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近两个房间裹住着人口众多的邻居。曾经是很宽敞的住宅现在显得很拥挤。客厅成了教授的书房。卧室里摆着贵重的日本花瓶。钢琴没有固定的地方摆，经常从一个角落移到另一个角落，最后只好摆在饭厅里。
  教授的病情一直不稳定。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身体越来越虚弱，体重减轻，并在缓慢地衰老。但他从不说自己有病，还说自己健康，只不过需要休息而己。长年患肝病并没有给他造成不便，肌体组织似乎还比较正常，但老人已是风烛残年。大夫们感到棘手，请同行协助。而被邀请的大夫又同另一些大大会诊，都耸耸肩膀，认为是内分泌腺的毛病。但他们没有询问病人夜间都在想什么，哀伤是否使他苦恼，能否及时得到友好的帮助和慰藉。两年之内教授失去了妻子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是在一次火车事故中丧生的。鲍里涅维奇之死彻底破坏了教授的精神状态。只有这个没有文凭，职务是工友的“医生”还没有失去医治好他的希望。
  工友经常来看望病人，他坐在教授床前并不询问病情，只是同他进行仔细准备好的谈话。
  “科洛科洛夫，您看每天的日历吗？”工友一本正经地问道，“不看？真可惜。上面写着很多的道理。”
  “是吗？”教授感到奇怪，“真的，我还不知道。”
  “比如说五月虫吧，”工友说出早已想好的证据，“自己就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可据说能拖动比自己体重重一百倍的重物。如果要是我们人也能拖动比自己体重重一百倍的重物的话，那就需要十吨载重卡车。”
  病人不想使老朋友失望，认真听他讲。
  “甲虫还算不了什么，”没有文凭的医生继续说，“您看跳蚤能跳得比身体高一百倍。我们如果要跳这么高，那得要跳过四十层高的楼房……”
  教授笑了，以玩笑来回答玩笑，特别认真地猜着谜语。
  “科洛科洛夫，我来出几个医学方面的谜，您来猜，好吗？”工友善意而略带粗鲁地提议道。
  教授欣然同意猜谜语。
  “我们身上有多少块肌肉和骨头？”医学上的数学爱好者问教授。
  教授故意装出很感兴趣的样子说出，肌肉是七百五十决，骨头是二百二十四块。
  “我们六十年呼吸多少次？”
  教授又一次猜对了。
  “五亿次。这是精确计算出来的。那么，心脏跳动多少次呢？”
  “不知道。没有计算过。”对手只好沮丧地承认道。
  “两亿五千万次……六十年以后还要跳动。”他先是安慰，接着又劝道：“您还是读读日历吧，您还不知道这一点。”
  他俩就这样在一起呆了两个小时，分别了。他们都等待着下次再会。
  这一次帕霍姆情绪不佳，甚至有点心慌意乱。他也开玩笑，也猜谜语，但总使人感觉到他心里好象藏着什么心事。教授坐在桌子旁，两手支撑着脑袋。面前摆着一本翻开的书，但他并没有读。眼镜放在书上。两眼虽然闭着，但他已猜出工友出了什么事，并生怕不得体的问题引起他难过，只好沉默。工友没有谈他从日历上读来的新鲜事。一开始就抱怨自己的记性不好，说有一具尸体从另外一个陈尸间运来的。他一下就知道这是阿里道夫干的，但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直到第二天才想起来。
  教授听着工友的话，心中却在想，他不必把事藏在心里。如果他能坦率地讲出来，那两人都会感到轻松一些的。
  “您好象不舒服，”教授小心问道，“我看您很疲倦，是不是没有睡好？”
  无论是满怀同情的语调，还是深表关怀的口气都没有奏效。不，不，他真的什么事也没有。他睡得很好，身体不错。
  “我的老伴儿有病，这是真的。但另外一件事我受不了。”
  经过再三询问，他才说，他不愿意打扰别人，良心上觉得过意不去。
  “我很想和您谈谈，又怕影响您的健康。”
  教授要他不必客气，他乐意和他谈。工友犹豫了一下，摸摸下巴说道：
  “我一直在想鲍里涅维奇。他根本不必去死。”
  教授点点头：他自己也是这样的看法。
  “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工友与其说在提问，倒不如说他在回答，“您把他树为榜样，象对自己的亲人一样喜欢他，派他出国，把他的姐姐和外甥女都接来了，还要怎么样。我看不出他为什么要这样。”
  “帕霍姆，三十多年了，我一直觉得奇怪：“教授意味深长地笑笑，说道，“一个人吃饱饭到森林里去散步，好象是顺便给自己套上绞索的。冲动，我的朋友，这是个大谜。”
  “对。”工友肯定道，“可日记总该留下吧。”
  “有的人是不记日记的。没有时间。想起来就写一点”
  工友不同意教授的说法。“没有想好也没有仔细考虑，”他心里在想，“那一文钱也不会给的，何况是自己的生命！”
  “就照您的说，”他让了一步，“但为什么自己一个大活人要走向坟墓呢？”
  教授怀疑地看了他一眼，有点不耐烦地说道：
  “怎么？”
  “什么怎么？”他接着是一个不很恰当的回答，“侦查员老在折磨涅斯捷洛夫，搞得他不得安宁。一次接一次的审问，又化验他的血，又查他的指纹。昨天又要从他头上取头发。您应该去对侦查员说说，涅斯捷洛夫和鲍里涅维奇没有吵过架也没有仇恨。”
  教授感到惊奇，欠起身子。工友连忙扶他坐好。
  “您冷静一些，您干什么……侦查员的幻觉还少吗？问题不只是涅斯捷洛夫受折磨，而是周围的人怎么什么也看不出。如果说鲍里涅维奇是他杀的话，那凶手也绝不是涅斯捷洛夫。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教授是鲍里涅维奇和涅斯捷洛夫亲密友谊的见证人。他从没有想到侦查员会有什么根据对涅斯捷洛夫产生怀疑。
  “怎么办？”他无力地摊开两手，“要不要请求一下？……详细说明怀疑涅斯捷洛夫是愚蠢的……”
  教授脸上显出痛苦的样子。工友转过身去以便掩饰自己的激动，闷声说道：
  “应当对他讲清楚，这与涅斯捷洛夫没有关系，让他睁开眼睛看看，凶手就在他面前。”
  教授一心在想如何帮助涅斯捷洛夫，对工友奇怪的判断没有注意，对侦查员闭目无视罪犯的表现更没有注意。
  “明天我就去说。”教授下了决心，“侦查员是个明白人。他是能理解的。您也不必担心，帕霍姆，明天我就办这件事。您对涅斯捷洛夫说一下。”
  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季娜伊达。她在寒暄之前仔细看了教授和工友一眼，似乎心里已料到他们谈话的内容和他俩观点一致的程度。
  “啊，您来得正巧，”教授对她的到来感到高兴，“我正需要见您，您就来了。您等等，好象是我叫您来的，当然是我请您来的。我想和您谈谈。”
  她疑问的目光从工友脸上滑过，最后停在教授脸上。“难道要当着别人的面谈话吗？”她的目光在说。教授似乎没有明白这个无声的问题。女助教不好意思地转过了身子。
  “昨天我来不了，请原谅。您好些了吧。今天看来您气色很好。”她随便说了几句。
  教授不大相信她的话，看了她一眼，充满着爱抚地说道：
  “您没有说错，我好多了。但总是不好，”教授抬起沉重的眼皮说道：“唉！该进养老院啦。”
  这一变化不能怪自己，也不能怪别人。教授对生活是苛求的，他一向夸耀自己的养生之道。
  “生活是严酷的。”他对女助教抱怨道，“生活过早地夺去了我们的欢乐，以欢乐和享受的代价换来我们遵守秩序和劳动。我们总是不情愿离开温暖的被窝，放弃诱人的玩乐，热闹的大街，为了事业牺牲了美酒、玩乐，甚至早饭、午饭。把娱乐放到了一边，去尽自己的责任，以得到社会的承认……一到老年，人生的欢乐瞬息而逝，而痛苦永存。心灰意懒地准备与任何困难妥协，与一切应当妥协的妥协……生活是严酷的，也是艰难的……鲍里涅维奇的死一下子使我倒下了。我想两眼一闭，一切都完了。可我真为你们感到遗憾。要不，是多好的一对啊。”
  季娜伊达装出哀伤，难过地低下头，用眼角看了看工友。他坐在那里，两手放在膝上，对谈话没有什么反应。
  “看到您我真想能再活上十年，”教授继续说道，“可是您看我的这块怀表，定是我的同龄者耍笑我，这块表昨天坏了，表已不走了，说明我也该安息了。”
  从他严肃表情来看很难理解，他是真的这样想，还是开玩笑。
  “您再买一块新表好了。”女助教的口吻就象一个好心的阿姨让小朋友把旧玩具扔掉，再换一个新玩具时一样。
  教授从她的眼神中感到她的同情，激动地抚摸着她的手。
  “教授，您应当在家好好休息两个星期，您会恢复健康的。”
  而女助教心里确信，教授再也痊愈不了啦。再说己到时候了。谁还要这么一个一拿起书就打瞌睡的老家伙？疾病和死亡是解决这类特殊病例的最好办法。
  “休息已晚了。”教授无可奈何地挥挥手，“已故的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谢功诺夫象我这样的年纪早已穿好衣服，坐上马车，后面十几个小伙子跟着跑。他整天研究氧气吸收。应当休息。”他似乎自言自语地说，“要不请假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