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的精神家园


  一个人如果只是为自己而活，那的确是一个很贫乏的生命。人类需要生活在意义和希望中。我们以往的生活充满了意义和希望，当遇到失败时，我们可以停下来，在这个意义和希望的精神堡垒中休养一下，重新去思考我是谁。我把这个叫作公共意识，它包括我们对国家、神祇和家庭的看法。


  20世纪60到90年代，削弱美国人公共意识的事件不断发生。这使得人们几乎要赤裸裸地去面对生活的冲击。总统被刺、越战、水门事件等，破坏了美国人对国家的期望。因此，爱国、对国家忠诚不再能带给美国人希望，这使得人们从内心去寻找自我满足，使得人们更加关注自己的生活。


  政治事件削弱了美国人对国家的期望，社会趋势也减弱了美国人对神祇和家庭的依赖。本来宗教和家庭是可以取代国家而作为希望和目的的来源的，但不幸的是对国家信心的消失与家庭的破裂、信仰的崩溃几乎同时发生。


  高离婚率、频繁的人口流动以及低出生率是家庭人口瓦解的三大原因。由于离婚频繁，家庭不再是我们的避风港。高人口流动率严重动摇了家庭的凝聚力。最后，美国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两个小孩，这样很多小孩没有兄弟姐妹，非常孤独。虽然父母投注到孩子身上的注意力在短期内似乎对孩子非常有利（父母的关注的确能使孩子的智商提高0.5），但是长远来讲，这会使孩子产生一个错觉，以为自己的快乐与痛苦比什么都重要。


  因此，家庭瓦解时，你还可以去哪里寻找认同、人生的目的和希望？当我们需要一个避风港时，我们发现原来那些舒适的沙发、躺椅都不见了，只剩下一张小小的、摇摇欲坠的小板凳——自我。而这个没有理想、没有目标的“特大号”自我，在面对抑郁症时可以说是坐以待毙。


  个人主义的兴盛和公共意识的薄弱都会增加患抑郁症的可能性。而这两者同时发生在美国的现代历史中，依我看，这就是抑郁症在美国泛滥的主要原因，造成泛滥的机制则是习得性无助。


  在本书第4章和第5章，我们看到当人们面临自己无法控制的失败时，他们就会有无助感。这种无助感越来越强烈时就会变成无望，最后升级成严重的抑郁症，他们把所有的事情都看成永久性的失败，把责任都归因为自己的无能。


  人一生中免不了有失意的时候，挫折、失败、闭门羹可以说是家常便饭，我们很少能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在美国这种个人主义的文化中，除了个人，它不再重视其他东西，而当个人遭遇不幸时，他也不能从社会得到任何安慰。一个比较“原始”的社会会对成员的损失加以安慰或补偿，使无助不至于升级成无望。心理人类学家巴克·希弗林（Buck Schieffelin）曾到新几内亚的原始部落卡鲁里（Kaluli）寻找类似于文明世界的抑郁症，结果他一无所获。当卡鲁里人饲养的猪跑掉时，这个人会很伤心，但是族人会再给他一头猪，这个损失会由全族人共同承担，所以他的无助不会升级成无望，他的损失也不会扩大成绝望。


  美国社会抑郁症的泛滥不全然是因为社会不对人施以援手，很多时候其实是极端的个人主义造成的悲观解释风格使人们把失败归因于永久性、普遍性以及人格化的原因。个人主义的抬头使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失败大概就是自己的错。既然没有别人存在，当然好坏都是自己的事。公共意识的丧失意味着失败是永久的、普遍的，个人的失败看起来就像是天大的灾难。在个人主义的社会里，时间随着个人的死亡而终止，因此个人的失败似乎就是永久的，而且这个失败得不到任何慰藉，这使他的一生都受到这次失败的影响。如果我们有超越自我的较为高远、宏大的信仰，个人的失败就会显得微不足道，看起来就不会那么永久，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杀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