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4 月26日，中国、俄罗斯及其它中亚国家的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关于
  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没有署名的评论，
  题目是《中国牌，俄国牌》，大骂江泽民主席和叶利钦的会晤：“上星期在北京，
  时光似乎倒流了。”评论还用极为恶毒的词语说：“人们几乎可以听到一个新的轴
  心正在形 成。”
  1996年7 月19日，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上，美国NBC 体育新闻主播人考斯
  特在中国代表队入场时别有用心地评说中国“有人权问题、版权问题，以及对台湾
  的威胁”。他还在奥运会比赛期间多次提及某些中国游泳运动员曾经使用过禁药，
  故意损害中国和中国运动员的国际形象，这件事引起中国留美学生的强烈抗议。
  由于中美之间摩擦不断，中国国内民众的反美情绪高涨，一些关于中美关系的
  时评图书走上书架。
  这年夏天，刘康回到北京。他与李希光见面后开始策划《妖魔化中国的背后》
  的写作。
  鉴于当时中国图书市场出现了许多有关中美话题的情绪激昂的时评类图书，李
  希光和刘康都觉得如果再有一本中美时评类图书，应以更客观更冷静的姿态来进行
  写作。用刘康的话说，就是“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10年前对美国的
  一片热烈浪漫，变成今天的一片忿忿嘘声”，“不应煽起太多的激愤，温度升得太
  高，诱发新的中美对抗”，以免一些心怀鬼胎者“乘火打劫，火中取栗”。
  确定了议题后，李希光陪着刘康来到峨嵋山，在漫长的旅途中，形成了《妖魔
  化中国的背后》的基本框架。后来他们决定邀请曾有美国留学经历的新华社记者熊
  蕾、韩松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朱伟一参与写作。刘康回到美国后又邀请
  了3 位在美国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加盟。在1 个月不到的时间
  内，参与写作的8 位学者完成了各自的章节。这年年底《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终于
  付梓印行，首版4 万册一月内销售一空，成为1996年最突出的出版事件之一。
  李希光在美国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对西方社会的研究，使他找到了西方“妖魔化”
  理论的根子，那就是哈佛大学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理论。李希光曾对中国传媒
  分析说：“亨廷顿教授把这个妖魔化理论上升到极点，上升到文明的冲突。根据他
  的理论推理，要取得文明的胜利，只能是妖魔化对方。必须使基督教人民感觉到伊
  斯兰教文明或者儒家文明没有存在的价值，让对方也感觉自己像妖魔一样没有尊严，
  没有存在的价值。妖魔化就是为了文明的冲突和文明的胜利。妖魔化是一种媒体策
  略，目标是消灭另外一个文明。这个策略就是通过妖魔化，在意识形态上、媒体上、
  文化上，使对方变成妖魔。妖魔化的结果是，被妖魔化的人民最终相信自己是妖魔，
  必须完全投降；而作为妖魔化别人的一方也真的相信对方是魔鬼，不投降，扔原子
  弹也在所不惜，就是用化学武器杀死大批平民，也不会有丝毫的不安，因为他们杀
  死的是妖魔。”
  西方媒体的记者对《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在中国的热销十分恼火和恐惧，《纽
  约时报》等大报想方设法封锁这本书的出版消息。美联社和NBC 等更把该书视为洪
  水猛兽，极尽一切之能事对其进行彻底抵制。但该书还是以最快的速度流传到美国
  等地，从而形成巨大冲击波。
  《纽约时报》驻京记者邰培德对书中讲述的关于他的事情暴跳如雷，痛骂“这
  是一本烂书”，并在多个场合对李希光进行人身攻击。
  为了消除该书对美国产生的消极影响，邰培德还在《亚洲周刊》上散布谣言：
  “即使《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没有中国官方的背景，作者们应该也有领会官方的意
  图。”当李希光提出要与邰培德在美国最有影响的电视频道公开辩论时，邰培德却
  装聋作哑。
  就在西方媒体对该书大加封杀的时候，美国的政治家和学者却以从未有过的冷
  静对该书进行了认真研究，开始了对美国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反思。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让我们同中国合作》，指出
  美国政府“在处理对中国的妖魔化方面却表现得很怯懦”。《华尔街日报》曾发表
  文章《另一个威胁正在逼近：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妖魔》，批评美国存在将中国妖魔
  化的倾向。文章称：“对中国妖魔化的活动眼下似乎正如火如荼。为了在冷战后的
  世界中物色一个能够替代原苏联的敌人，美国政治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试图让中
  国人充当这个角色。但是，现在不是冷战时期，今天的中国也不是昨天的苏联。”
  美国副总统戈尔批评了那种将中国看作是美国当前和未来敌人的观点。他说：“孤
  立和妖魔化中国是错误的。”
  1997年3 月9 日，《华盛顿邮报》星期天版的“图书世界”副刊就《妖魔化中
  国的背后》一书发表了中国问题专家约翰·拜伦的3000多字的书评，指出：“这是
  一本重要的书，应该严肃对待。”
  曾经与他人合作写作康生传记《龙的魔爪》而在西方汉学界出名的拜伦先生，
  于1997年夏天在《华盛顿邮报》读书版上就《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发表了一整版的
  书评。他在《体会言外之意》一文中写道：“显然，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远远超过
  毛泽东时代，不存在一致的亲美意见。这本书对美国的批评不是共产党的宣传品。”
  “书中的观点是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同胞感情的知识分子观点。《妖魔化中国的背后
  》通过对美国媒体和出版界的广泛分析，指出美国传媒对中国的介绍是片面的。这
  本书由于讲究写作风格，在美国赢得了一些高级外交政策顾问的赞赏。”
  美国驻华大使馆政治处的一个官员在认真通读完了这本书后，给李希光打电话
  说：“这本书太有吸引力啦！这绝对不是一本反美的书，只有那些没有读过这本书
  的人才会攻击这本书是反美的书。”
  这句话正印证了李希光当初策划和写作这部书的宗旨。就像他在该书香港版的
  序言中所说的：“我诚心地希望我的美国同行不要 错把我们这本书当成一本反美
  之作，这本书的真正目的是给那些每天处心积虑地妖魔化中国的少数美国记者脑袋
  上泼一盆冷水，让他们从狂热的妖魔化中国的病态中冷静下来。”
  1998年3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级军官研讨班的23名军官进入了美国最高学府
  哈佛大学校园，他们将在这里参加为期两个星期的学习。这个交流项目是由美国前
  助理国防部长、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首先提出的，得到
  了中美两国国防部的支持。1 个多月后，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
  国务卿斯丹雷·罗思在华盛顿美国企业学院关于对华政策的讲演中说，中美军队恢
  复接触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两国军官的这种互访将有助于两国军队互解妖魔
  化（de-demonizing ）。
  最能体现美国人对自身反思的行动是1998年6 月克林顿总统的中国之行。在他
  访华之前，这位民主党激进分子的代表感到了美国媒体的好莱坞式的报道着实太过
  分，令他无法改变中美关系。所以他决定顶着巨大的压力到中国来，以化解令人尴
  尬的中美关系。他把他的中国之行称为一个“解妖魔化行动”。
  显然，克林顿的访华是成功的，至少这位总统在北京停留的前后，美国媒体已
  悄悄开始较为客观地关注中国发生的一切。他们开始介绍中国人数日益增加的中产
  阶级、自由的生活方式、乡村的民主选举、知识分子的备受尊重，以及市场经济的
  日趋成熟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克林顿总统访华的第二天，美国《时代》周刊
  发表了一组封面文章，总标题是《中国有多坏？》。李希光称“《中国有多坏？》
  这个命题是美国媒体的自我觉醒，是对美国国会、传媒和学术界某些人士长期以来
  把中国当成敌人来描绘的质疑”。这种理性的思考开始动摇了美国公民长期以来因
  受媒体蒙蔽而产生的对中国社会暗无天日的想像。
  毫无疑问，在中美关系处于最低谷的时候，李希光和他的同仁们为沟通中美两
  国人民做了一件富有开拓意义的事。从此李希光的名字格外引人关注，中央高层有
  关部门找来他的全部著作反复研究，许多相识或不相识的人都向他表示了敬意，在
  国人的眼中，他成了一个“英雄”式的人物，而作为一个学者，李希光始终保持着
  清醒的头脑。
  李希光（4）
  提倡“网络实名”，引发全面争论
  李希光曾说，辩论就是交锋，没有交锋就没有思想交流。1998年，李希光在北
  京大学舌战美国CNN 、《时代》《华盛顿邮报》驻华记者，轰动一时，1999年，他
  又在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舌战普林斯顿和德克萨斯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接着又
  在美国一家电视台舌战哈佛“中国通”费正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