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涅维奇也不是一下子就相信她的直爽。他记得她是那样竭诚地迎合教授的口味，支持他的任何说法，不由得在问自己：在她讨好的后面隐藏着的是什么？然而，一次偶然的，也是严肃的谈话使他对她的戒心烟消云散了。
  这是一个星期天，前一天他俩说好要去别墅过星期天，但鲍里涅维奇后来不想去了，提议去参观美术展览。她同意了，但还附有一个条件，参观完后要从那里去奥斯塔金诺的舍列梅捷夫①(①舍列梅捷夫·鲍里斯·彼得洛维奇(1652—1719年)，俄国的一位军事统帅和外交家，彼得大帝的近臣之一。)故居参观。由于情况不允许，两个计划都没有实现。他们只好以别的办法度过星期天。鲍里涅维奇忽然想起，今天列宁图书馆为他保留的书已过期，他们就赶到列宁图书馆。拿到书以后，书中的一章引起了他俩的兴趣。他们就热烈地交谈起来，为了谈话方便需要换一个场所，于是决定去农业展览馆。
  在养免馆和松鼠养殖馆之间的一个小湖边，在交谈之前他们把书打开。鲍里涅维奇半开玩笑半严肃地对女助教说起她对教授和对真理的错误态度。
  “您可以不回答，”他好心地说道，“我并不坚持己见。”
  季娜伊达没有否认，她说她有时支持教授的某些无根据的说法，迎合他的口味，并不是有意要这样的。良心不允许她使有生之年已不多的慈祥而善良的老师感到难过。鲍里涅维奇也应当考虑一下，值不值得同教授争论不休，使老人难受……
  鲍里涅维奇应当记住这一教训，今后也会有人这样对待他的……
  被中断了的关于书中一章的讨论又开始继续下去。
  话题谈到了早为学者们研究的课题。当鲍里涅维奇读大学时就注意到法医教材中有关自杀的一章。他觉得这一毫无意义的悲剧性死亡中的一切都令人感兴趣，并且是不可理解的。怎么能这样呢？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保护器官——自卫本能哪里去了呢？是什么力量促使人自杀呢？这些自杀者都是些什么人——为了道德准则而牺牲的英雄，还是战场上的逃兵呢？最后，这一不幸的规律何在呢？
  自杀者是综合犯罪者。他触动了公共利益和思想广泛的范畴。自杀者违犯了民法和刑法、社会和宗教的准则、逻辑原理，打乱了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的平静，动摇了生命法则的基础。法学家痛斥自杀为耻辱，拒绝承认他们的遗嘱，教会禁止在公墓安葬他们。中世纪时在自杀者尸体背后钉上一个白杨木撅子，肢解尸体，并象拖死狗似地拖着在大街上示众。法律对被肢解的死者毫不宽恕。迄今英国仍以王位的名义把自戕的人关进监狱。
  人与自己命运之间的纠纷产生了大量的科学理论。医学家、内分泌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都在人的肉体和心理构造上探索自杀的原因。法国精神病学者宣称所有自杀者都是疯子；意大利罪行调查学家认为自杀者是潜在的罪犯。弗赖德证实，自杀者无能力杀死别人，却能自杀。德国社会学家在不完善的现代社会中看到了这一不幸的根源。
  统计学家们首先接近了真理。他们找到了全人类共同的规律。他们统计过，城市居民中自杀率高于农村，穷人低于富人。自杀几乎都发生于成年人，而儿童是极其罕见的。自杀一般多发生在春天和夏天。更多的自杀者都是官吏、律师、学者、艺术家，而工人和农民则少见。在广大的地球上女性自杀要比男性少两倍。
  在松鼠养殖馆旁的小湖边，季娜伊达首先开始讲话。
  “讨论别人的理论，”她说，“是容易的，而困难的是以自己更深刻更成熟的理论来驳倒别人的理论。这些早已过时的思想对我们有何用？最好我们还是谈谈您的理论，并搞清这些理论的优越之处。”
  这话听起来满有道理，鲍里涅维奇同意了，季娜伊达在长凳上坐好后，按照自己由远而近的谈问题的习惯自信地说道：
  “我们假定自杀者丧失了自卫本能而决定自杀，没有遇到一般的反抗……这我们只是假定说。”
  鲍里涅维奇认为有必要表示不同意她的说法，说道：
  “为什么‘我们要假定说’呢？中枢神经系统中天生的与后天形成的能力不断进行着斗争。社会本能有时会战胜自我意识的感情，饥饿能压倒义务和荣誉的原则，痛苦、委屈、重大的不幸会使女人丧失天生的母性，使自己遭到惩罚。”
  “这些冲突是永恒的，不可避免的，”她表示同意，“但同时这种牺牲是不多的。什么力量才能使一些人免于自杀和杀人呢？我同意您的看法，经受痛苦的能力使我们对痛苦变得不敏感；生活经验和阅历越丰富，充当客观环境的牺牲品的机会就越少。这样的人为了减弱自卫本能，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不够强烈，起码不会因为贫困而自杀；追逐妇女的人也不会因为女人拒绝他的求爱而自杀；被揭露的骗子绝不会因感到羞耻和受到侮辱而自杀；职业犯罪分子也不会因受到良心上的谴责而自杀；流浪儿不会因偷窃被抓而自杀；妓女不会因遭到强奸而自杀；监狱和苦役场所要比伦敦、巴黎的富翁住宅里的自杀少得多。看来，犯罪分子要比那些破产的银行家有更多的捍卫自己的能力。”
  鲍里涅维奇忍不住微微一笑。他自己的想法和举例自己总觉得不是很有条理，但经过她一叙述却获得了逻辑的严密性，更富有说服力。他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只好把手指弄得咯吱发响。
  “有人反对我们说自杀者是不同年龄和有地位的人，”她不看对方，好象盯着前面的空间，可也未必能看清什么，继续说道，“饱经世故的男子和缺乏经验的年轻人；诚实的、老奸巨猾的人们都成了牺牲品。有的从赌场出来赶忙去自杀；而还有的人用朋友的钱庆祝自己的失败。毫无血色的病人渴望活下去，而怀疑自己患了不治之症的年轻人却开枪自杀。很多人为了金钱可以忍辱负重，而另一些人只因为挨了一记耳光而走入坟墓。”
  她不说了，以询问的目光看了鲍里涅维奇一眼，好象在等他的反驳，停了一会儿又继续说道：
  “您可能这样回答我，我们的能力好象是适应一定的考验。凡是对贫困不敏感的人可能因家庭不和而自杀；追逐女性的人因失去地位；骗子因受到妻子的欺骗；职业犯罪分子因把朋友的钱偷光；不道德的女人因失去爱子都会自杀。能够忍受挚友背叛的人对破产、公开受辱、爱情失意可能很敏感。一个人对伤寒病有免疫力，可无法免患霍乱；同样，一个患过鼠疫的人也难保不患脑炎。任何对生命的冲击都不可能免疫，就象牛痘疫苗不是防治一切肉体和精神痛苦的灵丹妙药一样。
  “您对比了预防传染病的免疫力和对生活中考验的神经中枢的稳定性，”鲍里涅维奇为自己从未想到达这一点而感到沮丧，他说道，“您关于这一点的论据是什么？”
  她感到惊讶，看了他一眼，这目光是由于感到自己占了上风而射出的，同时也是温柔而宽容的。
  “对毒品也有免疫力，”她提醒他道，“大剂量的吗啡或土得宁①(①士得宁，一种烈性毒剂。)在一般情况下是致命的，但如果小剂量长期服用就没有危险。那么一个人遭到强烈的刺激，就会导致神经创伤或自杀。这种强烈的打击如果在时间上是分散的，人是有能力承受个别痛苦的能力的，那这种痛苦也就不可怕了。”
  鲍里涅维奇本应再一次承认她关于自杀的生物学和社会学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这种逻辑严谨的阐述是无懈可的。使他感到奇怪的是不久前她才熟悉他的报告，她怎么能了解得如此透彻。
  “您不是也承认吗？”最后她说道，她转述别人的观点时也是那样冷静而逻辑性强，“被狂热的幻想，创作激情所控制并深信这些都是存在的人是不会自杀的。生活的沉重负担只能加强他们顽强活下去的决心。任何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对革命者、爱国者、改革者都不会成为负担；对创造着新理论的研究者来说，当他充满了创造思想时，他的全部感情是会从属于伟大的目标的。按这些观点，您的理论是正确的，还是称作‘免疫——劳动理论’为好。我觉得，”她稍稍停了一会儿接着说道，“我不能说更多的话，而只不过是想正确地转述您的观点。”
  满腔激动的鲍里涅维奇忍不住紧紧握着她的手。不久前的疑虑都烟消云散了。
  “您怎样解释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过了一会儿，季娜伊达问道，“女性自杀率要比男性低一倍？”
  鲍里涅维奇想了想，含糊地说：
  “这可能是因为女人不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主要的困难仍是男人承担。”
  季娜伊达否定地摇摇头，突然提议去吃点东西，鲍里涅维奇欣然同意。谈话又在餐厅的饭桌上继续进行。
  煎鸡蛋吃完了，咖啡也喝完了。这时季娜伊达说道：
  “要是我处于您的地位，我绝不引用不符合自己构思的证据。”她好象是在谈起无意"奇"书"网-Q'i's'u'u'.'C'o'm"反对的某种东西似的，仍然以令人信服的冷静口吻说道，“如果您无法以‘免疫——劳动理论’精神来论证统计数字的话，那您的报告将不会获得成功。可能女人承担的重担要比男人少，”她以教训的、肯定的口气说道，“但您忽略了母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