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乐观情况预测美国总统大选


  1948—1984年大选


  美国选民希望有什么样的总统？乐观性在美国选民心目中有分量吗？我们重新阅读了近代当选总统和落选者的提名演讲。在这里面，乐观和不乐观的差异立刻显现出来了。我们来看看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在1952年第一次接受民主党提名时的答谢辞（史蒂文森两次竞选美国总统都失败了）。


  当喧嚣和喊叫停止时，当乐队离去、灯光熄灭时，在这历史性的时刻，责任赤裸裸地摆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刻：对内，唯物论和各种明争暗斗的鬼魅萦绕着我们；对外，国际上充满了斗争。


  史蒂文森不愧是个学者，他的演讲稿中充满了不幸的事以及对这些事的分析，但他没有提出任何改变这些事的方法。下面是他的解释风格：


  20世纪，这个最动荡不安的时代还没有过去。牺牲、忍耐和难以和解的目标将在未来很多年里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不希求你们提名我为总统候选人，因为坐在那个位子上的压力超乎任何人的想象。


  他的解释风格具有永久性：磨难会很长久，会引起牺牲，同时也具有普遍性：这个负担使他不敢去希求总统提名。史蒂文森，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但处于情绪的黑洞中。他的解释风格是抑郁的。


  艾森豪威尔的演讲词和史蒂文森的大不相同。艾森豪威尔曾两度成为史蒂文森的对手，他的解释风格中反刍很少，乐观性强，而且充满了行动。请听艾森豪威尔接受共和党提名的演说词（他即将去朝鲜）。


  今天是我们开战的第一天。


  通往11月4日的这条路充满了荆棘，在这个挑战中，我会全力以赴，毫不保留。


  我参加过很多战役，习惯在战斗的前夕到营地与我的士兵聊天，谈他们所关心的事，谈我们的重大责任。


  艾森豪威尔的演讲词没有史蒂文森的优雅、含蓄、文采，但他赢得了1952年和1956年的大选。当然，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雄，对手的资历跟他比起来的确是小巫见大巫。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艾森豪威尔的声望。事实上，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在争取他做候选人。那么，艾森豪威尔的乐观和史蒂文森的悲观究竟跟大选的结果有没有关系呢？我们认为是有的。


  总统候选人如果比对手悲观并且有反刍的习惯，会怎样呢？我们认为会有三个负面影响。第一，这个阴沉的候选人会比较被动，竞选演说的次数比较少，也较少会立刻反击对方。第二，选民比较不喜欢他。一个控制良好的实验曾显示人们会避免跟抑郁的人在一起，也比较不喜欢抑郁的人。第三，比较悲观的候选人不太会激起选民的希望。悲观者对不幸事件所做的永久性和普遍性的评价会使人感到绝望。这三个结果加起来，我们就可以预测悲观的候选人会输掉竞选。


  要验证我们的看法，即候选人的乐观程度会影响大选结果，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基准点。在这一点上，两个候选人的演讲必须可以相互比较，而且可以跟以往候选人的演讲相比较。最合适的比较就是接受提名时的演讲，在这篇演讲词中，候选人必须勾画出国家未来的蓝图。


  我们收集了自1948年起，共10次提名总统的演讲词，把里面凡是有关因果关系的句子都勾出来，将它们随机排列，然后拿去给不知情的人评分，用CAVE计算他们的乐观分数。此外，我们还将评论或分析不好事件但未提到如何去解决的句子都找出来，除以全部的句子数目，得出了反刍的比例。我们同时对带有行动取向的句子做了统计，计算出候选人提到他曾经做了什么或者准备怎么做的句子在全篇演讲词中所占的百分比。我们把解释风格分数加上反刍分数得到一个总分，我们叫它悲刍（pessrum）。悲刍的分数越高，候选人的解释风格越糟。


  当比较1948—1984年这36年间每一次选举中两党候选人的悲刍分数时，我们的第一个发现就是10次中有9次是悲刍分数低的那位候选人当选。只用看他们演讲的内容，我们就能比民意调查机构预测得还准确！那么，输赢的幅度跟两个候选人悲刍的差距有关吗？大有关系。差距大则输赢的幅度也大；两个候选人如果乐观分数只差一点，输赢则也只差一点。


  等一下。哪一个在前？是乐观还是领先？是认为自己会赢的乐观使选民投他，还是因为他已经领先所以乐观？乐观是领先的原因，还是领先的结果呢？要澄清这一点最好的方式就是去看后来居上的那些候选人。他们在开始竞选时，民意调查显示他们落后于对手，有的时候落后很多。1948年，杜鲁门落后于杜威13%，但是他的悲观分数比杜威低很多，最后杜鲁门以支持率高出4.6%的优势胜过杜威，让所有人大跌眼镜。1960年，肯尼迪比尼克松落后6.4%，但是肯尼迪的悲刍分数比尼克松低很多，即他比尼克松乐观得多，投票结果是他比尼克松高0.2%。这是有史以来最接近的选举，真正的险胜。


  我们可以在统计上控制早期民意调查时的领先以及候选人为现任总统这两个因素，因为它们会使乐观分数膨胀。当控制了这两个因素后，我们看到乐观效应仍存在，而且是主效应。悲刍分数决定了输赢的幅度，而且比其他因素预测得更准。


  选民为什么喜欢乐观的候选人，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乐观者的竞选造势比较有活力；第二，选民不喜欢悲观者；第三，乐观可以带来希望。对于第二点和第三点，我们并没有直接测量的方法。对于第一点，我们计算了7次大选中每位候选人竞选时每天所到之处，即他们对选举有多投入。如我们所预测的一样，较乐观的候选人去的地方比较多，比较热衷、比较投入，竞选更卖力。


  候选人的演讲稿通常是别人捉刀的，而且经过了一再的修改。那么，它反映出的到底是候选人的乐观程度还是捉刀者的乐观程度呢？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是没有关系的。这个乐观分析其实预测的是基于对候选人的印象选民会怎么投票而已，至于这个印象是真的还是塑造出来的并没有关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候选人究竟是怎么样的就很重要了。弄清这点的一个方法便是比较记者招待会和公开辩论中候选人的发言，因为这种场合较少照本宣科，通常反映了他们的想法。我们分析了有公开辩论的4次总统大选，这4次大选中，悲刍分数比较低的候选人在辩论中的表现也比较好。


  然后，我为6位领导人的演讲词和记者招待会的文稿评分，进而找出他们的解释风格。很厉害的是，我发现他们从照本宣科的演讲稿到记者招待会的即兴演说，都有一个相当稳定的特征，事先写好的演讲稿和记者招待会的即席作答两者的普遍性和永久性非常一致。人格化分数则显示出不同，不过这个变化是一个常数。换句话说，个人的解释，例如谁应负责任，在正式的演讲中比较含蓄，有所掩饰，而在记者招待会中常是自然流露出来的，比较率性。


  我的结论是，无论有没有人捉刀代言，演讲稿一般都可以反映出演讲者的性格。不过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杜卡基斯。


  1900—1944年大选


  我们决定验证一下我们10个中有9个预测正确的结果是否为偶然。我们阅读了1900年以来的竞选文稿，并分析了他们的解释风格和反刍，这样就增加了12次总统大选的材料。


  我们看到了同样的结果，12次大选中有9次是悲刍分数比较低的候选人获胜，而且获胜的幅度跟两人分数的差距相关。另外那三个例外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三个例外都是罗斯福的连任选举，罗斯福每一次都赢得蛮多，虽然他比兰登（Alfred Landon）、威尔基（Wendell Willky）和杜威都悲观。我们认为这三次选举中，选民投票受到了罗斯福应对危机时如何表现的影响，而没有受他对手演讲词中希望程度的影响。


  在1900—1984年的22次总统选举中，美国人有18次选择了乐观的候选人。在所有的选举中，那些原来不被看好但后来居上的意外者，都是比较乐观的候选人。输赢的幅度与两位候选人悲刍分数的差距相关，乐观程度超出对手越多的人，赢的幅度也越大。


  在成功地验证了历史后，祖洛和我认为预测未来的时机已经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