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蒂斯代尔提出反对意见时，我有一瞬间以为这些年的研究都白做了。我那时并不知道蒂斯代尔的挑战会带给我最想要的——用我们的发现去帮助那些正在受苦、迫切需要援手的人。


  蒂斯代尔在他的反驳中承认3个人中有2个会变得无助，但他强调有1个不会，不管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那个人身上，他都不会放弃。这真是一个两难的谜，除非有合理的解答，否则我的理论就站不住脚。


  在演讲完后，我与他一起离开会场，我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工作，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他同意了，所以我们定期见面，讨论他的意见。我问他关于“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变得无助，而什么样的人又比较能够抗拒挫折”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蒂斯代尔认为解决之道在于人们对恶劣情境的解释，他认为对情境做某种解释的人容易变得无助，如果教他们改变对情境的解释，也许能有效地治疗抑郁。


  我在英国的这段时间，大约每隔两个月就回美国待一个星期。在第一次返回宾夕法尼亚大学时，我发现我的理论在美国也面临一样的挑战。挑战者是我研究组中的两位研究生，琳恩·艾布拉姆森和朱迪·加伯（Judy Garber）。


  她们都曾狂热地追随伯纳德·韦纳（Bernard Weiner）。20世纪60年代末，这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年轻社会心理学家曾经在想，为什么有些人能取得高成就有些人则不能。韦纳的结论是：人们对成功或失败的归因决定了成就的高低，他的理论被叫作归因理论。


  这个理论跟当时流行的看法——部分强化效应（partial reinforcement extinction effect，PREE）是相反的。PREE是学习理论的传统看法，老鼠每按一下杆，你就给它一颗食物作为报酬，这叫作连续强化。如果想让老鼠停止按杆行为（消除），你只需停止给它食物，它再按三四下却没有食物出来，就不会按了。但是，如果一开始就给老鼠部分强化，例如每按5次或10次才给它一颗食物，那么在消除时，它会按几百几千次才死心。


  PREE在20世纪30年代使斯金纳成名，使他成为行为主义学派的大师。PREE虽然对老鼠和鸽子非常有效，但对人却不是很有效。有些人在一开始就放弃了，也有人一直坚持，不轻言罢手。


  韦纳认为，那些不放弃的人会认为消除的原因是暂时的（例如机器的线路有问题），之所以会坚持做，是因为他们认为情况可能会改变。而认为消除的原因是永久性的人（例如实验者已经决定不再给我报酬了），很快就会放弃。因此，归因理论假设人类的行为不只受环境的报酬率控制，同时也受个人认知情况左右，即个人对环境的解释。


  归因理论对社会心理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像艾布拉姆森和加伯这样的年轻学者。这个理论塑造了她们的思考方式，她们用这个理论来看习得性无助理论。当我第一次从英国回到美国，告诉我的同事蒂斯代尔怎么说时，艾布拉姆森和加伯都认为蒂斯代尔是对的，而我是错的，这个理论必须重新修订。


  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读研究生后，艾布拉姆森很快就被公认为那几届最好的几个学生之一。加伯因为私人问题从南方一所大学休了学，她自愿不领工资，在我的实验室中工作了许多年。当蒂斯代尔提出挑战后，艾布拉姆森和加伯两人都放下手边的工作，全力与我们一起研究，以使这个理论更能应用到人身上。


  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不像别的心理学家那样喜欢逃避批评。我一直对学生强调接受批评的重要性。我有两套讨论内容，第一套是在牛津大学跟蒂斯代尔谈的，主要关于治疗方面，我们谈如何改变抑郁的人对不幸遭遇的解释，从而治疗抑郁症。第二套是跟艾布拉姆森和加伯谈的，主要围绕着精神疾病的病因。


  就在那个时期，《变态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的主编来找我，告诉我说习得性无助引发了很多反驳的投稿，观点与蒂斯代尔、艾布拉姆森和加伯的很相似。这位主编准备把一期期刊拿来作为双方争辩的战场，问我愿不愿意写一篇文章。我同意了。


  我们以韦纳的归因理论为蓝本，但是我们的新理论与归因理论至少有三点不同。第一，我们以人们的解释习惯为焦点，而不是只注意人们对单一失败事件的解释。第二，韦纳认为解释有两个维度——永久性和人格化，我们加上了第三个维度——普遍性。第三，韦纳着重于成就，我们注重精神疾病和心理治疗。


  《变态心理学杂志》的这一专题在1978年2月刊出。它登了艾布拉姆森、蒂斯代尔和我的文章，对原始习得性无助理论所受到的质疑做了回答。学术界对它的反应很好。我们继续努力设计了你刚才做的那份问卷，有了这份问卷，解释风格就比较容易测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