重要的人生教训，让她变得更优秀，但我会这么想：我直接教她这些人生道理不就得了吗？难道没有不需要付出代价就能从人生逆境获益的方法吗？这里有一个世人皆知的道理：人生最重要的道理，是无法直接用“教”就学得会的。普鲁斯特曾这么说：
智慧不是别人给的，一定得靠自己去发现，走过无人的荒野，无人可依靠，无人能卸除我们的责任，只有自己的智慧才是最后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唯一观点。
近来有关智慧的研究证实普鲁斯特的看法正确无误。知识可分两种：显性（explicit）知识及默会（tacit）知识。显性知识是指我们所知的、有意识说出口的、不受时空条件所限制的事实。不管我在何处，我都知道保加利亚的首都是索非亚。学校教的知识就是外显知识，骑象人会去搜集知识，然后整理归档，以备来日推理之用。不过，智慧来自默会知识。默会知识讲的是过程（强调“知其所以然”而不是“知其然”），要获得这类知识不需要别人帮助，而是跟个人的价值观有关。默会知识存在于大象之中，它是大象自人生经验中日积月累磨炼出来的技巧。默会知识还会随时空环境的不同而变化。不管是想结束一段感情，给朋友意见，还是解决道德争议，都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做法。
斯滕伯格（Robert J.Sternberg）表示，智慧是一种能让我们在两者间取得平衡的默会知识。第一，有智慧的人能在自己及他人的需要以及非当下人事物（之后可能因此受到负面影响的组织、环境或人）的需要之间找到平衡点。无知的人看事情非黑即白，他们有一种“坏人一定坏到底”的迷思，而且其受自身利益之影响非常明显。有智慧的人能从别人的角度来看事情，也能了解世事不是非黑即白，中间有深浅不一的灰色地带，所以他会选出一个长期而言对每个人最有利的计划。第二，有智慧的人能平衡地采用以下三种回应方式：自我调适（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塑造环境（改变环境），以及选择（选择新的环境）。第二种平衡基本上回应了祷文中的这句话：“主，求你赐给我心境坦然之恩，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勇敢去改变我能改变的，并赐给我智慧去分辨认清。”如果你听过这段祷文，那么你的骑象人知道该祷文的内容（外显知识），如果你在生活中实践祷文，那么你的大象也知道祷文的含义（默会知识），此时，你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从斯滕伯格有关显性知识及默会知识的说法，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何父母没办法把智慧直接传授给自己的孩子。父母的最佳因应之道，就是给孩子丰富的生活体验，让孩子可以在不同生活领域得到默会知识。父母可以在生活中实践智慧人生，鼓励孩子思考不同的情境，了解别人的观点，在面对人生挑战时，找到生活的平衡点。孩子小的时候，要保护他，但孩子成长到十几、二十多岁时，如果父母仍一味地保护孩子，孩子固然可以不用吃苦受罪，但也因此失去了成长及学习人生智慧的机会。吃苦会让人更有同情心，也可让人在自我及他人之间找到平衡点。吃苦会让人积极面对（“塑造环境”），重新评估（“自我调适”），或改变人生计划及方向（“选择”）。“创伤后成长”通常也伴随着智慧的成长。
激进的“逆境假设”或许所言为真，但容我们在此先提出警语：要让逆境对人产生最大益处，那么逆境发生的时机一定要对（刚成年时），对象也要对（具备足够的社会及心理资源者，才有办法面对挑战，从中获益），程度要恰到好处（不能严重到造成“创伤后应激障碍”）。每个人的人生历程都是无从预知的，我们无法知道哪个挫折长期而言对某人是否有益，但或许我们已经知道可以稍稍改写一下孩子额头上的命运：儿童时期的创伤一定要划掉，至于其他的创伤，动手划掉之前还是请三思一下，看看未来其他研究结果后再动手吧。
[1]《圣经》里的一则故事，讲述贤者约伯受痛苦折磨，并质疑上帝，为何不幸的事会发生在凡人身上。——译者注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告子下》
●只要不被逆境打倒，我们就会更坚强。
——尼采
许多传统文化都有“命运”、“命中注定”或“神明预知命运”等这类的观念。在印度民间有一种说法：每个孩子出生那天，神明都会把这个孩子的命运写在他的额头上。假定你的孩子出生那天你得到了两样礼物：一副能让你预知自己孩子一生的眼镜，以及一支能让你改写孩子一生命运的笔（假定这两样礼物是神明给的，而且神明允许你爱怎么用就怎么用），你会怎么做？孩子的命运是这样记载的：
9岁：最要好的朋友死于癌症。
18岁：以最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
20岁：酒醉驾车发生车祸，导致左腿截肢。
24岁：父亲或母亲离世。
29岁：结婚。
32岁：出版一本非常成功的小说。
33岁：离婚
……
看到自己的孩子一辈子要这么吃苦受难，当父母的简直是心如刀割！有谁能抗拒心中的冲动，把孩子未来要承受的这些创伤、自作自受的痛苦完全一笔划掉？
且慢，你的好意可能反而会让事情越弄越糟。如果就像尼采所言，“那些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那么把孩子未来要遇到的人生逆境完全抹掉，其实只会让孩子变成软弱不堪、毫无能力的人。本章就是要来讨论以下这个“逆境假设”：人只有遭遇逆境、碰到挫败，甚至身心受创，才能把个人的力量、潜力整个发挥出来。
尼采这句名言并非金科玉律，而且至少也不是古今中外皆可适用。许多曾经亲身面对生命威胁，或亲眼目睹他人惨遭暴力致死的人，后来便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有的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其个性和行为会在一段时间内有所改变，有的则是从此变了一个人：以后只要一遇到逆境，整个人不是惊惶失措，就是马上精神崩溃。就算我们只是从象征性的角度来看尼采这句话，但是50年来有关压力的研究却告诉了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一般而言，压力会对人造成不好的影响，让人沮丧抑郁、焦虑失调，产生心脏方面的疾病。因此我们在面对这个“逆境假设”时，态度要特别谨慎。我们将先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看逆境何时对人有用，何时对人有害。我的答案并不只是“有限度的逆境考验”，而是更有意思的解答，本章将会让大家了解，人类如何从人生必然遭遇的逆境中茁壮成长，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孩子）又该如何善用逆境，让自己从中获益。
○创伤后成长○
★★★幸福实验：
格雷戈的人生在1999年4月8日这一天整个崩溃了。这一天，他太太和他两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7岁，三个人突然消失无踪。格雷戈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才确定他们三人没有死于车祸；他太太艾米其实是带着两个孩子跟着一个几星期前才在购物中心认识的男人私奔了。他们4个人正开着汽车在美国境内四处游荡，有人曾在西岸几个州看到他们的踪影。格雷戈雇用的私人侦探很快就发现，这个毁掉格雷戈一生的男人其实是个假借艺术家名义在外招摇撞骗的罪犯。他为什么会碰到这种惨事？格雷戈觉得自己就像圣经中的约伯[1]一样，自己这辈子的最爱在短短一天内，整个被剥夺殆尽。而跟约伯一样，他自己也没办法解释为什么这么悲惨的事会降临在他身上。
格雷戈是我的老朋友，事情发生后打电话向我这个心理学家求助，希望我能告诉他，为什么他太太会被这种骗子耍得团团转。我的想法是，这个男人听起来像个精神病患者。大部分的精神异常者其实并非暴力分子（尽管大多数连续杀人犯及连续强暴犯都是精神异常者，但精神异常者并不全是暴力分子）。精神病患者也是人，而且大多是男人，他们没有道德感，没有感情寄托，也不在意别人。因为他们没有羞愧心，不会尴尬不安，也没有罪恶感，所以他们很能操控别人，让别人给他们钱、性以及信任。我告诉格雷戈，如果这个男人真的是个精神病患者，那么他其实并没有爱人的能力，很快就会厌倦艾米及两个孩子。格雷戈应该很快就能看到孩子了。
两个月后，艾米回来了。这个时候，格雷戈已度过惊惶失措的阶段，但他的婚姻到此也彻底结束。格雷戈要开始面对艰辛漫长的心理重建之路。他现在成了单亲爸爸，得靠一份助理教授的薪水养家糊口，还要面对为孩子监护权而与艾米打官司的巨额费用，完成学术著作的机会看起来也希望渺茫。此外，他还要为孩子以及自己的心理问题而担忧。他该怎么办？
几个月后我遇到格雷戈，那是个天气晴朗的8月夏夜，我们两人坐在他家阳台上，格雷戈告诉我这次人生重大危机对他产生了哪些影响。他还是很痛苦，但他也知道有很多人非常关心他，愿意帮助他。教会里很多教友帮他张罗三餐，照顾孩子。他父母亲卖掉原来在犹他州的房子，搬过来帮他抚养孩子。格雷戈还说，发生这件事之后，他的人生观变了。他现在只求孩子能留在他身边，事业成不成功已不再那么重要。格雷戈还说，他现在待人处事的态度也不同了，因为他的价值观已有所不同：他发现自己现在对人比较有同情心、爱心及宽恕心。他现在再也不会因为小事而生别人的气。格雷戈当时说的一段话深深地震动我的心，这是出现在许多歌剧中的一段悲伤又感人的独白，他说：“这是我唱咏叹调的时刻，我并不愿意，也不希冀这机会，但事情已经发生，我到底该何去何从？我是否该勇敢地面对？”
格雷戈能说出这么一段话，表示他已经慢慢从伤痛中站起来。在家人、朋友及深刻的宗教信仰的支持下，格雷戈终于重建自己的人生，而且也完成了学术著作，两年后还换了一个更好的工作。我最近跟他联络时，他告诉我，一想到之前的事，他还是会心痛，但是因为很多积极的改变一直持续支持着他，所以现在他和孩子们比危机发生之前更能体会人生的喜悦。
几十年来，健康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一直把重点放在压力及压力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上。在这方面的研究文献中，有相当比例是在探讨适应力的问题，即人们如何适应逆境，避开伤害，以恢复原有的正常身心状况。一直到最近这15年，研究人员不再执著于适应力的问题，转而开始探讨巨大压力可能为人们带来哪些好处。有时候，我们会用“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一词来描述这样的情形，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一词形成对比。研究人员已针对身处不同逆境的人进行研究，包括癌症患者、心脏病患者、艾滋病患者、遭强暴的受害人、遭受攻击的受害人、瘫痪的病人、无法生育的人、火灾受难者、空难受害者以及地震灾民。研究人员也深入研究失去至爱者——痛失爱子、配偶或伴侣、父母，他们将如何面对内心伤痛。这些研究结果显示，创伤、危机及悲剧发生的形式有几千几百种，但人们从中获益的方式主要可分三大类，这与格雷戈的说法如出一辙。
第一种好处是，一旦你能挺身面对人生的挑战，便可激发自己原本潜藏的能力，而这些能力会改变我们原本对自我秉持的观念。没有人真正知道自己的能耐，你可能会这么告诉自己：“我要是失去X，一定活不下去。”“我要是碰到发生在Y身上的事，一定撑不下去。”如果你真的失去X，或身处Y的处境，你的心脏还是会继续跳动，你还是得面对这个世界，而且这些反应会自动进行，不受你的意志控制。失去所爱或经历创痛后，人们会说他已经麻木，或自己根本就是行尸走肉。人的意识确实会因生活重创而发生改变，但是人的躯体还是继续运转。事件发生几个星期后，我们会努力搞清楚自己损失有多大，处境有多惨，身心状况也会恢复到一定的正常状况。只要不被逆境打倒，你就会活下来，这时会换成别人说：“我要是碰到发生在Y身上的事，一定撑不下去。”痛失所爱或饱受创伤后，人们最常学到的道理就是：我们其实比自己以为的更坚强，而这种认知会给自己带来信心，以面对未来的挑战。这可不是痴人说梦，经历过战祸、强暴伤害、集中营迫害或人生重创的人，通常更能从容面对未来的压力。他们也会恢复得比较快，部分原因是他们知道自己有这份能耐。
第二种好处则表现在人际关系上。逆境就像过滤器一样，当医生宣布你得了癌症，或一对不幸的夫妻痛失爱子时，有些亲朋好友会积极相助，表达其支持之意，但有些人则避之不及，原因可能是他们不知如何以对，或他们无法克服自己的窘迫不安。不过，逆境不仅仅让我们知道谁是酒肉朋友，谁是可以患难与共的好友，还会强化人际关系，让人们打开心扉。我们会对自己关心的人表现出爱意，而在患难时关心我们的人，我们会对其心存爱心与感激。苏珊·诺伦-霍克西玛（Susan Nolen-Hoeksema）与她斯坦福大学的同事在一项有关丧亲的大型研究中发现，人们痛失所爱后最常出现的后续效应是，能体谅别人、容忍别人。在该研究中，有一位妇女的伴侣死于癌症，她这样说道：“痛失伴侣后，我跟其他人的关系反而变好了，因为我终于体会到时间有多重要，我们真的是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拘泥于毫无意义的小事或感觉上。”跟格雷戈一样，这位痛失伴侣的妇女发现，自己在伴侣死后反而更能关爱他人，不再斤斤计较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得失。受过创痛后，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不再那么势利，再也不凡事一味只求自利、处处好强。
第三种好处是，创伤会改变人生的优先顺序及对当下对他人的看法（充实地过着每天的生活）。我们都听过这类故事：有钱有势的人与死神擦身而过后，整个人幡然醒悟。1993年，我在印度的布巴内斯瓦尔市（我曾在此待了三个月，研究当地文化与道德）的石墙上，看到一个最精彩的传奇故事。
★★★幸福实验：
印度的阿育王约在公元前272年掌控孔雀王朝，之后他便四处征伐，扩张领土。阿育王成功地打下大片江山，但连年杀戮征战让阿育王逐渐慑服于对死亡的恐惧。尤其在经历了与羯陵迦国人民的浴血奋战之后，阿育王的内心满是恐惧与懊悔，于是他皈依佛教，宣布从此不再出兵征战，并将奉献自己的余生建立一个追求正义、遵从达摩（印度教与佛教的宇宙道德律）的王国。阿育王规划出他心中的理想社会及美德规范，并把这些敕令刻在王国的石墙上。他还派遣特使远赴各国，最远到达希腊，以传播自己追求和平、美德与不同宗教彼此容忍的理念。
阿育王的幡然皈依并非出于逆境，而是出于胜利，但我们从现代有关军人的研究中可发现，不管是杀人者还是面对死亡威胁者，都属于受创者。因此，阿育王跟许多经历过创伤后成长的人一样，内心有了非常深刻的转变。阿育王在他的敕令中叙述，他变得更能宽恕、同情别人，容忍异己。
很少有人有机会从一个原本满手血腥的刽子手变成一名诚心诚意的大善人，但确实有许多人在面对过死亡威胁后，整个人的价值观与看法出现了相当大的改变。癌症患者在回想当初医生诊断自己得了癌症的心情时，往往有如当头棒喝一般，或者根本就是人生的转折点。很多人会想换工作，或减少工作时间。癌症患者常常会领悟到一个道理：生命其实是老天爷赐予的礼物，但人们都视为理所当然，不知珍惜，总是把钱看得比人自身还重要。狄更斯的《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这本小说中便探讨了人面对死亡后，内心会出现怎样的变化：故事叙述一个在圣诞节出现的鬼魂，如何带领守财奴史克鲁奇一一去面对他的家人、员工及街上的陌生人，之后变成了一个慷慨无私的人。
我无意过度吹捧逆境的影响力，要每个人都来尝试逆境的滋味，我也无意忽视癌症为患者带来的痛苦，亲朋们的担忧受怕，我只想强调，吃苦受难并非百害而无一利，能从中发现好处者，其实是找到了人生的珍宝——逆境是帮助我们磨砺道德与精神的利器。一如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一剧中所言：
逆境也有好处，
就像又丑又毒的蟾蜍，
头上却戴着珍贵的珠宝一样。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吗○
逆境会对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通常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松散的说法。这种说法是依据我们之前讨论的“创伤后成长”的三种机制，主张逆境可让人成长、坚强、喜乐、自我提升，并有相关研究支持这种说法，但这种说法对于人们应如何生活并无太多着墨。第二种说法则比较激进，令人不安，因为该主张强调人必须经历逆境的折磨才能成长，只有历经艰辛、克服万难者，其成长与发展才会达到最高境界。如果这种说法为真，那么人们应如何生活，社会应如何建构，就必须重新检讨，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放胆而行，勇敢接受更多挫败。这也意味着我们过度保护孩子，一味地给孩子安全、谆谆教悔，反而会剥夺孩子体验生命中“重要事件”的机会，因为这些事件会让孩子变得更坚强，学会与朋友建立起强固的友谊，更意味着在一个崇尚英雄的社会里，死亡不足惧，羞耻令人避。因此，历经战争折磨的社会，远比平和富足的社会更能孕育出优秀的人类，因为在一个歌舞升平的社会里，光是“精神伤害”就足以构成人们互相起诉的理由。
不过，上述这种激进的说法果真言之成理吗？人们常说自己经历逆境后，整个人彻头彻尾地改变了，但有关逆境造成人格改变这类议题，研究人员至今所能找到的证据其实非常有限。有关人格特质的测验发现，几年下来，被试的测验分数一般都呈现相当稳定的趋势，就算是自认为在过渡期出现明显改变者也一样。有些研究为核实被试是否如其所言因逆境而有所成长，便询问被试的朋友是否注意到被试的改变。一般而言，朋友感觉到的变化远比被试自己所列的要少。
然而，上述有关人格特质改变的研究方向可能有误。心理学家通常以基本人格特质为检验标准来分析人格问题，如是否有神经质倾向、外向或内向、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是否讨人喜欢（亲切／善良），以及认真勤恳度等五大特质为依据，这些特质与“心理”（大象）有关，是人们面对各种不同情况的自发性反应。这就像一对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自幼在不同环境成长，其人格特质除了受生活条件的不同、或担负的角色（如为人父母）不同的影响之外，基因仍然是影响其人格发展的要素。心理学家丹·麦克亚当斯（Dan McAdams）则指出，人格其实可分三个层次，而大家都把注意力摆在最低层次,即“基本特质”（basic traits）上，其实还有第二层次的人格——“个别性调适”（characteristic adaptations）。这包括个人目标、防卫与适应机制、价值观、信仰、不同人生阶段的生活重心（如生养孩子或退休生活）。这些是人们为了扮演好某些角色及维持某种地位而发展出的人格特质，这些调适会受不同人格特质的影响：例如神经质的人防卫机制会特别强、外向的人则特别重视人际关系。就第二层次的人格表现而言，个人的基本特质会与个人所处环境及人生阶段紧密结合，所以当事实出现变化（如丧偶）时，个人的个别性调适也会有所改变。大象的反应可能会变慢，但大象与骑象人会一起努力去找出新的生活方式，好让日子继续过下去。
人格的第三个层次是编出“人生故事”。不管是哪一种文化的人类，都深深痴迷于故事，人类无处不编故事（看到天上那7颗星星没？那是7个仙女……）。我们对自己的人生也是如此，我们总是不停地编织着自己的人生故事，这个故事“将过去、现在及未来重新编织成一个前后连贯、生动有趣的个人神话”（麦克亚当斯语）。虽然最低层次的人格特质大部分与大象有关，但编出人生故事的却是骑象人，我们是在诠释自己的行为意义，听到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之后，才有意识地编出自己的人生故事。这个人生故事不是历史学家的严谨之作，而比较像是一部引用许多真实事件，强调戏剧效果，加入个人诠释，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历史小说。
一旦我们从“人格有三个层次”这样的角度来分析，就可以清楚地了解为什么逆境是人类追求完善人生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要素。依据心理学家罗伯特·埃蒙斯（Robert Emmons）的研究，人们在“个别性调适”这个人格层次所追求的人生目标，大抵可分成以下4类：工作及成就、人际关系及亲密关系、宗教及精神生活、生产力（对社会的贡献及留给社会的遗产）。不管追求什么目标，对我们本身基本上都有好处，但是并非所有目标都能带给我们同样的幸福。埃蒙斯发现，平均而言，全心全意追求成就及财富的人所能享受到的幸福，比不上追求其他目标的人。还记得第5章讨论的幸福陷阱及炫耀性消费吗？因为人类是因人类社会进化过程的影响转而追求成功，放弃对幸福的追寻，所以拼命追求名利的人最后一定会陷入零和游戏的竞争。就算拼死拼活地成功了，当下的感觉确实快意酣畅，但这种幸福也并不持久，反而成为我们未来追求成功的障碍。
悲剧降临时，原有的生活轨道被彻底毁掉，我们被迫面临抉择：是要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让一切如常，还是要试试其他生活方式？悲剧刚发生的头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我们的人生会出现一个机会之窗，因为在这段时间，我们比较愿意接受新的事物。此时，功成名就的念头不复往昔那么诱人，有时我们甚至会怀疑功成名就有何意义。如果此时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目标——家庭、宗教或助人上，转移至非炫耀性消费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所享受到的乐趣，并非完全受制于个别性调适所产生的效应。当我们转而追求这些目标时，会变得比较快乐，但财富也会跟着缩水（平均而言）。
许多人在历经逆境考验之后会改变自己的人生目标，他们下定决心减少工作时间，多关爱别人，更注重休闲生活。只要在事情发生后头几个月采取行动，这些改变就会持续生根。不过，如果你仅仅只是下决心，没有付诸行动（我绝对不会忘记我的人生新目标），那么你很快就会故态复萌，又回去走功成名就的旧路了。当我们走到这个分岔路时，骑象人可以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但却是“大象”在面对日常生活，它无意识地对环境自动做出反应。逆境之所以是人类追求完善人生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是因为逆境迫使我们停下脚步，让我们有机会注意到其他歧路，思考我们真正想要的人生终点。
从第三层次的人格来看，逆境的重要性更显重要：只有有趣的题材才能使人写出好故事。麦克亚当斯指出，所谓的人生故事就是，在时间的长河中，人从自己经历的无常变化中主观编出来的故事，没有这些人生无常、悲欢离合，我们是编不出精彩的人生故事的，如果你最精彩的故事只是你的父母不肯买一辆跑车当你的16岁生日礼物，那么我想你的回忆录绝对乏人问津。从麦克亚当斯搜集的几千个人生故事中，有好几种故事题材都跟人生幸福有关，比如在“有关承诺的人生故事”中，故事的主人翁自幼成长于一个充满关爱气氛的家庭，但因为早年亲眼目睹他人的苦难而心生恻隐之情，又受到明确且带强迫意味的个人意识引导，当成长到某个人生阶段时，开始把生命中的失败、错误或危机转化成积极的结果，最终促使他立下新的人生目标，以助人为己任。佛陀的人生故事就是最经典的例证。
有些人的人生故事刚好跟佛陀的故事形成强烈对比，这些人讲的是“堕落”的人生故事——原本好好的人生，后来急转直下，一切都走了样，有这类人生故事的人大抵是沮丧抑郁之人。事实上，抑郁症患者确实有沉思这样的病症反应，他们会用阿伦·贝克的三种错误认知来描述自己的人生：我是坏人，人世险恶，我的未来一片黑暗。当人们面对无法克服的逆境时，往往会觉得自己的人生灰暗，但人们要有一个意义非凡的人生故事，逆境的磨难则必不可少。
如果我们想深入了解“创伤后成长”，那么麦克亚当斯所提出的逆境思考就很重要。他提出的人格有三个层次的观念，让我们得以思考这三个人格层次间的连贯性。一旦这三个层次的人格有歧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假定有一位个性和善、待人亲切、爱交朋友的女性，她在事业方面奋力向上，以至令她亲近他人、与人接触的机会很少。而她的人生故事则是在父母逼迫下，不得不从事事务性职业，这位主人翁的无奈人生的目标与个人动机明显错置，只有在经历逆境的洗礼之后，她才会幡然改变，在自己不同的人格层次间理出一致的目标。心理学家谢尔顿及蒂莫西·卡塞（Timothy Kasser）发现，心理健康快乐的人，其不同层次间的人生目标较为一致。也就是说，其高层次（长期）人生目标与低层次（近期）人生目标彼此互相契合，所以在其追求短期目标的同时也促进其长期目标的达成。
人在饱受创伤之后，原有的信仰价值体系会受到动摇，自身界定事物意义的能力也会被剥夺，但这样的过程会迫使人们努力振作起来，这时人们往往会借助上帝或其他更高的人生价值，以作为统整自己生命的力量。有些人会把握这种危机，让自己的人生重新散发出顺境时所不可能有的光彩。因此，当人们说他在面对逆境之后成长许多时，他们可能想说的是，其内在不同人格层次间已变得更连贯、更一致，他们的朋友不见得看得出这种改变，但当事人却能从中感受到自己的成长、力量、成熟与智慧。
○如何从逆境中获益○
我们一般很难接受好人走霉运这样的事实。人生是不公平的，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我们其实是持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心态在面对这个世界。因此，坏人发生坏事（从我们带有偏见及道德色彩的心态来看），一点儿都不奇怪，反正他是罪有应得。不过，如果是好人遭殃，要面对这样的悲剧就让人大伤脑筋了。
在勒纳（Lerner）的实验中，人们为了找出悲剧事件的意义，往往会骤下错论（比如，是这个女人自己怂恿强暴犯的）。然而，发现悲剧事件的意义并从中获益，其实是个人能否达成创伤后成长的关键。悲剧发生时，有些人会在他人的协助下摸索出创伤后成长的关键，但有些人却得靠自己摸索。心理学家花了很多心力想了解，是哪些人会在逆境中成长，哪些人被逆境击倒，其研究结果让“人生是不公平的”这个说法更显有力：乐观的人比悲观的人更能从逆境胜出。乐观的人就像是赢了“皮质乐透奖”的人，他们有比较长的幸福持久度，他们习惯展望人生的光明面，也很容易就能发现凡事皆有光明的一面。幸福的人会更快乐，这跟有钱的人会更有钱的道理是一样的。
在出现危机时，人们面对危机的方法基本上可分成三种：积极面对（直接采取行动解决问题）；重新评估（先把自己的想法理清，再找出对自己有利的做法）；逃避（否定或逃避事件的发生，或借酗酒、毒品等的麻醉来压抑自己的情绪反应）。具备基本乐观人格特质的人（麦克亚当斯第一层次的人格特质）会发展出一套因应之道（麦克亚当斯第二层次的人格特质），两者会在积极面对与重新评估之间交替出现。因为乐观的人期待自己的努力会有所成效，所以他们会马上行动以求解决问题。万一失败了，因为他们总是预期事情会有最好的结果，所以便不由自主地去找出好的一面，一旦如己所愿发现好的结果，他们就会在自己的人生故事中写下新的一章（麦克亚当斯第三层次的人格特质）——一个不断克服逆境，达到个人成长的人生故事。相反，消极思考的人是生活在一个饱受威胁的世界，对自己面对逆境的能耐也不太有信心，所以他们会发展出一套以逃避及其他心理防卫机制为主的逆境因应之道。他们将努力的重心放在如何控制自己内心的痛苦，而非解决外在的问题上，所以问题只会更加恶化。一旦他们知道人生是不公平且不被人控制的，而且事情往往会有最坏的结局时，他们就把这个悲惨的人生体验放进自己的人生故事中，“故事的主人翁”也就难逃悲惨的人生命运。
如果你是个悲观的人，那么你现在很可能正陷于愁云惨雾中，千万别绝望！逆境后能否成长，关键不在于乐观的心态本身，而在于乐观的人很容易便能找出事件的意义。如果你能找出一套方法来诠释逆境对你个人的意义，并从中汲取积极的体验，你就能从中获益。
只要看过杰米·彭尼贝克（Jamie Pennebaker）的《放开心胸》（Opening Up）一书，你就知道如何诠释各种人生事件的意义。彭尼贝克从不同创伤之间的关系开始着手，例如儿童时期遭受性虐待与成人后的健康问题之间的关系。创伤及压力通常会对人产生负面的影响，彭尼贝克认为，倾吐心声——跟朋友或心理医生谈心，不仅可以治疗心理的创伤，还能解除身体的压力。彭尼贝克早期的研究假设便是，会让人产生强烈羞愧感的创伤，如性侵犯（相较于无性侵犯的暴力攻击）或伴侣自杀（相较于伴侣死于车祸）等，往往让受害者羞于启齿，所以日后会有较多病痛。受害人事后能否复原、成长，关键不在于他遭受哪一类创伤，而在于他事后的因应之道：愿意跟朋友倾诉或有支援团体协助的受害者，更能大幅减轻创伤造成的健康问题。
★★★幸福实验：
在彭尼贝克发现倾吐心声与受害人的健康互有关联后，他设计出一套科学化的流程，让人们说出心中的秘密，以改善其身体的健康状况。彭尼贝克要求被试写出“一生中最不愉快或伤痛的体验”，最好是被试这辈子从来不曾告诉别人的事，而且越详细越好。彭尼贝克发了很多空白纸给被试，要求他们每次连续写15分钟，连写4天。对于控制组的被试，则要他们同样花15分钟写作，但是针对别的主题（比方谈自己的房子、工作的日子等）。进行实验研究时，彭尼贝克会征得被试的同意，于未来某个时间取得其医疗记录。过了一年之后，彭尼贝克开始观察这两组被试生病的频率。结果发现，写创伤经验的被试第二年看病或去医院的次数变少了。
我第一次听到这项研究结果时简直难以置信，天底下哪有随便写个一小时的东西就能减少半年后感冒的次数？彭尼贝克的研究结果支持弗洛伊德提出的宣泄法（catharsis），即能表达自己情绪的人（也就是“宣泄胸中块垒”或“宣泄怒气”的人）比较健康。但是当我检视有关精神宣泄的文献时，却找不到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发泄怒气只会让人更加怒火中烧，但不会让人冷静下来。
彭尼贝克发现，重点不在怒气，而在于找出意义。在实验中，用写作来宣泄怒气的被试并未从中获益。第一天写作就能找出事件的前因后果的人也没能得到什么助益，因为他们已经找出事件的意义。是那些在4天写作的过程中循序渐进，逐步找到事件意义的被试，其健康状况在第二年有所改善。在后来的研究中，彭尼贝克要求被试用跳舞或歌唱的方式来表达情绪，但这种情绪表达方式对改善被试的健康并无助益。一定要用文字，而且是能让人写出充满意义的人生故事的文字，才会发挥效果。如果你如法炮制写出自己的人生故事，就算在事发多年后，你也能从“重新评估”这套因应之道中获益。至此，你人生中的那个屡屡搅动你的思虑，阻碍你向前的篇章，终于可以告一段落。
任何人都能从逆境获益，只是悲观的人得多费点儿劲，有意识地采取一些步骤，通过自我来引导心理慢慢走向正途。第一步，在碰到逆境之前，先改变自己的认知方式。如果你属于悲观型的人，可用沉思、认知治疗的方法，甚至试试百忧解也可。这三种方法可让你摆脱消极思考的钳制，改用积极正面的思考方式，从而让自己更能面对未来的逆境，找出逆境的意义，从中成长。第二步是珍惜并建立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还有医学实验中的猕猴），只要有一两种良好的亲近关系就能帮助他们面对人生的威胁与挑战。如果有值得信任的朋友愿意倾听，就能帮助我们理清并找出事件的意义。第三步，宗教信仰与宗教仪式能帮助我们成长，因为宗教信仰与宗教仪式不仅直接让我们找到事件的意义，也同样能强化我们的社会支持。有相当比例的人由于笃信宗教，他们向上帝或神职人员告解，揭露自己内心的混乱不安后因而受益。
最后一步，不管你是否做好准备，一旦生活出了问题，在事件发生几个月后，一定要记得拿出一张纸，写下自己的感受。彭尼贝克建议我们每天持续写15分钟，连续写几天。不要去改写内容，也不要自我检查，更不用管语法或句式对不对，只要放手去写就对了。把事件的经过、自己的感受、为何会有这样的感受，一五一十地写下来。如果不想写，那么对着录音机讲也行。重点就是原原本本把自己的想法及感受表达出来，就算内容杂乱无章也没关系，因为连续几天下来，你所写的文章内容自然就会乱中有序。切记，在做结论之前，一定要好好回答这两个问题：这个事件为什么会发生？我能从中汲取什么好的教训？
○遭遇逆境的最佳时机○
如果“逆境假设”的说法为真，且关键在于当事人能否理清事件意义，并将三个层次的人格调整一致，那么接下来要探究的就是，逆境对我们能产生多大助益。这应该跟事件出现的时间点有关系，或许我们可以这么假设：逆境会让人更坚强，但是否仅只限于某个人生阶段？
儿童特别容易受逆境伤害，理由不一而足。虽然儿童时期大脑的发展是由基因主导，但该时期大脑的发展同时也受环境影响，最重要的环境影响因素就是安全感与威胁感。尽责的父母会协助孩子调整其情感依恋系统，鼓励孩子采取比较有冒险精神的生活态度，如果孩子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安全又可控制的环境下，那么他（平均而言）就会发展出比较积极的感情态度，长大以后，也不会总是焦虑不安。不过，如果孩子的生活环境每天危机四伏（不是有人要掠夺他的东西，就是被欺负，或不定时地饱受暴力威胁），如此一来，孩子大脑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他会变得不太容易相信别人，对人充满戒心。
现今西方世界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一个安全、乐观、友善的环境中，但大多数接受心理治疗的人需要的仍然是放松，而不是绷紧自己，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孩子从小就发展出最积极的情感风格或最大的幸福幅度（即第5章中，天生遗传的幸福持久度“S”）。毕竟，在孩子碰上重大人生逆境时，几乎不可能得到什么好处。（不过，对于单一事件的伤害，孩子会表现出惊人的复原能力，即便是性侵犯这种伤害，孩子也大多能坚强面对，反而是长期性的挫折与伤害对孩子的影响比较深。）当然，孩子需要规范，才能学会自制，也必须经历无数的挫折才会领悟：要成功，就必须持续不懈地努力。孩子应该受到保护，而不是被溺爱。
青少年的情况就有所不同。青少年对自己的人生已有一定的了解，但能把自己的过去、现在及未来串连起来，说出连贯的人生故事，要等到青少年成长到15~20岁左右才办得到。有一种叫做“记忆隆起”（memory bump）的自传式记忆法便支持上述说法。当你要求30岁以上的成人去回想一生中最重要或印象最鲜明的事件时，大部分人的答案都集中在15~25岁时发生的事件。15~25岁是人生的黄金岁月——初恋、上大学、知性的成长、开始独立生活或旅行，这段时间是年轻人（起码在西方国家）做出许多人生重大选择的阶段。如果人生有一段自我形成的特殊时期，且该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对以后的人生故事会产生最深影响，那就是这个时期。因此，如果年轻人在十七八岁到二十岁出头时碰到逆境的洗礼，且最后完全克服逆境的磨难，重新站起来，那么他便能从逆境中获得最大的益处。
从伦理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可能进行一项会让不同年龄层的人内心受创的不道德实验，不过真实的人生实验已在我们眼前上演。20世纪的两个重大事件——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不同年龄层的民众都受到重创，社会学家格伦·埃尔德（Glen Elder）依据一份长期性的资料（花几十年的时间，针对同一批人持续地搜集相关资料），进行了相当细腻的研究分析，以深入了解为何有些人能历经逆境的考验，变得更为坚强茁壮，有些人却从此一蹶不振。埃尔德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我分析过的案例都有一个相同的故事情节——事件本身并没有意义，其意义来自当事人与他人、团体及经验本身的互动。
经历过穷困生活的孩子，长大后通常有相当的成就。埃尔德发现这有赖于家庭及个人的社会支持：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身处强固社会团体的支持及社会网络者通常经得起逆境的考验。事后，前者的身心状况通常也比没有这类社会支持者更健康。社会支持网络不仅能减轻当事人的痛苦，还可协助当事人找出事件的意义与目的（正如涂尔干有关自杀研究所做的结论）。大萧条时期，虽然很多年轻人一星期只赚几美元，但已可帮忙支撑家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很多国家忙于应战，全国必须团结一心，这使得很多经历过大战洗礼的人变得更有责任感和公民意识，即使美国民众没有直接参战，但其影响亦然。
不过，人们第一次碰到逆境的时间点很重要，埃尔德表示，一般人到28岁左右就开始定型。有些年轻人在第二次大战参战之前原本过得并不如意，但战后也都发展得还不错，而那些一直到30岁后才碰到第一次人生考验的人（如参战，或在大萧条时期破产），不仅事后的复原能力差，也不太可能从逆境经验中获益。逆境在十七八岁到二十出头时出现，对当事人的益处最大。
埃尔德的研究不断提醒我们，如何与外界互动才是关键。个人独特的人格特质会去回应事件的发展及所处的社会网络，从而推演出一个独特、无从预期的结果。在“人生历程发展”（life span development）的研究领域中，很少有“因为X所以造成Y”这种简单明了的规则，没有人有办法提出一套理想的人生历程，通过精心的安排，让逆境出现在一个绝佳的时间点上，使每个人得以从中获得最大的益处。不过，尤其是对那些曾在20多岁时克服过人生逆境的人而言，逆境的磨炼确实让他们变得更坚强、更优秀、更快乐。
○从创伤中汲取智慧○
我相信,所有的父母都想把孩子额头上所刻的种种创伤、痛苦全都一笔划掉。就算我确信我女儿24岁经历的创伤能让她学到重要的人生教训，让她变得更优秀，但我会这么想：我直接教她这些人生道理不就得了吗？难道没有不需要付出代价就能从人生逆境获益的方法吗？这里有一个世人皆知的道理：人生最重要的道理，是无法直接用“教”就学得会的。普鲁斯特曾这么说：
智慧不是别人给的，一定得靠自己去发现，走过无人的荒野，无人可依靠，无人能卸除我们的责任，只有自己的智慧才是最后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唯一观点。
近来有关智慧的研究证实普鲁斯特的看法正确无误。知识可分两种：显性（explicit）知识及默会（tacit）知识。显性知识是指我们所知的、有意识说出口的、不受时空条件所限制的事实。不管我在何处，我都知道保加利亚的首都是索非亚。学校教的知识就是外显知识，骑象人会去搜集知识，然后整理归档，以备来日推理之用。不过，智慧来自默会知识。默会知识讲的是过程（强调“知其所以然”而不是“知其然”），要获得这类知识不需要别人帮助，而是跟个人的价值观有关。默会知识存在于大象之中，它是大象自人生经验中日积月累磨炼出来的技巧。默会知识还会随时空环境的不同而变化。不管是想结束一段感情，给朋友意见，还是解决道德争议，都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做法。
斯滕伯格（Robert J.Sternberg）表示，智慧是一种能让我们在两者间取得平衡的默会知识。第一，有智慧的人能在自己及他人的需要以及非当下人事物（之后可能因此受到负面影响的组织、环境或人）的需要之间找到平衡点。无知的人看事情非黑即白，他们有一种“坏人一定坏到底”的迷思，而且其受自身利益之影响非常明显。有智慧的人能从别人的角度来看事情，也能了解世事不是非黑即白，中间有深浅不一的灰色地带，所以他会选出一个长期而言对每个人最有利的计划。第二，有智慧的人能平衡地采用以下三种回应方式：自我调适（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塑造环境（改变环境），以及选择（选择新的环境）。第二种平衡基本上回应了祷文中的这句话：“主，求你赐给我心境坦然之恩，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勇敢去改变我能改变的，并赐给我智慧去分辨认清。”如果你听过这段祷文，那么你的骑象人知道该祷文的内容（外显知识），如果你在生活中实践祷文，那么你的大象也知道祷文的含义（默会知识），此时，你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从斯滕伯格有关显性知识及默会知识的说法，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何父母没办法把智慧直接传授给自己的孩子。父母的最佳因应之道，就是给孩子丰富的生活体验，让孩子可以在不同生活领域得到默会知识。父母可以在生活中实践智慧人生，鼓励孩子思考不同的情境，了解别人的观点，在面对人生挑战时，找到生活的平衡点。孩子小的时候，要保护他，但孩子成长到十几、二十多岁时，如果父母仍一味地保护孩子，孩子固然可以不用吃苦受罪，但也因此失去了成长及学习人生智慧的机会。吃苦会让人更有同情心，也可让人在自我及他人之间找到平衡点。吃苦会让人积极面对（“塑造环境”），重新评估（“自我调适”），或改变人生计划及方向（“选择”）。“创伤后成长”通常也伴随着智慧的成长。
激进的“逆境假设”或许所言为真，但容我们在此先提出警语：要让逆境对人产生最大益处，那么逆境发生的时机一定要对（刚成年时），对象也要对（具备足够的社会及心理资源者，才有办法面对挑战，从中获益），程度要恰到好处（不能严重到造成“创伤后应激障碍”）。每个人的人生历程都是无从预知的，我们无法知道哪个挫折长期而言对某人是否有益，但或许我们已经知道可以稍稍改写一下孩子额头上的命运：儿童时期的创伤一定要划掉，至于其他的创伤，动手划掉之前还是请三思一下，看看未来其他研究结果后再动手吧。
[1]《圣经》里的一则故事，讲述贤者约伯受痛苦折磨，并质疑上帝，为何不幸的事会发生在凡人身上。——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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