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给我报纸吧。”
  她告诉他进城的路线，他拿起帽子走了。很快，他上了电车，周围挤满了不同种族的代表，太平洋的大熔炉，卡洛塔·伊根曾这样称呼檀香山。约翰·昆西开始感到生命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精力，新的兴趣。
  电车疾驶过位于怀基基与檀香山之间的低而不长的地段，穿过了稻田，那儿有一些古怪的身影正在没膝深的水中耐心地劳动着，又穿过竿头地，最后驶进基思街。每隔几分钟，电车就停下来让各种肤色、不同种族的新移民上车，他们中间有日本人、中国人。夏威夷人、葡萄牙人、菲律宾人、朝鲜人等。人一上来，车就走。约翰·昆西看见一些高大的房子建在茂盛的树丛中，一个有坚固柱子的日本式剧院建在离汽车服务站不远的地方，然后又看见一幢他认为是君主宫殿的大楼。最后，电车驶入到四处是现代办公室的地区。年轻人想起来了，基普林说得对，东方与西方是可以相结合的。他们已经这样做了。
  当他在福特街下了车，作为一陌生人在陌生的土地上走了一会几时，他的这种印象得到了证实。一深褐色皮肤的警察正在拐角处指挥交通，一些身穿一尘不染的帆布军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们漫步而过。在林荫路的街旁，一些身穿刚刚洗过的衣服的苗条、纯洁的中国女孩正在凉爽的傍晚逛着商店。
  “我在找警察局。”约翰·昆西告诉一位面目友善、身材高大的美国人。
  “回到基恩街，朝右拐，到贝塞尔后，转向‘马凯’——”
  “转向哪儿？”
  “我知道了，你是陌生人。‘马凯’的意思是朝着海洋。另一方向是朝着‘毛卡’——朝着山脉。警察局在哈利卡瓦·黑尔大楼，贝塞尔街。”
  约翰·昆西谢过他，继续向前走。走过邮局时，他惊奇地发现大街上所有的信箱都敞开着。过了一会儿，他到达了警察局。一个无精打采的坐在桌后的警官告诉他，查理正在用餐。他说可能会在基恩街的亚历山大·杨旅馆或全美饭店。
  旅馆听起来容易找到，所以约翰·昆西先去了那里。在昏暗的旅馆大厅里，一个中国清洁工手拿扫帚和簸箕无目标地走着，几位房客在填写着明信片，一中国店员正坐在桌旁值班，但不见陈的踪影，他没在大厅，也没在左边的餐厅。当约翰·昆西从餐厅出来时，电梯门打开了，一个身穿便装的美国人匆匆忙忙走了出来。他后面跟着一个手提行李的伦敦佣人。
  “科普船长！”约翰·昆西喊道。船长停了下来。
  “喂，”他说，“噢，温特斯利普先生，你好吗？”他转向仆人说，“给我买份晚报及一抱看上去令人喜欢的杂志。”那人匆忙走开了，科普又对约翰·昆西说：“很高兴见到你，但我实在有急事。二十分钟后，要离开这儿去范宁岛。”
  “你什么时候到这儿的？”约翰·昆西漫不经心地问。
  “昨天中午，然后一直在忙。我相信你在这儿一定过得很愉快——哦，我忘记了，有关丹·温特斯利普的可怕的消息——”
  “是的。”约翰。昆西冷冷地说。
  从在旧金山俱乐部的谈话来看，那打击对科普船长来说并不很严重。佣人回来了。
  “很抱歉我得赶路了，”船长继续说，“我必须马上离开。这活儿不可慢怠。问你姑姑好。祝你运气好，年经人。”
  他穿过宽敞的大门离开了，后面跟着他的佣人。约翰·昆西来到街上时，正好看见他坐着一辆大汽车朝码头驶去。
  发现旁边有一电报局，约翰·昆西走了进去，发了两份电报，一份给母亲，另一份给阿加莎·帕克。他把地址写成美国（U.S.A.）、麻省、波士顿。当年轻的女发报员划掉那三个字母（U.S.A.）时，她的表情使约翰·昆西发窘。每封电报只有两个词，但当他回到大街上时，却如释重负。他以为近斯内他该写的信已写完了。
  过了一会儿，他来到全美饭店，走了进去。他发现他自己是这儿唯一的美国人。陈查理独自一人坐在桌旁。当约翰·昆西走过来时，他站起身并鞠躬致意。
  “非常荣幸，”中国人说，“我可不可以请您在这儿用餐？”
  “不用了，谢谢，”约翰·昆西答道，“我过会儿在家用餐。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在这儿坐一会儿。”
  “太好了，”查理行了一个屈膝礼。他重新坐下来，皱着眉头看了看面前盘子里的东西。“服务员，麻烦你把饭店的老板请来。”他说。
  饭店老板，一个态度温和的小个子日本人很快走过来。他深深鞠了一躬。
  “你们这儿是提供不卫生食物的吗？”陈问道。
  “敬请您申诉您的不满之由。”日本人说。
  “这块饼上面有手印，”陈指责道，“这看上去令人作呕。请把它拿走，换一份更卫生的来。”
  日本人把那块令人不悦的饼拿起来，走了。
  “日本人！”陈以一种动人的姿势摊开双手，然后他说道，“我可否推断你来这儿是来谈有关杀人案这一公事的？”约翰·昆西笑了。
  “是的。”他从口袋里拿出报纸，指着日期与那失踪的一角。“我姑姑认为这也许很重要。”他解释道。
  “我非常高兴。你来自最有教养的城市波士顿，在那儿英语单词比在这儿应用得多得多。当你说话时，我兴奋不已。我想这对我来说真是不胜荣幸。”
  “你对此案有什么结论了吗？”约翰·昆西问。陈摇摇头。
  “现在还太早。”
  “你讲过你没有得到用来破案的手印。”陈耸耸肩。
  “没关系。手印与其他方法在书里是好东西，但在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我的经验告诉我，真正要考虑的是人，人的感情。谋杀的背后，究竟是些什么原因呢？憎恨、报仇是需要结束某人的生命的。也许是因为贪图金钱。在任何时候真正要研究的都是人。”
  “听起来有道理。”约翰·昆西表示同意。
  “大部分情况是这样，”陈断言道，“让我列举一下我们必须考虑的线索吧：缺少一页的客人登记册；一只手套上的扣子；电报上的话；有关伊根的事，但部分是听说的；科西坎香烟的残留部分；这份也许是因为气愤才被撕坏的报纸；戴在活人手腕上的表，数字2不清楚。”
  “收集了不少了。”约翰·昆西说。
  “大部分都很有趣，”中国人说，“我们必须一件件进行调查。有些可能会令我们一无所获，但一件，也许两件会对我们有好处。我相信苏格兰场的方法——跟踪那些实质性线索。但在这儿，这种方法行不通。我必须跟踪所有的。”
  “所有主要的？”约翰·昆西重复道。
  “当然。”陈不悦地看着服务员，因为他的更卫生的食物还没送来。“现在定论还太早。但我喜欢那失去一页的客人登记册。那块表同样引起了我的注意。真奇怪，当今早我们总结线索时，漏掉了手表。愚蠢。多么漂亮的线索。一个大失误，我们没利用它。然而，我的眼睛很厉害，能捉住它。”
  约翰·昆西说：“我知道，作为侦探，你是非常成功的。”
  陈开心地笑了。他说：“你是受过教育的，也许你知道，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灵感的人。像照相机的胶卷一样，很敏感。一个眼神，一个笑声，也许一个手势。”
  约翰·昆西意识到饭店门口处突然骚动起来。鲍克——船上的那个服务员——喝得大醉，正在门口处吵闹着。他冲进大厅，后面跟着一黑肤色、看上去很着急的年轻人。太难堪了，约翰·昆西扭过脸去，但毫无用处，鲍克正摆着手，向他奔来。
  他大喊道：“啊、啊！啊、啊！我的大学生朋友，从窗外看见你了。”他使劲倚在桌旁。“你过得怎样，朋友？”
  “谢谢，我还行。”约翰·昆西说。
  那黑肤色年轻人走过来。从衣着来判断，他是鲍克船上的老相识。
  “听着，特德，你得走了。”他说。
  “再等一会儿，”鲍克喊着，“我想会会波士顿的昆西先生，上帝创造的最优秀人物之一。蒂姆的朋友。你听我说过蒂姆。”
  “是的，走吧。”年轻人催促着。
  “等等，得给这男孩买点喝的。你在喝什么，昆西，老朋友？”
  “什么也没喝，你告诫过我别碰这岛上的饮料。”约翰·昆西笑着说。
  “谁，我吗？”鲍克伤心了，“你搞错了，老朋友。别搞错，那一定是别人。不是我，我从没说过那样的话。”那年轻人抓住他的手臂。
  “走吧，你该上船了。”鲍克挣脱开，喊道：“别碰我，我是不受人摆布的。把手松开！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是不是？我可以和老朋友谈话，可不可以？那么老朋友昆西，你喝点什么？”
  “很抱歉，”约翰·昆西说，“改日吧。”
  鲍克的同伴紧紧抓住他的手臂。“你在这儿什么也不能买。这是饭店。你跟我走。我知道一个地方——”
  “好吧，现在该你说话了。昆西老朋友，你跟我来。”
  “改日吧。”约翰·昆西又说了一遍。鲍克流露出不满意的样子。
  “按你说的，改日吧。在波士顿吗？在蒂姆的地方？只是蒂姆的地方没了。”他突然有些伤心，“蒂姆不在了——失踪了——就像被地球吞没了一样。”
  年轻人安慰他说：“是的，是的。真太糟了。但你得跟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