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不论从什么地方来的人，先要考察清楚，才不会中奸细的骗局。至于那种不遵守秘密工作原则的现象，在任何地方的革命组织中都可以看到，甚至把一切必须严守秘密的材料写在公开的信件上，这方面多年来的血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吗？
  在现在这样极端受压迫的困难条件之下，许多地方的革命组织常常会遭受破坏，与每个革命者有失去联系的可能。这虽然是革命运动中相当的损失，但这决不是说每个革命者就不能进行独自的革命工作。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证明，革命者与革命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是常有的。外国有过许多地方的革命组织不能存在，而只能由很少数的领导人出版一种报纸，在这个报纸上时常登载指导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而那些与革命组织失去联系的革命者，也并不因为与革命组织失去联系而不能工作。恰恰相反，他们按着这些由远方来的报纸上的指导方针，独立地去进行革命斗争。这种做法，反而创造出许多能独立工作的出色的革命者。同时，因为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反而使敌人无从追踪，奸细们也无从施其诡计。我以为这是中国革命者应该学习的榜样。像上海等地，奸细们已经组织了一些“共产党党部”和“革命团体”，其中被他们蒙蔽的真正革命者，应该立即想法脱离这些奸细们的追踪，而自己独立地到群众中去埋头进行革命活动。俄国在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指一九一七年二月（饿历）发生的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月十八日（公历三月三日），首都彼得格勒的工人开始罢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罢工很快转为起义，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也奋起参加，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一举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革命后，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资产阶级则在小资产阶级妥协派支持下成立了临时政府，形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又领导人民为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第104页。」）以前很长的一个时期还不是如此吗？虽然当时各个革命者分头在独立工作，但是有着远方来的报纸给了革命者以战略方针。所以二月革命时，就把各地相互没有什么联系的革命者在大革命的爆发中联系起来了。当然，这种工作方法，不仅为今天的上海，就是整个国民党区域都可以采用。即使今天某些地方还有上下层之间相当的联系，也不要忘记，联系有随时中断的可能，各个革命者应该准备独立工作。
  不管敌人如何凶恶地压迫革命者，但是革命是那些违反历史前进的反动派所不能消灭的。加紧压迫革命，决不能使他们避免必然灭亡的命运。在人民和革命者看来，愈是残酷的压迫，愈会增加人民的憎恨，愈能坚强革命队伍的意志。
  *注「本文原载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刊的《救国时报》第六十七期，题为《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奸细的活动》，署名“史平”。」
  一个深晚（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个深晚*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九三二年阴历十一月的某一天，大约是深晚十一时许了，我坐着一辆黄包车（注「黄包车即人力车。--第106页。」），把戴在头上的铜盆帽（注「铜盆帽是一种圆形的礼帽。--第I06页。」）挪低到眉毛以下，把吴淞路买来的一件旧的西装大衣的领头翻起盖满两颊，由曲曲弯弯的小路到了北四川路底一路电车掉头的地方就停下了黄包车。付了车钱，望四边一看，没有人“盯梢”，我就迅速地走进了沿街的一座三层楼住宅房子的大门。这是一座分间出租的住宅，走进大门就是楼梯。大约是在三层楼的右首的那间房间的门口，门上有着一个同志预先告诉我的记号。我轻轻的扣了两下，里面就出来了一位女主人。我问：“周先生在家吗？我是×先生要我来，与×先生会面的。”女主人就很客气的请我进去。
  秋白（注「秋白即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同李维汉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年九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之外。此后，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一九三四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一九三五年二月从江西往福建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就义。--第106页。」）同志一切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几篇稿子和几本书放在之华（注「之华--即杨之华（一九○○--一九七三），浙江萧山人。瞿秋白的夫人。一第106页。」）同志的包袱里，另外他还有一个小包袱装着他和之华的几件换洗的衣服。我问他：“还有别的东西吗？”他说：“没有了。”“为什么提箱也没有一只？”我奇怪的问他。他说：“我的一生财产尽在于此了。”他问我：“远不远？”“很远，我去叫三辆黄包车。”我说着，正想下楼去叫车子，旁边那位五十以外庄重而很关心我们的主人就说：“不用你去，我叫别人去叫黄包车。”说着就招呼女主人去叫黄包车去。这时候，秋白同志就指着那位主人问我：“你们会过吗？”我和那位主人同时说：“没有。”秋白同志说：“这是周先生，就是鲁迅先生。”同时又指着我向周先生说：“这是×同志。”“久仰得很！”我诚恳地尊敬地说了一声。的确，我是第一次见鲁迅。他穿着一件旧的灰布的棉袍子，庄重而带着忧愁的脸色表示出非常担心地恐怕秋白、之华和我在路上被侦探、巡捕捉了去。他问我：“深晚路上方便吗？”“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我用安慰的口气回答他。我是第一次与鲁迅会面，原来不知他哪里人，听他的说话，还多少带着绍兴口音。后来我把秋白、之华送到了他们要去的房子里，问起秋白同志，才知道鲁迅确是绍兴人。
  一会儿女主人回头说：“车子已经停在门口。”我说“走吧”，就帮助之华提了一个包袱，走到门口。秋白同志向鲁迅说：“我要的那两本书，请你以后就交××带给我。”又指着我向鲁迅说：“或者再请×同志到你这里来拿一下。”我就顺便插口：“隔几天我来拿。”正想开门下楼去，之华还在后头与女主人话别。我们稍微等了一下，鲁迅就向秋白同志说：“今晚上你平安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秋白同志答应了。一会儿，我们三人就出了他们的房门下楼去，鲁迅和女主人在门口连连的说：“好走，不送了。”当我们下半只楼梯的时候，我回头去望望，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我们，看他那副庄严而带着忧愁的脸色上，表现出非常担心我们安全的神气。秋白同志也回头望了他们一眼，说：“你们进去吧。”他们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当我们走下到了二层楼梯口，才听到三层楼上拍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秋白同志自从一九三二年××同志被捕以后，侦探到处在追逐他，病得又很重，住在鲁迅家里已经好久了。虽然鲁迅当时也为暗探四面跟踪着，但是鲁迅终于把秋白同志安全地保护了几个月。后来因为外面已经有些“风声”，所以我们就把秋白同志搬到另一个地方。我们本来还要到鲁迅家去替秋白同志拿那几本书，我也很想再去会会鲁迅，后来因为别的原因，很快的离开了上海，所以没有再去。我这第一次的会见鲁迅也就成了最后一次的会见鲁迅了。
  鲁迅竟死了！当我读了报纸上鲁迅病卒的消息时，我脑子里一阵轰轰的声音，坐在椅子上呆呆的出神了几分钟，那身穿灰布棉袍和庄严而带着忧愁脸色的鲁迅立刻在我脑子里出现，似乎他还在说：“深晚路上方便吗？”
  鲁迅虽然死了，但是鲁迅的思想却深印在中国百万青年的脑子里。鲁迅的“坚决，不妥协的反抗”的精神，永远遗留在我们中国青年的思想里，将领着他们走上解放中华民族与解放劳动大众的光明大道。鲁迅虽死，鲁迅的精神不死。
  鲁迅的死，是我们中华民族绝大的损失。鲁迅的死，损失了一个爱护我们党，爱护我们革命战士的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朋友。同志们！朋友们！不用悲伤！向前进吧！鲁迅一生奋斗的事业，还需要我们勇敢坚决去完成。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后写的一篇悼念文章，记述他在上海担任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成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时，为将瞿秋白、杨之华同志从鲁迅家中接出并转移到别处去，同鲁迅会见的经过。本文原载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刊的《救国时报》第六十四期，署名“史平”。
  论干部政策（一九三八年九月）
  论干部政策*
  （一九三八年九月）
  干部政策，拿俗话来讲，就是用人之道。为何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同学们要到敌人占领的后方去工作，不单是当一个游击队员，而且要当干部，当领导者，而用人之道对于领导工作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