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富了必然放债，穷了必然借债一样，弱了就要挨打。……”
  “如果按某些史料批评的那样，当时清政府根本不要跟法国、日本谈判，坚决与他们死拚到底，结果会怎么样？”我说。
  “你这是向小学生提的问题，鸦片战争打过没有？甲午海战打过没有？……哪一次不是战败而后割地赔款？当今世界，仍然是弱肉强食的法则。如果当时，清政府不签停战协定，把兵力财力投入越南抗法战场，日本从朝鲜进入东北，沙俄也趁机扑来，英国也不甘落后，再来一次北京失守，圆明园已无物可焚，故宫却可以燃烧，那时，会不会被史家指责为不知进退，不懂得乘胜谈判见好快收呢？……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研究。……”
  “历史就像一盘走过的棋，胜负已经不可更改。”我慎审地说，“如果复盘分析每一步的得失，那就会气象万千，肯定会争论不休，甚至会推磨。对于中法战争的结局，应该怎样认识，按利弊互见的法则那就很可能众说纷经，因为我曾经参加过编写军史的讨论，大家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因为未发生的事情，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可变因素太多了。那时，我们在研究一次战役中，是不是应该对敌人的后方兵站作一次偷袭，有人说偷袭成功，对战役必然产生有利影响，但有人却认为偷袭不成功就会给战役带来很大不利。到底成功还是不成功，那就看当时双方的智勇状态，谁也无法预计到当时有多少偶然和意外，一次应该成功的伏击，很可能由于一个战士走火招致失败。……”
  “当然，当然，”孙洪林因我对他的论点略存异议而变得振奋起来，“凡事总有上中下三策，但也看客观的条件，曹操和袁绍对起阵来处处得心应手，和诸葛亮对起阵来就败走华容小道，所以很多兵家因为把握不了客观变化，往往陷入迷信，用占卜来决狐疑。……”
  “这就是矛和盾的关系，矛利则盾不坚，盾坚则矛不利。是吧？……”
  “历史既是死的又是活的，所以，我希望你把这段历史写活，而不是写死。因为许多真理和谬误都是相对的，还要分阶段看，所以历史不断地重写。你说秦灭六国是好还是坏？你说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好还是坏？暴力和掠夺是资本主义得以成长的摇篮。可是，如果美洲还是印第安人的天下，还有没有现代文明？除非人类再回到原始状态。可是，原始状态就是合理的幸福的吗？原始人的生活会不会更悲惨、斗争更惨酷呢？人类应该向何处去？过去我们走苏联十月革命的路，今天，我们却要打倒苏联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日本侵略中国，当然是坏事，可是，不妨想一想，如果没有八年抗战，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是工农红军在西北再来一次长征呢还是早就实现了社会主义呢？还是新军阀依然连年混战不休呢？……”孙洪林忽然停住了，欢快地笑笑，“我们这样胡思乱想，是不是滑边了？滑进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圈套里去了？”
  “是的。”我也欢快地笑笑，很久没有这样的畅所欲言了，“这不但滑进祸福相生的怪圈，而且也陷入了人性是善是恶的争论中了，是善推动历史还是恶推动历史？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就像你说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通过暴力的恶来实现的，那么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进步就成了善，这是不是恶的行为结出了善的果实？这个善的果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在作恶？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又在四处掠夺，给世界制造苦难？就像眼前美帝在越南一样？”
  “所以，我希望你能写出这种历史的复杂性来，就像刚才说的历史这盘棋，仅仅是复盘是没有意思的，不能只记载黑白双方的胜负经过，要像围棋挂盘讲解它的每一步棋的得失一样，讲清楚它为什么这样走？是怎样思考的？是高招还是失误？刚才我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这个意思，败棋中有高招，胜棋中有失招，连古人都知道恨而知其善，爱而知其恶，知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不然，那历史记载还有什么看头？”
  “这一点，我也深深地思考过，你的意思我完全懂得，也很赞同，无非是把历史事件中的哲理挖出来，把‘所以然’找出来，这也就是说找出历史之魂魄来，有魂，历史就是活的；无魂，就是一堆废墟。……在国内时，我和许多作家讨论过这些问题，尤其是英雄要不要写缺点的问题，阶级性和人性的问题，我们批判过苏联文学中的《一个人的遭遇》和《第四十一个》，这里特别强调了作家的立场和人生观问题，在国内，这些话是不能讲的，你在境外三年，没有直接的感受。我是观潮派，逍遥派，看得就比较清楚。在出国前，各省市和军区传达了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叫《八·九讲话》，他说：‘现在乱有四种情况：一，好人斗坏人；二，坏人斗好人，这是我们可以间接利用的力量；三，坏人斗了好人，像北京、海军、空军、总参、总后就是这样，好人挨整，吃了苦头，尝到甜头；四，好人斗好人，这当然不好，有损失，但这是内部问题，容易解决。……如果坏人整好人，就不要怕，顶多就是邱会作、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吴法宪那样，要顶住，要沉住气。要看到形势对我们有利，这是个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健在，只要有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和解放军的这两个条件，就不怕，坏人一定会受到批判，受到惩罚。就是踢翻了天，也能够拧过来。’你仔细想想这段话，国内军内会乱到什么程度！……”我不自然地笑笑，“你能解释清楚为什么乱到这样的程度？好像没有主席的崇高威望和解放军的力量就无法控制局势似的，而我们在对坏人斗好人还没有办法的时候，却要去打倒世界上的帝修反。……我们在这里却大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你以为我们这些人，回国后能置身事外吗？”孙洪林忧心忡仲地说。“我们将要被划在谁的线上呢？”
  这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现在军内除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是响当当的革命派以外，孙洪林所依赖的将帅们还有谁呢？但我不能不宽慰他几句。我说：
  “你们在国外执行国际主义任务，没有卷入军内各派斗争，这自然是一种幸运。归国后，等形势明朗化了再表态，干脆，请个长假写你的回忆录去！……”
  孙洪林唯唯，显得忧心忡忡，我并不了解他的全部经历，我只知道抗战时期他在山东清河区八路军三支队某连当排长，解放战争时期在华东军政大学学习过一段时间，而后在渤海纵队十一师某营任教导员，后任副团长，团长，而后在南京华东军政大学（1951年1月15日改为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后随第三总队队长梅嘉生参加援越抗法的军事顾问团，回国后任师参谋长，1956年后，又调军事学院学习。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和他有牵连的被打倒的将帅可就太多了。……显然，他已经有了某种预感或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在他的这种心境下，我再提出去奠边府的要求，恐怕是勉为其难了。
  （二）英雄气短
  “关于你要去奠边府的事。我们想想办法看，但是不能太急，你先去找黎东辉，可以由苏长宁陪你去。……”
  “要不要请乔干事去当翻译？”当我提出这个要求时，连自己也吃了一惊，因为这完全是一种温情主义，动机仅仅是满足乔干事的内心欲求。其实，我是知道黎东辉的华语水平不错，不需要翻译，我这不是促成乔文亚犯更大的错误吗？
  “没有必要，”孙洪林说，“你去，目标越小越好。现在和越方的关系由于中、苏冲突，变得很复杂，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热心搞‘亚洲共同安全体系’，极力拉拢越南，1965年柯西金访问河内，苏联就开始支援越南大米和武器，而且还派来了几个萨姆一2式导弹营。……而我们，则把苏联当作是现代修正主义，是马列主义最危险的敌人，这一观点，越南自然非常清楚，可是，1966年春天黎笋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苏，仍然跟勃列日涅夫热烈地拥抱，称苏联是他的第二故乡。……这样，中越关系自然会冷淡下来。……”
  “越南是脚踏两只船。……”
  “恐怕只能脚踏两只船。”孙洪林说，“这一点黎东辉已经说得很透彻了。来回路自然是一样远，应该体谅越南的处境：我们要求越南反苏，苏联e然也要求越南反华，……以后形势有什么变化，那只能是以后的事。……”
  “听说越南军政内部也分为亲苏派和亲华派，……”
  “现在是不能谈这些的，一旦传出去，就会惹麻烦。……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自然反映到越南的内部，这中间既有苏修的挑拨，也有苏修的压力。大大小小的龃龉和不愉快的事件就不断发生了：
  “那还是1966年，我们运送援越物资的红旗号货轮在海防等候入港；苏联的船队随后到达，结果，越方却先让苏联船只先行进港，硬是要我们的红旗号在港外等候。结果，我们船只遭到了美机的轰炸。……当然，这中间还有别的原因，因为苏联曾提出他的援越物资要经过中国从东北到越南进行联运，把运输重担压在中国身上，我们自身运输就已经十分紧张，自然拒绝帮苏修运输，苏修自然会从中挑拨中越关系，越方先让苏联船只入港，也可能是对我们不帮他运输的一种不满的表示。……这种三角关系，的确很难处理，谁给的多就跟谁好，应该承认这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