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泊环饶，景物清幽，春香湖、芝陵湖、叹息湖皆为夏日纳凉之佳地。名胜既多，传说亦奇。昔有一对青年男女，生死相恋却又好梦难圆，随投湖殉情，葬于湖畔，便更名为“叹息”！大叻郊区，丛林幽深，珍禽异兽尽藏其间，百花绚丽，四季八节长开不谢。阮永瑞便在此地以狩猎、饮酒、下棋、听西洋音乐为乐。不再以国事为念了！但是，世界风云却在急剧地翻卷：
  1940年9月，日军开进越南；1941年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也迅猛地发展起来；法国驻远东海军司令德古中将则在西贡维护着法国投降德国后的维希政府的利益。那时，阮永瑞在大叻的别墅里怀着一种奇异的心情作壁上观：静待时局的变化，他希望哪一方取得政权以利于自己的未来呢？
  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连连失利，越南这条水陆供应线对日本的印支战场显得特别重要起来，用重兵发动突袭。那时的法国维希政府已经因希特勒即将毁灭而自身难保，所以越南的法军不堪一击，把越南拱手让给日军。阮永瑞还清楚地记得这一天是3月11日，他正在大叻郊外狩猎，获得了一只遍体彩翎的珍禽，他刚刚收入猎袋，一群日军就把他包围起来，当即把他带往顺化，强迫他坐上龙廷，限令他在24小时内明令取消法国保护国制度，宣布独立。两天之内，保大皇帝又在日军的刺刀下，成了日本天皇陛下的附庸，进而与日本合作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了。
  时局瞬息万变，6个月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越盟趁此千载难逢之良机举行了“八月革命”，进军河内。那时，保大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一个建议，把权力交给越盟，但要维持君主政体。这就是说，做了法国人、日本人的傀儡之后，不妨也作自己人的傀儡，只要保住皇位就行！可是越盟不需要这样的伙伴，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用不到找一个遮蔽世人耳目的傀儡。8月23日，顺化市越盟市委便命令保大交出御林军和一切武器，把权力交给革命政权，革命临时政府从保大手里接过象征皇权的金印和宝剑。保大当时向前一倾，差点摔倒在午门之外，他眼前浮荡起一团浑黄的烟雾，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只觉得脑幕上爆裂了一个雷霆，粉碎了他的一切梦幻。
  “我命中注定还要重返一次龙廷，”阮永瑞在简述了上面的经历后淡然地自嘲说，“我的皇位不是我夺取的，而是被别人推上去的，所以我的生平回忆录叫作《安南之龙》。
  “日本投降之后，法军重占越南，胡志明的越盟被驱逐，回到了新潮游击区，在丛林中重新进行抗法游击战争，法军重新把我拥上皇帝宝座。说实话，此时，我对皇位已经失去了兴趣，但我必须借此谋取生存的经济条件。我和驻越法军总司令塔西尼将军非常友好，他乐于帮助我安排我隐退之后的经济来源，我并不想过奢华的生活，只要能保证我的晚年不受冻馁之苦。
  “复辟后不到一年，我就厌倦了宫廷生活，因为处处充满虚伪、欺骗和虚荣，而我就像一个由人牵线跳舞的带着皇冠的木偶。于是，我在西贡以越南国皇帝的名义退位，回到大叻密林里去猎取珍禽异兽以自娱。我把政权禅让给一位美籍越南人阮凡龙，由他担任首相。
  “我的命运注定和法兰西联系在一起，在法军占领越南期间，我在大叻的别墅里渡过了一生最悠闲的岁月，直到1954年5月，法军在奠边府战役失败后，开始从越南全面撤军，早就对越南垂涎欲滴的美国取而代之。他们自然把他们的亲信兼打手吴庭艳扶上政府总理的宝座，把我一脚踢开。吴庭艳在美国授意下，1955年10月举行了公民投票，我又一次被废黜为平民。从此，我也就永远离开了我的故土！越南，延续了几千年的君主制度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1956年的法国并不安定，面临着内部的纷争和外部的阿尔及利亚叛乱的扩大，我不想定居法国，而是选择了瑞士，后来移居摩纳哥。这个蓝色海岸的富有传奇色彩和神话故事的袖珍小国，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正像人们所说，它是神造的花园，这个只有2000人口和不到1.5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国，使我联想到越南的大叻风景区，在这个小小的海湾山城里，除了王宫之外，还有世界上第一流的水上旅馆和世界驰名的蒙特卡洛大赌场。……”
  “那么你也到赌场中试试运气了？”
  “不，我只对它的中世纪的街道、盎然的古风和蓝色的大海感兴趣。同时，我还愿意在它的图书馆里消磨时间，尤其是专门收藏儿童文学的卡罗利娜公主图书馆，它使我回忆起我的金黄色的童年。……”
  （三）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时代的开始
  ——斯托里《越南战争求索》尾声之三
  我看到阮永瑞老人在边说边想中，渐渐地沉入昏昏欲睡的状态。便告辞了。当我走到大街上时，忽然想到我应该问问他对他的一生的经验教训是什么！他13岁登基，14岁在法国留学6年，可谓是一个有雄心有理想的君主，我应该问他：“如果这段道路让你重走一遍的话，你应该坚持些什么，改变些什么呢？你有哪些得意和愧悔之处呢？”
  我慢慢地沿着塞纳河右岸走着，从阮永瑞的现状想到了历代帝王的种种归宿，他算是有幸还是不幸的呢？帝王间的功过是非和最终的结局是可以相比较的吗？也能，也不能！这个问题在我脑海里紊绕了很久。
  为了给我的《越南战争求索》写一个结尾，我时刻注意从西贡传来的消息。
  路透社记者科培尔的报道颇具特色，他写道：
  “对越南人来说，这是最为激动的时刻，文进勇将军的部队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就进入了西贡——南越的首都。4月30日的上午11时，一辆越共的坦克隆隆响着，穿过茫然而又安静的人群，冲开了西贡总统府的半开半掩的大门，几个越共士兵跑上总统府的平台，升起了临时革命政府的黄星红旗！
  “南越的最后一位总统杨文明将军，在向他的部队下了一道‘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后，自己也被逮捕了。杨文明是留在祖国的唯一的一位高级将军。在此之前，共和军的许多高级将领已经逃离出国。而他留下向越共投降，使西贡近似和平解放，从而避免了流血和毁灭。
  “当革命政府的旗帜升上总统府的平台时，文进勇将军微笑着点上一支烟，他接通了给河内的电话，这时候，从电话里可以听到河内喧嚣的锣鼓声，人群的欢呼声和礼花的爆响声。
  “他舒了口气说：‘我们祖国分裂的痛苦终于结束了，战争结束了，和平到来了，我们成了祖国真正的主人，自从1858年法国人的战舰第一次开进岘港至今117年以来，越南人彻底赶走了一切外国的军队，我们真正统一了，独立了！’
  “5月1日这一天，是文进勇将军的诞辰，他驱车绕城一周，频频向兴高采烈鼓掌欢呼的人群招手，他走进西贡的总参谋部，那里还保留着司令部的绝密文件，也许是来不及焚毁，抑或是焚毁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
  “越共政治局决定，在5月7日这一天，举行正式的入城式，检阅胜利的大军，借以象征伟大时代的开始。5月7日，这是21年前取得奠边府胜利的日子，它将引起全世界的联想，越南人百年来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今天有了一个激动人心、鼓舞意志的结局。
  “越南，这个亚洲小国，用自己的勇敢坚毅和牺牲精神，赢得了亚洲参孙的美名！……”
  科培尔的“西贡通讯”应该借作我的《越南战争求索》的结尾，但在付梓之时，我在后记中又加了如下内容：
  胡志明于1945年9月2日曾在河内巴亭广场上，宣读越南《独立宣言》，但他并没有亲眼看到越南的真正独立，他在1969年9月3日因心脏病逝世。在新的越南的地图上，已经找不到西贡的名字，胡志明市代替了它，他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创了一个时代。但是，以后的越南历史将由他的继承者们来写了。
  越南的完全独立，是对越战最有说服力的总结，但在美国的当事者的认识上，却大相径庭：
  威斯特莫兰将军在他的花园式的南卡罗来纳的家园里略带自我辩解地说：“许多美国人十分清楚，这场战争不是从军事上输掉的！”
  前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不无遗憾地说：“人们可以说，美国应该更早地投入战争，肯尼迪总统应该立即投入10万部队。”
  约翰逊的最后一位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则坚定地说：“美国不该卷入战争，因为我们的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以前我们认为是共产主义的扩张，其实是越南的一场内战，多米诺骨牌理论是错误的！”
  在结束我的《越南战争求索》时，我不得不写到一个人，那就是林登·约翰逊总统。他选择了越南战争，却没有看到这场战争的结局。他在1973年1月就抱恨去世了。在我看来，他是一位苦恼的总统：这位颇具雄心壮志而又生性固执、出言粗率的来自得克萨斯州农场的人，一上台，记者们就不喜欢他，把他描绘成一个乡巴佬，他的每一句粗话，每一个动作都被加以嘲讽，他倍感受辱和委屈，对新闻界既恨又怕，他苦恼透顶，以至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希斯不得不善意地宽慰他：“不必对那些靠笔杆子谋生的人耿耿于怀，他们爱说三道四就随他们去说，公民们并没有选举他们担任总统，选的是你，他们说话只能代表他们个人，而你说话却代表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