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让你的另一半成为你真正的“人生搭档”
作者：[美] 谢丽尔·桑德伯格 更新：2024-03-22 22:20
做母亲对我来说是相当不可思议的经历，但分娩过程却不是。9个月的妊娠反应让我对分娩阶段望眼欲穿。不幸的是，我肚子里的儿子倒一点儿都不着急。预产期到了，我的产科医生决定人工催产。我父母和妹妹米歇尔都到了医院，和戴夫一起陪着我。有人说养个孩子得“全家总动员”，而我的情况是，仅仅是要把他生出来就得劳师动众。分娩过程很漫长，亲友团的兴奋劲儿很快就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百无聊赖。我一度希望他们帮我挺过一次次阵痛，但没人注意到我，他们都在房间的另一侧给医生看家庭相册。这件事后来成了家里常提的笑话，它证明要长时间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是很困难的，分娩也不例外。
3个半小时后，我儿子终于出生了，体重约4.3千克。他的头占了体重的一半。我的妹妹是儿科医生，参与过上百次分娩过程。出于好心，很久以后她才告诉我，我的分娩是她见过最困难的。当医生宣布我的儿子非常健康时，我觉得所有的痛苦都是值得的，9个月持续不断的妊娠反应也完全消失。最痛苦的时候似乎已经过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从病床上起来，刚迈了一步就跌倒在地上。原来分娩时太过用力，让我拉伤了肌腱。我拄着拐杖度过了一个星期。无法站立的状况让我在当母亲的头几周里遇到了更多困难，但也带来了事先没想到的好处：大多数时候，照顾宝宝的人是戴夫。孩子一哭，戴夫就得起床把他抱到我身边吃奶、换尿布，然后再哄他睡觉。通常情况下，妻子是处理各类紧急情况的育儿专家，但我们家却是由戴夫教我怎么给8天大的儿子换尿布。如果戴夫和我能事先想到这一幕，那我们就是天才了。
事实上，我们的确应该准备得再充分些。当我怀孕6个月时，一位博士候选人为撰写一篇关于上班族夫妻的论文对我进行了电话采访。她一开始就问：“你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我说：“没有啊，我的孩子都还没生出来呢。”我建议她采访那些生完孩子的人。她却说：“还有几个月你就生了，显然你和你丈夫都已经考虑过孩子在学校里生病了谁去接他之类的问题，还有主要照顾孩子的人是谁，对吧？”我一个问题也答不上来。电话采访结束时，我一想到我们对这些事情真的没有做好准备，就手足无措、大感恐慌。当晚戴夫刚进门，我就扑过去抓着他说：“天哪！我们还有几个月就要为人父母了，却从来都没有讨论过如何带孩子！”戴夫看着我，一脸“你疯了吧”的表情。“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讨论生孩子吗？”
当出现意见上的分歧时，戴夫和我发现，我们的确是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孩子问题，但都是纸上谈兵。戴夫说得对，我们的确常常讨论如何为人父母；我说得也对，这种讨论太不务实。由于缺乏经验，我们甚至连育儿的具体细节都不知道，也完全想象不出接下来要经历怎样一个过程。
我想，当时的我们可能还无法接受生活即将迎来巨大变化的事实。在我怀孕期间，戴夫和我甚至都不在同一个城市工作（我得说清楚，我“怀上”孩子的时候我们俩是在一起的）。那一年，戴夫在洛杉矶创立了开启传媒公司（Launch Media），这家公司十几年前被雅虎收购。雅虎总部就在我生活和工作的北加州，而戴夫的团队在洛杉矶。刚开始约会时，我们决定将共同生活的地点定在旧金山湾区，于是戴夫开始了来回往返的生活：周一到周四他在南加州，周末坐飞机到北部和我相聚。甚至在结婚后，我们仍延续着这种生活方式。
儿子出生后，戴夫一周往返的次数增加了。他能这样做实在帮了大忙，但离理想状态还很远。为了与我和孩子在一起他都累垮了，但他仍不能总陪在我们身边，因此我承担了绝大多数照顾孩子的工作。这种劳动分工似乎是不公平的，我们的婚姻也为此承受了很大压力。之后，我们雇用了一位保姆，但这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情感上的支持和生活点滴的分享是无法用金钱换来的。为人父母仅几个月后，我们就已经掉入了传统的、不平衡的性别角色之中。
我们这种情况并不特殊。在过去30年里，女性在职场上的进步远大于家庭。根据最近的一项分析，在美国，当丈夫和妻子都有全职工作时，母亲对孩子的照顾、所做的家务分别比父亲多出40%和30%。12009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双薪家庭里只有9%的夫妻表示会共同分担家务劳动，一同承担照看孩子、养家糊口的责任。2在中国，女性的家务工作量平均是男性的两倍，其中包括在照顾孩子上花费的时间。3所以，尽管男性也在慢慢承担起更多的家务劳动，但这种变化非常缓慢，远远达不到平等分担的状态4（这并不奇怪，同性夫妇在分担家务时要平等很多）。5
相关的国家政策更强化了这种性别差异。即使父母都在家里，美国人口统计局也将母亲默认为“指定家长”。6母亲照顾孩子是“养育”，但如果是父亲照顾孩子，政府则把这视为“育儿安排”。7中国的国家政策同样强化了“女性是孩子的主要照看者”的观念。8我甚至听到过一些男人说正准备回家“看看孩子”，但从来没听过一个女人把照顾自己的孩子说成“看看孩子”。我的一个朋友在公司野外拓展活动中负责团队建设。当填写自己的业余爱好时，团队里有一半的男人把“照看孩子”列进了这一栏。业余爱好？对大多数母亲来说，带孩子可不是爱好，游泳才是。
我的朋友凯蒂和斯科特夫妇颠覆了这个模式。他们俩都是硅谷的企业家，有全职工作。一年前，斯科特去了东海岸工作。有一天上午，会议刚开始时，他的电话响了。他的团队成员听到他在电话这头说：“一个三明治，几根胡萝卜条，一只苹果，椒盐饼干还有曲奇饼。”挂了电话后他笑着解释，他的妻子在问孩子的午餐盒里应该放些什么。所有人都哈哈大笑。几个月后的一个早晨，斯科特的电话又响了。同事们简直难以置信，因为斯科特又耐心地重复回答了妻子的同一个问题：“一个三明治，几根胡萝卜条，一只苹果，椒盐饼干还有曲奇饼。”
斯科特的这个故事听上去既甜蜜又有趣，但如果把里面的性别角色颠倒一下，可就没这么有意思了。对大多数夫妇来说，这就是现实生活。在家务劳动的分工上，斯科特和凯蒂也和传统观点相左。这个故事还有尾声。斯科特第三次出差时，凯蒂完全忘记了给孩子做午餐，于是赶紧订了比萨送到学校以作弥补。孩子们兴奋不已，斯科特可没有。现在，每当他要出差时，都会提前把孩子的午餐盒准备好，再给妻子留下详细的指导便条。
对于给孩子准备什么午餐，父母双方总有一个人更清楚，这大概可用进化论做基础。母亲必须给孩子喂奶，所以称得上是孩子的第一个“午餐盒”。但即使母亲和孩子之间有着更自然的联系，父亲也可以通过学习育儿知识并付出努力来获得与母亲不相上下的育儿技能。如果女性更想在事业上大展拳脚，而她的另一半更想成为优秀的家庭主男，那么传统观点就必然会遭到挑战。正如格洛丽亚·斯泰纳姆评论的：“这不是生物学问题，而是意识问题。”9
我们已经在用意识克服自身的生物性。比如，在食物匮乏时存储大量脂肪是生存的必要条件，所以我们会不断摄取并消耗脂肪。但在这个物质充裕的时代，我们的身体不再需要过分储备“燃料”，而是需要通过锻炼身体以限制热量的摄取。我们正在用意志力来对抗生物性，至少我们在努力尝试。所以，就算“妈妈最明白孩子需要什么”这种说法具有最根深蒂固的生物学基础，但只要父母双方愿意，这也不是不可改变的。是的，必须有一个人记得午餐盒里应该放什么，但并不一定必须是母亲，凯蒂便是证明。
当女性需要在工作上发愤图强时，男性就需要在家里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看过很多女人由于太有控制欲或过于挑剔，结果无意中打击了男人分担家务的积极性。社会科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固守母职”（maternal gatekeeping），意思就是：“天哪，你这样做不对，放着我来！”10所有涉及孩子的事，父亲都会唯母亲马首是瞻，这就给了母亲极大的权力来鼓励或是阻止父亲的介入。如果她总像个看门人似的，不愿意“放权”，甚至还质疑丈夫的努力，那么他就会越做越少。
每当已婚女人问我怎样和丈夫一起带孩子时，我都会回答：“你就放开手，让他去给孩子换尿布，只要他亲自动手，怎么换都行。如果没等你吩咐他就去给孩子换尿布，那么就算他把尿布戴在孩子头上你也应该面带微笑。让他自己尝试去做，久而久之他就会了解正确的方法。但如果被迫按照你的方式来，那么很快所有的事情都得你自己动手。”
如果希望另一半变成真正的人生搭档，首先得把对方看成与自己地位平等（也同样有能力）的好伙伴。如果这么说理由还不充分，那就再加上一条研究结果：与在家务上与丈夫共同分担的女性相比，“固守母职”的女性一周会多干5个小时的家务。11
女性在给另一半分配或暗示任务时有种常见的心理，这往往导致事与愿违：她总认为自己是在下指令。当然这在理论上是没错，但分担责任应该是双方共同的事，否则对其中一个人来说，就很容易感觉是在帮对方的忙而不是在尽自己的一份力。
我建议每位女性都让另一半以自己的方式来分担家庭责任，这一点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的弟弟戴维和弟妹埃米初次为人父母时，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女儿常常是在我的安抚下才会安静下来。”埃米说，“孩子哇哇大哭的时候，戴维很想帮忙但又没法给她喂奶，显得束手无策，而且他有时哄起孩子来笨手笨脚的，旁观这种场面对我来说真是种折磨。但孩子一哭，戴维仍然坚持要自己来应付，我也同意让他去哄，即使时间会长一些。短期内这个过程的确相当辛苦，但当你发现爸爸也能和妈妈一样照顾好孩子时，一切辛苦就都是值得的。”
我深信一个女人最重要的人生决定是：她是否愿意拥有一个理解她、关心她的人生伴侣。我所认识的女性领导者中，她们的人生伴侣都倾力支持她们的事业，无一例外。以前大家都认为，只有未婚女性可以升到最高领导层。事实正好相反，大多数成功的女性商业领袖都拥有自己的人生伴侣。财富500强企业的28位女性首席执行官里，有26位已婚，1位离异，只有1位未婚。12她们中很多人都说过，“要是没有丈夫的支持，比如帮着照顾孩子、处理家庭琐事以及为了我的事业而迁居等，我就不会成功”。13
这并不奇怪，配偶的不支持态度会对事业产生负面影响。200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教育背景良好并离开职场的女性中有60%的人认为自己的伴侣是让她们离开职场的关键因素。14她们列出的辞职原因包括：配偶很少照顾孩子，很少做家务，以及持有“应该减少在外工作量的是妻子”等这类普遍观念。也难怪，在一次会议中被问及男性做些什么才能帮助女性提高领导力时，哈佛商学院教授罗莎贝斯·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回答道：“洗衣服。”15类似洗衣服、采购食物、打扫和做饭这些平凡琐事，是每个家庭都不得不去做的事，而且通常做这些事情的通常都是女人。
2012年1月，我收到了露丝·张的来信。曾看过我TED演讲的露丝是一位医生，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信里说她有机会得到一份管理五个诊所的工作，但她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因为她担心新工作会影响自己照顾家庭。但随后她又犹豫了，张医生在信里写道：就在那一刻，“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你的声音——‘自信地往桌前坐’，我知道自己必须接受这次升职机会。当天晚上我就告诉了丈夫我的决定，然后把日用品购物清单递给了他。”共同承担起日常生活的重负，一切便会出现转机。
我的事业和婚姻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和戴夫当上父母的第一年就发现，我们在两个城市里寻求平衡并不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模式，我们得做一些改变。但是，我喜欢谷歌的工作，而戴夫也颇为自己在洛杉矶的团队而骄傲。我们挣扎着又度过了漫长的一年，婚姻生活仍称不上幸福。那时候戴夫已经准备离开雅虎，这次他把工作搜索范围限制在旧金山湾区。由于他的专业兴趣和人脉大多在洛杉矶，这样做对他来说是一种牺牲。最后他出任了“调查猴子”（SurveyMonkey）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并把公司总部从波特兰搬到了旧金山湾区。
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后，我们仍然需要想办法协调彼此的工作安排。尽管我和戴夫相当幸运地能够负担额外的育儿费用，但在工作时间的长短、料理家事等问题上仍需要做出许多困难而痛苦的决定。我俩每个周末都会坐下来讨论谁每天送孩子去上学，并保证尽可能多地回家吃晚餐。（当天的好事坏事我们都会在晚餐时间里交流分享。尽管不太好意思，但我还是得说，我最大的优点就是常常第一时间赶回家吃晚餐。）如果谁当天有安排不能按时回家，另一个人就得调整日程先赶回家。周末的时候，我会努力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孩子身上（尽管大家也知道，我会偷偷溜到足球场的洗手间里去发邮件）。
和所有的婚姻一样，我和戴夫仍然需要努力经营。为了共同分担生活责任，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无休无止的讨论后，我们在行动安排和责任分担方面成了不错的搭档，大家都会确保完成各自既定的任务。我们对家务劳动的分工实际上相当传统：戴夫负责处理账单和家庭理财，提供技术支持；我安排孩子们的日常活动，确保冰箱里有食物，并计划他们的生日派对。有时候我对这种劳动分工的传统性感到很烦恼，陷入这样的模式不还是在延续老一套吗？不过，比起处理保险账单来，我更愿意去策划一个“小探险家朵拉”的主题派对。所幸戴夫和我的感受恰好相反，所以这种分工对我们来说还算有效。要维护这样一种脆弱的平衡，需要不停地沟通，保持坦诚和宽容。我们绝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刻意将家务对半分担，完全的平等是很难定义或维持的，我们允许情况偶尔有所偏向。
在此后几年里，维护这种平衡变得越来越难。孩子小的时候睡得早，因此我也能在晚上有一些工作时间，甚至还能看看戴夫认为很糟糕的电视节目。孩子们渐渐长大了，我们不得不进行调整。许多朋友告诉我，青春期的孩子需要父母更多陪伴。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挑战，幸运的是，我有戴夫陪着我一起去应对，他绝对是我所能想象的最好搭档——就算他对我看的电视节目偶有偏见。
像戴夫这样的搭档实属罕见。人们通常期望养育孩子的是女人，对男人却没有相同的期望。我的弟弟戴维告诉我，他的一个同事曾夸耀说，他第一个孩子出生的那天下午他正在踢球。戴维的反应值得称赞，他没有点头微笑，而是大声说他觉得这样做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不管是在球场、职场，还是在家里，我们都应该大声地表达出这样的意见。
我的弟弟有一个绝佳的榜样，那就是我们的父亲——一位非常有责任感的家长。像他那一辈的大多数男人一样，我父亲基本不做什么家务，但他很乐意给孩子换尿布、洗澡。他每天都在家里吃晚餐，因为眼科医生的工作不需要经常出差，也很少应对紧急事件。他经常给我弟弟妹妹的运动队作指导（如果我身体的协调性能再好一点，他也会很高兴地做我的教练）。他还定期帮我辅导功课，当我参加演讲比赛时，他也是最热情的支持者。
世界各地的研究都一致发现，父亲的参与能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受益颇多。与成长过程中父亲参与度低的孩子比起来，父亲参与度高、受到更多关爱的孩子，其心理状态更健康、认知能力也更强。16如果父亲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地照顾孩子，孩子在教育和经济上的成就会更大，不良行为的比例也会更低，17并具有更强的同情心和社交能力。18这些发现适用于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的所有孩子，不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母亲的参与度有多高。
我们都需要鼓励男人在承担家庭责任方面更积极。遗憾的是，在美国，传统的性别分工不仅被个人强化，也被就业政策所强化。令我骄傲的是，在我到脸谱网之前，公司就已经为产假和陪产假提供了相同的时间。但大多数美国公司的产假都比陪产假更长，男人出于家庭原因要求休假的时间普遍较少。19在美国，只有5个州会用收入替代产假（这种做法本身就有很大问题）；其中有3个州规定这种福利只有母亲享有，而且还被归为产后行动不便带来的福利；只有两个州为新爸爸们提供了带薪陪产假。20一般而言，男性不会为了家里的新生儿休假太长。对在企业部门当父亲的男性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他们在伴侣分娩时只会休一个星期或更短的假，这几乎很难让他们从一开始就成为与伴侣地位平等的家长。21在中国，母亲有权利休98天的带薪年假。22
如果有类似陪产假或可以减少工作时间的福利规定，员工又常常担心是否能充分地利用它们，担心休这些假会被认为对工作不够投入。这种担心完全是有原因的。享受这些福利的员工常常要面对不合理的处罚，从大幅减薪到失去升职机会、被边缘化。23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把家庭放到第一位都会在工作上付出代价，但男性为此付出的代价会更大。24当男员工休假一段时间或者只是早点下班回去照顾生病的孩子时，他们将面对负面的后果：他们会被人们取笑，得到更低的工作评价，升职机会也会减少。25
那些想完全退出职场去全心照顾孩子的男性也会感受到来自社会舆论的负面压力。普遍来看，美国的全职爸爸不到4%，他们当中很多人都认为做一个全职家长会被孤立。26我的朋友彼得·卢恩当了好多年全职爸爸。虽然人们嘴上说尊重他的选择，但他仍感觉自己在附近居民的社交圈里并不受欢迎：在运动场或学校里“妈妈和我”的课程上，其他人看他的目光里总带有某种程度的怀疑。同时，女性之间友好轻松的关系圈也没对他伸出橄榄枝，27他总是被人们提醒自己是违反社会惯例的。
社会对不同性别的期望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男性和女性的未来。人们相信，比起工作来，女性更容易对家庭投入。这种观念如同给女性开了张罚单，因为雇主们已经预设女员工无法达到预期的职场成就。对男性来说，恰恰相反，因为人们相信男人应该把事业放在第一位。通常我们在评价一位男性时，首先是看他们的事业成就，随后又明显地表现出家庭成就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或者说并非主要成就感的来源。正是这种思维定势促使一个成年男人在球场上夸口，说自己可以照常踢球，而不用去管产房里的老婆和刚出生的孩子。
制造性别差异化甚至会带来更糟的结果。男性的成功不仅会被用绝对的数字来衡量，而且还常被拿来和他们的妻子作比较。在对幸福婚姻形象的描述中，丈夫的事业常常比妻子的更成功。如果情况刚好相反，他们的婚姻就会被认为受到了威胁。人们常常把我拉到一旁同情地问：“戴夫怎么样了？你知道，他会不会介意你的……成功？”实际上，戴夫远比我自信多了，而且他自己在事业上也很成功，他丝毫不去理会这些评论。像戴夫这样的男性会越来越多，因为在美国近乎30%的职场女性比自己的丈夫收入要高。28在中国，几乎有42%的家庭是由丈夫和妻子共同管理财产的，25%的男性希望找到一个能与自己收入相当的妻子，这个比例在2005年还是18%。29这些数字还在增长，我希望未来人们跟某位丈夫提到他妻子的成功时不再小声低语。
有些人会替戴夫脆弱的自我担心，我们俩对此都一笑了之。但在很多女人看来，这并不好笑。阻碍女性在职场上成功的因素已经够多了，如果她们还要担心自己的成功会让丈夫不高兴，那我们还怎么希望这个世界更平等？
对于一个正在寻找人生伴侣的女性，我的建议是，她可以和各种类型的男人约会：坏坏的，酷酷的，有承诺恐惧症的，以及满怀激情的，但别和他们结婚。坏男人性感的因素不会让他们成为好丈夫。到了想安顿下来的时候，你应该找一个愿意和你平等相处的男人。这类男性会认为女人应该聪明、有主见、有事业心；他会重视公平，并做好分担家庭责任的准备，甚至非常乐意这么做。这样的男人的确存在，请相信我，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他才是最性感的。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翻翻一本很棒的小书《女人的情色书》（Porn for Women），里面有一页描述的是一个男人边打扫厨房边说：“不用你吩咐，我就乐意做这些事情。”还有个男人半夜起床，心里想着：“是宝宝在哭吗？我去看看。”30
Etsy网首席财务官克里斯蒂娜·萨伦（Kristina Salen）告诉我，她在开始约会时很想知道男友有多支持她的事业，所以她设计了一个小测试：她会在最后一刻取消约会，说工作上有点事情，然后看男友作何反应。如果他表示理解，说改天再约，那么她就会和他继续交往。当克里斯蒂娜想让关系更进一步时，她会再做一个小测试。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忙于新兴市场的业务，她请男友周末去探班，当时她身在巴西的圣保罗。这很能看出他是否愿意配合她的日程安排。结果，这些小测试都成功了，她找到了自己的如意郎君。现在他们已经结婚14年，生活一直很幸福。她的丈夫丹尼尔不仅完全支持她的事业发展，而且两个孩子也主要是由他来照顾。
即使在找对了生活伴侣之后，也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准备好的。我从母亲那里学到，在一段关系的开始要小心处理角色的定位。即使我母亲包揽了家里大多数家务，我父亲也常常在晚饭后打扫卫生。母亲从不去要求父亲做这些事，从一开始这活儿就是父亲在干。在一段浪漫关系刚刚发展起来时，一个女人很容易表现出更“女朋友式”的做法，比如主动做饭、乐意处理各种琐事。噢，我们瞬间穿越，回到了1955年。如果一段关系刚开始时双方地位就不平等，那么在有了孩子以后，关系很可能会变得更不平衡。如果刚开始就建立起恰当的分工模式，就像电影《当哈利遇上莎莉》中的一段对白提醒的那样：
哈利：送某人去机场，这显然是一段关系的起点。那就是为什么我从不在一段关系的开始送某人去机场。
莎莉：为什么？
哈利：因为要是后来关系还继续发展，我不送她去机场时可不想听到她说：“你怎么再也不送我去机场了？”
如果你想要一位能够平等相处的伴侣，那么从一开始就要建立起平等的关系。几年前，马克·扎克伯格和他的女友、现在的妻子普丽西拉·陈，为完善新泽西纽瓦克市的公共学校系统捐助了一笔资金，并且需要专人来管理。我推荐了在学校改革方面经验丰富的杰·霍勒伦（Jen Holleran）。她自己有一对14个月大的双胞胎，有孩子后她的工作时间减少了2/3。她的丈夫安迪是位小儿科医生，在家时会照顾孩子。不过，当霍勒伦的工作时间减少后，家里所有的活儿很快都落在了她身上，包括日常琐事、处理各种账单、做饭以及家庭日程安排。当扎克伯格对霍勒伦发出了工作邀请时，她不太确定自己是否已经准备好打乱目前的生活秩序，接受一份需要经常出差的全职工作。我鼓励她，若要建立一种理想的动态关系，则宜早不宜迟。她今天还记得我当时的建议：“如果你想要一段平等的关系，现在就应该开始了。”
霍勒伦和丈夫安迪讨论了这次工作机会。鉴于这份工作能让她发挥更大的潜力，两人决定抓住这次机会。那么，家里由谁来替她的班呢？当然是安迪。他重新调整了自己的工作，这样每天早上和晚上，甚至在霍勒伦出差时他都可以在家照顾孩子。他现在负责处理一切账单，和霍勒伦一样常常在超市里挤来挤去，更多的时候是他负责做饭和打扫卫生。他知道家务的各种细节，也很乐意一周里有一半时间都坐在家长的“第一把交椅”上。进入这种新关系一年半以后，安迪告诉我，他很喜欢在家陪孩子，也很高兴能在家庭生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霍勒伦热爱自己的工作，比以前更平等的婚姻关系也让她很开心。“现在，我的时间和他的一样宝贵。”她说，“结果就是，我们都变得更快乐了。”
研究证实了霍勒伦的观察：伴侣之间的平等关系会让双方更快乐。丈夫多做家务，妻子就不会那么抑郁，两人的冲突也会减少，对婚姻生活的满意度自然会提高。31
当女性在外工作，分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时，夫妻关系也更稳固。事实上，当妻子贡献一半的家庭收入、丈夫分担一半的家务劳动时，离婚的风险概率也会降低一半。32对于男性，更多参与孩子的养育过程也能够培养自己的耐心、同情心和适应能力，这些特质对处理各种人际关系都是非常有益处的。33对于女性，收入的增加会提高在家庭事务上的决策能力，即便遭遇离婚也能保护自己。此外，收入的增加还是未来生活重要的安全保障，因为女性的寿命一般比男性长。34而且，很多人还会发现分担家庭责任的夫妻在性生活上更活跃——这是夫妻生活的激发因子。35也许这有违直觉，但一个男人和妻子调情的最好方式也许是洗碗。
我强烈提议全职母亲的劳动也应该被看作是真正的工作，事实也的确如此：养育孩子给人的压力和要求并不亚于一份有偿工作。人们常常期待家庭主妇忙碌到深夜，在外工作的丈夫回家则需要放松，这其实并不公平。当父亲回家后，他应该一起照顾孩子、分担家务。而且，大多数有工作的父亲白天都在和其他成年人打交道，而在家里的全职母亲会迫切希望能在晚上与丈夫进行成年人之间的交流。我认识的一个女人放弃了律师工作在家当全职母亲，她总是坚持要求做电视编剧的丈夫下班回家后，先问她一句：“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真正从家庭搭档关系中受益的，不仅仅是夫妻双方，还包括他们的下一代。职场之所以比家庭内部发展得更完善，某种程度上在于我们是作为成年人进入职场的，但我们创建的家庭模式其实植根于童年的记忆。我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看到的是母亲照顾孩子、做家务，父亲挣钱养家，所以自己成家后也很容易陷入这样的模式中。在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如果他的母亲在外工作，这样的男性在结婚后，他分担的家务会比其他男性更多，这种现象并不奇怪。36越早打破传统的循环，我们就能越快地实现真正的平等。
戴夫能成为我真正的搭档，原因之一在于他父亲是个绝佳的示范。但遗憾的是，戴夫的父亲梅尔过世得早，我没有机会见到他，但他显然超越了他那个时代的男人。梅尔的母亲与他的父亲一起经营家里的小杂货店，所以他成大后能接受男女平等的观念，这在当时是很不寻常的。还是单身汉时，梅尔就对女性运动很感兴趣，还读过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在20世纪60年代，他让自己的妻子（戴夫的母亲）保拉初次了解那些试图唤醒女性的运动，鼓励她建立并领导了一个非营利性组织“PACER”，旨在向残疾孩子提供帮助。作为一个法律教授，梅尔晚上常常有课，但他希望每天至少能和家里人一起吃一顿饭，所以他决定每天在家吃早餐，并且自己动手为全家人准备早餐。
父母之间平等的分工将为下一代起到更好的示范作用。我听很多的女性说过，她们很希望另一半能多照顾孩子，但由于孩子很快会长大，所以也不值得大费周折地改变现状。在我看来，为了改变非理想状态，无论何时都值得双方去努力。我也担心到了我们该照顾父母的时候，这类女性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在照顾自己父母和对方父母时，女性付出的劳动通常也是男性的两倍。37照顾父母的责任同样也需要分担。而且孩子们也需要看到父母的合作，这样他们以后就会效仿，变得更加孝顺。
2012年，作家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在家里接受奥普拉的采访。斯泰纳姆重申了女性在家里取得的进步促进了她们在职场中的进步，她解释说：“现在我们知道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做；但我们还不知道女人能做的事，男人能不能做。”38我相信男人也能做，而且我们应该给他们机会去证明这一点。
我相信所有的家庭都会发生这场革命。好消息是，比起前辈人来，年轻一代的男性更愿意做其伴侣真正的人生搭档。一项调查请参与者挑选他们认为最重要的职业特性，结果发现，40多岁的男性大多认为最重要的是有一份“最有挑战性的工作”，而20多岁、30多岁的男人大多则认为最重要的是有一份能够在时间上“允许我和家人在一起”的工作。39如果后面这个群体在年龄渐长后仍能保持这样的想法，就预示着未来的情况很可能会发生改变。
在各个年龄阶段都有善解人意、责任感强的好男人。女性越看重男友的理解与支持，就会有越多的男性想要证明这一点。克里斯蒂娜·萨伦，就是我那个设计小测试来考验男友的朋友，告诉我她儿子坚持要求自己长大后要“像爸爸那样”照顾自己的孩子，她和丈夫听到后都有些吃惊。还有更多的男孩需要这样的典范，以便未来也做出这样的选择。当更多的女性在事业上更加进取时，更多的男性也需要在家庭事务上更加进取。我们要多多鼓励男性在家里的表现更加积极主动。
我们需要更多的男人往桌前坐——我指的是厨房的案桌。
1. Melissa A. Milkie, Sara B. Raley, and Suzanne M. Bianchi, “Taking on the Second Shift: Time Allocations and Time Pressures of U.S. Parents with Preschoolers,”Social Forces 88, no. 2 (2009): 487–517.
2. Scott S. Hall and Shelley M. MacDermid, “A Typology of Dual Earner Marriages Based on Work and Family Arrangements,”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30, no. 3 (2009): 220.
3. 此数据虽出自2008年, 但直到最近才允许被使用。参见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Table 4-2: Average Time of Participation in Non-SNA Production Activities, by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gender,”2008 Time Use Survey Compilation, 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2008sjlydczlhb/index.htm.
4. 在1965年至2000年期间，美国的已婚父亲每周照顾孩子的时间大约增至3倍，每周做家务的时间翻了2倍以上。1965年，已婚父亲每周只花2.6个小时来照顾孩子；2000年时，已婚父亲照顾孩子的时间已经达到了每周6.5个小时。这方面的增长主要发生在1985年以后。1965年，已婚父亲做家务的时间为每周4.5个小时；2000年时，已婚父亲每周用于做家务的时间达到了10个小时。他们做家务的时间增长最多的年份是在1965年至1985年期间。但自1985年以来，已婚父亲每周用于做家务的时间，增长得就不如以前那么多了。参见 Suzanne M. Bianchi, John P. Robinson, and Melissa A. Milkie, Changing Rhythms of American Family Lif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6).詹妮弗·胡克在2006年对全世界20个国家的分析研究发现，在1965年至2003年期间，在职已婚父亲用于完成无偿家务劳动的时间，每周大约增加了6个小时。参见 Jennifer L. Hook, “Care in Context: Men’s Unpaid Work in 20 Countries, 1965–2003,”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1, no. 4 (2006): 639–60.
5. Letitia Anne Peplau and Leah R. Spalding, “The Close Relationships of Lesbians, Gay Men, and Bisexuals,”in Close Relationships: A Sourcebook, ed. Clyde A. Hendrick and Susan S. Hendrick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0), 111–24; and Sondra E. Solomon, Esther D. Rothblum, and Kimberly F. Balsam, “Money, Housework, Sex, and Conflict: Same-Sex Couples in Civil Unions, Those Not in Civil Unions, and Heterosexual Married Siblings,”Sex Roles 52, nos. 9–10 (2005): 561–75.
6. Lynda Laughlin, Who’s Minding the Kids? Child Care Arrangements: Spring 2005 and Summer 2006, U.S. Census Bureau,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P70–121 (August 2010), 1. For a commentary, see K. J. Dell’Antonia, “The Census Bureau Counts Fathers as ‘Child Care,’”New York Times, February 8, 2012, http://parenting.blogs.nytimes.com/2012/02/08/the-census-bureau-counts-fathers-as-child-care/.
7. Laughlin, Who’s Minding the Kids? 7–9.
8. Graeme Russell and Meredith Ross, “Work-Life in China,”Boston College Center for Work and Family, (2008), http://www.bc.edu/content/dam/files/centers/cwf/research/publications/pdf/BC_CWF_EBS-China.pdf; Catalyst, “Family Leave-U.S., Canada and Global,”(2012), http://www.catalyst.org/knowledge/family-leave-us-canada-and-global#footnoteref15_yw1h17e; and Laney Zhang, “China: Maternity Leave Extended from 90 Days to 98 Days,”Library of Congress , (June 18, 2012), http://www.loc.gov/lawweb/servlet/lloc_news?disp3_l205403200_text.
9. Maria Shriver, “Gloria Steinem,”Interview, July 15, 2011, http://www.interviewmagazine.com/culture/gloria-steinem/.
10. 对“固守母职”的研究已有评述，参见Sarah J. Schoppe-Sullivan et al., “Maternal Gatekeeping, Coparenting Quality, and Fathering Behavior in Families with Infants,”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2, no. 3 (2008): 389–90.
11. Sarah M. Allen and Alan J. Hawkins, “Maternal Gatekeeping: Mothers’Beliefs and Behaviors That Inhibit Greater Father Involvement in Family Work,”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1, no.1 (1999): 209.
12. Richard L. Zweigenhaft and G. William Domhoff, The New CEOs: Women, African American, Latino and Asian American Leaders of Fortune 500 Companie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1), 28–29.
13. James B. Stewart, “A C.E.O.’s Support System, a k a Husband,”New York Times, November 4,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11/05/business/a-ceos-support-system-a-k-a-husband.html?pagewanted=all.
14. Pamela Stone, Opting Out? Why Women Really Quit Careers and Head Hom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62.
15. Stewart, “A C.E.O.’s Support System.”
16. 欲对相关情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可参见Michael E. Lamb, The Role of the Father in Child Development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2010); and Anna Sarkadi et al., “Fathers’Involvement and Children’s Developmental Outcom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Longitudinal Studies,”Acta Paediatrica 97, no. 2 (2008): 153–58.
17. Elisabeth Duursma, Barbara Alexander Pan, and Helen Raikes, “Predictors and Outcomes of Low-Income Fathers’Reading with Their Toddlers,”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23, no. 3 (2008): 351–65; Joseph H. Pleck and Brian P. Masciadrelli, “Paternal Involvement in U.S. Residential Fathers: Levels,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in The Role of the Father in Child Development, ed. Michael E. Lamb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2004): 222–71; Ronald P. Rohner and Robert A. Veneziano, “The Importance of Father Love: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Evidence,”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5, no. 4 (2001): 382–405; W. Jean Yeung, “Fathers: An Overlooked Resource for Children’s Educational Success,”in After the Bell—Family Background, Public Policy, and Educational Success, ed. Dalton Conley and Karen Albright (London: Routledge, 2004), 145–69; and Lois W. Hoffman and Lise M. Youngblade, Mother’s at Work: Effects on Children’s Well-Be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8. 父亲对孩子情绪和社交的发展会产生影响，欲了解相关的研究，可以参见Rohner and Veneziano, “The Importance of Father Love,”392.
19. Robyn J. Ely and Deborah L. Rhode, “Women and Leadership: Defining the Challenges,”in Handbook of Leade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ed. Nitin Nohria and Rakesh Khurana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ublishing, 2010), 377–410; and Deborah L. Rhode and Joan C. Williams, “Legal Perspectives on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in Sex Discrimination in the Workplace: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ed. Faye J. Crosby, Margaret S. Stockdale, and S. Ann Ropp (Malden, MA: Blackwell, 2007), 235–70. 对财富一百强企业中的53家有过一项调查，结果发现，其中73.6%的公司会为女性提供带薪家务假或带薪病假，但只有32.1%的公司会为男性提供带薪家务假。参见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of the U.S. Congress, Paid Family Leave at Fortune 100 Companies: A Basic Standard but Still Not a Gold Standard (March 2008), 6.
20. 在美国，有5个州有短期伤残保险项目，它为怀孕生产的新妈妈们提供了带薪产假，这5个州分别是加利福尼亚州、夏威夷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和罗德岛州。加利福尼亚州和新泽西州还提供了6个星期的带薪产假，可以给女性使用，也可以给其配偶使用。华盛顿州刚刚批准了一部有关给予带薪父母产假的法案，只是由于财政上的限制尚未实行。参见 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Women & Families, Expecting Better: A State-by-State Analysis of Laws That Help New Parents (May 2012).
21. 对近千名在大公司做白领的男性所做的调查发现，他们之中大约有75%的人会在自己配偶生产小孩时请一周或更短的事假，而16%的人甚至连一天假也不请。参见 Brad Harrington, Fred Van Deusen, and Beth Humberd, The New Dad: Caring, Committed and Conflicted, Boston College, Center for Work & Family (2011): 14–15. 一份有关加利福尼亚州新实施的带薪家务休假政策的报告显示，那些利用这项政策的男性请假去照料和陪伴孩子们的时间多少不一，中间值是3个星期。参见 Eileen Applebaum and Ruth Milkman, Leaves That Pay: Employer and Worker Experiences with Paid Family Leave in California,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January 2011), 18.
22. Catalyst, “Family Leave-U.S., Canada and Global,”(2012), http://www.catalyst.org/knowledge/family-leave-us-canada-and-global#footnoteref15_yw1h17e; and Laney Zhang, “China: Maternity Leave Extended from 90 Days to 98 Days,”Library of Congress , (June 18, 2012), http://www.loc.gov/lawweb/servlet/lloc_news?disp3_l205403200_text.
23. Joan C. Williams and Heather Boushey, The Three Faces of Work-Family Conflict: The Poor, The Professionals, and the Missing Middl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and Center for WorkLife Law (January 2010), 54–55, 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2010/01/three_faces_report.html.
24. Laurie A. Rudman and Kris Mescher, “Penalizing Men Who Request a Family Leave: Is Flexibility Stigma a Femininity Stigma?,”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forthcoming.
25. Jennifer L. Berhdahl and Sue H. Moon, “Workplace Mistreatment of Middle Class Workers Based on Sex, Parenthood, and Caregiving,”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forthcoming; Adam B. Butler and Amie Skattebo, “What Is Acceptable for Women May Not Be for Men: The Effect of Family Conflicts with Work on Job-Performance Ratings,”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 Psychology 77, no. 4 (2004): 553–64; Julie Holliday Wayne and Bryanne L. Cordeiro, “Who Is a Good Organizational Citizen? Social Perception of Male and Female Employees Who Use Family Leave,”Sex Roles 49, nos. 5–6 (2003): 233–46; and Tammy D. Allen and Joyce E. A. Russell, “Parental Leave of Absence: Some Not So Family-Friendly Implications,”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9, no. 1 (1999): 166–91.
26. 2011年，在全职父母家庭里大约只有3.4%的家庭是全职父亲。参见 U.S. Census Bureau, “Table SHP-1 Parents andChildren in Stay-at-Home Parent Family Groups: 1994 to Present,”America’s Familie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Annual Social and Economic Supplement (2011), www.census.gov/population/socdemo/hh-fam/shp1.xls+&cd=3&hl=en&ct=clnk&gl=us." target="_blank" class="linkcontent">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ffg107mTTwAJ:www.census.gov/population/socdemo/hh-fam/shp1.xls+&cd=3&hl=en&ct=clnk&gl=us. 欲对关于全职父亲社交孤立情况的研究有更多了解，请参见Harrington, Van Deusen, and Mazar, The New Dad, 6.
27. 一项对207位全职父亲进行的研究发现，他们中有45%的人反馈说已接受到负面的评价，而此类带有贬损意味的评价和看法，绝大多数都来自全职母亲。参见 Aaron B. Rochlen, Ryan A. McKelley, and Tiffany A. Whittaker, “Stay-At-Home Fathers’Reasons for Entering the Role and Stigma Experiences: A Preliminary Report,”Psychology of Men & Masculinity 11, no. 4 (2010): 282.
28. 2010年，在夫妻两人都有收入的美国家庭里，妻子比丈夫挣得多的家庭约占29.2%。参见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Wives Who Earn More Than Their Husbands, 1987–2010, 1988–2011 Annual Social and Economic Supplements to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www.bls.gov/cps/wives_earn_more.xls+&cd=7&hl=en&ct=clnk&gl=us" target="_blank" class="linkcontent">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r-eatNjOmLsJ:www.bls.gov/cps/wives_earn_more.xls+&cd=7&hl=en&ct=clnk&gl=us
29. Cheng Yingqi, “Men to Wives: Earn More, But Still Less Than I Do,”China Daily, January 8, 2013,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3-01/08/content_16093233.htm; and China Economic Net, “Shanghai Wives Hold the Purse Strings,”China Daily, February 7, 2013, http://en.ce.cn/Life/society/201302/07/t20130207_24102676.shtml.
30. The Cambridge Women’s Pornography Cooperative, Porn for Women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Books, 2007).
31. 欲对此有更多了解，可参见Scott Coltrane, “Research on Household Labor: Modeling and Measuring Social Embeddedness of Routine Family Work,”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2, no. 4 (2000): 1208–33.
32. Lynn Price Cook, “’Doing’Gender in Context: Household Bargaining and Risk of Divorce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2, no. 2 (2006): 442–72.
33. Scott Coltrane, Family Man: Fatherhood, Housework, and Gender Equ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4. 至于对家庭里收入与话语权之间关系的讨论，参见Frances Woolley, “Control Over Money in Marriage,“ in Marriage and the Economy: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 ed. Shoshana A. Grossbard-Shechtman and Jacob Minc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05–28; and Leora Friedberg and Anthony Webb,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of Bargaining Power in Households,”NBER Working Paper 12367 (July 2006), http://www.nber.org/papers/w12367. 有关就业会减轻离异女性财务压力的研究，参见Matthew McKeever and Nicholas H. Wolfinger, “Reexamining the Economic Costs of Marital Disruption for Women,”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2, no. 1 (2001): 202–17. 有关女人、长寿与经济保障之间关系的讨论，参见Laura L. Carstensen, A Long Bright Future: An Action Plan for a Lifetime of Happiness, Health, and Financial Security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2009).
35. Constance T. Gager and Scott T. Yabiku, “Who Has the Ti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sehold Labor Time and Sexual Frequency,”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1, no. 2 (2010): 135–63; Neil Chethik, VoiceMale: What Husbands Really Think About Their Marriages, Their Wives, Sex, Housework, and Commitmen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6); and K. V. Rao and Alfred DeMaris, “Coital Frequency Among Married and Cohabitating Couples in the United States,”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 27, no. 2 (1995): 135–50.
36. Sanjiv Gupta, “The Consequences of Maternal Employment During Men’s Childhood for Their Adult Housework Performance,”Gender & Society 20, no. 1 (2006): 60–86.
37. Richard W. Johnson and Joshua M. Wiener, A Profile of Frail Older Americans and Their Care Givers, Occasional Paper Number 8, The Retirement Project, Urban Institute (February 2006), http://www.urban.org/UploadedPDF/311284_older_americans.pdf.
38. Gloria Steinem, “Gloria Steinem on Progress and Women’s Rights,”interview by Oprah Winfrey, Oprah’s Next Chapter, YouTube video, 3:52 minutes, April 16, 2012, published by Oprah Winfrey Network,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rrmWHnFjqI&feature=relmfu.
39. 对1 000多名成年人所做的调查发现，在40多岁的男性里，有80%的人说过，“从事具挑战性、让我全力以赴的工作”极为重要；而在20~30岁的男性里，有82%的人说过，“允许我有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极为重要。参见 Radcliffe Public Policy Center, Life’s Work: Generational Attitudes Toward Work and Life Integration (Cambridge, MA: Radcliffe Public Policy Center, 2000).
3个半小时后，我儿子终于出生了，体重约4.3千克。他的头占了体重的一半。我的妹妹是儿科医生，参与过上百次分娩过程。出于好心，很久以后她才告诉我，我的分娩是她见过最困难的。当医生宣布我的儿子非常健康时，我觉得所有的痛苦都是值得的，9个月持续不断的妊娠反应也完全消失。最痛苦的时候似乎已经过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从病床上起来，刚迈了一步就跌倒在地上。原来分娩时太过用力，让我拉伤了肌腱。我拄着拐杖度过了一个星期。无法站立的状况让我在当母亲的头几周里遇到了更多困难，但也带来了事先没想到的好处：大多数时候，照顾宝宝的人是戴夫。孩子一哭，戴夫就得起床把他抱到我身边吃奶、换尿布，然后再哄他睡觉。通常情况下，妻子是处理各类紧急情况的育儿专家，但我们家却是由戴夫教我怎么给8天大的儿子换尿布。如果戴夫和我能事先想到这一幕，那我们就是天才了。
事实上，我们的确应该准备得再充分些。当我怀孕6个月时，一位博士候选人为撰写一篇关于上班族夫妻的论文对我进行了电话采访。她一开始就问：“你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我说：“没有啊，我的孩子都还没生出来呢。”我建议她采访那些生完孩子的人。她却说：“还有几个月你就生了，显然你和你丈夫都已经考虑过孩子在学校里生病了谁去接他之类的问题，还有主要照顾孩子的人是谁，对吧？”我一个问题也答不上来。电话采访结束时，我一想到我们对这些事情真的没有做好准备，就手足无措、大感恐慌。当晚戴夫刚进门，我就扑过去抓着他说：“天哪！我们还有几个月就要为人父母了，却从来都没有讨论过如何带孩子！”戴夫看着我，一脸“你疯了吧”的表情。“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讨论生孩子吗？”
当出现意见上的分歧时，戴夫和我发现，我们的确是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孩子问题，但都是纸上谈兵。戴夫说得对，我们的确常常讨论如何为人父母；我说得也对，这种讨论太不务实。由于缺乏经验，我们甚至连育儿的具体细节都不知道，也完全想象不出接下来要经历怎样一个过程。
我想，当时的我们可能还无法接受生活即将迎来巨大变化的事实。在我怀孕期间，戴夫和我甚至都不在同一个城市工作（我得说清楚，我“怀上”孩子的时候我们俩是在一起的）。那一年，戴夫在洛杉矶创立了开启传媒公司（Launch Media），这家公司十几年前被雅虎收购。雅虎总部就在我生活和工作的北加州，而戴夫的团队在洛杉矶。刚开始约会时，我们决定将共同生活的地点定在旧金山湾区，于是戴夫开始了来回往返的生活：周一到周四他在南加州，周末坐飞机到北部和我相聚。甚至在结婚后，我们仍延续着这种生活方式。
儿子出生后，戴夫一周往返的次数增加了。他能这样做实在帮了大忙，但离理想状态还很远。为了与我和孩子在一起他都累垮了，但他仍不能总陪在我们身边，因此我承担了绝大多数照顾孩子的工作。这种劳动分工似乎是不公平的，我们的婚姻也为此承受了很大压力。之后，我们雇用了一位保姆，但这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情感上的支持和生活点滴的分享是无法用金钱换来的。为人父母仅几个月后，我们就已经掉入了传统的、不平衡的性别角色之中。
我们这种情况并不特殊。在过去30年里，女性在职场上的进步远大于家庭。根据最近的一项分析，在美国，当丈夫和妻子都有全职工作时，母亲对孩子的照顾、所做的家务分别比父亲多出40%和30%。12009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双薪家庭里只有9%的夫妻表示会共同分担家务劳动，一同承担照看孩子、养家糊口的责任。2在中国，女性的家务工作量平均是男性的两倍，其中包括在照顾孩子上花费的时间。3所以，尽管男性也在慢慢承担起更多的家务劳动，但这种变化非常缓慢，远远达不到平等分担的状态4（这并不奇怪，同性夫妇在分担家务时要平等很多）。5
相关的国家政策更强化了这种性别差异。即使父母都在家里，美国人口统计局也将母亲默认为“指定家长”。6母亲照顾孩子是“养育”，但如果是父亲照顾孩子，政府则把这视为“育儿安排”。7中国的国家政策同样强化了“女性是孩子的主要照看者”的观念。8我甚至听到过一些男人说正准备回家“看看孩子”，但从来没听过一个女人把照顾自己的孩子说成“看看孩子”。我的一个朋友在公司野外拓展活动中负责团队建设。当填写自己的业余爱好时，团队里有一半的男人把“照看孩子”列进了这一栏。业余爱好？对大多数母亲来说，带孩子可不是爱好，游泳才是。
我的朋友凯蒂和斯科特夫妇颠覆了这个模式。他们俩都是硅谷的企业家，有全职工作。一年前，斯科特去了东海岸工作。有一天上午，会议刚开始时，他的电话响了。他的团队成员听到他在电话这头说：“一个三明治，几根胡萝卜条，一只苹果，椒盐饼干还有曲奇饼。”挂了电话后他笑着解释，他的妻子在问孩子的午餐盒里应该放些什么。所有人都哈哈大笑。几个月后的一个早晨，斯科特的电话又响了。同事们简直难以置信，因为斯科特又耐心地重复回答了妻子的同一个问题：“一个三明治，几根胡萝卜条，一只苹果，椒盐饼干还有曲奇饼。”
斯科特的这个故事听上去既甜蜜又有趣，但如果把里面的性别角色颠倒一下，可就没这么有意思了。对大多数夫妇来说，这就是现实生活。在家务劳动的分工上，斯科特和凯蒂也和传统观点相左。这个故事还有尾声。斯科特第三次出差时，凯蒂完全忘记了给孩子做午餐，于是赶紧订了比萨送到学校以作弥补。孩子们兴奋不已，斯科特可没有。现在，每当他要出差时，都会提前把孩子的午餐盒准备好，再给妻子留下详细的指导便条。
对于给孩子准备什么午餐，父母双方总有一个人更清楚，这大概可用进化论做基础。母亲必须给孩子喂奶，所以称得上是孩子的第一个“午餐盒”。但即使母亲和孩子之间有着更自然的联系，父亲也可以通过学习育儿知识并付出努力来获得与母亲不相上下的育儿技能。如果女性更想在事业上大展拳脚，而她的另一半更想成为优秀的家庭主男，那么传统观点就必然会遭到挑战。正如格洛丽亚·斯泰纳姆评论的：“这不是生物学问题，而是意识问题。”9
我们已经在用意识克服自身的生物性。比如，在食物匮乏时存储大量脂肪是生存的必要条件，所以我们会不断摄取并消耗脂肪。但在这个物质充裕的时代，我们的身体不再需要过分储备“燃料”，而是需要通过锻炼身体以限制热量的摄取。我们正在用意志力来对抗生物性，至少我们在努力尝试。所以，就算“妈妈最明白孩子需要什么”这种说法具有最根深蒂固的生物学基础，但只要父母双方愿意，这也不是不可改变的。是的，必须有一个人记得午餐盒里应该放什么，但并不一定必须是母亲，凯蒂便是证明。
当女性需要在工作上发愤图强时，男性就需要在家里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看过很多女人由于太有控制欲或过于挑剔，结果无意中打击了男人分担家务的积极性。社会科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固守母职”（maternal gatekeeping），意思就是：“天哪，你这样做不对，放着我来！”10所有涉及孩子的事，父亲都会唯母亲马首是瞻，这就给了母亲极大的权力来鼓励或是阻止父亲的介入。如果她总像个看门人似的，不愿意“放权”，甚至还质疑丈夫的努力，那么他就会越做越少。
每当已婚女人问我怎样和丈夫一起带孩子时，我都会回答：“你就放开手，让他去给孩子换尿布，只要他亲自动手，怎么换都行。如果没等你吩咐他就去给孩子换尿布，那么就算他把尿布戴在孩子头上你也应该面带微笑。让他自己尝试去做，久而久之他就会了解正确的方法。但如果被迫按照你的方式来，那么很快所有的事情都得你自己动手。”
如果希望另一半变成真正的人生搭档，首先得把对方看成与自己地位平等（也同样有能力）的好伙伴。如果这么说理由还不充分，那就再加上一条研究结果：与在家务上与丈夫共同分担的女性相比，“固守母职”的女性一周会多干5个小时的家务。11
女性在给另一半分配或暗示任务时有种常见的心理，这往往导致事与愿违：她总认为自己是在下指令。当然这在理论上是没错，但分担责任应该是双方共同的事，否则对其中一个人来说，就很容易感觉是在帮对方的忙而不是在尽自己的一份力。
我建议每位女性都让另一半以自己的方式来分担家庭责任，这一点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的弟弟戴维和弟妹埃米初次为人父母时，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女儿常常是在我的安抚下才会安静下来。”埃米说，“孩子哇哇大哭的时候，戴维很想帮忙但又没法给她喂奶，显得束手无策，而且他有时哄起孩子来笨手笨脚的，旁观这种场面对我来说真是种折磨。但孩子一哭，戴维仍然坚持要自己来应付，我也同意让他去哄，即使时间会长一些。短期内这个过程的确相当辛苦，但当你发现爸爸也能和妈妈一样照顾好孩子时，一切辛苦就都是值得的。”
我深信一个女人最重要的人生决定是：她是否愿意拥有一个理解她、关心她的人生伴侣。我所认识的女性领导者中，她们的人生伴侣都倾力支持她们的事业，无一例外。以前大家都认为，只有未婚女性可以升到最高领导层。事实正好相反，大多数成功的女性商业领袖都拥有自己的人生伴侣。财富500强企业的28位女性首席执行官里，有26位已婚，1位离异，只有1位未婚。12她们中很多人都说过，“要是没有丈夫的支持，比如帮着照顾孩子、处理家庭琐事以及为了我的事业而迁居等，我就不会成功”。13
这并不奇怪，配偶的不支持态度会对事业产生负面影响。200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教育背景良好并离开职场的女性中有60%的人认为自己的伴侣是让她们离开职场的关键因素。14她们列出的辞职原因包括：配偶很少照顾孩子，很少做家务，以及持有“应该减少在外工作量的是妻子”等这类普遍观念。也难怪，在一次会议中被问及男性做些什么才能帮助女性提高领导力时，哈佛商学院教授罗莎贝斯·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回答道：“洗衣服。”15类似洗衣服、采购食物、打扫和做饭这些平凡琐事，是每个家庭都不得不去做的事，而且通常做这些事情的通常都是女人。
2012年1月，我收到了露丝·张的来信。曾看过我TED演讲的露丝是一位医生，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信里说她有机会得到一份管理五个诊所的工作，但她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因为她担心新工作会影响自己照顾家庭。但随后她又犹豫了，张医生在信里写道：就在那一刻，“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你的声音——‘自信地往桌前坐’，我知道自己必须接受这次升职机会。当天晚上我就告诉了丈夫我的决定，然后把日用品购物清单递给了他。”共同承担起日常生活的重负，一切便会出现转机。
我的事业和婚姻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和戴夫当上父母的第一年就发现，我们在两个城市里寻求平衡并不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模式，我们得做一些改变。但是，我喜欢谷歌的工作，而戴夫也颇为自己在洛杉矶的团队而骄傲。我们挣扎着又度过了漫长的一年，婚姻生活仍称不上幸福。那时候戴夫已经准备离开雅虎，这次他把工作搜索范围限制在旧金山湾区。由于他的专业兴趣和人脉大多在洛杉矶，这样做对他来说是一种牺牲。最后他出任了“调查猴子”（SurveyMonkey）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并把公司总部从波特兰搬到了旧金山湾区。
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后，我们仍然需要想办法协调彼此的工作安排。尽管我和戴夫相当幸运地能够负担额外的育儿费用，但在工作时间的长短、料理家事等问题上仍需要做出许多困难而痛苦的决定。我俩每个周末都会坐下来讨论谁每天送孩子去上学，并保证尽可能多地回家吃晚餐。（当天的好事坏事我们都会在晚餐时间里交流分享。尽管不太好意思，但我还是得说，我最大的优点就是常常第一时间赶回家吃晚餐。）如果谁当天有安排不能按时回家，另一个人就得调整日程先赶回家。周末的时候，我会努力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孩子身上（尽管大家也知道，我会偷偷溜到足球场的洗手间里去发邮件）。
和所有的婚姻一样，我和戴夫仍然需要努力经营。为了共同分担生活责任，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无休无止的讨论后，我们在行动安排和责任分担方面成了不错的搭档，大家都会确保完成各自既定的任务。我们对家务劳动的分工实际上相当传统：戴夫负责处理账单和家庭理财，提供技术支持；我安排孩子们的日常活动，确保冰箱里有食物，并计划他们的生日派对。有时候我对这种劳动分工的传统性感到很烦恼，陷入这样的模式不还是在延续老一套吗？不过，比起处理保险账单来，我更愿意去策划一个“小探险家朵拉”的主题派对。所幸戴夫和我的感受恰好相反，所以这种分工对我们来说还算有效。要维护这样一种脆弱的平衡，需要不停地沟通，保持坦诚和宽容。我们绝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刻意将家务对半分担，完全的平等是很难定义或维持的，我们允许情况偶尔有所偏向。
在此后几年里，维护这种平衡变得越来越难。孩子小的时候睡得早，因此我也能在晚上有一些工作时间，甚至还能看看戴夫认为很糟糕的电视节目。孩子们渐渐长大了，我们不得不进行调整。许多朋友告诉我，青春期的孩子需要父母更多陪伴。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挑战，幸运的是，我有戴夫陪着我一起去应对，他绝对是我所能想象的最好搭档——就算他对我看的电视节目偶有偏见。
像戴夫这样的搭档实属罕见。人们通常期望养育孩子的是女人，对男人却没有相同的期望。我的弟弟戴维告诉我，他的一个同事曾夸耀说，他第一个孩子出生的那天下午他正在踢球。戴维的反应值得称赞，他没有点头微笑，而是大声说他觉得这样做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不管是在球场、职场，还是在家里，我们都应该大声地表达出这样的意见。
我的弟弟有一个绝佳的榜样，那就是我们的父亲——一位非常有责任感的家长。像他那一辈的大多数男人一样，我父亲基本不做什么家务，但他很乐意给孩子换尿布、洗澡。他每天都在家里吃晚餐，因为眼科医生的工作不需要经常出差，也很少应对紧急事件。他经常给我弟弟妹妹的运动队作指导（如果我身体的协调性能再好一点，他也会很高兴地做我的教练）。他还定期帮我辅导功课，当我参加演讲比赛时，他也是最热情的支持者。
世界各地的研究都一致发现，父亲的参与能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受益颇多。与成长过程中父亲参与度低的孩子比起来，父亲参与度高、受到更多关爱的孩子，其心理状态更健康、认知能力也更强。16如果父亲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地照顾孩子，孩子在教育和经济上的成就会更大，不良行为的比例也会更低，17并具有更强的同情心和社交能力。18这些发现适用于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的所有孩子，不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母亲的参与度有多高。
我们都需要鼓励男人在承担家庭责任方面更积极。遗憾的是，在美国，传统的性别分工不仅被个人强化，也被就业政策所强化。令我骄傲的是，在我到脸谱网之前，公司就已经为产假和陪产假提供了相同的时间。但大多数美国公司的产假都比陪产假更长，男人出于家庭原因要求休假的时间普遍较少。19在美国，只有5个州会用收入替代产假（这种做法本身就有很大问题）；其中有3个州规定这种福利只有母亲享有，而且还被归为产后行动不便带来的福利；只有两个州为新爸爸们提供了带薪陪产假。20一般而言，男性不会为了家里的新生儿休假太长。对在企业部门当父亲的男性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他们在伴侣分娩时只会休一个星期或更短的假，这几乎很难让他们从一开始就成为与伴侣地位平等的家长。21在中国，母亲有权利休98天的带薪年假。22
如果有类似陪产假或可以减少工作时间的福利规定，员工又常常担心是否能充分地利用它们，担心休这些假会被认为对工作不够投入。这种担心完全是有原因的。享受这些福利的员工常常要面对不合理的处罚，从大幅减薪到失去升职机会、被边缘化。23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把家庭放到第一位都会在工作上付出代价，但男性为此付出的代价会更大。24当男员工休假一段时间或者只是早点下班回去照顾生病的孩子时，他们将面对负面的后果：他们会被人们取笑，得到更低的工作评价，升职机会也会减少。25
那些想完全退出职场去全心照顾孩子的男性也会感受到来自社会舆论的负面压力。普遍来看，美国的全职爸爸不到4%，他们当中很多人都认为做一个全职家长会被孤立。26我的朋友彼得·卢恩当了好多年全职爸爸。虽然人们嘴上说尊重他的选择，但他仍感觉自己在附近居民的社交圈里并不受欢迎：在运动场或学校里“妈妈和我”的课程上，其他人看他的目光里总带有某种程度的怀疑。同时，女性之间友好轻松的关系圈也没对他伸出橄榄枝，27他总是被人们提醒自己是违反社会惯例的。
社会对不同性别的期望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男性和女性的未来。人们相信，比起工作来，女性更容易对家庭投入。这种观念如同给女性开了张罚单，因为雇主们已经预设女员工无法达到预期的职场成就。对男性来说，恰恰相反，因为人们相信男人应该把事业放在第一位。通常我们在评价一位男性时，首先是看他们的事业成就，随后又明显地表现出家庭成就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或者说并非主要成就感的来源。正是这种思维定势促使一个成年男人在球场上夸口，说自己可以照常踢球，而不用去管产房里的老婆和刚出生的孩子。
制造性别差异化甚至会带来更糟的结果。男性的成功不仅会被用绝对的数字来衡量，而且还常被拿来和他们的妻子作比较。在对幸福婚姻形象的描述中，丈夫的事业常常比妻子的更成功。如果情况刚好相反，他们的婚姻就会被认为受到了威胁。人们常常把我拉到一旁同情地问：“戴夫怎么样了？你知道，他会不会介意你的……成功？”实际上，戴夫远比我自信多了，而且他自己在事业上也很成功，他丝毫不去理会这些评论。像戴夫这样的男性会越来越多，因为在美国近乎30%的职场女性比自己的丈夫收入要高。28在中国，几乎有42%的家庭是由丈夫和妻子共同管理财产的，25%的男性希望找到一个能与自己收入相当的妻子，这个比例在2005年还是18%。29这些数字还在增长，我希望未来人们跟某位丈夫提到他妻子的成功时不再小声低语。
有些人会替戴夫脆弱的自我担心，我们俩对此都一笑了之。但在很多女人看来，这并不好笑。阻碍女性在职场上成功的因素已经够多了，如果她们还要担心自己的成功会让丈夫不高兴，那我们还怎么希望这个世界更平等？
对于一个正在寻找人生伴侣的女性，我的建议是，她可以和各种类型的男人约会：坏坏的，酷酷的，有承诺恐惧症的，以及满怀激情的，但别和他们结婚。坏男人性感的因素不会让他们成为好丈夫。到了想安顿下来的时候，你应该找一个愿意和你平等相处的男人。这类男性会认为女人应该聪明、有主见、有事业心；他会重视公平，并做好分担家庭责任的准备，甚至非常乐意这么做。这样的男人的确存在，请相信我，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他才是最性感的。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翻翻一本很棒的小书《女人的情色书》（Porn for Women），里面有一页描述的是一个男人边打扫厨房边说：“不用你吩咐，我就乐意做这些事情。”还有个男人半夜起床，心里想着：“是宝宝在哭吗？我去看看。”30
Etsy网首席财务官克里斯蒂娜·萨伦（Kristina Salen）告诉我，她在开始约会时很想知道男友有多支持她的事业，所以她设计了一个小测试：她会在最后一刻取消约会，说工作上有点事情，然后看男友作何反应。如果他表示理解，说改天再约，那么她就会和他继续交往。当克里斯蒂娜想让关系更进一步时，她会再做一个小测试。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忙于新兴市场的业务，她请男友周末去探班，当时她身在巴西的圣保罗。这很能看出他是否愿意配合她的日程安排。结果，这些小测试都成功了，她找到了自己的如意郎君。现在他们已经结婚14年，生活一直很幸福。她的丈夫丹尼尔不仅完全支持她的事业发展，而且两个孩子也主要是由他来照顾。
即使在找对了生活伴侣之后，也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准备好的。我从母亲那里学到，在一段关系的开始要小心处理角色的定位。即使我母亲包揽了家里大多数家务，我父亲也常常在晚饭后打扫卫生。母亲从不去要求父亲做这些事，从一开始这活儿就是父亲在干。在一段浪漫关系刚刚发展起来时，一个女人很容易表现出更“女朋友式”的做法，比如主动做饭、乐意处理各种琐事。噢，我们瞬间穿越，回到了1955年。如果一段关系刚开始时双方地位就不平等，那么在有了孩子以后，关系很可能会变得更不平衡。如果刚开始就建立起恰当的分工模式，就像电影《当哈利遇上莎莉》中的一段对白提醒的那样：
哈利：送某人去机场，这显然是一段关系的起点。那就是为什么我从不在一段关系的开始送某人去机场。
莎莉：为什么？
哈利：因为要是后来关系还继续发展，我不送她去机场时可不想听到她说：“你怎么再也不送我去机场了？”
如果你想要一位能够平等相处的伴侣，那么从一开始就要建立起平等的关系。几年前，马克·扎克伯格和他的女友、现在的妻子普丽西拉·陈，为完善新泽西纽瓦克市的公共学校系统捐助了一笔资金，并且需要专人来管理。我推荐了在学校改革方面经验丰富的杰·霍勒伦（Jen Holleran）。她自己有一对14个月大的双胞胎，有孩子后她的工作时间减少了2/3。她的丈夫安迪是位小儿科医生，在家时会照顾孩子。不过，当霍勒伦的工作时间减少后，家里所有的活儿很快都落在了她身上，包括日常琐事、处理各种账单、做饭以及家庭日程安排。当扎克伯格对霍勒伦发出了工作邀请时，她不太确定自己是否已经准备好打乱目前的生活秩序，接受一份需要经常出差的全职工作。我鼓励她，若要建立一种理想的动态关系，则宜早不宜迟。她今天还记得我当时的建议：“如果你想要一段平等的关系，现在就应该开始了。”
霍勒伦和丈夫安迪讨论了这次工作机会。鉴于这份工作能让她发挥更大的潜力，两人决定抓住这次机会。那么，家里由谁来替她的班呢？当然是安迪。他重新调整了自己的工作，这样每天早上和晚上，甚至在霍勒伦出差时他都可以在家照顾孩子。他现在负责处理一切账单，和霍勒伦一样常常在超市里挤来挤去，更多的时候是他负责做饭和打扫卫生。他知道家务的各种细节，也很乐意一周里有一半时间都坐在家长的“第一把交椅”上。进入这种新关系一年半以后，安迪告诉我，他很喜欢在家陪孩子，也很高兴能在家庭生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霍勒伦热爱自己的工作，比以前更平等的婚姻关系也让她很开心。“现在，我的时间和他的一样宝贵。”她说，“结果就是，我们都变得更快乐了。”
研究证实了霍勒伦的观察：伴侣之间的平等关系会让双方更快乐。丈夫多做家务，妻子就不会那么抑郁，两人的冲突也会减少，对婚姻生活的满意度自然会提高。31
当女性在外工作，分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时，夫妻关系也更稳固。事实上，当妻子贡献一半的家庭收入、丈夫分担一半的家务劳动时，离婚的风险概率也会降低一半。32对于男性，更多参与孩子的养育过程也能够培养自己的耐心、同情心和适应能力，这些特质对处理各种人际关系都是非常有益处的。33对于女性，收入的增加会提高在家庭事务上的决策能力，即便遭遇离婚也能保护自己。此外，收入的增加还是未来生活重要的安全保障，因为女性的寿命一般比男性长。34而且，很多人还会发现分担家庭责任的夫妻在性生活上更活跃——这是夫妻生活的激发因子。35也许这有违直觉，但一个男人和妻子调情的最好方式也许是洗碗。
我强烈提议全职母亲的劳动也应该被看作是真正的工作，事实也的确如此：养育孩子给人的压力和要求并不亚于一份有偿工作。人们常常期待家庭主妇忙碌到深夜，在外工作的丈夫回家则需要放松，这其实并不公平。当父亲回家后，他应该一起照顾孩子、分担家务。而且，大多数有工作的父亲白天都在和其他成年人打交道，而在家里的全职母亲会迫切希望能在晚上与丈夫进行成年人之间的交流。我认识的一个女人放弃了律师工作在家当全职母亲，她总是坚持要求做电视编剧的丈夫下班回家后，先问她一句：“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真正从家庭搭档关系中受益的，不仅仅是夫妻双方，还包括他们的下一代。职场之所以比家庭内部发展得更完善，某种程度上在于我们是作为成年人进入职场的，但我们创建的家庭模式其实植根于童年的记忆。我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看到的是母亲照顾孩子、做家务，父亲挣钱养家，所以自己成家后也很容易陷入这样的模式中。在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如果他的母亲在外工作，这样的男性在结婚后，他分担的家务会比其他男性更多，这种现象并不奇怪。36越早打破传统的循环，我们就能越快地实现真正的平等。
戴夫能成为我真正的搭档，原因之一在于他父亲是个绝佳的示范。但遗憾的是，戴夫的父亲梅尔过世得早，我没有机会见到他，但他显然超越了他那个时代的男人。梅尔的母亲与他的父亲一起经营家里的小杂货店，所以他成大后能接受男女平等的观念，这在当时是很不寻常的。还是单身汉时，梅尔就对女性运动很感兴趣，还读过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在20世纪60年代，他让自己的妻子（戴夫的母亲）保拉初次了解那些试图唤醒女性的运动，鼓励她建立并领导了一个非营利性组织“PACER”，旨在向残疾孩子提供帮助。作为一个法律教授，梅尔晚上常常有课，但他希望每天至少能和家里人一起吃一顿饭，所以他决定每天在家吃早餐，并且自己动手为全家人准备早餐。
父母之间平等的分工将为下一代起到更好的示范作用。我听很多的女性说过，她们很希望另一半能多照顾孩子，但由于孩子很快会长大，所以也不值得大费周折地改变现状。在我看来，为了改变非理想状态，无论何时都值得双方去努力。我也担心到了我们该照顾父母的时候，这类女性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在照顾自己父母和对方父母时，女性付出的劳动通常也是男性的两倍。37照顾父母的责任同样也需要分担。而且孩子们也需要看到父母的合作，这样他们以后就会效仿，变得更加孝顺。
2012年，作家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在家里接受奥普拉的采访。斯泰纳姆重申了女性在家里取得的进步促进了她们在职场中的进步，她解释说：“现在我们知道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做；但我们还不知道女人能做的事，男人能不能做。”38我相信男人也能做，而且我们应该给他们机会去证明这一点。
我相信所有的家庭都会发生这场革命。好消息是，比起前辈人来，年轻一代的男性更愿意做其伴侣真正的人生搭档。一项调查请参与者挑选他们认为最重要的职业特性，结果发现，40多岁的男性大多认为最重要的是有一份“最有挑战性的工作”，而20多岁、30多岁的男人大多则认为最重要的是有一份能够在时间上“允许我和家人在一起”的工作。39如果后面这个群体在年龄渐长后仍能保持这样的想法，就预示着未来的情况很可能会发生改变。
在各个年龄阶段都有善解人意、责任感强的好男人。女性越看重男友的理解与支持，就会有越多的男性想要证明这一点。克里斯蒂娜·萨伦，就是我那个设计小测试来考验男友的朋友，告诉我她儿子坚持要求自己长大后要“像爸爸那样”照顾自己的孩子，她和丈夫听到后都有些吃惊。还有更多的男孩需要这样的典范，以便未来也做出这样的选择。当更多的女性在事业上更加进取时，更多的男性也需要在家庭事务上更加进取。我们要多多鼓励男性在家里的表现更加积极主动。
我们需要更多的男人往桌前坐——我指的是厨房的案桌。
1. Melissa A. Milkie, Sara B. Raley, and Suzanne M. Bianchi, “Taking on the Second Shift: Time Allocations and Time Pressures of U.S. Parents with Preschoolers,”Social Forces 88, no. 2 (2009): 487–517.
2. Scott S. Hall and Shelley M. MacDermid, “A Typology of Dual Earner Marriages Based on Work and Family Arrangements,”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30, no. 3 (2009): 220.
3. 此数据虽出自2008年, 但直到最近才允许被使用。参见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Table 4-2: Average Time of Participation in Non-SNA Production Activities, by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gender,”2008 Time Use Survey Compilation, 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2008sjlydczlhb/index.htm.
4. 在1965年至2000年期间，美国的已婚父亲每周照顾孩子的时间大约增至3倍，每周做家务的时间翻了2倍以上。1965年，已婚父亲每周只花2.6个小时来照顾孩子；2000年时，已婚父亲照顾孩子的时间已经达到了每周6.5个小时。这方面的增长主要发生在1985年以后。1965年，已婚父亲做家务的时间为每周4.5个小时；2000年时，已婚父亲每周用于做家务的时间达到了10个小时。他们做家务的时间增长最多的年份是在1965年至1985年期间。但自1985年以来，已婚父亲每周用于做家务的时间，增长得就不如以前那么多了。参见 Suzanne M. Bianchi, John P. Robinson, and Melissa A. Milkie, Changing Rhythms of American Family Lif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6).詹妮弗·胡克在2006年对全世界20个国家的分析研究发现，在1965年至2003年期间，在职已婚父亲用于完成无偿家务劳动的时间，每周大约增加了6个小时。参见 Jennifer L. Hook, “Care in Context: Men’s Unpaid Work in 20 Countries, 1965–2003,”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1, no. 4 (2006): 639–60.
5. Letitia Anne Peplau and Leah R. Spalding, “The Close Relationships of Lesbians, Gay Men, and Bisexuals,”in Close Relationships: A Sourcebook, ed. Clyde A. Hendrick and Susan S. Hendrick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0), 111–24; and Sondra E. Solomon, Esther D. Rothblum, and Kimberly F. Balsam, “Money, Housework, Sex, and Conflict: Same-Sex Couples in Civil Unions, Those Not in Civil Unions, and Heterosexual Married Siblings,”Sex Roles 52, nos. 9–10 (2005): 561–75.
6. Lynda Laughlin, Who’s Minding the Kids? Child Care Arrangements: Spring 2005 and Summer 2006, U.S. Census Bureau,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P70–121 (August 2010), 1. For a commentary, see K. J. Dell’Antonia, “The Census Bureau Counts Fathers as ‘Child Care,’”New York Times, February 8, 2012, http://parenting.blogs.nytimes.com/2012/02/08/the-census-bureau-counts-fathers-as-child-care/.
7. Laughlin, Who’s Minding the Kids? 7–9.
8. Graeme Russell and Meredith Ross, “Work-Life in China,”Boston College Center for Work and Family, (2008), http://www.bc.edu/content/dam/files/centers/cwf/research/publications/pdf/BC_CWF_EBS-China.pdf; Catalyst, “Family Leave-U.S., Canada and Global,”(2012), http://www.catalyst.org/knowledge/family-leave-us-canada-and-global#footnoteref15_yw1h17e; and Laney Zhang, “China: Maternity Leave Extended from 90 Days to 98 Days,”Library of Congress , (June 18, 2012), http://www.loc.gov/lawweb/servlet/lloc_news?disp3_l205403200_text.
9. Maria Shriver, “Gloria Steinem,”Interview, July 15, 2011, http://www.interviewmagazine.com/culture/gloria-steinem/.
10. 对“固守母职”的研究已有评述，参见Sarah J. Schoppe-Sullivan et al., “Maternal Gatekeeping, Coparenting Quality, and Fathering Behavior in Families with Infants,”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2, no. 3 (2008): 389–90.
11. Sarah M. Allen and Alan J. Hawkins, “Maternal Gatekeeping: Mothers’Beliefs and Behaviors That Inhibit Greater Father Involvement in Family Work,”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1, no.1 (1999): 209.
12. Richard L. Zweigenhaft and G. William Domhoff, The New CEOs: Women, African American, Latino and Asian American Leaders of Fortune 500 Companie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1), 28–29.
13. James B. Stewart, “A C.E.O.’s Support System, a k a Husband,”New York Times, November 4,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11/05/business/a-ceos-support-system-a-k-a-husband.html?pagewanted=all.
14. Pamela Stone, Opting Out? Why Women Really Quit Careers and Head Hom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62.
15. Stewart, “A C.E.O.’s Support System.”
16. 欲对相关情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可参见Michael E. Lamb, The Role of the Father in Child Development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2010); and Anna Sarkadi et al., “Fathers’Involvement and Children’s Developmental Outcom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Longitudinal Studies,”Acta Paediatrica 97, no. 2 (2008): 153–58.
17. Elisabeth Duursma, Barbara Alexander Pan, and Helen Raikes, “Predictors and Outcomes of Low-Income Fathers’Reading with Their Toddlers,”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23, no. 3 (2008): 351–65; Joseph H. Pleck and Brian P. Masciadrelli, “Paternal Involvement in U.S. Residential Fathers: Levels,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in The Role of the Father in Child Development, ed. Michael E. Lamb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2004): 222–71; Ronald P. Rohner and Robert A. Veneziano, “The Importance of Father Love: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Evidence,”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5, no. 4 (2001): 382–405; W. Jean Yeung, “Fathers: An Overlooked Resource for Children’s Educational Success,”in After the Bell—Family Background, Public Policy, and Educational Success, ed. Dalton Conley and Karen Albright (London: Routledge, 2004), 145–69; and Lois W. Hoffman and Lise M. Youngblade, Mother’s at Work: Effects on Children’s Well-Be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8. 父亲对孩子情绪和社交的发展会产生影响，欲了解相关的研究，可以参见Rohner and Veneziano, “The Importance of Father Love,”392.
19. Robyn J. Ely and Deborah L. Rhode, “Women and Leadership: Defining the Challenges,”in Handbook of Leade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ed. Nitin Nohria and Rakesh Khurana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ublishing, 2010), 377–410; and Deborah L. Rhode and Joan C. Williams, “Legal Perspectives on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in Sex Discrimination in the Workplace: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ed. Faye J. Crosby, Margaret S. Stockdale, and S. Ann Ropp (Malden, MA: Blackwell, 2007), 235–70. 对财富一百强企业中的53家有过一项调查，结果发现，其中73.6%的公司会为女性提供带薪家务假或带薪病假，但只有32.1%的公司会为男性提供带薪家务假。参见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of the U.S. Congress, Paid Family Leave at Fortune 100 Companies: A Basic Standard but Still Not a Gold Standard (March 2008), 6.
20. 在美国，有5个州有短期伤残保险项目，它为怀孕生产的新妈妈们提供了带薪产假，这5个州分别是加利福尼亚州、夏威夷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和罗德岛州。加利福尼亚州和新泽西州还提供了6个星期的带薪产假，可以给女性使用，也可以给其配偶使用。华盛顿州刚刚批准了一部有关给予带薪父母产假的法案，只是由于财政上的限制尚未实行。参见 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Women & Families, Expecting Better: A State-by-State Analysis of Laws That Help New Parents (May 2012).
21. 对近千名在大公司做白领的男性所做的调查发现，他们之中大约有75%的人会在自己配偶生产小孩时请一周或更短的事假，而16%的人甚至连一天假也不请。参见 Brad Harrington, Fred Van Deusen, and Beth Humberd, The New Dad: Caring, Committed and Conflicted, Boston College, Center for Work & Family (2011): 14–15. 一份有关加利福尼亚州新实施的带薪家务休假政策的报告显示，那些利用这项政策的男性请假去照料和陪伴孩子们的时间多少不一，中间值是3个星期。参见 Eileen Applebaum and Ruth Milkman, Leaves That Pay: Employer and Worker Experiences with Paid Family Leave in California,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January 2011), 18.
22. Catalyst, “Family Leave-U.S., Canada and Global,”(2012), http://www.catalyst.org/knowledge/family-leave-us-canada-and-global#footnoteref15_yw1h17e; and Laney Zhang, “China: Maternity Leave Extended from 90 Days to 98 Days,”Library of Congress , (June 18, 2012), http://www.loc.gov/lawweb/servlet/lloc_news?disp3_l205403200_text.
23. Joan C. Williams and Heather Boushey, The Three Faces of Work-Family Conflict: The Poor, The Professionals, and the Missing Middl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and Center for WorkLife Law (January 2010), 54–55, 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2010/01/three_faces_report.html.
24. Laurie A. Rudman and Kris Mescher, “Penalizing Men Who Request a Family Leave: Is Flexibility Stigma a Femininity Stigma?,”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forthcoming.
25. Jennifer L. Berhdahl and Sue H. Moon, “Workplace Mistreatment of Middle Class Workers Based on Sex, Parenthood, and Caregiving,”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forthcoming; Adam B. Butler and Amie Skattebo, “What Is Acceptable for Women May Not Be for Men: The Effect of Family Conflicts with Work on Job-Performance Ratings,”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 Psychology 77, no. 4 (2004): 553–64; Julie Holliday Wayne and Bryanne L. Cordeiro, “Who Is a Good Organizational Citizen? Social Perception of Male and Female Employees Who Use Family Leave,”Sex Roles 49, nos. 5–6 (2003): 233–46; and Tammy D. Allen and Joyce E. A. Russell, “Parental Leave of Absence: Some Not So Family-Friendly Implications,”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9, no. 1 (1999): 166–91.
26. 2011年，在全职父母家庭里大约只有3.4%的家庭是全职父亲。参见 U.S. Census Bureau, “Table SHP-1 Parents andChildren in Stay-at-Home Parent Family Groups: 1994 to Present,”America’s Familie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Annual Social and Economic Supplement (2011), www.census.gov/population/socdemo/hh-fam/shp1.xls+&cd=3&hl=en&ct=clnk&gl=us." target="_blank" class="linkcontent">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ffg107mTTwAJ:www.census.gov/population/socdemo/hh-fam/shp1.xls+&cd=3&hl=en&ct=clnk&gl=us. 欲对关于全职父亲社交孤立情况的研究有更多了解，请参见Harrington, Van Deusen, and Mazar, The New Dad, 6.
27. 一项对207位全职父亲进行的研究发现，他们中有45%的人反馈说已接受到负面的评价，而此类带有贬损意味的评价和看法，绝大多数都来自全职母亲。参见 Aaron B. Rochlen, Ryan A. McKelley, and Tiffany A. Whittaker, “Stay-At-Home Fathers’Reasons for Entering the Role and Stigma Experiences: A Preliminary Report,”Psychology of Men & Masculinity 11, no. 4 (2010): 282.
28. 2010年，在夫妻两人都有收入的美国家庭里，妻子比丈夫挣得多的家庭约占29.2%。参见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Wives Who Earn More Than Their Husbands, 1987–2010, 1988–2011 Annual Social and Economic Supplements to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www.bls.gov/cps/wives_earn_more.xls+&cd=7&hl=en&ct=clnk&gl=us" target="_blank" class="linkcontent">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r-eatNjOmLsJ:www.bls.gov/cps/wives_earn_more.xls+&cd=7&hl=en&ct=clnk&gl=us
29. Cheng Yingqi, “Men to Wives: Earn More, But Still Less Than I Do,”China Daily, January 8, 2013,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3-01/08/content_16093233.htm; and China Economic Net, “Shanghai Wives Hold the Purse Strings,”China Daily, February 7, 2013, http://en.ce.cn/Life/society/201302/07/t20130207_24102676.shtml.
30. The Cambridge Women’s Pornography Cooperative, Porn for Women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Books, 2007).
31. 欲对此有更多了解，可参见Scott Coltrane, “Research on Household Labor: Modeling and Measuring Social Embeddedness of Routine Family Work,”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2, no. 4 (2000): 1208–33.
32. Lynn Price Cook, “’Doing’Gender in Context: Household Bargaining and Risk of Divorce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2, no. 2 (2006): 442–72.
33. Scott Coltrane, Family Man: Fatherhood, Housework, and Gender Equ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4. 至于对家庭里收入与话语权之间关系的讨论，参见Frances Woolley, “Control Over Money in Marriage,“ in Marriage and the Economy: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 ed. Shoshana A. Grossbard-Shechtman and Jacob Minc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05–28; and Leora Friedberg and Anthony Webb,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of Bargaining Power in Households,”NBER Working Paper 12367 (July 2006), http://www.nber.org/papers/w12367. 有关就业会减轻离异女性财务压力的研究，参见Matthew McKeever and Nicholas H. Wolfinger, “Reexamining the Economic Costs of Marital Disruption for Women,”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2, no. 1 (2001): 202–17. 有关女人、长寿与经济保障之间关系的讨论，参见Laura L. Carstensen, A Long Bright Future: An Action Plan for a Lifetime of Happiness, Health, and Financial Security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2009).
35. Constance T. Gager and Scott T. Yabiku, “Who Has the Ti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sehold Labor Time and Sexual Frequency,”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1, no. 2 (2010): 135–63; Neil Chethik, VoiceMale: What Husbands Really Think About Their Marriages, Their Wives, Sex, Housework, and Commitmen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6); and K. V. Rao and Alfred DeMaris, “Coital Frequency Among Married and Cohabitating Couples in the United States,”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 27, no. 2 (1995): 135–50.
36. Sanjiv Gupta, “The Consequences of Maternal Employment During Men’s Childhood for Their Adult Housework Performance,”Gender & Society 20, no. 1 (2006): 60–86.
37. Richard W. Johnson and Joshua M. Wiener, A Profile of Frail Older Americans and Their Care Givers, Occasional Paper Number 8, The Retirement Project, Urban Institute (February 2006), http://www.urban.org/UploadedPDF/311284_older_americans.pdf.
38. Gloria Steinem, “Gloria Steinem on Progress and Women’s Rights,”interview by Oprah Winfrey, Oprah’s Next Chapter, YouTube video, 3:52 minutes, April 16, 2012, published by Oprah Winfrey Network,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rrmWHnFjqI&feature=relmfu.
39. 对1 000多名成年人所做的调查发现，在40多岁的男性里，有80%的人说过，“从事具挑战性、让我全力以赴的工作”极为重要；而在20~30岁的男性里，有82%的人说过，“允许我有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极为重要。参见 Radcliffe Public Policy Center, Life’s Work: Generational Attitudes Toward Work and Life Integration (Cambridge, MA: Radcliffe Public Policy Cent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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