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发家，种棉花”，这已经成为许多农民的口号。目前种棉花确实可以发家，老解放区的产棉区农民生活的提高，就是事实。但历史上并不是种棉花的都能发家，相反地，像“谷贱伤农”一样，棉花丰收棉农赔本的情况，倒是反动统治时代的普遍现象。仅仅在人民政府时代，因为土地所有制度改革了，保护棉农的政策实施了，才能避免“丰收成灾”，真正做到种棉发家。有了人民的国家，棉农才能发家，这是一条真理。没有革命的胜利，没有人民政府的成立，没有土地改革，棉农绝难发家。所以，“要发家，种棉花”这句话，仅仅说了事情的一面，更重要的一面，则是保国才能发家。产棉区的党组织、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应该向棉农解释这个真理，使他们在发家必须保国的认识下，自愿地将存棉以合理价格卖给国家，并且要在“爱国发家，多种棉花”的口号下，扩大棉田，精耕细作，增加棉花产量。
  国家的贸易部门，合作社和人民银行，应该以合理的价格来收购棉花，并以有利于农民的存储办法来吸收棉农的棉花储蓄。国家贸易公司的历史短，工作还有很多缺点，棉农所需的货物还不能充分供应，今后必须以最大的努力来供应棉农的需要，使购棉任务顺利完成。
  大部产棉区都经过了土地制度的改革，棉农存棉较多的正是老解放区，这些地区农民的觉悟是很高的。只要地方党组织、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一齐努力，购棉的任务是可以完成的。我们相信，全国棉农将以爱国主义的精神，响应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号召，开展售棉竞赛，并以扩大棉田，精耕细作，争取棉花丰收，来回答帝国主义的封锁。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
  做好工商联工作（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日）
  做好工商联（1）工作*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日）
  我今天讲四个问题。
  一、工商业情况及我党的对策
  目前全国工商业进一步好转，这表现在工业产品（包括手工业产品）和商业营业额都在增加。即使在工商业情况较差的地区，商业的总营业额也是增加的。但最好的证明是城市税收逐月增加。第二季度一般是工商业的淡季，但税收已达到十一万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以上，超过了第一季度。估计工商业还会继续好转。在工业中，不仅机器工业品，而且手工业品也会继续增加，只是有早迟之分。杭州三种手工业品（雨伞、扇子、剪刀）就已全部卖完。
  工商业好转的程度是不平衡的，而且发展与淘汰同时存在。一般地说，工业较商业好。工业之间也不平衡，有的好转程度大，有的好转程度小，个别也有缩小的。地区之间也不平衡，中南、西南较华北、华东差，因为华北是老解放区，华东则工业比重较大。
  工商业中有发展有淘汰，发展程度和淘汰程度又各有不同，这是正常的，反映了中国经济改组的情况，用不着大惊小怪。经济改组是以新的经济轨道代替旧的经济轨道，即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改变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中国的工业产品本来不够，不论是帝国主义的企业或者官僚资本主义的企业，只要改变领导就能照常生产，并且能够发展。商业方面的情况则有不同。土地改革（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60、90、102、117、129、140、144、148、159、275、303页。」）是经济的改革也是政治的改革，一经土地改革，由地主所有制转为农民所有制，整个农村经济发生了变动，其他经济相应地也发生了变动。国营商业代替了洋商、投机商及非必需的中间商。合作社在新区开始组织，也是改变旧轨道。旧轨道上的工业有一部分要转变，因为它们过去是依赖帝国主义的原料的，现在则需转而依靠国内原料。总之，中国经济的情况不可能是一好转就家家好转，而只能是多数好转，少数淘汰，否则就不叫革命，就不是经济改组。
  经济改组的时间不会是很短的。好转的部分会继续好转，淘汰的现象也还会继续一阵。但也要看到，在好转的中间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五种经济（注「五种经济成分——指当时存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一九五○年六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讲到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原文是：“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第92、136、148、179、267页。」）成份都会发展，各得其所，这是肯定的。现在合作社还未得其所。有些中间商则不能保持原有之“所”，还要垮一部分，或需要换一个“所”。新的情况是，在好转的行业中出现了暴利思想。私营工业过去对政府的加工订货感恩不尽，现在有一部分人已经把加工订货看作负担，因为加工订货只能给他们以正常利润，不能给他们以暴利。现在这种现象还未泛滥起来，对此不能作过分估计，但应指出，这种趋势是在增加。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的对策，简单讲来有三条：
  一是欢迎发展。我们欢迎的，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但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有利，对将来搞社会主义也有利。害怕这种发展是错误的。
  二是指导转业。转业问题中有劳动力的转业及资金的转移。我以为较困难的是劳动力的转业，我们的努力主要应放在这方面。自从去年工商局长会议（注「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指一九五○年五月八日至二十五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以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北京、重庆、西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会议讨论和研究了全国物价趋于稳定之后出现的若干商品滞销、私营工商业停工歇业日多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会后，开始调整工商业。经过约半年的调整，不仅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了困难，而且使它们得到了发展，并引导它们开始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第86、88、110，149页。」）以来，指导转业还未取得良好效果。这件事不要对外面讲，以免陷于被动。这是做而不讲。一般说，指导和协助转业要以地方为主。今后不论在大中城市或小城市，转业都是可能的，不要悲观失望。在大城市中，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及知识分子的数量是很大的，转业有迟早，但一定会转过来。去年喊知识分子没出路，当时我就说过，知识分子不但不会没有出路，而且会嫌少。今年“七一”我做文章（注「指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陈云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而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国家建设》一文（见《新华月报》1951年7月号，第504—506页）。文章说：“随着国家经济的恢复和文化的发展，学生群众中那种‘毕业就是失业’的恐慌，已不复存在。高中以上的毕业学生已经不是多余，而是不足；大学、专科的毕业学生，远远低于经济、文教、行政部门的需要，国家可以保证每个大学毕业生的职业。”——第149页。」），说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已经消灭。其实，高中学生也是如此，只是为求稳当而未说出来罢了。现在北京小工的工钱高到三万元一天。没有饭吃的人，即使是搬砖头也会去干的。在小城市中，不要害怕淘汰的速度会很快，因为小城市以手工业为主，在土地改革后，他们的生意会兴旺一阵的。我过去在东北的调查就证明是这样。合作社的发展也不会很快代替私商的地位，因为合作社的力量有限，起初只能多注意收购。在小城市中，私营工商业也不会垮得很快，而且在土地改革后会有一阵好生意做。所以，不论在大中城市或在小城市中，转业都是可能的。
  三是加强领导。加强领导就是加强国营经济和国家计划的领导。同志们注意，我过去只说国营经济的领导，现在第一次说到国家计划的领导。今后国家计划很可能是公私斗争中我们手里的一个重要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