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地主老财心理，不能让你们撂倒，还指着你们干活儿。我这人挺民主的，就是太忙，没时间民主。今天我们一起赏月，吃月饼，这就叫民主吧。”正因为大连市有了这一批办事效率特高的干部队伍，才使大连市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五、“天降大任于斯象也”
  在大连国际服装节的巡游表演中，最开心的人是薄熙来市长了。他把动物园驯服的猩猩、狮子、老虎、大象也请出来表演时装。使人们觉得别开生面，耳目一新。特别有趣的是：大象的屁股上贴着一方纸，上面端端正正地写道：“不求最大，但求最佳。”这是大连市长薄熙来的施政纲领。把施政纲领贴在大象屁股上，薄熙来说：“这叫天降大任于斯象也，是谁委大象的大任呢？本市长！”闻者无不开怀大笑。
  六、“管市长的市长”
  薄熙来与下级的关系极为融洽，与他相处使人感到如沐春风，如饮醇醪。他说：“我是山西人，抠门儿。小恩小惠，只能让人感觉亲近，不会让人感到敬佩，只有把工作做得出色，才能叫大多数人跟着走。我得罪人，但是没有私怨。人们最反感的，不是批评严厉，而是勾心斗角。”正因为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一切从工作出发，一切以工作为重，赢得了下级干部由衷地信赖与尊重。
  前一次，他到下辖的庄河市去视察工作，庄河的副市长姓管，正准备向他汇报工作。薄熙来幽默地说：“管市长，你一来，我就紧张，我是市长，而你是管市长的，贷款一定给你们。”管市长说他只能管小市，不能管大市长。说着说着，又一本正经地对薄熙来说，他是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仿佛薄熙来有什么魔法似的，只要与他坐在一起，就会让你打开话匣子，说个不停，说个水清石头现，说个小葱拌豆腐。他则在一边笑着给你出点子，还让你觉得那点子高，实在是高。然后再义不容辞地照那点子拼命地干好活。
  这就是薄熙来，一个把自己全部的智与力、光与热、情与爱无私奉献给大连百姓的好公仆。有市长如斯，大连百姓有福了。也正因为他饱经历练、虚怀若谷、才思敏捷、机智过人，所以他的谈吐才会充满睿智幽默的独特魅力，才能吸引和感召众多的人团结在他的周围，卖力地去工作，去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高超的语言艺术是薄熙来领导艺术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
  王蒙：睿智精辟语如珠
  １４岁入党，１５岁参加革命，１９岁写出长篇小说《青春万岁》，２２岁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曾当过共青团干部，也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部长。这就是王蒙，坎坎坷坷的经历磨练了他坚强不屈的意志，风风雨雨的人生铸就了他乐观豁达的品性。
  王蒙文才出众有口皆碑，而他口才之好亦广为人知。听他的演讲与谈话，你能充分领略他的机智、风趣、精辟、深邃。观其文，再听其言，你会认识一个更全面更丰富更立体更生活化的王蒙。
  快人快语说文学
  文学是王蒙的安身立命之所，是他为之殚精竭虑的毕生追求。对文学，他情有独钟，感受极深。谈文学，他总是挥洒自如，游刃有余。
  问：你认为这种重视叙述，不重视故事的情况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衰退？
  答：小说应各式各样，没有优劣之分。注意叙述，写好了就是进步；注意故事，写好了，还是进步。这和打乒乓球一样，横拍直拍，守球攻球，一面攻两面攻，都可以是最佳运动员，赢了球就行。用一个浅显生动的打乒乓球例子，就把一个专业性较强的问题说得何等透彻、明了，可谓要言不烦，一语道破天机。
  由于历史原因，解放以后，我国的短篇小说常扮演一个重要的“通风报信”的角色，对此，王蒙亦有妙论：“在我们国家，短篇小说常常成为文坛的晴雨表与风向标，成为文学事业的最热门的话题，成为得风气之先的报春的燕子，或者在情况严重的时刻令人知天下之秋至的第一片飘零的树叶。”“晴雨表”、“风向标”、“燕子”、“落叶”，一连串意象既显露了他才思敏捷，出口成章，也表明了他对短篇小说的知根知底。
  对于一些信口开河信笔乱写，只用几个通用概念现成地判断一切作家与作品的所谓“评论家”，王蒙的批评也极为辛辣：“讲老实话，一些评论家的概括，对于创作家来说，其实是倒胃口的。当我迈动左脚的时候，他们说我是左派，当我迈动右脚的时候，他们说我是右派，当我坐下来的时候，他们说我是臀派，当我梳头的时候，他们又说我是发派……”话说得有些夸张，但听起来却痛快淋漓，极为过瘾。那些不看完作品就敢捧杀棒杀，敢妄下结论的“批评家”闻之能不色变，能不面红耳赤，甚至心惊肉跳？
  亦庄亦谐谈自己
  王蒙激情似火，热情洋溢，但他也有清醒、冷静、理智的一面。自己的长处他了然于心，自己的短处他亦不遮掩。在一次答记者问中，他就坦言自己不适合当领导：“我是一个搞文艺创作的人，从好处来说我是大家的一员，许多文艺工作者是我很好的朋友；坏处来说，则是我缺少约束能力，比较情绪化，容易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真心地认为我不是一个理想部长，所以，从部长的位子上退下来，写我的小说是件大好事。”
  如此冷静地解剖自己，足见其真诚与勇气。王蒙很看重幽默感。他认为，没有幽默感，整天板着面孔，就失去了做人的趣味。他寻常的谈吐颇具幽默味。
  “首先感谢温儒敏老师对我的评价和邀请。但说老实话，遇到这类邀请我一般很为难。因为对于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话应该由其作品来说。并且，遇到面对面交流的时候，我还有另一种惭愧，就是不能提供一个例如与刘晓庆、巩俐交流那样的欣赏与愉悦。”
  这是王蒙在一次演讲中的开场。一番诚恳的谦逊拉近了他和听众之间的距离，一句轻松的玩笑活跃了现场的气氛。当然，其中也隐含着他的自尊：自己不靠外形的靓丽取悦观众，而是凭内在的学识吸引听众。
  有褒有贬评世事
  对于市场经济的到来，有人拍掌欢迎，有人深恶痛绝，而王蒙对其评价如下：“丘吉尔说，不要以为民主制度很好，这个民主简直是糟透了，但是不民主会更坏。我看可以用同样的造句方式谈市场经济。不要以为市场经济很好，不，市场经济实在糟透了，但是不搞市场经济就更糟糕得多。”这番话既道出了市场经济的势在必行，又说明了市场经济的亟待完善。王蒙仿造丘吉尔的话，既避免了生搬硬套名人名言，又起到了让名人为自己撑腰的效果。一段时间里，少数年轻人对“右派作家”提出过激批评：“中国的右派作家太没出息，他们没有一个为主义而死，他们连自杀的勇气都没有，都特别惜命。”王蒙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这样的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代沟，他是在现在的环境下说这个话的。类似的责难外国人也喜欢讲，他们是隔岸观火，而有些青年是隔代观火。当然，出现这样一些言论也有它可喜的一面，说明中国现在已经跨越了那种单纯的信仰主义。”
  如此剀切公允，如此循循善诱，自然令听者豁然开朗，且心悦诚服。王蒙敏于观察，勤于思考，他寻常的谈吐有波澜有文采，纵横生风，充满哲理，品之，如品佳酿，耐人回味，启人心扉。如：“过于强调什么，往往恰恰证明了自己某一方面的虚弱，例如曾经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而从来没有唱过‘淮海战役就是好’。”如：“有人赞成的必有人反对，有人佩服的必有人不忿，有人讨厌的必有人亲爱，有人趋奉的必有人躲避。”如：“被阿谀也如吸鸦片，愈吸愈上瘾——瘾无止境，谀无止境，麻醉性舒服无止境。”这些吉光片羽般的话语，犹如一面面镜子，照出人性的弱点，又如一剂剂良药，医治人心的痼疾，更如一枚枚银针，刺向社会肌肉的顽症。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此言不虚。王蒙曾说：“我读李商隐的诗，最大的感受是他的诗都那么活着，反复地读，他的那些语词，那些诗都变得活了起来，似乎它们还在那儿组合着、奔走着、跳跃着，它们像一组组彩灯似的，一会儿这里亮了那里暗了；一会这里暗了，那里亮了，它们都通着电。”李商隐的诡谲神奇，李商隐的独有韵致，被他一语道破，可谓举重若轻，驾轻就熟。其实，听王蒙睿语纷呈的谈话，你也有一种“它们都通着电”的感觉。
  侯耀华：玲珑剔透语如珠
  父亲是幽默大师侯宝林，弟弟是相声演员侯耀文，在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熏陶下，侯耀华能说会道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吴祖光的儿子吴欢是侯耀华的好友，对侯耀华，他有如下评价：“耀华兄那张嘴和三寸不烂之舌，更是地下天上无所不侃，玲珑剔透，妙语连珠。天才是肯定的，后天的努力也不容忽视。……耀华兄高度的概括、敏锐的思辨、压不住的幽默，颇有乃父遗风。”
  生活中的侯耀华，心直口快，嫉恶如仇，不仅会说，而且敢说。谈到演艺圈滋长蔓延的不良风气时，他说：“别的行当我现在不了解，就说演艺圈，十个里头有九个，脾气都比能耐大。４０块钱的本事，８０块钱的开销，１２０块钱的脾气。”这样一针见血的快人快语听之令人爽心悦耳，我们何不奇言共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