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友放下手中的工作走了出去。接待室里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正对一个身穿棉袄的小老头挥拳头，喊道：
  “闭上你的臭嘴！听见没有，死鬼，可恶的东西！”
  帕霍姆满不在乎地挽起胖女人的胳膊，问道：
  “您怎么啦？”
  他的这一动作和表情丝毫没有引起女人的咒骂，女人放下手，两眼流出了泪水。
  “你说，是怎么回事，要不我来说。”她一边打着手势，一边说道。这手势的意思很清楚。
  在帕霍姆看来，这争吵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兄妹为了安葬父亲而争吵不休。晚辈们应有的崇高感情被算计老人留下的一座木头房子的企图所取代了。
  工友维持好接待室里的秩序后，就请站在皮罗戈夫雕象前的两位妇女跟他走下地下室。他们走过了护窗板紧关死的长长的走廊和狭窄的过道，定进了一个三角形的小房间。房间里墙壁和长条石地板都是一片灰色。大理石台子上摆着鲍里涅维奇和一个演员的尸体。这个演员不小心从八层楼上摔死了。两具尸体清洗得干干净净，头发和衣服都很平整。
  两位女人走近演员的尸体，开始了工友司空见惯的场面。两人在死者脸上喷上香水，还吻了吻浮肿的眼睛，然后弯下腰低声哭泣。这些直接表达哀痛的动作丝毫也没有触动工友。他相信自己能一眼看透人们的感情，从这两位女人身上看出，她俩是竞相表现出自己是权利的所有者。
  送走两位女人之后，工友停在鲍里涅维奇的尸体前沉思起来。助教的死和由于死引起的一系列事件，使老人心里非常不安。惊慌不定的思绪煎熬着老人，使他无法摆脱。他一个劲儿地回忆死者生前的一切：偶然听到的一句话和他情绪的突然变化，对某种决定表示赞成和不赞成时的有力的手势。
  就在助教死的前两天，助教带来两盒巧克力糖请同事们吃。他说这是朋友给他寄来的生日礼物。但是，再过半年才是他的生日，这是朋友鉴于他忘记向朋友祝贺结婚一周年给他的报复，因为朋友结婚一周年在半年前已庆祝过了。就是在那一天，大家才知道鲍里涅维奇获得出国科研出差的机会。他高兴地对大家说，最近一个星期天他将请朋友们到他家作客。
  第二天，助教上班时沉默不语，脸色阴沉。下班前他把工友叫到一边说：
  “帕霍姆，劳您驾，请帮个忙……请帮我换换房子。”
  他惊慌不安的样子把老人吓坏了。为了安慰他，工友也装出不是害怕，而是更惊奇的样子。
  “您干吗要这样？”工友感到莫明其妙，问道，“再没有比您现在住的更好的房子了。”
  “这我知道，我知道。”助教说道，“我姐姐和外甥女要来……我今天已给他们打了电报。我们三口人住这房子太挤，而且也不方便。”
  帕霍姆知道问题不在于此，但还是答应帮忙。晚上助教又说了一次，说任何条件都可以，只要能尽快搬走就好。他的脸上看上去很绝望。工友以为他情绪不好，不想在家呆着。
  “他对谁不满意呢？”现在老人心里在想，“他同涅斯捷洛夫亲如手足，简直形影不离。那么是谁呢？难道是季娜伊达吗？不可能这样。他肯定是想避免不幸，但他可能没有躲脱。”
  工友还想起一次发生在教研室的事。有一次，女助教发现一个姑娘在接待室里嗑瓜子。她向来对解剖室以外的事不管。这时她突然大发雷霆，说姑娘是不爱干净的人，并吓唬她说要把她带进解剖室去，那里正在解剖她弟弟的尸体。工友连忙走过去把姑娘位到一边。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老人在追忆往事时，他就想到了女助教的一切坏事和她暴露出来的残酷无情。
  “这样的女人在杀人时，”他心里说道，“是不会手软的……”
  涅斯捷洛夫走进地下室，看到了奇怪的情景。帕霍姆站在大理石停尸台前。他一会儿动动死者的右手，一会儿动动死者的左手，接着把两手都抬到左太阳穴跟前，好象对准太阳穴射击似的。老人没有发觉涅斯捷洛夫，仍在不停地干自己的事。
  “您干什么，老人家？”涅斯捷洛夫奇怪地问道，“您对每具尸体都这样吗？”
  “这要看情况。”工友装出一副很有精神的样子答道，“这很必要，什么事都会有……如果需要，干吗不量一量呢，买棺材不能只凭眼睛看……您怎么，要什么手术器具吗？”这回答没有使涅斯捷洛夫满意。他笑笑，想逗一逗老人，但当他看到老人的脸色阴郁时，才温和地说道：
  “亲爱的，请给我讲一讲，为什么您总研究鲍里涅维奇的尸体呢？我都看到了，我明白。”
  工友想借口耳聋保持沉默，但他按捺不住，大声责骂起来。
  “我可能是老糊涂了。”他嗓门很高地叫喊起来，但马上又停住，压低声音继续说道，“您知道民警在登记表‘智力状态’一栏中写的是“半清醒”，这是指我。半清醒！真的！您刚才什么也没有看见，您什么也不明白。”
  涅斯捷洛夫知道帕霍姆做了很多的事，也是一位行家，很有办法。他能把死者的面容恢复如生。
  “对鲍里涅维奇之死您有什么疑点？”涅斯捷洛夫问道，“您就直说吧。”
  涅斯捷洛夫与工友很熟悉，而且互相都有好感。工友把所有在法医教研宝学习过的人都当作自己的学生。老人经验丰富的眼睛早在他发表一系列法医论著之前就看出了他的才智。老人特别喜欢涅斯捷洛夫的谦虚和平易近人。涅斯捷洛夫经常请工友到解剖台前当着别人的面向工友请教，也和别人一样地和他讨论问题，或是虚心接受他的意见。卫国战争结束后他俩的关系更加密切。涅斯捷洛夫从前线回来后在孤儿院找到了自己的两个妹妹，把她们送进了幼儿园。那时他正处在困难时期。为了使两个妹妹上学，几乎用去他的全部工资。更令人感到麻烦的是发现了在前线受伤后留下的脑震荡后遗症，不允许结婚和论文答辩。困难的岁月使工友和这位年轻朋友更加亲密。
  这时工友不想把自己的看法告诉涅斯捷洛夫，因为自己也没有把握。
  “您还记得我曾给您讲过的一位助教吗？”老人避开直接回答，“就是那个患脓毒病死去的助教。难道您忘吗？”
  “您说的是洛斯库托夫？”
  “对，对，”他感到高兴，“洛斯库托夫·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他对我说过：‘人的生命长短不一，就象一个东倒西歪走路的人，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是谁给人们划出这种‘8’字形的路线的？”
  说话含糊不清不是帕霍姆的弱点，相反，他的话总是富有表现力和特点。
  “我看不出洛斯库托夫与您摆弄鲍里涅维奇的尸体之间有什么联系。”涅斯捷洛夫忍不住说道，“我这样讲是因为，在鲍里涅维奇之死的案件中，我受到怀疑。侦查员一刻也不让我安静。我对他说一，他对我说二，我的神经已受不住了。我还遭到各种非议……”
  “上帝是厚道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头脑可不能糊涂。稍一动摇，好，准备绳扣吧，上帝的奴仆，请进班房吧……您等着辩护吧。”
  “帕霍姆，您知道，”涅斯捷洛夫痛楚地喃喃道，“我和维克多亲如手足。他两次救过我的命。是他使我这个病人站了起来。我怎么能这样呢？是他在敌人的炮火下把我救出来了。”
  “可您为什么不去好好思想呢？”工友明显冷淡地说道，“困难再大也应当好好想一想。怎么能尽想别的呢。”工友白大褂上的带子不知什么时候松开了，他一边换带子一边闷闷不乐地说道，“我不是顺便说说。我看的多了，听的也多了，什么糊涂的想法也往脑子里钻过。可是您看，这弹道很怪，我从来没有见过。”
  “为什么您对我隐瞒自己的怀疑？”涅斯捷洛夫坚持己见地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把我的看法给您说说。”
  他再一次仔细想了想关于子弹前进的速度、弹道、偏差以后，忽然胸有成竹地说道：
  “这弹道确实很奇怪，我也从未见过。这只能是用左手从后面开枪，而右手是够不着的。人们常说子弹是不长眼睛的，但是弹道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亲爱的帕霍姆，您怎么不说话？”
  涅斯捷洛夫等待着工友的回答，感到很难为情。帕霍姆开始迅速收拾房间，避开对方的眼光。
  “怎么，咱俩怎么就谈不起来？”涅斯捷洛夫迫不及待地说道。
  最后工友开口道：
  “您把这些看法对侦查员说说吧。他就不再逼您了。”
  当工友好象是在自言自语时，涅斯捷洛夫就不想再谈下去了。工友说道：
  “我也是这样想，好象是从后面开的枪。”
  “您也把这一点对侦查员说说。”涅斯捷洛夫满意地重复了一次工友的话。
  “为什么不说呢？人们会说：不是侦查员侦破出实情，而是一个工友。再说我的把握也不大。现在听您一说，我的把握更大了一些。”刚才的提问使他没能集中注意力，一些想法想不起来了，“手枪总是会留下自己的痕迹的。手枪本身不会挪动，人们把它放在哪儿，都是能找到的。我是这样认为的，但请不要和我谈这个问题，而应当同手上有火药烟灰的人去谈。那个人要比我知道得多，懂得多。”
  涅斯捷洛夫想起季娜伊达那涂着浓浓的碘酒的手掌和大拇指、食指，感到奇怪，又联想到教授在地下室陈尸间谈论射击时的讲话，惊慌地说道：
  “您已知道，谁手上有火药烟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