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全能女人”是个神话
作者：[美] 谢丽尔·桑德伯格 更新：2024-03-22 22:23
“拥有一切”也许是女人遭遇的最大陷阱。在各类交谈中、报纸头条和文章里，人们总是很随意地提到这句话。这几个简单的词原本是想表现女人的理想状态，却让我们力不从心。我从没见过一个女人或男人敢断言：“是的，我什么都有了。”因为不管我们拥有什么（不管我们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多么感恩），没有一个人能够拥有他想要的一切。
我们也无法拥有一切，“拥有一切”这个概念公然地违背了经济学的基本定律与常识。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莎伦·波兹特（Sharon Poczter）对此解释说：“‘拥有一切’这种已经过时的说法忽视了各种经济关系的基础——即‘交换’的概念。我们所有人都在进行人生的‘约束优化’（constrained optimization），试图在事业、孩子、关系等要素的基础上把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竭尽全力去合理分配自己的时间资源。由于资源的稀缺，没有人能‘拥有一切’。如果非要有人这么说，那么他很可能是在撒谎。”1
“拥有一切”最多被看成是一个神话。就像很多神话一样，它可以传递出有警示作用的讯息。想想伊卡洛斯（Icarus）的故事，他戴着人造的翅膀飞上高空。父亲警告过他不要飞得离太阳过近，但伊卡洛斯没有听从这个建议，甚至飞得越来越高。当他的翅膀渐渐融化，他又重重地跌落地面。一个人同时追求职业和个人生活上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当然值得尊敬。女性应该学习伊卡洛斯为自己设定高目标，但要记住，现实是存在局限性的。
不要去想“我们是否能拥有一切”，而应该问更实际的问题：“我们能做到一切吗？”答案显然是不能。每个人总是在不断做出选择，比如：事业和家庭，运动与放松，与别人相处的时间以及给自己独处的时间。为人父母就意味着每天都要在时间上做出调整、妥协和牺牲。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牺牲和辛劳并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须做的事情。在美国，65%有孩子的家庭中，父母双方都在外工作，因为养家糊口基本上要依赖两人共同的收入，2让一个人来挣钱养家比从前困难得多。美国有孩子的家庭中，30%都是单亲家庭，而这其中有85%的单亲家庭由女性独自承担养家的责任。3在中国，单亲家庭中约有57%面临着严峻的经济问题，其中大多数也是单亲母亲家庭。4
在外工作的女性总是不得不面对这些挑战。演员蒂娜·菲曾注意到，当她与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男主角史蒂夫·卡雷尔（Steve Carell）在宣传电影《约会之夜》（Date Night）时，记者会特别关心她如何平衡生活与工作，却从来不会向男主角提这个问题。她在《天后外传》（Bosspants）中写道：“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最粗鲁的问题是什么？是‘你今年多大了’，还是‘你体重多少’？都不是。最烂的问题是：‘你是怎么兼顾所有事情的？’人们总是在问我这个问题，而且目光里还有谴责的意思。‘其实你搞得一团糟，不是吗？’他们已经用眼神这样说了。”5
真是一针见血。全职妈妈和全职爸爸都要辛苦地履行很多责任，但女性还不得不忍受粗鲁的问题和谴责的目光，被人们提醒自己在工作和孩子身上的投入都在打折扣。和我一样，我认识的大多数女性都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她们也经常担心自己不称职。我们会拿自己工作上的努力程度和同事（常常是男性）作对比，而他们所做的家务却比我们要少得多；然后我们又拿自己在家里的努力程度与那些全职妈妈们作对比。旁观者的议论让我们感觉到自己在挣扎应对的同时还在滑向失败，这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试图做到一切还期待做得超级完美，这必然导致希望落空。完美主义是我们的大敌。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的话很贴切：“你不可能做到一切。没有人能做两份全职工作，不仅把孩子照看得很好、一天三餐都下厨，还可以在凌晨享受性高潮……女性运动要反对的就是‘女超人’。”6
美国康奈尔医学院的院长劳丽·格林奇博士（Laurie Glimcher）认为，在养育孩子的同时追求事业，关键要学会自己应该在哪方面集中注意力。“我们得决定哪些事重要、哪些事不重要，并且在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力求完美。”她得出的结论是：科学数据必须完美，但评论意见和其他琐碎的行政事务能做到95%就够好的了。格林奇博士还说，在合理的时间下班是自己首要考虑的事，而且到家之后绝不能为了衣服是否叠好或橱柜是否打理整洁而焦虑。她提醒我们说：“你不能过度地迷恋那些不重要的事情。”7
还没做母亲时，我曾在一个商业团队的女性座谈会上发言。一位有两个孩子的执行官曾被问到她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这是个避不开的问题），她回答说：“我可能不应该公开承认这一点……”随后就向大家坦白，她让孩子们穿着校服睡觉，这样早上就能省出宝贵的15分钟。当时我心里想的是：噢，她的确不应该说出这件事。
当了母亲以后，我才觉得这个女人简直是个天才。一个人的时间和耐心总是有限的。我虽不至于让孩子们穿着校服睡觉，但很多个清晨我真希望头天晚上自己真能这么做。即使我规划得再好，也不能完全准备好去应对为人父母带来的各种挑战。事后想想，我很感激这个女人的坦率。秉着和她一样的坦率精神，我可能也不应该公开承认下面的事情。
去年，我带着孩子们出差去参加一次商业会议，参会的还有硅谷的其他人员，包括易趣网（eBay）首席执行官约翰·多纳霍（John Donahoe）。他很好心地邀请我一同乘易趣的专机。航班延误了几个小时，我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不让他们打扰到其他成年乘客。通过让他们不停地看电视、吃零食，我顺利地渡过了几个小时的难关。随后当飞机终于起飞时，我女儿开始挠自己的头。“妈妈，我的头痒！”因为头上戴着耳机（还得让她继续看电视），她叫得挺大声。我没多想什么，直到她挠得越来越厉害，叫声越来越大。我让她声音小一点，检查完她的头皮，我发现了一些白白的小东西。我很肯定是虱子。这架商务机里就我带着小孩子，而现在我女儿身上有虱子。接下来这一路伴随我陷入了无尽的恐慌。我想方设法把她和别人隔离开，让她小声说话，不让她抓头，同时上网疯狂搜索治疗虱子的方法。飞机着陆以后，每个人都坐上了出租车陆续去往开会的酒店。我让他们先走，因为我需要“拿点东西”。我冲到最近的药店，医师证实了我的判断。幸运的是，在飞机上我成功地避免了任何人和我女儿有直接接触，所以虱子没有扩散，我也就不用尴尬地请其他人察看自己头上有没有虱子。我抓起有治疗效果的洗发水，一晚上都在房间里给女儿和她哥哥洗头。当晚，我没去参加会议的开场晚宴，有人问起时，我回答说孩子们太累了。说实话，我也很累。而且，就算我想尽办法避免被传染上虱子，我也还是挠了几天的头。
当你做父母时，真的没办法控制住所有的变量。那些善于提前规划、努力进取获得成功的女性，她们在成为母亲后通常很难接受生活突如其来的混乱。心理学家詹妮弗·斯图尔特（Jeniffer Stuart）研究了一群耶鲁女毕业生工作后的生活状况，得出结论说，对于这样的女性，“既要事业又要做母亲，尤其容易导致焦虑和压力。由于她们对工作和家庭都有完美主义倾向，所以面临的风险非常高。而且一旦达不到理想状态，她们很可能会彻底地往后退——从职场完全回到家庭，或是截然相反”。8
脸谱网的很多海报标语我都很喜欢，其中有一幅海报上印刷着大大的红色字母：“完成，好过完美。”我已经以此为座右铭，终于对不能达到的完美目标选择了放手。追求完美，最好的结果便是心生挫败感，最糟的结果则是完全麻木。1996年诺拉·埃夫龙（Nora Ephron）在威尔斯利学院毕业典礼上作演讲，当她谈及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的女性时，她提出了一个我极其赞同的建议。她说：“生活总会有点儿乱，但拥抱这样的混乱吧；生活还会有点儿复杂，在复杂里苦中作乐吧。事情绝对超乎你的想象，有惊喜是好事，不要害怕，你随时都可以改变主意。看看我，我已经有4份职业和3个丈夫了。”9
我相当幸运，因为事业初期就已经有人提醒过我，要面面俱到是个非常危险的想法。1994年我在麦肯锡公司实习时，拉里·卡纳里克（Larry Kanarek）是麦肯锡公司华盛顿办事处的主管。有一天，卡纳里克召集了所有人，跟大家解释说因为他是办事处负责人，所以员工辞职的时候都会去找他。时间长了，他就注意到，人们辞职只有一个原因：他们都感到筋疲力尽，厌倦了无尽的工作和出差。卡纳里克说，他很理解这样的抱怨，但他不能理解的是，其实每个辞职者都还没主动休过假。直到离职那天，他们才发现公司要求的事情他们都已经完成，而且自己的确做得太多了。
卡纳里克诚恳地请求我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事业。他说，麦肯锡对我们时间的要求是无止境的，所以工作的决定权其实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有责任划定界限。我们需要决定一天中工作多长时间，一个月出差几个晚上。如果工作成绩不尽如人意，我们也会知道自己已经尽了力。但有违直觉的是，在工作上不断取得成功，则需要尝试着不要去完成公司交代给我们的每一项事情。为生活和事业腾出空间的最好方法，就是有意识地做出选择，并设定好界限，然后严格地遵从这些界限。
我在谷歌的头4年里，每天都会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7点。当时我负责管理全球运营团队，认为自己尽可能地亲力亲为非常重要。没人要求我工作这么长时间，但那时谷歌的氛围还是很鼓励废寝忘食地工作的。儿子出生时，我想休3个月产假，又担心休完产假我的工作岗位就没了。生孩子之前，所有事都让我感觉不轻松。谷歌正在快速成长，公司结构常常会重新调整，我管理着公司最大的团队。同事们常常建议重新调整团队结构，这就意味着他们将做得更多，而我会做得更少。在还有几个月就到预产期时，有些同事（都是男人）愈发努力，主动要求在我离开期间“代理我的工作”；有些人甚至跟老板提到，我可能不会回来工作了，所以有必要开始着手让大家分担我的职责。
我试着采纳拉里·卡纳里克的建议，为自己设定界限。我决定把精力集中在母亲这个新的角色上。我下定决心要真正地放松，甚至还公开地表明这个决心——这是个策略，可以提高它的可信度，从而促使我更坚定地执行这项决定。我宣布，我要完完全全地休假3个月。
可是没人相信我。我的一些同事还互相打赌，猜生完孩子后我能坚持多长时间不查邮件——没有一个人下注选择“一周以上”。要不是他们比我还了解我自己，这种做法肯定会惹恼我。生完孩子当天，一回到病房我就开始上网查看邮件了。
随后的3个月，我根本就不可能对工作完全撒手不管。我总是在查看邮箱，在起居室里开电话会议，这期间还可能要给孩子喂奶，一些人很可能会因此崩溃。我试过在儿子睡觉的时候开会，但小孩子可不会乖乖地遵从你的时间安排。重要的会议我会带着孩子去办公室开。尽管我和儿子也一起度过了一些美好的时光，但回忆起来，那段产假休得并不开心。每个人都知道我没有信守最初的承诺，比这还糟糕的是，我心里也很清楚这一点，我正在损害自己的威信。
3个月后，我所谓的产假结束了，我又回到了我热爱的工作岗位。但当我把车倒出车库，正要去办公室开始回归工作的第一天时，胸口突然出现了一种重压感，接着眼泪就顺着脸颊流下来。虽然“休假”期间我一直在工作，但那时儿子基本上一直都在我身边。而回到办公室则意味着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会急剧减少。如果我还是和从前一样每天工作12个小时，就得在他醒来时离家、在他睡着时到家。若要保证陪孩子的时间，我就必须调整工作时间，而且要坚持下去。
从此，我开始早上9点到公司，下午5点30分离开公司。这样的时间调整让我可以在上班前、下班后及时地给孩子喂奶，然后再哄他睡觉。我很担心我全新的出勤记录会损害我的公信力，甚至让我丢了这份工作。为了弥补这一点，我不得不在早上5点就开始查收邮件。是的，孩子醒来之前我就起床了；每天晚上孩子入睡后，我会再回到电脑前继续当天的工作。我竭尽全力不让大多数人知道我的新时间表。我的天才助理卡米尔出了个绝妙的主意，建议我每天的第一个会议和最后一个会议都在其他办公楼进行，这样可以让我实际到达和离开办公楼时不至于太招摇。如果必须从我的办公室直接下班，我就会先在大厅里观察停车场，瞅准没人的时候才会冲出去发动我的车。（鉴于我的做法非常笨拙，大家都应该松口气，还好我只是为财政部而不是中情局工作过。）
回想起来，我发现这种顾虑源自内心的不安全感。谷歌是一家锐意进取、竞争激烈的公司，但它的创业文化也非常支持员工兼顾事业与家庭——这种立场显然源自高层管理者。卡纳里克和谢尔盖参加我的宝宝欢迎派对时，各自送了我一个礼物——1小时“特许状”，让我方便照顾宝宝。（我从没用过“特许状”，如果真有这样的东西，就像和巴菲特共进午餐那样，我绝对拿它来做慈善拍卖了。）苏珊·沃西基（Susan Wojcicki）有4个孩子，她是谷歌资历最老、最重要的员工之一。她会在保姆生病时把孩子带到办公室。我的老板奥米德以及团队中的资深高管戴维·费希尔，都对此表示了坚定的支持，他们也没有让别人接管我那部分工作。
渐渐地，我开始明白，我的工作并不真的需要让我每天都花整整12个小时在办公室。我开始更加高效地工作：只有在参加或主持必要的会议时，我的注意力才会更加集中；在离开家的每一分钟，我都坚定地把自己的工作效率提升至最高水平。我开始留意那些以我为中心的工作时间，也取消了不必要的会议来保证这些重要的时间段。我试着只关注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作为我的座右铭之一，我也坚信：“完成，好过完美。”完成，说明这件事虽然有挑战性，但结果证明它是能够实现的，也常常让人如释重负。因此，当我第二次休产假时，我不仅彻底放松了（在大多数时间里），而且真的非常享受和两个孩子在一起的时光。
我的弟媳埃米是位医生，她也在心态上经历了几乎和我同样的变化。“当生完第一个孩子，我每天工作12个小时，还试着在上班的时候用抽乳器。”她告诉我，“我想在家里利用有限的时间和孩子建立起联系，所以好些时候我都在晚上一个人照顾她。我认为别人也都期待我这么做——工作是老板的要求，在家陪护是我女儿的要求。但说实话，我完全是在折磨自己。”生第二个孩子时，她做了些调整。“我休了3个月的假，用我自己的方式、根据自己的条件重新处理工作。尽管之前有担心，但我的声誉和效率并没受到一点儿影响。”
我深深地理解那种担心别人认为自己是把家庭凌驾在事业之上的女强人的心理。任何一位母亲都希望别人认为，她们对家庭的投入远大于对工作的投入，结果出于一种补偿心理，以致她们工作也过了头。即使在那些对工作时间要求并不严格或是非常灵活的公司，女性也担心减少工作时间会危及事业前景。10而且，这个问题并不只是出于她们的感觉。灵活工作时间政策下的员工常常会在薪酬上付出代价，而且会被认为不如其他人热爱工作。11对于职场里的母亲们来说，这种代价会更大。12情况需要改变，尤其已有证据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在家办公更有效率。13
我们很难判断工作中有哪些条件是真正必要的。这些情况很难分辨，也很难设定界限。埃米告诉我，有一次她参加一个会议晚宴，同行的同事中有一位几周前刚生完孩子。晚宴进行了差不多2个小时，这位新妈妈看上去很不自在，不停地翻看自己的手机。出于同为母亲的敏感，埃米悄声问她：“你是不是得回去喂奶了？”她不好意思地承认她已经把孩子和自己的母亲都带过来了，而且她母亲刚发短信给她说孩子要吃奶。埃米让她马上赶过去照看孩子。这位新妈妈刚走，她的导师、一位年长些的男医生就说自己根本不知道她把孩子也带来了，他要是知道的话，一定会同意她早点离开。在我看来，她这样折腾自己实在没必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建议女人们“往桌前坐”。
科技进步也在改变着严格按照工作时间办公的传统，很多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即时办公及远程办公。尽管很少有公司能够提供像谷歌和脸谱网这样灵活的工作制度，但一些行业也开始往这个方向发展。不幸的是，通过观察出勤次数而非工作结果来判断工作业绩的传统做法还在持续着。所以，许多员工更关注自己在办公室里待了多长时间，而不是如何尽可能高效地达成工作目标。如果把焦点转移到工作结果上，就会让员工个人受益，公司的运行效率也会更高、更有竞争力。14
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将军解释说，他脑子里的领导者形象不是一个成天泡在办公室、不顾自己行为对员工影响的“忙个不停的怪物”。他解释说，“在我做过的所有高管工作中，我都试着创造一种倡导专业精神、高标准严要求的氛围。当必须完成一项工作时，我会期待我的部下鼓足了干劲儿工作。如果不是当天必须完成的，我就希望他们能正常工作，正常上下班，回家陪孩子们玩耍，享受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的时光。有空的时候读一本小说，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做做白日梦，让自己劳逸结合。我希望员工在工作之外拥有自己的生活，我给他们薪水是基于他们的工作质量，而不是工作时间。所以，我创造的这种工作氛围通常会取得最好的工作业绩。”15
工作时间的延长影响了许多美国人的生活。162009年与1979年相比，中等收入水平的员工每周工作时间多出8.5个小时。17这种增长趋势在专业人士和中高层管理人员（特别是男性）身上尤其明显。18对企业界高收入专业人士的调查发现，62%的人每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10%的人每周工作超过80个小时。19欧洲各国则没有出现这种趋势，因为限制工作时间的国家政策已经得到了落实。20
科学技术虽然能把我们从实际的办公室中解放出来，但相对也延长了工作时间。2012年一项对职业人士的调查显示，80%的调查对象在离开办公室后还会继续工作，38%的调查对象在餐桌上查收电子邮件，69%的调查对象上床前一定要再看看收件箱。21
我母亲认为，我这一代人正因为这种无休止的工作时间而备受折磨。在我的童年，一份全职工作意味着每周工作40个小时——从周一到周五，朝九晚五。她总是跟我这样说：“你们这代人压力太大了，这不是正常的生活状态。”但对很多人来说，这就是生活的常态。
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常态，意味着白天的时间总是不够用。多年来，我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克扣睡眠时间——这是最常用却常常导致低效的一种方式。发现这种方式不可行，部分是出于我对孩子的观察，我看到他们会因缺觉几个小时就哭闹个不停。事实证明，成年人也没什么不同。每天只睡4到5个小时对大脑的损害，就好比超标的血液酒精含量对驾驶者的损害。22缺少睡眠会导致焦虑、易怒和思维混乱。如果时光能倒流，让我对那些年的生活做一个改变，我会强迫自己多睡会儿。
不仅是上班族的父母觉得白天时间不够用，即便没有孩子的人也会工作过度，或许程度更严重。当我还在商学院读书的时候，参加过一个咨询行业的女性座谈小组。3个组员里有两个已婚有孩子，一个单身没孩子。两个已婚女人谈起平衡生活多么困难，单身女人突然插话说，她烦恼的是人们从没认真想过，她自己也有生活。她觉得已婚的同事总是赶回家和家人相聚，却把她留下加班。她争辩道：“同事们应该理解，我晚上要去参加一个派对，这和他们去看孩子的球赛一样合情合理。因为只有参加派对，我才有可能真正遇到某个人，组建一个家庭，在某一天去看我孩子的球赛！”我常常讲这个故事，确保让单身的员工知道，他们完全有理由享受充实的个人生活。
当我考虑离开谷歌去脸谱网时，关于事业和家庭的平衡问题又冒出来了。我在谷歌待了6年半，各个部门都有强有力的领导者。谷歌已经有20 000多名员工，业务流程也非常顺利，我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能回家和孩子们一起吃晚餐。另一方面，脸谱网当时只有550名员工，是个刚创立不久的公司。晚间会议和通宵的“黑客长跑大赛”成了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并被员工广为接受。我担心的是，接受一份新工作会破坏我好不容易实现的“生活—工作”平衡状态。戴夫当时是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入驻企业家（EIR，entrepreneur-in-residence），所以他基本能够控制自己的日程安排，这真是帮了大忙。他安慰我说，他会在家多负担一些，为了这个家他愿意和我一起努力。
刚到脸谱网的头6个月，我的工作相当辛苦，我知道我应该说“具有挑战性”，但“辛苦”更符合事实。公司里很多人都会学扎克伯格像夜猫子一样工作。如果我安排和某人在早上9点开会，那个人很可能不会出现，因为他会以为我说的是晚上9点。大家都在公司时，我也需要在公司，我担心下班太早会让我看起来过于特殊甚至是倚老卖老。我一次又一次地错过和孩子们共进晚餐的机会。戴夫告诉我他在家陪孩子，他们都很好。但我的感觉并不好。
我回忆起此前在麦肯锡听到拉里·卡纳里克所说的那些话，突然意识到如果我再不对这种状况加以控制，就无法把这份新工作坚持做下去。我会因为见不到家人而懊悔，很有可能还没等到休假就决定辞职。我开始强迫自己在每天下午5∶30离开公司。虽然我身体里每一处好强、进取的细胞都在尖叫，让我留下来，但除非是有特别重要的会议，否则我都会毅然地准时走出办公室。一旦这样做了，我就发现其实我能做到。我不是宣称我一周只能工作40个小时，我也从来没这样说过。在谷歌时，我的工作地点基本在加利福尼亚，但在脸谱网则常常需要出差。所以不出差的时候，我都会按时下班赶回家陪孩子们吃晚餐。
因此，我每天都设法在工作和家庭上实现平衡。实际上，我认识的每个女人也都是这样，而且我比起她们中的大多数要幸运得多。我拥有很好的资源：我的丈夫，一个“真正的人生搭档”，他有能力帮助我，还能对我的时间安排提出很好的建议和意见。我还有个好妹妹，她就住在附近，很乐意帮我照看孩子。正巧她还是个儿科医生，所以我的孩子不仅能得到家人的关爱，在健康方面也有专业的保障。不是所有人都和家人很亲近，不管是在地理上还是感情上。幸运的是，我的家人能够互相依赖，为彼此提供这样的支持。
如果说这个时代的工作形成了一种新的常态，那么家庭也一样。正如人们预期工作时间在大幅增长一样，人们预期母亲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时间也在增加。1975年，全职母亲平均每周花11个小时在家照顾孩子（包括日常照料以及培养孩子能力的各种活动，比如阅读和专注力游戏等），在外工作的母亲在这方面花费的时间是6个小时；今天，全职母亲平均每周在同样的事情上要花17个小时，而上班族母亲则要花11个小时左右。这就意味着今天的上班族母亲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时间和1975年的全职母亲一样多。23
我记得当自己还是个孩子时，母亲总在身边，但她不会总是围着我转，我和弟弟妹妹也没有密密麻麻的活动时间表。我们三人每天都会骑着自行车四处乱转，没有成年人在旁边看护。我们的父母有时候会看看我们的作业，但很少会在我们做作业时守在旁边。今天，一个“好妈妈”总是围绕在孩子身边，对孩子关怀得无微不至。社会学家称这种新现象为“强度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这种现象从文化上强调女性应该花大量的时间和孩子在一起。24由于上班族母亲被认为有悖于现在这种高强度的标准，所以现代女性看上去好像活得很失败，就算我们陪孩子的时间与母亲以前陪我们的时间一样长。
当我开车送孩子上学，看到有其他母亲留在学校做义工时，我很担心由于我不能整天陪着他们，会导致他们的成绩每况愈下。翔实的研究数据帮了我大忙：多项研究表明，社会给女性施加了种种压力，比如她们应该待在家里、做“对孩子们最好的事”，但这么做其实是基于情感因素，而非事实依据。
1991年，由美国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协会（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主办的早期儿童护理研究网（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发起了一项范围非常广泛的研究，按时间记录儿童看护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对比了由母亲专职照顾与一般看护的结果。此研究网有30多个研究儿童发展的专家，他们来自美国各大高校，花了18个月对研究进行构思设计，之后对
1 000多名儿童进行了为期15年的跟踪研究，其结果已经发表为若干篇论文。252006年发表的一篇成果汇总报告说：“由母亲专职照料的孩子和那些由母亲和其他人同时照料的孩子在个体发展上并无不同”。26他们在认知水平、语言表达、社交能力、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以及母子感情方面都没有什么差距。27父母的行为因素，包括责任心强、积极乐观的父亲，主张“孩子自主行动”的母亲，以及较高的父母婚姻感情亲密度，这些因素对孩子的影响比任何形式的看护照料要多出2~3倍。28其中一项发现更值得细究：“母亲的照料与孩子的发展并无关联，因此，母亲们没有理由认为自己选择工作就会对孩子不利”。29
孩子的成长需要父母的参与、关爱、照料、陪伴以及注意力的倾注，但上班族父母也完全能够给予孩子一个充满爱与安全感的童年。有些数据甚至表明，父母都是上班族，对孩子尤其是女孩的成长是有益的。30
尽管我掌握着这些数据，也很清楚我的事业没有危及孩子，但有时候我还是会对自己的选择感到焦虑。我的一个朋友也有同样的感觉，所以她和心理医生进行了讨论，并与我分享了以下心得：“心理医生告诉我，当我开始因为不在孩子身边而感到焦虑时，这种分离焦虑感事实上更多地源自母亲而非孩子。我们谈论这件事貌似是孩子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主要与母亲有关。”
我总是想抽出更多时间与孩子们相处。由于工作原因，我曾错过了很多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比如没能如约带他们去看医生，没能参加他们的家长会，甚至在他们生病的时候也会出差。我曾问一位孩子同学的母亲，是否认识一年级的其他孩子，心想她应该能说出一两个名字吧。结果她用20分钟告诉我班上每个孩子的名字，并描述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他们各自的兴趣爱好。她怎么可能把这些全记住？我对此一无所知，这是不是说明我是个糟糕的母亲？而且，我为什么会为此烦恼？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我知道答案。烦恼的原因在于我对自己的选择也并不完全满意。还是那一年，我有一次送孩子上学。他穿着最喜欢的蓝色T恤，刚一下车，那位无所不知的母亲就说：“今天是圣帕特里克节，他应该穿绿色的衣服。”噢，谁记得今天是圣帕特里克节？然后我心里想，我真是个糟糕的妈妈。
对母亲来说，控制负罪感和时间管理一样重要。当我休完产假回去工作时，其他上班族妈妈都告诉我要有心理准备，因为有一天我儿子可能会哭着要保姆而不是妈妈。果不其然，当他11个多月大，能在自己房间的地板上爬来爬去，有一次被玩具绊倒了，他大哭着向保姆而不是我伸出小手。我十分难过，但戴夫认为这是个好兆头，他的理由是，在儿子的生活中我们是核心人物，但对照顾他的人形成一种依恋感则有利于他的成长。我理解他的逻辑，尤其是现在，但当时我真是难过得要死。
直到今天，我还是会计较有多长时间没陪孩子们，一旦错过和他们吃晚餐或是没能在晚上陪伴他们，我都会感到难过。真的一定要出这趟差吗？这次演讲对脸谱网真有那么重要？这次会议到底有没有必要？戴夫远没有像我这样焦虑，他认为我们能经常回家吃晚饭已经做得很好了。和他的同辈人相比，戴夫是个相当顾家的父亲；而我和同辈人相比，我不在孩子们身边的时候会更多一些。一项对双薪家庭父母的深度访谈揭示了类似的结果：母亲常常会因为工作对家庭的影响倍感自责，但父亲通常不会。31正如白宫计划（White House Project）的创始人玛丽·威尔逊（Marie Wilson）所提到的：“如果有人能找到一个没有负罪感的女人，那么我就能向你证明其实她是个男人。”32
我习惯于花时间去想自己没做到什么，和很多人一样，我擅长自虐。即使我可以得到很多支持，但有时候仍觉得事情多得分身乏术。当我不再那么关注冲突和妥协，而更关注手头的工作时，我就会镇定下来，而且还颇感满足。我喜欢我的工作，也喜欢那些既有才干又有趣的同事们。当然，我也喜欢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对我来说特别棒的一天应该是这样的：从鸡飞狗跳的办公室冲回去和家人吃顿晚餐，然后躺在摇摇椅上，让孩子们爬到我腿上。我们一起摇着、一起读书，这算是他们一天当中最安静（好吧，也不是每次都那么安静）、最快乐的时刻。之后，他们不情愿地上床睡觉，而我也不情愿地（好吧，是一路小跑地）坐回我的电脑前。
当我的两个世界相撞时，也挺有意思的。有那么一段时间，马克·扎克伯格会在每周一晚上要求大家召开战略会议，这样我就没法回去吃晚饭，所以会带孩子们来我的办公室。脸谱网对员工家属的友好令人惊讶，对孩子们来说就像到了天堂：进屋就有比萨吃，糖果取之不尽，而且工程师们也很乐意和这些小访客分享一大堆乐高玩具。我很高兴孩子能和同事们结缘。扎克伯格一度教我儿子怎样击剑，他们有时候还会拿着仿制的宝剑进行练习，那场景很有意思。
我从没说过自己能每时每刻都保持平和的心态，或是完全集中注意力，我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每次我都会先提醒自己，世上没有完人，之后再确定在家里和在公司时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于是心情就会好很多，工作效率也会更高，很可能还是个更好的母亲。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詹妮弗·阿克尔（Jennifer Aaker）的研究显示，设定一个可达到的目标是幸福的关键。33我们需要追求的不是完美，而是要以可持续、可实现的计划为目标。我们需要问的不是“我能做到一切吗”，而是“我能不能做到那些对我和家人来说最重要的事”——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孩子们快乐、健康地成长；而且，在圣帕特里克节穿不穿绿色衣服都是无关紧要的。
如果我必须为成功下个定义，那就是：成功，是为自己做出最好的选择，并且接受它们。记者玛丽·柯蒂斯（Mary Curtis）在《华盛顿邮报》中指出，为任何人所能提供的最好建议就是：“女人和男人都要放下负罪感，即使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其中的奥秘就在于没什么奥秘——带着你已拥有的、尽可能地去努力。”34
2010年12月，我和帕特·米切尔站在一起，等着上台做我的TED演讲。前一天，我送女儿上学时，告诉她我要去东海岸出差，所以晚上不能陪她了。她抱着我的腿，央求我不要走。我脑子里一直抹不掉这个画面，最后一刻我问帕特能不能把这一段加进演讲。“当然可以，一定要讲。”帕特说，“其他女人也有这种经历，你坦白地分享你遇到的困难，对她们来说是种帮助。”
我深吸一口气，走上讲台，真诚地与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我向在场的所有人（包括网上的观众）宣布，我根本不能做到一切。帕特说得对：接受这个现实，并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经历，那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1. Sharon Poczter, “For Women in the Workplace, It’s Time to Abandon ‘Have it All’Rhetoric,”Forbes, June 25, 2012, http://www.forbes.com/sites/realspin/2012/06/25/for-women-in-the-workplace-its-time-to-abandon-have-it-all-rhetoric/.
2. U.S. Census Bureau, “Table FG1 Married Couple Family Groups, by Labor Force Status of Both Spouses, and Race and Hispanic Origin of the Reference Person,”America’s Familie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Annual Social and Economic Supplement (2011), http://www.census.gov/hhes/families/data/cps2011.html.
3. U.S. Census Bureau, “Table FG10 Family Groups,”America’s Familie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Annual Social and Economic Supplement (2011), http://www.census.gov/hhes/families/data/cps2011.html. Calculation derived by focusing on all family groups with children under eighteen.
4. China Daily, “Single Chinese Mothers Beset with Troubles,”December 12, 2004, http://www.chinadaily.com.cn/english/doc/2004-12/18/content_401364.htm.
5. Tina Fey, Bossypants (New York: Little, Brown, 2011), 256.
6. Gloria Steinem, “Gloria Steinem on Progress and Women’s Rights,”interview by Oprah Winfrey, Oprah’s Next Chapter, YouTube video, 3:52 minutes, April 16, 2012, published by Oprah Winfrey Network,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rrmWHnFjqI&feature=relmfu.
7. Beth Saulnier, “Meet the Dean,”Weill Cornell Medicine Magazine, Spring 2012, 25.
8. Jennifer Stuart, “Work and Motherhood: Preliminary Report of a Psychoanalytic Study,”The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76, no. 2 (2007): 482.
9. Nora Ephron, 1996 commencement address, Wellesley College, http://new.wellesley.edu/events/commencementarchives/1996commencement.
10. Robyn J. Ely and Deborah L. Rhode, “Women and Leadership: Defining the Challenges,”in Handbook of Leade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ed. Nitin Nohria and Rakesh Khurana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ublishing, 2010), 377–410; Deborah L. Rhode and Joan C. Williams, “Legal Perspectives on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in Sex Discrimination in the Workplace: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ed. Faye J. Crosby, Margaret S. Stockdale, and S. Ann Ropp (Malden, MA: Blackwell, 2007), 235–70; and Ann Crittenden, The Price of Motherhood: Why the Most Important Job in the World Is Still the Least Valued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1).
11. Pamela Stone, Opting Out? Why Women Really Quit Careers and Head Hom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Leslie A. Perlow, “Boundary Control: The Social Ordering of Work and Family Time in a High-Tech Corporation,”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3, no. 2 (1998): 328–57; and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The Time Bind: When Work Becomes Home and Home Becomes Work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1997). 琼·威廉姆斯（Joan Williams）身为法学教授和美国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职业法律中心，她将这些处罚称之为“开小差的恶名”（flexibility stigma）。
12. Jennifer Glass, “Blessing or Curse? Work-Family Policies and Mother’s Wage Growth over Time,”Work and Occupations 31, no. 3 (2004): 367–94; and Mindy Fried, Taking Time: Parental Leave Policy and Corporate Cultur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根据工作时“开小差”的类型，在对专业性要求不高的岗位的女性员工也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举例来说，韦伯和威廉姆斯在2008年调查了两类母亲群体（一类是专业人员，另一类是低薪劳动者），并且发现这两类人都因工作时“开小差”而受到了处罚，比如减薪、降职等。参见 Gretchen Webber and Christine Williams, “Mothers in ‘Good’and ‘Bad’Part-Time Jobs: Different Problems, Same Result,”Gender & Society 22, no. 6 (2008): 752–77.
13. Nicholas Bloom et al., “Does Working from Home Work? Evidence from a Chinese Experiment”(December 2012), http://www.stanford.edu/~nbloom/WFH.pdf. 最新研究表明，采取远程办公的方式在家工作会有一些负面效应，比如会增加工作时间，也会对员工提出更高的工作要求。参见 Mary C. Noonan and Jennifer L. Glass, “The Hard Truth about Telecommuting,”Monthly Labor Review 135, no. 6 (2012): 38–45.
14. 新近研究表明，长时间的工作会降低生产率。哈佛商学院的教授莱斯利·A·佩尔罗（Leslie A. Perlow）发现，通过强制要求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咨询顾问减少工作时间，他们反而变得更有效率。为了能让咨询顾问们每个星期都能休息一个晚上，佩尔罗让咨询工作团队在一种开诚布公的状态下敞开交流，结果，他们分配工作时变得更有效率。她还让工作团队制定计划并且共享信息，这样一来，当某位咨询顾问在晚上休息时，其他咨询顾问就能顶上来代替。这些相对大的调整还带来了一个结果，那就是咨询顾问们既对自己的工作感觉更好，也感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更加平衡了，咨询顾问的主管也对他们的工作给出了更高的评价。而且，辞职的人越来越少，团队的沟通交流也得到了加强。与此同时，和那些一如既往地工作很长时间的咨询顾问相比，有更多从工作中抽身的咨询顾问们想要为客户实现价值。参见 Leslie Perlow, Sleeping with Your Smartphone: How to Break the 24/7 Habit and Change the Way You Work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2).
15. Colin Powell with Tony Koltz, It Worked For Me: In Life and Leadership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2), 40.
16. Joan C. Williams and Heather Boushey, The Three Faces of Work-Family Conflict: The Poor, The Professionals, and the Missing Middl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and Center for WorkLife Law (January 2010), 7. 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2010/01/three_faces_report.html.
17.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Chart: Annual Hours of Work, Married Men and Women, 25–54, with Children, 1979–2010, by Income Fifth,”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http://stateofworkingamerica.org/chart/swa-income-table-2-17-annual-hours-work-married/. 假设一个人一年的工作时间是50个星期，那么到2010年，收入中等的已婚已育男女，其全年工作的时间已比1979年时多出了428个小时，平均算来也就是每周要多出8.6个小时。
尽管有很多美国人总有做不完的工作，但某些群体特别是那些薪水低、没什么技能的劳动者却没有足够的工作可以做。社会学家将这种倾向称作是受过更多教育和受教育程度不够的劳动者在劳动时间方面的“日益分化”（growing dispersion）。想要进一步了解劳动时间分化的情况，参见Arne L. Kallenberg, Good Jobs, Bad Jobs: The Rise of Polarized and Precarious Employment Syst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0s to 2000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11), 152–54; and Jerry A. Jacobs and Kathleen Gerson, The Time Divide: Work, Family, Gender Inequal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8. Peter Kuhn and Fernando Lozano, “The Expanding Workweek? Understanding Trends in Long Work Hours among U.S. Men, 1979–2006,”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6, no. 2 (2008): 311–43; Cynthia Fuchs Epstein and Arne L. Kalleberg, eds., Fighting for Time: Shifting Boundaries of Work and Social Lif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4).
19. Sylvia Ann Hewlett and Carolyn Buck Luce, “Extreme Jobs: The Dangerous Allure of the 70-Hour Workweek,”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4, no. 12 (2006): 51.
20.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欧洲多个福利国家的政府已经对工作时间做出了规定，以帮助双薪或双职工家庭。到了2000年，德国、荷兰、卢森堡、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家政府，已将每周标准工作时间减少到40小时以下。有报告称，在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里，美国的工作时间是最长的。参见 Janet C. Gornick and Marcia K. Meyers, “Supporting a Dual-Earner/Dual-Career Society: Policy Lessons from Abroad,”in A Democracy that Works: The Public Dimensions of the Work and Family Debate, eds. Jody Hemann and Christopher Beem (New York: The New Press, forthcoming).
21. Sarah Perez, “80% of Americans Work ‘After Hours,’Equaling an Extra Day of Work Per Week,”Techcrunch, July 2, 2012, http://techcrunch.com/2012/07/02/80-of-americans-work-after-hours-equaling-an-extra-day-of-work-per-week/.
22. Bronwyn Fryer, “Sleep Deficit: The Performance Killer,”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4, no. 10 (2006): 53–59, http://hbr.org/2006/10/sleep-deficit-the-performance-killer.有关睡眠不足对人类认知能力的影响已有评述，可参见 Paula A. Alhola and Paivi Polo-Kantola, “Sleep Deprivation: Impact on Cognitive Performance,”Neuropsychiatric Disease and Treatment 3, no. 5 (2007): 553–67; and Jeffrey S. Durmer and David F. Dinges, “Neuro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Sleep Deprivation,”Seminars in Neurology 25, no. 1 (2005): 117–29.
23. Suzanne M. Bianchi, John P. Robinson, and Melissa A. Milkie, The Changing Rhythms of American Family Lif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6), 74–77.对父母照料孩子的时间所进行的研究发现，在2000年，不管是在职母亲还是没有工作的母亲，每周用于看护孩子的时间平均起来都比1975年时要多6.5个小时。这一发现让研究者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似乎发生了一场文化转变，它鼓励所有的母亲多花点时间去陪陪她们的孩子”。父母在陪孩子的时间上有所增加，很大程度上可以由这个原因来解释，即父母将看护孩子和休闲活动结合了起来，这意味着“不仅看护孩子变得越来越像是一项有趣的活动，就连父母自己在休闲时也越来越多地把孩子拉了进来”。伴随着父母远离只有成人参加的休闲活动，他们越来越多地将很多活动结合在一起，越来越多地和孩子们共度闲暇。这种转向表明，父母们愿意为了多和孩子们待在一起而牺牲个人时间。200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和没有工作的母亲相比，有全职工作的母亲每周用于休闲娱乐活动的时间要更少，从看电视到社区社交活动再到其他每一项休闲娱乐都是如此。结果，她们每周的休闲娱乐时间都少了10个小时。但是，不管女性是不是有全职工作，其配偶在休闲娱乐活动上花费的时间并没有什么差别。参见 Melissa A. Milkie, Sara B. Raley, and Suzanne M. Bianchi, “Taking on the Second Shift: Time Allocations and Time Pressures of U.S. Parents with Preschoolers,”Social Forces 88, no. 2 (2009): 487–517.
24. Sharon Hays,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5. The NICHD 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 ed., Child Care and Child Development: Results from the NICHD Study of Early Child Care and Youth Development (New York: Guilford, 2005).
26.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Findings for Children up to Age 41/2 Years,The NICHD Study of Early Child Care and Youth Development, NIH Pub. No. 05-4318 (2006), 1, http://www.nichd.nih.gov/publications/pubs/upload/seccyd_06.pdf.
27. Ibid.; see also NICHD 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 “Child-Care Effect Sizes for the NICHD Study of Early Child Care and Youth Development,”American Psychologist 61, no.2 (2006): 99–116.就一些研究案例而言，父母花更多时间照看的那些孩子，也会更多地表现出个人行为方面的问题，比如脾气暴躁或是喜欢顶嘴等；而在高质量的看护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往往很少会出现这些问题，即便有，到了六年级时基本也会消失殆尽。凯瑟琳·麦卡特尼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主任，也是这项研究的主要人员。正如她注意到的，“不管是从哪个标准来衡量，照顾孩子的时间长短所产生的影响都很小。在照顾孩子上多花些时间会有哪些问题，这不仅需要将女性就业因素纳入考量，还要考虑到逐渐减少的女性抑郁和越来越高的家庭收入”（参见她于2012年2月26日给笔者的电子邮件）。有关这些发现和问题的讨论，参见Kathleen McCartney et al., “Testing a Series of Causal Propositions Relating Time in Child Care to Children’s Externalizing Behavior,”Development Psychology 46, no. 1 (2010): 1–17.对女性就业和孩子成长之间关系的“元分析”，参见Wendy Goldberg et al., “Maternal Employment and Children’s Achievement in Context: A Meta-Analysis of Four Decades of Research,”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4, no. 1 (2008): 77–108
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尽管大多数证据表明女性就业对孩子的发展并没有什么不利的影响；但女性在自己的孩子刚出生的第一年就去工作，会与一些孩子的认知能力发展不够、在个人行为方面有些问题等情况联系在一起。还有一些因素可以中和刚刚提到的那些结论，其中包括父母的敏感程度，还有孩子受到照顾的质量。参见Jane Waldfogel, “Parental Work Arrangements and Child Development,”Canadian Public Policy 33, no. 2 (2007): 251–71.
无论是父母还是他人照顾孩子，各种研究都一致发现，只有照顾孩子的质量才是最要紧的。孩子既需要悉心的照顾，也需要考虑他们需要的特别照顾。相关讨论，参见Jane Waldfogel, What Children Ne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8.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Findings for Children up to Age 4½Years;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Early Child Care and Research Network, “Fathers’and Mothers’Parenting Behavior and Beliefs as Predictors of Children’s Social Adjustment and Transition to School,”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8, no. 4 (2004): 628–38.
29. NICHD Early Child Care and Research Network, “Child-Care Effect Sizes,”113.
30. 英国对11 000名儿童进行的研究揭示出，表现出最大幸福感的那些孩子，其父母都是在外面而不是在家里工作。在母亲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没有什么差别的情况下，双薪家庭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在个人行为上出现问题（比如多动、不开心、焦虑等）的情况最少。参见 Anne McMunn et al., “Maternal Employment and Child Socio-Emotional Behavior in the UK: Longitudinal Evidence from the UK Millennium Cohort Study,”Journal of Epidemiology & Community Health 66, no. 7 (2012): 1–6.
31. Robin W. Simon, “Gender, Multiple Roles, Role Meaning, and Mental Health,”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36, no. 2 (1995): 182–94.
32. Marie C. Wilson, Closing the Leadership Gap: Add Women, Change Everything (New York: Penguin, 2007), 58.
33. Melanie Rudd, Jennifer Aaker, and Michael I. Norton, “Leave Them Smiling: How Small Acts Create More Happiness than Large Acts,”working paper (2011), http://faculty-gsb.stanford.edu/aaker/pages/documents/LeaveThemSmiling_RuddAakerNorton12-16-11.pdf.
34. Mary C. Curtis, “There’s More to Sheryl Sandberg’s Secret,”Washington Post, April 4, 2012,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she-the-people/post/theres-more-to-sheryl-sandbergs-secret/2012/04/04/gIQAGhZsvS_blog.html.
我们也无法拥有一切，“拥有一切”这个概念公然地违背了经济学的基本定律与常识。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莎伦·波兹特（Sharon Poczter）对此解释说：“‘拥有一切’这种已经过时的说法忽视了各种经济关系的基础——即‘交换’的概念。我们所有人都在进行人生的‘约束优化’（constrained optimization），试图在事业、孩子、关系等要素的基础上把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竭尽全力去合理分配自己的时间资源。由于资源的稀缺，没有人能‘拥有一切’。如果非要有人这么说，那么他很可能是在撒谎。”1
“拥有一切”最多被看成是一个神话。就像很多神话一样，它可以传递出有警示作用的讯息。想想伊卡洛斯（Icarus）的故事，他戴着人造的翅膀飞上高空。父亲警告过他不要飞得离太阳过近，但伊卡洛斯没有听从这个建议，甚至飞得越来越高。当他的翅膀渐渐融化，他又重重地跌落地面。一个人同时追求职业和个人生活上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当然值得尊敬。女性应该学习伊卡洛斯为自己设定高目标，但要记住，现实是存在局限性的。
不要去想“我们是否能拥有一切”，而应该问更实际的问题：“我们能做到一切吗？”答案显然是不能。每个人总是在不断做出选择，比如：事业和家庭，运动与放松，与别人相处的时间以及给自己独处的时间。为人父母就意味着每天都要在时间上做出调整、妥协和牺牲。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牺牲和辛劳并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须做的事情。在美国，65%有孩子的家庭中，父母双方都在外工作，因为养家糊口基本上要依赖两人共同的收入，2让一个人来挣钱养家比从前困难得多。美国有孩子的家庭中，30%都是单亲家庭，而这其中有85%的单亲家庭由女性独自承担养家的责任。3在中国，单亲家庭中约有57%面临着严峻的经济问题，其中大多数也是单亲母亲家庭。4
在外工作的女性总是不得不面对这些挑战。演员蒂娜·菲曾注意到，当她与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男主角史蒂夫·卡雷尔（Steve Carell）在宣传电影《约会之夜》（Date Night）时，记者会特别关心她如何平衡生活与工作，却从来不会向男主角提这个问题。她在《天后外传》（Bosspants）中写道：“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最粗鲁的问题是什么？是‘你今年多大了’，还是‘你体重多少’？都不是。最烂的问题是：‘你是怎么兼顾所有事情的？’人们总是在问我这个问题，而且目光里还有谴责的意思。‘其实你搞得一团糟，不是吗？’他们已经用眼神这样说了。”5
真是一针见血。全职妈妈和全职爸爸都要辛苦地履行很多责任，但女性还不得不忍受粗鲁的问题和谴责的目光，被人们提醒自己在工作和孩子身上的投入都在打折扣。和我一样，我认识的大多数女性都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她们也经常担心自己不称职。我们会拿自己工作上的努力程度和同事（常常是男性）作对比，而他们所做的家务却比我们要少得多；然后我们又拿自己在家里的努力程度与那些全职妈妈们作对比。旁观者的议论让我们感觉到自己在挣扎应对的同时还在滑向失败，这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试图做到一切还期待做得超级完美，这必然导致希望落空。完美主义是我们的大敌。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的话很贴切：“你不可能做到一切。没有人能做两份全职工作，不仅把孩子照看得很好、一天三餐都下厨，还可以在凌晨享受性高潮……女性运动要反对的就是‘女超人’。”6
美国康奈尔医学院的院长劳丽·格林奇博士（Laurie Glimcher）认为，在养育孩子的同时追求事业，关键要学会自己应该在哪方面集中注意力。“我们得决定哪些事重要、哪些事不重要，并且在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力求完美。”她得出的结论是：科学数据必须完美，但评论意见和其他琐碎的行政事务能做到95%就够好的了。格林奇博士还说，在合理的时间下班是自己首要考虑的事，而且到家之后绝不能为了衣服是否叠好或橱柜是否打理整洁而焦虑。她提醒我们说：“你不能过度地迷恋那些不重要的事情。”7
还没做母亲时，我曾在一个商业团队的女性座谈会上发言。一位有两个孩子的执行官曾被问到她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这是个避不开的问题），她回答说：“我可能不应该公开承认这一点……”随后就向大家坦白，她让孩子们穿着校服睡觉，这样早上就能省出宝贵的15分钟。当时我心里想的是：噢，她的确不应该说出这件事。
当了母亲以后，我才觉得这个女人简直是个天才。一个人的时间和耐心总是有限的。我虽不至于让孩子们穿着校服睡觉，但很多个清晨我真希望头天晚上自己真能这么做。即使我规划得再好，也不能完全准备好去应对为人父母带来的各种挑战。事后想想，我很感激这个女人的坦率。秉着和她一样的坦率精神，我可能也不应该公开承认下面的事情。
去年，我带着孩子们出差去参加一次商业会议，参会的还有硅谷的其他人员，包括易趣网（eBay）首席执行官约翰·多纳霍（John Donahoe）。他很好心地邀请我一同乘易趣的专机。航班延误了几个小时，我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不让他们打扰到其他成年乘客。通过让他们不停地看电视、吃零食，我顺利地渡过了几个小时的难关。随后当飞机终于起飞时，我女儿开始挠自己的头。“妈妈，我的头痒！”因为头上戴着耳机（还得让她继续看电视），她叫得挺大声。我没多想什么，直到她挠得越来越厉害，叫声越来越大。我让她声音小一点，检查完她的头皮，我发现了一些白白的小东西。我很肯定是虱子。这架商务机里就我带着小孩子，而现在我女儿身上有虱子。接下来这一路伴随我陷入了无尽的恐慌。我想方设法把她和别人隔离开，让她小声说话，不让她抓头，同时上网疯狂搜索治疗虱子的方法。飞机着陆以后，每个人都坐上了出租车陆续去往开会的酒店。我让他们先走，因为我需要“拿点东西”。我冲到最近的药店，医师证实了我的判断。幸运的是，在飞机上我成功地避免了任何人和我女儿有直接接触，所以虱子没有扩散，我也就不用尴尬地请其他人察看自己头上有没有虱子。我抓起有治疗效果的洗发水，一晚上都在房间里给女儿和她哥哥洗头。当晚，我没去参加会议的开场晚宴，有人问起时，我回答说孩子们太累了。说实话，我也很累。而且，就算我想尽办法避免被传染上虱子，我也还是挠了几天的头。
当你做父母时，真的没办法控制住所有的变量。那些善于提前规划、努力进取获得成功的女性，她们在成为母亲后通常很难接受生活突如其来的混乱。心理学家詹妮弗·斯图尔特（Jeniffer Stuart）研究了一群耶鲁女毕业生工作后的生活状况，得出结论说，对于这样的女性，“既要事业又要做母亲，尤其容易导致焦虑和压力。由于她们对工作和家庭都有完美主义倾向，所以面临的风险非常高。而且一旦达不到理想状态，她们很可能会彻底地往后退——从职场完全回到家庭，或是截然相反”。8
脸谱网的很多海报标语我都很喜欢，其中有一幅海报上印刷着大大的红色字母：“完成，好过完美。”我已经以此为座右铭，终于对不能达到的完美目标选择了放手。追求完美，最好的结果便是心生挫败感，最糟的结果则是完全麻木。1996年诺拉·埃夫龙（Nora Ephron）在威尔斯利学院毕业典礼上作演讲，当她谈及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的女性时，她提出了一个我极其赞同的建议。她说：“生活总会有点儿乱，但拥抱这样的混乱吧；生活还会有点儿复杂，在复杂里苦中作乐吧。事情绝对超乎你的想象，有惊喜是好事，不要害怕，你随时都可以改变主意。看看我，我已经有4份职业和3个丈夫了。”9
我相当幸运，因为事业初期就已经有人提醒过我，要面面俱到是个非常危险的想法。1994年我在麦肯锡公司实习时，拉里·卡纳里克（Larry Kanarek）是麦肯锡公司华盛顿办事处的主管。有一天，卡纳里克召集了所有人，跟大家解释说因为他是办事处负责人，所以员工辞职的时候都会去找他。时间长了，他就注意到，人们辞职只有一个原因：他们都感到筋疲力尽，厌倦了无尽的工作和出差。卡纳里克说，他很理解这样的抱怨，但他不能理解的是，其实每个辞职者都还没主动休过假。直到离职那天，他们才发现公司要求的事情他们都已经完成，而且自己的确做得太多了。
卡纳里克诚恳地请求我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事业。他说，麦肯锡对我们时间的要求是无止境的，所以工作的决定权其实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有责任划定界限。我们需要决定一天中工作多长时间，一个月出差几个晚上。如果工作成绩不尽如人意，我们也会知道自己已经尽了力。但有违直觉的是，在工作上不断取得成功，则需要尝试着不要去完成公司交代给我们的每一项事情。为生活和事业腾出空间的最好方法，就是有意识地做出选择，并设定好界限，然后严格地遵从这些界限。
我在谷歌的头4年里，每天都会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7点。当时我负责管理全球运营团队，认为自己尽可能地亲力亲为非常重要。没人要求我工作这么长时间，但那时谷歌的氛围还是很鼓励废寝忘食地工作的。儿子出生时，我想休3个月产假，又担心休完产假我的工作岗位就没了。生孩子之前，所有事都让我感觉不轻松。谷歌正在快速成长，公司结构常常会重新调整，我管理着公司最大的团队。同事们常常建议重新调整团队结构，这就意味着他们将做得更多，而我会做得更少。在还有几个月就到预产期时，有些同事（都是男人）愈发努力，主动要求在我离开期间“代理我的工作”；有些人甚至跟老板提到，我可能不会回来工作了，所以有必要开始着手让大家分担我的职责。
我试着采纳拉里·卡纳里克的建议，为自己设定界限。我决定把精力集中在母亲这个新的角色上。我下定决心要真正地放松，甚至还公开地表明这个决心——这是个策略，可以提高它的可信度，从而促使我更坚定地执行这项决定。我宣布，我要完完全全地休假3个月。
可是没人相信我。我的一些同事还互相打赌，猜生完孩子后我能坚持多长时间不查邮件——没有一个人下注选择“一周以上”。要不是他们比我还了解我自己，这种做法肯定会惹恼我。生完孩子当天，一回到病房我就开始上网查看邮件了。
随后的3个月，我根本就不可能对工作完全撒手不管。我总是在查看邮箱，在起居室里开电话会议，这期间还可能要给孩子喂奶，一些人很可能会因此崩溃。我试过在儿子睡觉的时候开会，但小孩子可不会乖乖地遵从你的时间安排。重要的会议我会带着孩子去办公室开。尽管我和儿子也一起度过了一些美好的时光，但回忆起来，那段产假休得并不开心。每个人都知道我没有信守最初的承诺，比这还糟糕的是，我心里也很清楚这一点，我正在损害自己的威信。
3个月后，我所谓的产假结束了，我又回到了我热爱的工作岗位。但当我把车倒出车库，正要去办公室开始回归工作的第一天时，胸口突然出现了一种重压感，接着眼泪就顺着脸颊流下来。虽然“休假”期间我一直在工作，但那时儿子基本上一直都在我身边。而回到办公室则意味着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会急剧减少。如果我还是和从前一样每天工作12个小时，就得在他醒来时离家、在他睡着时到家。若要保证陪孩子的时间，我就必须调整工作时间，而且要坚持下去。
从此，我开始早上9点到公司，下午5点30分离开公司。这样的时间调整让我可以在上班前、下班后及时地给孩子喂奶，然后再哄他睡觉。我很担心我全新的出勤记录会损害我的公信力，甚至让我丢了这份工作。为了弥补这一点，我不得不在早上5点就开始查收邮件。是的，孩子醒来之前我就起床了；每天晚上孩子入睡后，我会再回到电脑前继续当天的工作。我竭尽全力不让大多数人知道我的新时间表。我的天才助理卡米尔出了个绝妙的主意，建议我每天的第一个会议和最后一个会议都在其他办公楼进行，这样可以让我实际到达和离开办公楼时不至于太招摇。如果必须从我的办公室直接下班，我就会先在大厅里观察停车场，瞅准没人的时候才会冲出去发动我的车。（鉴于我的做法非常笨拙，大家都应该松口气，还好我只是为财政部而不是中情局工作过。）
回想起来，我发现这种顾虑源自内心的不安全感。谷歌是一家锐意进取、竞争激烈的公司，但它的创业文化也非常支持员工兼顾事业与家庭——这种立场显然源自高层管理者。卡纳里克和谢尔盖参加我的宝宝欢迎派对时，各自送了我一个礼物——1小时“特许状”，让我方便照顾宝宝。（我从没用过“特许状”，如果真有这样的东西，就像和巴菲特共进午餐那样，我绝对拿它来做慈善拍卖了。）苏珊·沃西基（Susan Wojcicki）有4个孩子，她是谷歌资历最老、最重要的员工之一。她会在保姆生病时把孩子带到办公室。我的老板奥米德以及团队中的资深高管戴维·费希尔，都对此表示了坚定的支持，他们也没有让别人接管我那部分工作。
渐渐地，我开始明白，我的工作并不真的需要让我每天都花整整12个小时在办公室。我开始更加高效地工作：只有在参加或主持必要的会议时，我的注意力才会更加集中；在离开家的每一分钟，我都坚定地把自己的工作效率提升至最高水平。我开始留意那些以我为中心的工作时间，也取消了不必要的会议来保证这些重要的时间段。我试着只关注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作为我的座右铭之一，我也坚信：“完成，好过完美。”完成，说明这件事虽然有挑战性，但结果证明它是能够实现的，也常常让人如释重负。因此，当我第二次休产假时，我不仅彻底放松了（在大多数时间里），而且真的非常享受和两个孩子在一起的时光。
我的弟媳埃米是位医生，她也在心态上经历了几乎和我同样的变化。“当生完第一个孩子，我每天工作12个小时，还试着在上班的时候用抽乳器。”她告诉我，“我想在家里利用有限的时间和孩子建立起联系，所以好些时候我都在晚上一个人照顾她。我认为别人也都期待我这么做——工作是老板的要求，在家陪护是我女儿的要求。但说实话，我完全是在折磨自己。”生第二个孩子时，她做了些调整。“我休了3个月的假，用我自己的方式、根据自己的条件重新处理工作。尽管之前有担心，但我的声誉和效率并没受到一点儿影响。”
我深深地理解那种担心别人认为自己是把家庭凌驾在事业之上的女强人的心理。任何一位母亲都希望别人认为，她们对家庭的投入远大于对工作的投入，结果出于一种补偿心理，以致她们工作也过了头。即使在那些对工作时间要求并不严格或是非常灵活的公司，女性也担心减少工作时间会危及事业前景。10而且，这个问题并不只是出于她们的感觉。灵活工作时间政策下的员工常常会在薪酬上付出代价，而且会被认为不如其他人热爱工作。11对于职场里的母亲们来说，这种代价会更大。12情况需要改变，尤其已有证据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在家办公更有效率。13
我们很难判断工作中有哪些条件是真正必要的。这些情况很难分辨，也很难设定界限。埃米告诉我，有一次她参加一个会议晚宴，同行的同事中有一位几周前刚生完孩子。晚宴进行了差不多2个小时，这位新妈妈看上去很不自在，不停地翻看自己的手机。出于同为母亲的敏感，埃米悄声问她：“你是不是得回去喂奶了？”她不好意思地承认她已经把孩子和自己的母亲都带过来了，而且她母亲刚发短信给她说孩子要吃奶。埃米让她马上赶过去照看孩子。这位新妈妈刚走，她的导师、一位年长些的男医生就说自己根本不知道她把孩子也带来了，他要是知道的话，一定会同意她早点离开。在我看来，她这样折腾自己实在没必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建议女人们“往桌前坐”。
科技进步也在改变着严格按照工作时间办公的传统，很多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即时办公及远程办公。尽管很少有公司能够提供像谷歌和脸谱网这样灵活的工作制度，但一些行业也开始往这个方向发展。不幸的是，通过观察出勤次数而非工作结果来判断工作业绩的传统做法还在持续着。所以，许多员工更关注自己在办公室里待了多长时间，而不是如何尽可能高效地达成工作目标。如果把焦点转移到工作结果上，就会让员工个人受益，公司的运行效率也会更高、更有竞争力。14
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将军解释说，他脑子里的领导者形象不是一个成天泡在办公室、不顾自己行为对员工影响的“忙个不停的怪物”。他解释说，“在我做过的所有高管工作中，我都试着创造一种倡导专业精神、高标准严要求的氛围。当必须完成一项工作时，我会期待我的部下鼓足了干劲儿工作。如果不是当天必须完成的，我就希望他们能正常工作，正常上下班，回家陪孩子们玩耍，享受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的时光。有空的时候读一本小说，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做做白日梦，让自己劳逸结合。我希望员工在工作之外拥有自己的生活，我给他们薪水是基于他们的工作质量，而不是工作时间。所以，我创造的这种工作氛围通常会取得最好的工作业绩。”15
工作时间的延长影响了许多美国人的生活。162009年与1979年相比，中等收入水平的员工每周工作时间多出8.5个小时。17这种增长趋势在专业人士和中高层管理人员（特别是男性）身上尤其明显。18对企业界高收入专业人士的调查发现，62%的人每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10%的人每周工作超过80个小时。19欧洲各国则没有出现这种趋势，因为限制工作时间的国家政策已经得到了落实。20
科学技术虽然能把我们从实际的办公室中解放出来，但相对也延长了工作时间。2012年一项对职业人士的调查显示，80%的调查对象在离开办公室后还会继续工作，38%的调查对象在餐桌上查收电子邮件，69%的调查对象上床前一定要再看看收件箱。21
我母亲认为，我这一代人正因为这种无休止的工作时间而备受折磨。在我的童年，一份全职工作意味着每周工作40个小时——从周一到周五，朝九晚五。她总是跟我这样说：“你们这代人压力太大了，这不是正常的生活状态。”但对很多人来说，这就是生活的常态。
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常态，意味着白天的时间总是不够用。多年来，我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克扣睡眠时间——这是最常用却常常导致低效的一种方式。发现这种方式不可行，部分是出于我对孩子的观察，我看到他们会因缺觉几个小时就哭闹个不停。事实证明，成年人也没什么不同。每天只睡4到5个小时对大脑的损害，就好比超标的血液酒精含量对驾驶者的损害。22缺少睡眠会导致焦虑、易怒和思维混乱。如果时光能倒流，让我对那些年的生活做一个改变，我会强迫自己多睡会儿。
不仅是上班族的父母觉得白天时间不够用，即便没有孩子的人也会工作过度，或许程度更严重。当我还在商学院读书的时候，参加过一个咨询行业的女性座谈小组。3个组员里有两个已婚有孩子，一个单身没孩子。两个已婚女人谈起平衡生活多么困难，单身女人突然插话说，她烦恼的是人们从没认真想过，她自己也有生活。她觉得已婚的同事总是赶回家和家人相聚，却把她留下加班。她争辩道：“同事们应该理解，我晚上要去参加一个派对，这和他们去看孩子的球赛一样合情合理。因为只有参加派对，我才有可能真正遇到某个人，组建一个家庭，在某一天去看我孩子的球赛！”我常常讲这个故事，确保让单身的员工知道，他们完全有理由享受充实的个人生活。
当我考虑离开谷歌去脸谱网时，关于事业和家庭的平衡问题又冒出来了。我在谷歌待了6年半，各个部门都有强有力的领导者。谷歌已经有20 000多名员工，业务流程也非常顺利，我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能回家和孩子们一起吃晚餐。另一方面，脸谱网当时只有550名员工，是个刚创立不久的公司。晚间会议和通宵的“黑客长跑大赛”成了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并被员工广为接受。我担心的是，接受一份新工作会破坏我好不容易实现的“生活—工作”平衡状态。戴夫当时是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入驻企业家（EIR，entrepreneur-in-residence），所以他基本能够控制自己的日程安排，这真是帮了大忙。他安慰我说，他会在家多负担一些，为了这个家他愿意和我一起努力。
刚到脸谱网的头6个月，我的工作相当辛苦，我知道我应该说“具有挑战性”，但“辛苦”更符合事实。公司里很多人都会学扎克伯格像夜猫子一样工作。如果我安排和某人在早上9点开会，那个人很可能不会出现，因为他会以为我说的是晚上9点。大家都在公司时，我也需要在公司，我担心下班太早会让我看起来过于特殊甚至是倚老卖老。我一次又一次地错过和孩子们共进晚餐的机会。戴夫告诉我他在家陪孩子，他们都很好。但我的感觉并不好。
我回忆起此前在麦肯锡听到拉里·卡纳里克所说的那些话，突然意识到如果我再不对这种状况加以控制，就无法把这份新工作坚持做下去。我会因为见不到家人而懊悔，很有可能还没等到休假就决定辞职。我开始强迫自己在每天下午5∶30离开公司。虽然我身体里每一处好强、进取的细胞都在尖叫，让我留下来，但除非是有特别重要的会议，否则我都会毅然地准时走出办公室。一旦这样做了，我就发现其实我能做到。我不是宣称我一周只能工作40个小时，我也从来没这样说过。在谷歌时，我的工作地点基本在加利福尼亚，但在脸谱网则常常需要出差。所以不出差的时候，我都会按时下班赶回家陪孩子们吃晚餐。
因此，我每天都设法在工作和家庭上实现平衡。实际上，我认识的每个女人也都是这样，而且我比起她们中的大多数要幸运得多。我拥有很好的资源：我的丈夫，一个“真正的人生搭档”，他有能力帮助我，还能对我的时间安排提出很好的建议和意见。我还有个好妹妹，她就住在附近，很乐意帮我照看孩子。正巧她还是个儿科医生，所以我的孩子不仅能得到家人的关爱，在健康方面也有专业的保障。不是所有人都和家人很亲近，不管是在地理上还是感情上。幸运的是，我的家人能够互相依赖，为彼此提供这样的支持。
如果说这个时代的工作形成了一种新的常态，那么家庭也一样。正如人们预期工作时间在大幅增长一样，人们预期母亲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时间也在增加。1975年，全职母亲平均每周花11个小时在家照顾孩子（包括日常照料以及培养孩子能力的各种活动，比如阅读和专注力游戏等），在外工作的母亲在这方面花费的时间是6个小时；今天，全职母亲平均每周在同样的事情上要花17个小时，而上班族母亲则要花11个小时左右。这就意味着今天的上班族母亲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时间和1975年的全职母亲一样多。23
我记得当自己还是个孩子时，母亲总在身边，但她不会总是围着我转，我和弟弟妹妹也没有密密麻麻的活动时间表。我们三人每天都会骑着自行车四处乱转，没有成年人在旁边看护。我们的父母有时候会看看我们的作业，但很少会在我们做作业时守在旁边。今天，一个“好妈妈”总是围绕在孩子身边，对孩子关怀得无微不至。社会学家称这种新现象为“强度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这种现象从文化上强调女性应该花大量的时间和孩子在一起。24由于上班族母亲被认为有悖于现在这种高强度的标准，所以现代女性看上去好像活得很失败，就算我们陪孩子的时间与母亲以前陪我们的时间一样长。
当我开车送孩子上学，看到有其他母亲留在学校做义工时，我很担心由于我不能整天陪着他们，会导致他们的成绩每况愈下。翔实的研究数据帮了我大忙：多项研究表明，社会给女性施加了种种压力，比如她们应该待在家里、做“对孩子们最好的事”，但这么做其实是基于情感因素，而非事实依据。
1991年，由美国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协会（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主办的早期儿童护理研究网（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发起了一项范围非常广泛的研究，按时间记录儿童看护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对比了由母亲专职照顾与一般看护的结果。此研究网有30多个研究儿童发展的专家，他们来自美国各大高校，花了18个月对研究进行构思设计，之后对
1 000多名儿童进行了为期15年的跟踪研究，其结果已经发表为若干篇论文。252006年发表的一篇成果汇总报告说：“由母亲专职照料的孩子和那些由母亲和其他人同时照料的孩子在个体发展上并无不同”。26他们在认知水平、语言表达、社交能力、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以及母子感情方面都没有什么差距。27父母的行为因素，包括责任心强、积极乐观的父亲，主张“孩子自主行动”的母亲，以及较高的父母婚姻感情亲密度，这些因素对孩子的影响比任何形式的看护照料要多出2~3倍。28其中一项发现更值得细究：“母亲的照料与孩子的发展并无关联，因此，母亲们没有理由认为自己选择工作就会对孩子不利”。29
孩子的成长需要父母的参与、关爱、照料、陪伴以及注意力的倾注，但上班族父母也完全能够给予孩子一个充满爱与安全感的童年。有些数据甚至表明，父母都是上班族，对孩子尤其是女孩的成长是有益的。30
尽管我掌握着这些数据，也很清楚我的事业没有危及孩子，但有时候我还是会对自己的选择感到焦虑。我的一个朋友也有同样的感觉，所以她和心理医生进行了讨论，并与我分享了以下心得：“心理医生告诉我，当我开始因为不在孩子身边而感到焦虑时，这种分离焦虑感事实上更多地源自母亲而非孩子。我们谈论这件事貌似是孩子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主要与母亲有关。”
我总是想抽出更多时间与孩子们相处。由于工作原因，我曾错过了很多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比如没能如约带他们去看医生，没能参加他们的家长会，甚至在他们生病的时候也会出差。我曾问一位孩子同学的母亲，是否认识一年级的其他孩子，心想她应该能说出一两个名字吧。结果她用20分钟告诉我班上每个孩子的名字，并描述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他们各自的兴趣爱好。她怎么可能把这些全记住？我对此一无所知，这是不是说明我是个糟糕的母亲？而且，我为什么会为此烦恼？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我知道答案。烦恼的原因在于我对自己的选择也并不完全满意。还是那一年，我有一次送孩子上学。他穿着最喜欢的蓝色T恤，刚一下车，那位无所不知的母亲就说：“今天是圣帕特里克节，他应该穿绿色的衣服。”噢，谁记得今天是圣帕特里克节？然后我心里想，我真是个糟糕的妈妈。
对母亲来说，控制负罪感和时间管理一样重要。当我休完产假回去工作时，其他上班族妈妈都告诉我要有心理准备，因为有一天我儿子可能会哭着要保姆而不是妈妈。果不其然，当他11个多月大，能在自己房间的地板上爬来爬去，有一次被玩具绊倒了，他大哭着向保姆而不是我伸出小手。我十分难过，但戴夫认为这是个好兆头，他的理由是，在儿子的生活中我们是核心人物，但对照顾他的人形成一种依恋感则有利于他的成长。我理解他的逻辑，尤其是现在，但当时我真是难过得要死。
直到今天，我还是会计较有多长时间没陪孩子们，一旦错过和他们吃晚餐或是没能在晚上陪伴他们，我都会感到难过。真的一定要出这趟差吗？这次演讲对脸谱网真有那么重要？这次会议到底有没有必要？戴夫远没有像我这样焦虑，他认为我们能经常回家吃晚饭已经做得很好了。和他的同辈人相比，戴夫是个相当顾家的父亲；而我和同辈人相比，我不在孩子们身边的时候会更多一些。一项对双薪家庭父母的深度访谈揭示了类似的结果：母亲常常会因为工作对家庭的影响倍感自责，但父亲通常不会。31正如白宫计划（White House Project）的创始人玛丽·威尔逊（Marie Wilson）所提到的：“如果有人能找到一个没有负罪感的女人，那么我就能向你证明其实她是个男人。”32
我习惯于花时间去想自己没做到什么，和很多人一样，我擅长自虐。即使我可以得到很多支持，但有时候仍觉得事情多得分身乏术。当我不再那么关注冲突和妥协，而更关注手头的工作时，我就会镇定下来，而且还颇感满足。我喜欢我的工作，也喜欢那些既有才干又有趣的同事们。当然，我也喜欢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对我来说特别棒的一天应该是这样的：从鸡飞狗跳的办公室冲回去和家人吃顿晚餐，然后躺在摇摇椅上，让孩子们爬到我腿上。我们一起摇着、一起读书，这算是他们一天当中最安静（好吧，也不是每次都那么安静）、最快乐的时刻。之后，他们不情愿地上床睡觉，而我也不情愿地（好吧，是一路小跑地）坐回我的电脑前。
当我的两个世界相撞时，也挺有意思的。有那么一段时间，马克·扎克伯格会在每周一晚上要求大家召开战略会议，这样我就没法回去吃晚饭，所以会带孩子们来我的办公室。脸谱网对员工家属的友好令人惊讶，对孩子们来说就像到了天堂：进屋就有比萨吃，糖果取之不尽，而且工程师们也很乐意和这些小访客分享一大堆乐高玩具。我很高兴孩子能和同事们结缘。扎克伯格一度教我儿子怎样击剑，他们有时候还会拿着仿制的宝剑进行练习，那场景很有意思。
我从没说过自己能每时每刻都保持平和的心态，或是完全集中注意力，我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每次我都会先提醒自己，世上没有完人，之后再确定在家里和在公司时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于是心情就会好很多，工作效率也会更高，很可能还是个更好的母亲。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詹妮弗·阿克尔（Jennifer Aaker）的研究显示，设定一个可达到的目标是幸福的关键。33我们需要追求的不是完美，而是要以可持续、可实现的计划为目标。我们需要问的不是“我能做到一切吗”，而是“我能不能做到那些对我和家人来说最重要的事”——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孩子们快乐、健康地成长；而且，在圣帕特里克节穿不穿绿色衣服都是无关紧要的。
如果我必须为成功下个定义，那就是：成功，是为自己做出最好的选择，并且接受它们。记者玛丽·柯蒂斯（Mary Curtis）在《华盛顿邮报》中指出，为任何人所能提供的最好建议就是：“女人和男人都要放下负罪感，即使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其中的奥秘就在于没什么奥秘——带着你已拥有的、尽可能地去努力。”34
2010年12月，我和帕特·米切尔站在一起，等着上台做我的TED演讲。前一天，我送女儿上学时，告诉她我要去东海岸出差，所以晚上不能陪她了。她抱着我的腿，央求我不要走。我脑子里一直抹不掉这个画面，最后一刻我问帕特能不能把这一段加进演讲。“当然可以，一定要讲。”帕特说，“其他女人也有这种经历，你坦白地分享你遇到的困难，对她们来说是种帮助。”
我深吸一口气，走上讲台，真诚地与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我向在场的所有人（包括网上的观众）宣布，我根本不能做到一切。帕特说得对：接受这个现实，并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经历，那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1. Sharon Poczter, “For Women in the Workplace, It’s Time to Abandon ‘Have it All’Rhetoric,”Forbes, June 25, 2012, http://www.forbes.com/sites/realspin/2012/06/25/for-women-in-the-workplace-its-time-to-abandon-have-it-all-rhetoric/.
2. U.S. Census Bureau, “Table FG1 Married Couple Family Groups, by Labor Force Status of Both Spouses, and Race and Hispanic Origin of the Reference Person,”America’s Familie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Annual Social and Economic Supplement (2011), http://www.census.gov/hhes/families/data/cps2011.html.
3. U.S. Census Bureau, “Table FG10 Family Groups,”America’s Familie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Annual Social and Economic Supplement (2011), http://www.census.gov/hhes/families/data/cps2011.html. Calculation derived by focusing on all family groups with children under eighteen.
4. China Daily, “Single Chinese Mothers Beset with Troubles,”December 12, 2004, http://www.chinadaily.com.cn/english/doc/2004-12/18/content_401364.htm.
5. Tina Fey, Bossypants (New York: Little, Brown, 2011), 256.
6. Gloria Steinem, “Gloria Steinem on Progress and Women’s Rights,”interview by Oprah Winfrey, Oprah’s Next Chapter, YouTube video, 3:52 minutes, April 16, 2012, published by Oprah Winfrey Network,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rrmWHnFjqI&feature=relmfu.
7. Beth Saulnier, “Meet the Dean,”Weill Cornell Medicine Magazine, Spring 2012, 25.
8. Jennifer Stuart, “Work and Motherhood: Preliminary Report of a Psychoanalytic Study,”The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76, no. 2 (2007): 482.
9. Nora Ephron, 1996 commencement address, Wellesley College, http://new.wellesley.edu/events/commencementarchives/1996commencement.
10. Robyn J. Ely and Deborah L. Rhode, “Women and Leadership: Defining the Challenges,”in Handbook of Leade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ed. Nitin Nohria and Rakesh Khurana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ublishing, 2010), 377–410; Deborah L. Rhode and Joan C. Williams, “Legal Perspectives on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in Sex Discrimination in the Workplace: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ed. Faye J. Crosby, Margaret S. Stockdale, and S. Ann Ropp (Malden, MA: Blackwell, 2007), 235–70; and Ann Crittenden, The Price of Motherhood: Why the Most Important Job in the World Is Still the Least Valued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1).
11. Pamela Stone, Opting Out? Why Women Really Quit Careers and Head Hom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Leslie A. Perlow, “Boundary Control: The Social Ordering of Work and Family Time in a High-Tech Corporation,”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3, no. 2 (1998): 328–57; and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The Time Bind: When Work Becomes Home and Home Becomes Work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1997). 琼·威廉姆斯（Joan Williams）身为法学教授和美国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职业法律中心，她将这些处罚称之为“开小差的恶名”（flexibility stigma）。
12. Jennifer Glass, “Blessing or Curse? Work-Family Policies and Mother’s Wage Growth over Time,”Work and Occupations 31, no. 3 (2004): 367–94; and Mindy Fried, Taking Time: Parental Leave Policy and Corporate Cultur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根据工作时“开小差”的类型，在对专业性要求不高的岗位的女性员工也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举例来说，韦伯和威廉姆斯在2008年调查了两类母亲群体（一类是专业人员，另一类是低薪劳动者），并且发现这两类人都因工作时“开小差”而受到了处罚，比如减薪、降职等。参见 Gretchen Webber and Christine Williams, “Mothers in ‘Good’and ‘Bad’Part-Time Jobs: Different Problems, Same Result,”Gender & Society 22, no. 6 (2008): 752–77.
13. Nicholas Bloom et al., “Does Working from Home Work? Evidence from a Chinese Experiment”(December 2012), http://www.stanford.edu/~nbloom/WFH.pdf. 最新研究表明，采取远程办公的方式在家工作会有一些负面效应，比如会增加工作时间，也会对员工提出更高的工作要求。参见 Mary C. Noonan and Jennifer L. Glass, “The Hard Truth about Telecommuting,”Monthly Labor Review 135, no. 6 (2012): 38–45.
14. 新近研究表明，长时间的工作会降低生产率。哈佛商学院的教授莱斯利·A·佩尔罗（Leslie A. Perlow）发现，通过强制要求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咨询顾问减少工作时间，他们反而变得更有效率。为了能让咨询顾问们每个星期都能休息一个晚上，佩尔罗让咨询工作团队在一种开诚布公的状态下敞开交流，结果，他们分配工作时变得更有效率。她还让工作团队制定计划并且共享信息，这样一来，当某位咨询顾问在晚上休息时，其他咨询顾问就能顶上来代替。这些相对大的调整还带来了一个结果，那就是咨询顾问们既对自己的工作感觉更好，也感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更加平衡了，咨询顾问的主管也对他们的工作给出了更高的评价。而且，辞职的人越来越少，团队的沟通交流也得到了加强。与此同时，和那些一如既往地工作很长时间的咨询顾问相比，有更多从工作中抽身的咨询顾问们想要为客户实现价值。参见 Leslie Perlow, Sleeping with Your Smartphone: How to Break the 24/7 Habit and Change the Way You Work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2).
15. Colin Powell with Tony Koltz, It Worked For Me: In Life and Leadership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2), 40.
16. Joan C. Williams and Heather Boushey, The Three Faces of Work-Family Conflict: The Poor, The Professionals, and the Missing Middl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and Center for WorkLife Law (January 2010), 7. 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2010/01/three_faces_report.html.
17.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Chart: Annual Hours of Work, Married Men and Women, 25–54, with Children, 1979–2010, by Income Fifth,”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http://stateofworkingamerica.org/chart/swa-income-table-2-17-annual-hours-work-married/. 假设一个人一年的工作时间是50个星期，那么到2010年，收入中等的已婚已育男女，其全年工作的时间已比1979年时多出了428个小时，平均算来也就是每周要多出8.6个小时。
尽管有很多美国人总有做不完的工作，但某些群体特别是那些薪水低、没什么技能的劳动者却没有足够的工作可以做。社会学家将这种倾向称作是受过更多教育和受教育程度不够的劳动者在劳动时间方面的“日益分化”（growing dispersion）。想要进一步了解劳动时间分化的情况，参见Arne L. Kallenberg, Good Jobs, Bad Jobs: The Rise of Polarized and Precarious Employment Syst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0s to 2000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11), 152–54; and Jerry A. Jacobs and Kathleen Gerson, The Time Divide: Work, Family, Gender Inequal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8. Peter Kuhn and Fernando Lozano, “The Expanding Workweek? Understanding Trends in Long Work Hours among U.S. Men, 1979–2006,”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6, no. 2 (2008): 311–43; Cynthia Fuchs Epstein and Arne L. Kalleberg, eds., Fighting for Time: Shifting Boundaries of Work and Social Lif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4).
19. Sylvia Ann Hewlett and Carolyn Buck Luce, “Extreme Jobs: The Dangerous Allure of the 70-Hour Workweek,”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4, no. 12 (2006): 51.
20.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欧洲多个福利国家的政府已经对工作时间做出了规定，以帮助双薪或双职工家庭。到了2000年，德国、荷兰、卢森堡、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家政府，已将每周标准工作时间减少到40小时以下。有报告称，在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里，美国的工作时间是最长的。参见 Janet C. Gornick and Marcia K. Meyers, “Supporting a Dual-Earner/Dual-Career Society: Policy Lessons from Abroad,”in A Democracy that Works: The Public Dimensions of the Work and Family Debate, eds. Jody Hemann and Christopher Beem (New York: The New Press, forthcoming).
21. Sarah Perez, “80% of Americans Work ‘After Hours,’Equaling an Extra Day of Work Per Week,”Techcrunch, July 2, 2012, http://techcrunch.com/2012/07/02/80-of-americans-work-after-hours-equaling-an-extra-day-of-work-per-week/.
22. Bronwyn Fryer, “Sleep Deficit: The Performance Killer,”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4, no. 10 (2006): 53–59, http://hbr.org/2006/10/sleep-deficit-the-performance-killer.有关睡眠不足对人类认知能力的影响已有评述，可参见 Paula A. Alhola and Paivi Polo-Kantola, “Sleep Deprivation: Impact on Cognitive Performance,”Neuropsychiatric Disease and Treatment 3, no. 5 (2007): 553–67; and Jeffrey S. Durmer and David F. Dinges, “Neuro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Sleep Deprivation,”Seminars in Neurology 25, no. 1 (2005): 117–29.
23. Suzanne M. Bianchi, John P. Robinson, and Melissa A. Milkie, The Changing Rhythms of American Family Lif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6), 74–77.对父母照料孩子的时间所进行的研究发现，在2000年，不管是在职母亲还是没有工作的母亲，每周用于看护孩子的时间平均起来都比1975年时要多6.5个小时。这一发现让研究者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似乎发生了一场文化转变，它鼓励所有的母亲多花点时间去陪陪她们的孩子”。父母在陪孩子的时间上有所增加，很大程度上可以由这个原因来解释，即父母将看护孩子和休闲活动结合了起来，这意味着“不仅看护孩子变得越来越像是一项有趣的活动，就连父母自己在休闲时也越来越多地把孩子拉了进来”。伴随着父母远离只有成人参加的休闲活动，他们越来越多地将很多活动结合在一起，越来越多地和孩子们共度闲暇。这种转向表明，父母们愿意为了多和孩子们待在一起而牺牲个人时间。200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和没有工作的母亲相比，有全职工作的母亲每周用于休闲娱乐活动的时间要更少，从看电视到社区社交活动再到其他每一项休闲娱乐都是如此。结果，她们每周的休闲娱乐时间都少了10个小时。但是，不管女性是不是有全职工作，其配偶在休闲娱乐活动上花费的时间并没有什么差别。参见 Melissa A. Milkie, Sara B. Raley, and Suzanne M. Bianchi, “Taking on the Second Shift: Time Allocations and Time Pressures of U.S. Parents with Preschoolers,”Social Forces 88, no. 2 (2009): 487–517.
24. Sharon Hays,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5. The NICHD 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 ed., Child Care and Child Development: Results from the NICHD Study of Early Child Care and Youth Development (New York: Guilford, 2005).
26.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Findings for Children up to Age 41/2 Years,The NICHD Study of Early Child Care and Youth Development, NIH Pub. No. 05-4318 (2006), 1, http://www.nichd.nih.gov/publications/pubs/upload/seccyd_06.pdf.
27. Ibid.; see also NICHD 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 “Child-Care Effect Sizes for the NICHD Study of Early Child Care and Youth Development,”American Psychologist 61, no.2 (2006): 99–116.就一些研究案例而言，父母花更多时间照看的那些孩子，也会更多地表现出个人行为方面的问题，比如脾气暴躁或是喜欢顶嘴等；而在高质量的看护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往往很少会出现这些问题，即便有，到了六年级时基本也会消失殆尽。凯瑟琳·麦卡特尼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主任，也是这项研究的主要人员。正如她注意到的，“不管是从哪个标准来衡量，照顾孩子的时间长短所产生的影响都很小。在照顾孩子上多花些时间会有哪些问题，这不仅需要将女性就业因素纳入考量，还要考虑到逐渐减少的女性抑郁和越来越高的家庭收入”（参见她于2012年2月26日给笔者的电子邮件）。有关这些发现和问题的讨论，参见Kathleen McCartney et al., “Testing a Series of Causal Propositions Relating Time in Child Care to Children’s Externalizing Behavior,”Development Psychology 46, no. 1 (2010): 1–17.对女性就业和孩子成长之间关系的“元分析”，参见Wendy Goldberg et al., “Maternal Employment and Children’s Achievement in Context: A Meta-Analysis of Four Decades of Research,”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4, no. 1 (2008): 77–108
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尽管大多数证据表明女性就业对孩子的发展并没有什么不利的影响；但女性在自己的孩子刚出生的第一年就去工作，会与一些孩子的认知能力发展不够、在个人行为方面有些问题等情况联系在一起。还有一些因素可以中和刚刚提到的那些结论，其中包括父母的敏感程度，还有孩子受到照顾的质量。参见Jane Waldfogel, “Parental Work Arrangements and Child Development,”Canadian Public Policy 33, no. 2 (2007): 251–71.
无论是父母还是他人照顾孩子，各种研究都一致发现，只有照顾孩子的质量才是最要紧的。孩子既需要悉心的照顾，也需要考虑他们需要的特别照顾。相关讨论，参见Jane Waldfogel, What Children Ne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8.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Findings for Children up to Age 4½Years;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Early Child Care and Research Network, “Fathers’and Mothers’Parenting Behavior and Beliefs as Predictors of Children’s Social Adjustment and Transition to School,”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8, no. 4 (2004): 628–38.
29. NICHD Early Child Care and Research Network, “Child-Care Effect Sizes,”113.
30. 英国对11 000名儿童进行的研究揭示出，表现出最大幸福感的那些孩子，其父母都是在外面而不是在家里工作。在母亲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没有什么差别的情况下，双薪家庭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在个人行为上出现问题（比如多动、不开心、焦虑等）的情况最少。参见 Anne McMunn et al., “Maternal Employment and Child Socio-Emotional Behavior in the UK: Longitudinal Evidence from the UK Millennium Cohort Study,”Journal of Epidemiology & Community Health 66, no. 7 (2012): 1–6.
31. Robin W. Simon, “Gender, Multiple Roles, Role Meaning, and Mental Health,”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36, no. 2 (1995): 182–94.
32. Marie C. Wilson, Closing the Leadership Gap: Add Women, Change Everything (New York: Penguin, 2007),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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