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利于团结的话可以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可以不做。可是双方都不能不想。如果立场不同，就很难搞好团结，你认为是在无私地援助他，他还认为在帮助你哩，唇齿相依嘛！只要利益有所冲突，说翻脸就翻脸。……”
  “关于援越抗法的军事顾问团的情况，你什么时候向我介绍一下呢？”
  “等你跟黎东辉谈过之后吧，我给黎东辉准备了几件礼物，你可以带给他。……”
  孙洪林打开了一个小的食品柜，先拿出了一条大重九香烟。还有两瓶三蛇酒，这是广西出产的药酒，治疗风湿病有特效，还有一听白毛茶。我看着这一堆闪耀着友情光辉的礼品，颇为感慨地说：
  “这么说，你是要我借花献佛了？”
  “应该反过来说，”孙洪林凄然地笑笑，“我是借佛献花呀！”他解释说，“这大重九烟，是特殊供给支队领导的，政委不吸烟，送给了我，我再转送别人；这药酒是从D支队秦政委那里专门为黎东辉要来的；这白毛茶是广西的名茶，产于桂西高原上的凌云县，全名叫凌云白毛茶，是九大队长从国内替我带来的，这听茶，肯定会引起黎东辉的思乡之情。这些礼物我本想亲自给他带去，现在关系一复杂，我们两人都想避嫌，很少来往了，过去完全是战友之情，你来我去，毫不在意，现在动不动就是两国关系，外交关系，弄不好还会拖累了他。在我看来，黎东辉未必受到越南军方的信任，奠边府战役时的很能干的团长，现在是个副师长，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所以，即使我们两人想共同回忆一下援越抗法战争，也不能你来我往，而是通过给他看病的苏军医带材料给他。前些日子，越北军区曾派医生询问过黎东辉的病情，是否不满意他请中国医生治病呢？很难说。……
  “你去，完全是用民间交往的方式，苏军医带你去，再加上我的礼物，就是很好的介绍，你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心理都是很复杂的，关系好时大谈友谊，可是内心深处谁也不会忘记历史，你若是真把这种微妙的关系写透，那真是一大功绩。……”
  我发现孙洪林的思绪又飞得很远，我喜欢采写这样的人，他不是问一句答一句的那种被动者，而是完全投入你要采写的事件，而且强烈地希望表现自己的见解，你可以从中看到他的真知灼见闪耀的火花。
  “你指的是哪一方面的民族心理？”
  “越是弱小的国家，它的民族自尊心就特别强烈；越是受过别国奴役的国家，对于国家的主权就特别敏感。……”
  “这并不是一种不良感情。”
  “当然，你作为一个作家，来越南前，一定会对越南的历史作过研究……”
  “是的，我看过《史记》中的《南越列传》，还有《后汉书》里的《马援传》，还有《越南社会发展史研究》，……”我忽然看到他的书架上也有此书，是1963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其中的许多观点未必公允……”
  “历史上没有公允的观点，”孙洪林豁达地说，“众说纷纭是好事，你们文学艺术不是讲求百花齐放吗？不同才有比较，严格地说，不管哲学、文学、史学，求同则死，求异则活，先秦诸子百家，哲学思想多么活跃，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取消了百家争鸣，哲学也就完了。……真理是不怕争辩的。所以，你想反映我们援越抗法和援越抗美的斗争，应该写出自己的见解来，这一点当然很难。……”
  。如果支队长有独特的见解，我写进未来的作品中不也是一样吗？不管你的我的反正是独特的见解。”我发现他有一种倾吐的欲望，便含蓄地笑笑，“我可以让你的名言垂诸青史，注明是你说的，绝不掠美。……”
  “那好。”孙洪林从他的枕边拿过一个灰色的笔记本，显然，他是作过准备的，或是在他写军事顾问团回忆时的一段回述，“我先从军事顾问团赴越谈起吧：
  “……那是1950年的4月19号，我坐在军政大学校园里的长椅上正在看谢红梅给我的来信，要我给刚出生的儿子起名，并说她产后身体不好，我想写个请假报告回上海去。梅嘉生总队长笑嘻嘻地向我走来，问我有什么事情。我说，妻子来信生了个儿子，我正想写请假报告，并把谢红梅的信交给了他。
  “噢，小谢病了！’他抱歉地向我说，‘看来，你得向小谢请个假了。’‘为什么？’我知道他不是玩笑话，他说，‘我和你有一个光荣任务，看来，我们又有仗可打了！’我有些愕然，‘去哪里？’解放战争的征尘刚刚洗净，谁也想不到再跨征鞍。……
  “梅嘉生总队长顺势拉我坐下来，缓缓地说，‘中央决定组成军事顾问团入越，由原来三野十兵团的韦国清政委担任团长，由我们华东军政大学第三总队抽调干部组成顾问团团部，我当韦国清政委的助手。我们必须立即选调有实战经验和政治水平的军事、政治、后勤干部配属到越南人民军里，协助他们工作！’
  “我心里格登一震，我要回上海看新生儿子和生病妻子的欲望立即化成泡影，一阵茫然若失的情绪潮涌般地袭上心头，‘去多少人？’这并不是我应问的问题，只是表明我乱了方寸，好像可以打折扣不去似的。梅总队长告诉我，准备调营职33名，团职17名，我当然就在这17名之内；师职6名。军职2名，兵团职1名，连同其他工作人员共达281名。‘要去多长时间？’我一出口又后悔了，这又是我不该问的问题，按说，我这个半生征战的军人，应该怀恋沙场，可是，和平生活却更诱人，我一心想在安定的环境里进校深造，成为平时梦寐以求的能够载入史册的一世将才。
  “梅总队长苦涩地笑笑，‘很难说去多长时间，我看，就是中央军委也确定不了，这要看局势的发展！’‘什么时候集中呢？’我的心头漾起一阵酸楚，觉得有点委屈，心想，自己新生的儿子都来不及看一眼就要为别人去搏杀了，而且还是在越南，那是多么蛮荒之地，我没有到过越南，可是，在抗日期间。我就听说过史迪威指挥的缅甸远征军的战争，那也许是世界战争史上最艰苦的战争之一。
  “……‘明天就要集中！’梅总队长迟疑地说，‘先介绍一下目前的时局和组建顾问团的背景，而后作行前准备，中央首长有可能接见顾问团成员，有什么要求还可以提出。看来，你是无法回上海了，只能怪小谢的信来晚了两天。……’也许他看出了我内心的沮丧，看了一下手表，以向所少有的果决急急地说，‘你赶快回宿舍去准备，我叫管理处派车立即送你到车站，乘夜车走，后天凌晨赶回来，明天的会议，我给你请假，回来后，我再单个教练，……你啊，你啊，……’他用椰榆的口吻说，‘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你这会儿就有点气短，……’他看我愣着不动，便喊了一声，‘快，慢了就误了七点半的车子，给小谢一个突然袭击！’……我简直像在梦里一般飞回了上海，反英雄气短之意，给儿子起名家杰，孙家的英雄豪杰！”
  孙洪林停了下来，喝了几口浓茶。
  “你看，我本想让你先去访问黎东辉，而后回来我再谈，现在竟然忍不住先说起来了！”
  “如果支队长不累的话，”我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我想一直听下去。”
  （三）颐年堂接见
  “军事顾问团的团以上干部，乘一节专用卧车厢到达北京，恭候中央首长的接见，住在中央招待所乡村饭店，因为接见时间不断推迟，我们这些初次到北京的人就尽情地游览名胜古迹。好像天下就是我们这伙人打下来的。土包子忽然想开开洋荤，有人提出在中央首长接见时，提点要求，你们作家可以分析分析我们当时的思想变化，好像不借此讨回点什么，捞取点什么就觉得冤枉，心理不平衡。要什么呢？在战争年代，军人三件宝——战马、手枪、表。现在要赴越作战，战马是用不着的，手枪是不要也得带的，我们团以上干部，每人也都有块表，大多是战利品，配给指挥作战用的，当时，我一心要一块梅花牌的女式表，托人带给谢红梅，有人提出，出国了，要有点派头，要双黑皮鞋，有人要一支派克笔，全都是洋玩艺。
  “你现在觉得好笑吧？当时可是认真到极点，要什么，争论了好久，才确定要三样：皮鞋、瑞士表、派克笔。……连其他必须的物资一起列了个清单，提前交上去。6月25日，朝鲜战争形势骤然紧张起来，我们才知道中央首长推迟接见我们的原因。我们并不急于中央首长接见，从故宫、颐和园到长城、卢沟桥，尽情领略古都的风貌，发思古之幽情，感受着从硝烟战火中诞生的新中国的喜悦和一个战胜者的骄傲之情。
  “那是6月26日上午，我们接到通知，说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和朱老总将在近期内接见我们，大家集中学习，一概不准外出。第二天上午，我们一行四十多人就集中到颐年堂等候，先是刘副主席……”孙洪林停顿了一下，苦笑着说，“现在是叛徒、内奸、工贼，最大的走资派了。……”
  “你不是说写历史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嘛，事实求是。……”
  “是啊，我只能照历史原样说，刘副主席说毛主席和周总理这几天很忙，朝鲜局势关系到我国的安危，他们有很多工作要急于处理，所以由他和朱老总先来接见我们。谈话开门见山，表现出他的率直坦诚的性格，他说：‘听说有的同志不愿意到越南去工作，是吗？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实在不能去也不要勉强，只要理由正当，可以考虑，重新换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