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形态。坦率讲，现实向我提出的告诫，又何止区区两件小事！在我与我周围“知青战友”们之间，那种陌生那种关系的嬗变，更加深刻、更加狰狞，亦更加咄咄逼人。只不过在我没有受到过分卑鄙的攻击和陷害以前，我但愿它美妙如初罢了。人偏执写作于某种虚假的虔诚涅槃时，自我感觉往往是良好的。感谢生活在我写《雪城》下部的过程中，及时地以尖刻的方式一再纠正我的偏执。这对那一部书是有益的，对我个人更加有益。
  你虔诚地珍惜一颗熟了的桃子是可笑的。熟了的桃子比任何类的涩果都更接近腐烂。人也是如此。早熟是令人同情的、可怜的。过分的成熟是讨厌的、可怕的，不堪信任的。
  虔诚的根苗是天真。天真很可爱，故我们用“烂漫”加以形容，但天真绝对的肤浅。故虔诚绝对地几乎必然地导向偏执。
  人啊，我们在虔诚与成熟之间选择，是多么的两难啊！
  你见过一个太成熟的人竟是虔诚的吗？你见过一个拥抱虔诚的人竟能长久地拥抱下去吗？但我可以肯定，你一定是见过被虔诚所误所欺所害之人的下场的……
  7. 别了，理想主义
  一年年初，又有某几位热心的当年的“北大荒战友”，发起要出版一册《北大荒人名录》。我又被通知去参加一个聚会。
  朋友们的目的似乎在于——因为是人名录，而非名人录，那么不论谁，只要愿意，都可以在其中占一条目，并注明工作单位、部门、家庭住址、电话号码、邮政编码。朋友们想得很谨慎，一律不填职务，以体现出一种平等意思，或曰当年的知青群体的意识。
  朋友们的愿望似乎在于——拿了这一册《北大荒人名录》的任何一个人，在凡有北大荒人存在的地方，举目无亲亦可以找到亲人。好比上一个世纪，一唱起《国际歌》，工人阶级便寻找到了自己的阶级队伍似的。没有住处的可以有了住处？饿肚子的可以吃饱饭？兜里没钱的不愁无处借？病倒他乡的有人照料？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这愿望美好是美好。但我很怀疑它实际上有什么意义。我断定它绝对不会像旧社会青红帮的“帖子”或现今关系网中人物们的“条子”更管用。也许，那些对它怀有良好愿望的人还没暸望到这一愿望的影子，另外的一些人就已经把它铸造为利欲的构件了。
  西欧人倡导“俱乐部”精神，日本人鼓吹“社团”精神，但那首先不过是精神的依托，甚至纯粹是兴趣和心理方面的依托而已。西欧人大抵不靠加入什么“俱乐部”实现自我。日本人也大抵不靠加入什么“社团会”满足自我。现今热衷于发起“同窗会”、“校友会”、“家乡会”、“知青会”的我们中国人，似乎更是希翼有这个“会”或那个“会”向自己伸出一只“提携”的手？需要或想要获得到什么的人太多太多了。肯于或甘于付出什么的人太少太少了。故现今中国人之任何社会形式，皆涂着极端功利的色彩。故现今中国人之任何会团，都难以持久。也都必将使抱着一份儿虔诚加入的人最终落个大的失望。我甚至怀疑连教会在今天之中国的土地上都难以免俗。故我在那一次商讨出版发行“北大荒人名录”的聚会上，做了如下的发言：一、朋友们的愿望无疑是好的。二、倘坚信这一愿望的高尚，必无私地从自己实践起。也就是说，一旦某一天，某一个自称北大荒知青的人（姑且排除冒充行骗的可能行，而这种事几乎不可避免地肯定会发生）出现在我们面前，手拿一册《北大荒人名录》，要求我们帮助买机票、车票、解决住宿问题、给予经济资助——这还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小的帮助。我们皆应义不容辞。即使受骗了也毫无怨言，道理是那么简单亦那么明白。若我们自己都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又根据什么相信我们的初衷、我们的愿望？
  朋友们却纷纷回答——当然，当然，做到这一点是起码的。
  起——码——的？
  我必老老实实坦坦率率地在此言明——除了经济资助这一条，或借予或给予，全在于我一人的经济状况和慷慨程度，其他事于我都很难，甚至相当之难。因屡屡地帮助别人买机票、车票、解决住宿问题之类，几回差点儿没把我为难死！几回最终我是内疚得要命、抱歉得要命、沮丧得要命，而对方则失望至极！怀疑至极！怏怏至极！
  梁晓声——在北京近十年来，在北影近十年，说自己买不到一张卧铺票——谁信啊！面对一个或几个夜无归处的满怀希望来求助的人，面露难色地说自己一筹莫展——哄鬼吧！蹬着自行车出去了一趟，大概只不过是像煞有介事地出去瞎兜了一圈吧——这不是太虚伪、太可恶了吗？
  而若一个陌生人，即便是地地道道的当年的北大荒知青，绝非冒充行骗之徒，向我索求五百元以上的给予性的资助，我是会犹豫半天的。上有老，下有小，稿费低，物价涨，我所积蓄的那一笔小小存款，是以备补贴生活之用的。我并非腰缠万贯啊！给予，我是给予过的。周济，也是周济过的。但迄今为止，并未突破三百元“大关”。倘据此认定我是多么的不仁、多么的不义、多么的吝啬，我也只
  好认了。
  倘叩开家门之人，向我说明，他从某省某市到北京来，专为买一样或几样平价的家用电器，诸如彩电、冰箱、录像机之类，或专为兑换外币，则连我自己也想象不出我当时会怎样一种表情。
  我自己家里还没有一样电器是平价的呢！
  至今我也没有一分钱的外币。也不知在些什么地方可用人民币兑换，怎样兑换。
  就在我写这篇东西的前几天，我给十几个在京的当年的北大荒知青打电话——求买一张卧铺票，预定期七天之后，线路是从北京至哈尔滨，而非至广州至上海——所获之回答差不多尽是——“哎呀，这我可没办法！毫无办法！”“老兄，你在北京，是应该知道买卧铺票该多么难的！”“你给xx打个电话问问吧！”“我建议你天天到火车站去，等不着退票，也准能买到黑票，无非多花几十元钱呗！”
  这还是我在求。所求之人，还是经过考虑，确信只要浪费他们一点儿时间，一点儿口舌，动用他们一次公的或私的关系，可以成全我之人。
  而我，不过是一次试探而已。
  这也许近乎无聊，但获得的“经验”，于他人是有益的。
  归根结底，我自己是不必太为买一张卧铺票愁眉不展的——只要是公务。
  而究竟有多少人，会像我一样，半夜蹬着自行车去到预售票处，为素昧平生者蹲上一夜，买一张卧铺票？仅仅因为他或她说出那么一句话——“我当年也是北大荒知青”。
  故我以十二分的虔诚和坦率和衷心告诫我的当年的北大荒知青们：
  记住自己当年曾是一个北大荒知青，记住几乎整整一代人当年都曾是各地的知青——仅仅记住这一点就够了。因为这表明你永远记住你自己是谁。那一经历毕竟是我们每个人经历的一次洗礼。但是，不要寻找它——“北大荒知青”在今天在城市的群体形式。即使它存在着，也不要相信它。不要将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和可能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之实践与它联系起来。更不要将它视为你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如果你有余暇，如果你有热忱，你可以和当年的知青伙伴聚会、游园、旅行。但你万勿和他们共图什么你认为的事业。你一定要时时刻刻提醒你自己——现在的他们，早已不再是过去的他们。现在的你，早已不再是过去的你。过去的那一些、那一批、那一代、那一切包括你自己，在本质上与今天已大不相同。我们都是经过了城市再消化、再处理、再设计、再生产的我们。知青群体意识绝对不可能成为一种信仰，更不可能成为一种宗教。在它对你或对别人居然似乎信仰似乎宗教之时，乃是它最不真实、最少虔诚可言、最蒙蔽人之时。不！坚决地不要将你的真实、你的虔诚奉献于它。坚决地不要幻想从它那儿获得真实、获得虔诚。你的真实、你的虔诚仅只属于你自己。如果那确是真实、确是虔诚，自有真实之人、虔诚之人与你互奉。你要付诸努力的事仅只是你自己的事。好比你带着你最宝贵的东西和一些似曾相识的人共同驾舟出海，你越相信他们就是你童时的伙伴，你越对他们涌起童时的信任感，则你的失落感便越大。甚至可能不仅仅是失落，而是惨遭图财害命。蛇用身体行走，花用开谢行走，石头用坚损行走，东西用新旧行走，生用死行走，热用冷行走，冷用冰行走，有用无行走，动用静行走，阴用阳行走，火用燃烧行走，星球用引力行走，历史用过去行走。
  而人，唯有人，用双脚行走。
  除了你自己，没有第二个人能将你拉得很高——因为你会抓不牢绳索。
  人们，包括不在乎时间的人们，不要为“同窗会”、“校友会”、“家乡会”等浪费时间。甚至也不要再为各种名目的“沙龙”浪费时间。中国特色的“沙龙”和中国特色的一切一切一样，一旦打上中国特色的印记，便绝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任何“沙龙”。而在今天，在中国，中国特色意味着些什么，现实回答得比我们每个人都回答得更清楚。
  当年的知青朋友们，不要再陷入“知青情结”的怪状纠缠不清。
  我说——够了！
  让我们每个人都靠自己的双脚去走出我们自己的路吧！如果我们每个人，不论自己前面是一条怎样的路，都能走得很踏实、很从容、很自信，那么历史一定会评价说：这是极特殊的一代。在你身前有人跌倒，你扶起他；在你身后有人跌倒，你拉起他。
  但是，不要挽起手臂，不要排成行列。不要齐唱着一首什么四分之二拍的歌曲！只要这行列之中有几个没出息的、变态的、心地不良的，都会对他人造成危害乃至危险！
  除了军事操练，除了运动会仪式，除了参加庆典或者参加游行，排成行列最不该是男人证明自己的方式。男人在产生这一念头之时便已经是一个弱者了。男人纠缠于这一种心理之时起码可见是被弱者的心理所纠缠。
  在一切集群动物中，只有象群是最高贵、最不失尊严、最和睦亦最和平的。人除了大脑比象发达别的方面并不如象。人太像猴子。而猴群是最讨厌的动物群体。对象而言
  ，离群是最劣的。对猴而言，离群可能是最优的。
  当代人所力争的人的独立性，乃在于力争摆脱猴的某些习性。猴的可恶习性在猴群之中更加明显。猴群维护的正是猴的可恶习性。关于猴群，鲁迅先生曾有过很深刻的评判。
  从进化论的角度探讨之，人的群体意识群体心理，乃是全人类的初级意识初级心理。它包含有像猴子集群一样的、借以维护自己的弱点和劣点的无奈的本能……
  这些思想毫无疑问是偏激的。但人在矫正自己一贯思想之时，大抵难免偏激。不带任何偏激色彩的思想，最不是个人的思考。人的头脑不产生个人的思想，人的头脑便白长着。
  现实导致我告别理想主义。
  现实导致我重新审度我一向很自我欣赏过的一往情深的“知青情结”，并且决定应该像理发一样，理掉“知青情结”这一满头蓬松的发卷。因为它的曲卷即使可爱也不是天生的。因为它的乌黑即使令人羡慕也不过是时代替我们染成的！
  我一步步走向男人的独立王国。我终于明白，在这种独立的王国里，只有在这种独立的王国里，我才有勇气摆脱一切世俗对我的压制，设计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男人，塑造男人的情操、男人的品格、男人的个性。
  我们每一个人，不都是处在或大或小形形色色的人群的包围之中吗？人——从这种包围之中走出来吧！摆脱包围着你的人们，抛弃他们，从容地、自信地、骄傲地走你自己的路径！你必受到他们的阻止。尽管你走你自己的路，与他们毫无干系。一个从容地、自信地、骄傲而且坚定地走向自己独立的精神王国的人，有资格蔑视他们！蔑视他们吧，走向自己独立的精神王国的崇尚独立品格的男人和女人。当你迈入你的独立的精神王国，你便真正在情操、品格和个性方面都是你自己的具有真正权威的国王了！你不会独立而孤立。你那时好比站立在一个只属于你自己的星球之上，你将发现另有一些人和你一样，也站立在只属于他们自己的星球之上。他们将向你颔首致意。那时，你，精神独立了的男人，和你，精神独立了的女人，才会深感自己不愧做人一场。那时，只有那时，你和人类的关系——亦即社会、所谓社交、所谓友谊、所谓道义和所谓良心，等等方面，才是正常的，才是可贵的。否则，即使你是一个好人，即使你努力想要成为一个好人，因你混迹于被现实所教唆的不以虚伪为耻的人们中间，你无时无刻不发现生活中隐藏着那么多的卑鄙、腌臜，你不可避免地会感到，连生活本身都变得令人厌恶了……
  8. 正在死亡的“自我”
  龙年的春节，有两件小事，给我带来过经久的愉悦心情，曾使我对生活非常感动，觉得那是生活对我的犒劳。这两件小事，后面我还会提到。
  从初一到初五，我躲在办公室，早去夜归，痛痛快快地、不受任何干扰地写了几万字。那几万字，我自己认为是写得好的。整个北影办公大楼静悄悄的。除了值班室，只有我的办公室的窗子是亮的。然而很冷。因为放假，办公楼的暖气是以最低温度供给的。妻子每天给我送去饭，半夜我再把饭盒带回家。我不敢睡在办公室。不唯是太冷的原因，还因为我看了几部外国的恐怖电影之后，对阴森幽暗，有着过分的敏感……
  龙年的春节，鞭炮声是多么的响啊！
  我听说鞭炮很贵。
  我听说有的人家，竟放了几十元甚至几百元、上千元的鞭炮。那些日子，我一边不知饥寒地写我的《雪城》，一边总在很困惑地想——人们哪儿来的那么多的钱啊？
  在那些日子里，仅仅在那些日子里，我以为全中国的人，都已经很富了起来……
  四月初，我全部交稿了。
  五十六万余字，只有几万字，是在无干忧的日子里写的。也只有那几万字，是我自己满意的——那就是在春节放假的日子里，在鞭炮声中，在寒冷的我的办公室里写的几万字……
  作家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写作，乃多么幸福的事啊！
  上帝，请赐我这一种幸福吧！
  我愿皈依上帝，做虔诚的基督徒——但请赐我这一种幸福吧！
  上帝啊，怜悯一个爬格子的人……
  编辑将最后一部分稿子取走时，说：“编辑部对你有一要求。”
  我问：“什么？”
  他说：“你去看看病吧！大家都对你的身体挺担心的……”
  我说：“一定……”
  编辑走了，我就躺在床上，静静地躺着，什么也不想，但也睡不着……
  我病了。
  病中，《读者文摘》、《青年文摘》、《世界博览》、《八小时之外》、《奥秘》等杂志，是我最爱翻阅的。还有，妻子常借回几盘古装功夫片录像带……
  功夫片，尤其古装功夫片，当然是精彩的，比如《黑白道》、《月夜斩》中那些男人们的敢爱敢恨、敢拼敢死、敢赴汤蹈火、敢闯虎穴龙潭的铮铮气概，是令我很着迷的。按现在时髦的说法，一个个确也爱得潇洒、恨得潇洒、拼
  得潇洒、死得潇洒！
  冷兵器太使男人像男人了。
  我常想，倘我生活在冷兵器时代，便绝不弄文，而入深山古刹拜师学武，做剑客，做侠士，除暴安良，惩奸扬善，岂不快哉？
  半个月里，我几乎看遍了北影电视剧部所存之古装功夫片录像带。电视剧部主任周晓邦是我好友。他每次打开柜门，常说的一句话是：“随便你选，随便你选。几盘都行，你可太瘦了！”倒好像他打开的是医药柜的柜门，任我取之的是灵丹妙药，专治肝病似的。
  我对那些古代侠士侠女，比如白玉堂、吕四娘、萧英等，喜爱得要命。当然，也喜爱李小龙扮演的那些冷面中国硬汉。我不喜爱成龙。因为我不喜爱贫嘴滑舌的人。更因为成龙在他主演的影片中从来也不曾死过。我很重视一个人，尤其一个男人对死的态度。我钦佩并且崇拜面临险恶视死如归的男人。有一盘录像，令我看了后悔，再也不想看第二遍。它的结局太惨，惨在尸横遍野的乃是众江湖好汉。而恶的代表人物，却在高奏的凯乐中登上霸主的宝座。其实那部片子是拍得很认真的。许多功夫片，大抵遵循“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逻辑，贯穿“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通俗警世思想。到头来，必是善而强者，铲除了恶而强者。而那部令我看了后悔的录像，却将血淋淋的另一种逻辑展示在我面前——善而强未必能铲除恶而强。恶而强获胜便是那样的！它粉碎了生活中相当一部分善而弱的世俗信仰。它使他们绝望。它长恶的威风，助恶的志气。用我们的评定术语来说——它故意失落了“主旋律”。
  恶而强——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种势力，可能是一种统治。
  正是这一盘从港片翻转的录像带，在我头脑中进出一个思想——文明的当代社会，文明的当代人，以及当代人类的一切文明，必须扼死恶而强的势力的诞生。必须灭绝它的生长。必须捣毁它的形成。必须像预防癌一样地预防它。
  否则，我们只有承受……
  我看时，恨不得跃入电视，助善而强者们一臂之力。如我幼时看戏剧《白蛇传》时，恨不得跃上台去，助白娘子一臂之力，打死法海老儿！
  人们，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子孙，免遭恶人的欺辱，免遭恶势力的压迫，免遭恶统治的蹂躏，我们都使自己强起来吧！盛强之善，乃至善。以盛强之至善，御悍强之极恶于我们的时代于我们的世纪于我们人类的文明以外！
  每一个当代人都该有这一份责任感！
  性之所悟，心之所思，虽从俗而不可夺也！那就看功夫片，也是有收获的……
  身体整日里歪着倒着的便愈软弱愈没了力气，听从朋友们的劝告，我到北医三院去了一次。那医生已认得我了，问：“又怎么了？”
  我说：“没怎么，想……再做一次b超……”
  医生皱起了眉头：“还做b超？光我，就给你开过两次预约单了！算这次就三次了！不相信科学？”
  我说：“相信啊！”
  他说：“相信就别做了。你不是说你可以不上班，在家休养吗？”
  又说：“想活得长久些，就长久地休养。你不就是作家吗？你不就是写小说的吗？现在写小说的不少，看小说的不多！我就不看，想看也没工夫。你十年二十年的不写小说，对咱们中国没什么大影响吧？”
  我说：“丝毫影响也没有。”
  他说：“那不得啦！对你的生活会有影响吧？”
  我说：“会的。”
  他考虑了一下，再问：“现在稿费怎么算？”
  我说：“每千字十五至二十元。”
  他说：“你听我的——，从今以后，每个月，你前二十五天休养，后五天写作。写个六七千字的小东西就可以。每月都有一百多元的稿费，既补贴了生活又休养了身体，不是挺好的一种活法嘛！你怎么就算不过来这个账呢？”
  门开着。
  我听到了外边候诊者的对话：
  “嘿，聊起来了！”
  “这可不是聊大天，这是医生在给作家开偏方！”
  医生也听见了这话，笑笑，说：“我给你开的这偏方，治本。再给你开两瓶肌苷片，算是治标的。治本与治标结合吧，你要有信心。”
  ……
  我对我的身体早已不信任。我顶不愿意的事，便是到医院去检查身体或看病。
  甚至可以说，我对我的身体怀有恶意——它不给我以健康，那我则干脆不把它当成怎么回事儿。所谓一报还一报。最大了不起，同归于尽而已。我吸烟是因为我根本戒不了烟。我写作像我吸烟一样。文字尼古丁早已“毒害”了我，融入我的血液，形成某种异常的体质平衡。某些人戒了烟反而猝死。停止写作我也等于缓慢自杀。
  对于小说家而言，他的生命便是一页永远写不满字的稿纸。故他们的生命只能了断在逗号或删节号上。大抵如此。这对他们都是没奈何的也几乎都是甘愿的选择。
  精疲力竭的身体稍觉恢复了
  点儿，我忍不住翻开了我的记事本——那上面记载着某处某月某日我所欠的“文债”。一个事实是，我不欠任何一家刊物任何一位编辑任何形式的债务。我顶不愿过的日子便是似乎欠着别人某种债务似的日子。另一个事实是，我竟欠下了那么多的“文债”，只怕想还也是还不清的。我夹在这两个事实之间做丈夫、做儿子、做父亲、做小说家，失去了原本生气勃勃的自我。哪一方面我都想做好，哪一方面也没做好过。第三个事实便仿佛是命中注定了的——我不是一个好丈夫、好儿子、好父亲、好小说家。
  通常的情况往往是这样——一位编辑登门约稿，倘是熟人、朋友，彼此诉诉苦衷，也就罢了。倘是第一次见面呢？倘对方的虔诚令一位小说家感动了呢？倘对方给予你的期限极宽，不过寄他或她那虔诚的希望于小说家“将来”的某一天呢？那你还能断然拒绝吗？你好意思使对方仿佛感觉到你根本没有了“将来”似的吗？而我们的可敬的编辑们——这些兢兢业业为他人做嫁衣的文学“工蜂”们啊，他们初登某一位小说家的家门时，有哪一个不表现得极为虔诚呢？虔诚是他们的竞争法宝、通用的法宝。我们的小说家大抵被这一法宝所降服。即令最不讲情面的，也难免有俯首帖耳之一时。
  何况我是个“抹不开情面”的人。北方俗话所谓“破车子好揽债”。
  这是性格悲剧。
  沉重的现实生活为我们每个人规定了宿命的角色。我们往往无奈地陷入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它只允许我们的内心发挥与这一角色相适应的特点。内心其他的部分正在死亡。
  自我正在死亡。连企图挣脱出自我的希望亦已在死亡。
  在中国，一切被谓之为“好人”的人，十之八九都是自己将“自我”活生生扼杀了的人。更令人沮丧的问题在于，倘我们做一个绝顶的“怪人”、“恶人”，现实便肯还给我们那点儿自我了吗？倘我们拒人于千里之外，情形便会好了一些吗？倘我们囚自己于方寸之中，个性的自由反而会更大了一些吗？我不信。故我常在委屈自己的境况下体验人生，默默地认同那一种畸形的“自我”恐怕便是命中注定的属于梁晓声名下的“自我”。
  在咄咄的现实中我常认为我们不是堂吉诃德便是桑丘。
  反正都差不了多少。
  西方人见面时，从来不问：“你吃饭了吗？”
  中国人极少有为了维护自我而大声说——“不”的。正如中国人即使在厕所里见了面也要问：“吃了没有？”
  每个人最经常承担的负荷其实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负荷。
  9. 缺失灵魂的城市发展
  在我的“欠债簿子”上四五页记载了二十几笔“债”——而排在第一位的便是《花城》。这一笔“债”我已经拖欠了三年多了。每次收到刊物我都非常内疚。尽管《花城》早已经不再来催稿信了……
  我想，我还是得写。我还是得还“债”。
  我希望我死之日，可以大言不惭地对自己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欠任何人任何方面的什么。我应诺过的竭力去做了……
  于是我又写……
  写出一篇草稿，我求人订机票。
  带着草稿，我去往广州。那是我第一次去广州。飞机误点五个小时，走出机场，已是晚上九点多。天在下雨。许多人举着牌子接客。我一一细看那些牌子，没有接我的。我拍给《花城》的电报，在他们下班后才送到。
  同机乘客一出机场，便奔上各宾馆专车。我早听人说，广州住宿很贵，又正值广交会期间。八九十元住一夜通常事。故我一上车，先问房价。一听房价，咂舌退下。如是者三，衣服便已淋湿。直至最后一辆车，是广州军区第几招待所的，上去问最便宜的房价，十七元。十七元——我还犹豫。
  没有一个有点儿良心的作家居然不为编辑部的经济而精打细算。
  “走吧！再不走，没车了！广州这地方，十七元一宿够便宜的了……”
  有一个男人好心劝我。
  车上已没座了。
  站着往窗外看，透过密织的雨帘，并未看到什么不夜城的灿烂灯火。这里那里，稀稀疏疏的光亮，反而越离越远了。车分明地是驶在城郊公路上……
  深夜，终于到达。三人一房间，同宿舍乃两小青年，从上海到广州跑买卖的。一对合伙的“阿庆”。我一向认为，买卖之事，一步一个凶险，才二十来岁，便下海经商，足见当代青年铤而走险的气魄，不禁由衷佩服。两小青年，神神秘秘的样子，频频做耳语状，喁喁咕咕的，仿佛看出我是个缉私的便衣。我不愿讨人嫌，何必主动攀谈？道句“晚安”，倒头便睡……
  没睡多久，被激烈的吵骂声惊醒，猛睁眼，但见屋里多了一个妙龄女郎，抄起不论什么，发疯似的打一对小青年中的一个，飞快的上海话夹杂着黑话行话……
  同室操戈，内部火并。
  我只好充当劝架的角色。劝不开，遂请来了服务员。女服务员揉着眼睛，惺忪忪的，老大不高兴，还
  以为我是他们一伙的……
  第二天早晨，找了半天鞋，终于在门外找到，想必是昨夜被当了武器。
  两小青年很不过意，硬要塞给我十元钱，算是补偿我的睡眠损失。
  我不要。他们更加过意不去，硬塞给我三包“骆驼”烟。
  书包里还有飞机上吃剩下的一个面包，吃掉，结账。步出招待所，天已转晴。大门外有三四辆出租小汽车，司机们迎上，争相招揽乘客。一问车价，又一咂舌。路旁有公共汽车站牌，打听清楚，是开往市内的，便老老实实在站牌下等。一等，便等了近一个小时。好在带了本书是斯大林女儿阿利卢那娃的《仅仅一年》。
  终于上了公共汽车，问《花城》编辑部，无人知晓。却有人给我出主意，说这车在《南方日报》附近停站，莫如去报社询问。
  下了公共汽车，心中为给《花城》编辑部节省了几十元钱，很是高兴。鼻子底下一张嘴，走几步，问一问，还是没找到《南方日报》，却找到了《羊城晚报》。借电话给《花城》挂通电话，接电话的是位姑娘，说《羊城晚报》离《花城》不甚远了，但你可能仍会迷路，拦辆出租汽车吧！我想既然不甚远了，那钱花的岂不冤枉？鼻子底下一张嘴，问。又乘公共汽车，到了大沙头。天又下起雨来。从那路公共汽车终点至《花城》，约十五分钟的路，边问边走，就走了有半个小时。待坐在《花城》编辑部，衣服已经湿透。两位非常之年轻的编辑姑娘，友邦惊诧，似想不到眼前这神情倦慵的、面呈病容的、身体单薄的水淋淋的人，便是作家梁晓声。我出示工作证给她们看，她们便急急地去找来了副主编杜渐坤。
  老杜一见我，笑了：“我还以为你应该是位东北大汉呢，怎么这般瘦？”
  我说：“照片上的我，几乎都不像我。”
  “怎么浑身湿？怎么来的？刚刚我们还传看电报，不知去哪儿接你呢！”
  “坐公共汽车来的，路上淋湿的。”
  “干吗不坐出租汽车？我们广州的出租汽车挺方便啊！”
  “能省就省点儿吧，看你们这破破烂烂的编辑部……”
  我竟不知如何表达我的意思——每每踏入那些严肃的、有影响的文学刊物的编辑部，见小说家们的手稿，是在拥挤不堪的、光线不足的、乱乱糟糟的境况之中，被编排出版，就觉得寒心。某些刊物和某些作家的境况，可谓同病相怜。
  “是啊是啊……”比我还瘦的老杜，搓着他的双手，做豪迈状地笑着，感激地说，“你能这么体恤我们，那咱们就是自己人啦！不过嘛，编辑部再穷，也还是接待得起作家的……你有没有衣服换啊？”
  我说有。他说换上换上，湿漉漉的，叫我们看着怪惭愧的……
  这时我才发现，唯一的小手提包丢了——细想了想，大概是丢在《羊城晚报》的传达室了……
  老杜很有些急——他说他们就是安排我在那儿住，快一同去找找……
  雨仍未停。我们走到车辆多的马路上，老杜非要拦一辆出租小汽车。我看得出，他那份儿内疚是很真实的，只好服从。结果是他没拦到。最后我们还是坐公共汽车。他上午已在开一个重要的编务会。我一来，他会也开不成，反使我感到他太把我当成回事儿，便有几分拘谨。其实，他完全可以指派一位编辑安排我的。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书卷气十足，热情，真挚，对作家极其坦诚友好。
  《羊城晚报》招待所，典型的鸽子笼式招待所，每个房间大概仅有六平方米——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竟还有一张沙发。无窗。门顶上的小窗就算是窗了。房租很便宜——十五元。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十五元住单间，条件算相当不错了。何况还有电视机。
  各自落座，说了几句话，到中午了，老杜非要陪我去吃饭。我拗他不过，就在马路对面一青年饭店共进午餐。
  吃饭间，老杜问：“房间大小，不会影响你的写作情绪吧？”
  我说：“比我在家里的写作条件好多了。我争取写出一篇好小说。”
  第二天起，我就以每天四千字的进度，写《冰坝》。刚从大学毕业时，我一天可写一万字。而现在，每天写四千字，已是从早写到晚，比当年写一万字还觉得累。我从没感到写作是轻松愉快的事。不，我常感到写作是很摧毁人的健康的事。写作时，我吸的烟比平常多三倍。有时几乎是一支接一支地吸。我想的我的肺早已被烟熏黑了吧？尼古丁的作用，只有尼古丁的作用，才能使我潜下心思，精神完全进入到我的小说之中……
  老杜给我派的责编叫萧晓红——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一位女研究生做我的责编，让我觉得怪委屈了人家的。她出差到北京时，找过我一次，随和得要命，说话总是那么娓娓的。一言以蔽之，是位静若处子的女性，身上绝少现代派色彩。思想观念、文学观念也并不很先锋。她不喜欢侃，我没时间侃。所以我们总是互相礼礼貌貌的。我讨厌能侃的编辑。讨厌一切能侃的人——不论男人或女人。倘若哪一位小说
  家摊上位责编是侃姐儿，那可就倒了霉了。侃、麻将、酒——这三方面使中国的许多男人和女人显得俗不可耐。而现实似乎继续一批批大量地滋生着这些个男女。他们在城市、乡镇，乃至乡村，如同蟑螂迅速繁殖。有了一个几个，不久便有了一群几群。他们就最最无聊的话题侃得热火朝天。他们传染赌博之风。他们今天撮一顿明天又撮一顿，你不知他们究竟是在吃的谁们。他们仿佛是一类职业的侃爷、赌徒、食客，他们真是令人厌恶透了！
  《羊城晚报》招待所的早餐很不错——米粥、咸菜、烤小饼。由于胃病，十几年来，粥和咸菜成了我每天主要的摄食内容。餐厅的卫生也令人满意得无可挑剔。只是早餐开得太早——七点半，而我一进入写作状态，同时便受习惯性失眠之苦，七点半常常起不来。并且，我已早就没有了戴手表的习惯。进入写作状态的我，亦便同时没有了时间概念……午餐我在家里也常常是对付或根本不吃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每天更需要的仿佛不是吃饭而是睡觉。我去小店买回了几袋方便面、面包、榨菜，于是索性完全自由，连午饭和晚饭也很少到餐厅去吃了。
  老杜和晓红常来看我，带来他们各自那份儿真挚的关心。对于吃饭问题，他们是很看重的，批评往往便不客气。相声里说“卫生”便是为了活着。我承认我的写作习惯很不“卫生”。他们下午四五点来的时候多，目的显然是为陪我像像样样地吃一顿晚饭。倘他们不来，我则往往一整天不下七层楼。
  八天的时间又写完了一稿，比我预计的时间提前两天。我未即交出，我说要放两天，松弛一下，再润色一番。老杜和晓红当然是完全赞同的。
  在这两天的时间里，我有暇看电视了。当地电视台的节目，大多是流行歌曲演唱会。男星女星，所唱大抵港味十足。甚至可以说彻底港味。最让人受不了，就是每唱完一首，照例的那声“谢谢”。男人捏着话筒，长吟短叹地唱些卿卿我我的词句，使我联想到旧戏剧舞台上患了单相思的自作多情的娇气书生，使我感到别扭，使我对他们产生一种怜悯——我以为那是性的扭曲的结果。那如同男人拿腔捏调地装年轻的母亲，把听众当成摇篮里的孩子。不是摇篮曲，你听了也犯困。我想听苍凉遒劲之歌，比如《西北风》，始终未听到。也许广州的男星女星，是唱不来这样的歌吧？我觉得广州的女人，太在意使自己像一个女人了。我觉得广州的男人，大概是顶顶少男人气质的男人。阴不盛而阳衰——悲也夫，广州人！
  在这两天的时间里，我理了一次发。那是一家个体小理发铺。我迈入后，女理发员操着广州腔问我——剪发？
  我说——剪发。我以为广州人就是把理发说成剪发的，便也那么回答。入乡随俗呗。她始终用剪子剪，挺认真，好像老太婆用剪子修剪毛了边的毯子。我很纳闷儿她怎么不用推子啊，可又不好意思问。她剪她的，我闭目养神。等吹完风，我往镜子里一瞧，头发原先多长，似乎还是多长嘛！再瞧地上，也不见多少我的头发楂儿。
  我说：“同志，您没怎么给我剪啊！”
  她说：“没怎么给你剪？那四十多分钟，我摆弄谁的头来？”
  我说：“可您，光用剪子剪了剪啊！”
  她说：“剪发剪发，我不用剪子剪，难道还能用推子剪吗？”
  “多少钱？”
  “七元。”
  “七元？”——我以为听错了。
  “七元！”——她不高兴地瞪着我。
  十几年来，我一向是北京北太平庄小理发店单项快理的常客。从没为自己的脑袋花过七块钱！
  怏怏付了钱，走出来，也并未体验到以往理过发后那种凉爽的感觉。抹发腊吹了风的头发，似乎老太婆刷了几层糨糊未干的“袼褙”，觉得不透气儿，觉得严罩在头上，越发的热了。
  我又返回去，请求道：“同志，还是给我动推子理理吧！”
  “好，那就给你理！”
  她和她的同行们交换着使我怪难堪的眼神儿。
  这番她给我理得很短——满地纷纷落下我的头发楂儿。
  理毕，她问：“满意了吧？”
  我说：“很满意，很满意。”连连道谢，正待欲走，她止住了我：“还没付钱就走？”
  我说：“刚刚付过了啊！七元，您忘了？”
  她说：“那是剪发的费，我这是要你理发的费，你剪一遍，理一遍，当然得交两份钱。”
  “多少钱？”
  “理发便宜，两元五角。”
  人家心平气和，人家很讲道理。人家的道理你难以反驳——我只好又掏钱呗……
  在这两天的时间里，我居然和我的一个弟弟在广州见了一次面。他和他的同事为单位索款，从哈尔滨飞往北京，想求我买从北京到广州的机票。没见到我，也就没人能替他们帮上这个忙，滞留了好几天，总算买到机票，到了广州，又无住处，而且还要买回程机票。人生地不熟，知我在为《花城》写稿，便找到了《花城》编辑部。广
  交会期间，外地人没有预定，要当天在广州有下榻之处，谈何容易！
  我想这事万万不可麻烦《花城》编辑部，对于他们显然也是难事啊！
  老杜在电话里问我——你弟弟他们有地方住吗？
  我伪装出早有安排很自信的语调，十分肯定地回答：“有！有！你别操心啦！”
  把弟弟他们接到我的住处，问昨夜怎样度过的，答曰买了几张报纸铺在身下，露宿街头。而那几天广州一直阴雨，没有哪处街头不潮湿的。看他们那样子，脸也未洗，十分的狼狈。我那小房间，三个人的存在，便都转不开身了。他们分明都困得够呛，但硬撑着，不好意思便往床上躺。
  弟弟问：“二哥，能找到住处吗？我们买的可是三天之后的机票啊！”
  我说：“放心，没问题！你们先轮换着在床上休息休息。”
  见他们一个在床上，一个在沙发上，昏昏然睡去，我悄悄离开了招待所，踟蹰于人行道。
  靠着一棵街树，吸了两支烟，努力缓解突如其来的心理压力。我决定，转遍广州市，也要为弟弟他们找到个住处！倘找不到，宁肯骗他们，而我自己就在马路上逛它三个夜晚。
  那时是上午九点多钟，至下午四点多钟，我差不多是乘着公共汽车转遍了广州市，四处碰壁。我就有点儿难以回招待所，难以见弟弟他们的面。
  徘徊之中，一眼瞥见《南方日报》的牌子，心中产生一线希望——去求记者们吧！他们总是神通广大的。
  在《南方日报》文艺部办公室外，犹犹豫豫地就不敢敲门。对于我的性格——上山擒虎易，开口求人难。屋里一位正在改稿的男子，从窗口发现我欲入不入，欲去不去，久久踌蹰，便放下笔，出来问我找谁？有什么事儿？大概以为我上访，或者上告。我只好自报家门，说明走投无路的困境。
  “是这样……先别急，我们这儿倒也有招待所，只是条件不好……”
  我急忙说：“有床就行！”
  “那我带你去。”
  于是他引我去《南方日报》招待所……
  没有床位，的的确确没有床位。
  一线希望当然落空。虽然落空，但我非常感激，正欲握手道别，不料他说：“你别急着走，等我再替你想想办法！”
  他便去四处挂电话，挂了许久，电话里说了许多好话，我从旁望着他，心想这人真是好人！我必得记住他这一份儿真挚，将来我必将报答他这一种全心全意的帮助！不管他今天是否帮我找到了一处住的地方……
  放下电话，他对我摇头。
  我又要走，他又止住我。
  冒着雨，他带我接连去了几个旅馆、招待所……
  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处比我住的地方条件还要好的住处——新华社广州分社的招待所。一个房间，两个床位，是给两位要从北京来的记者留的。完完全全是看在他的面子上，才开了房间……
  我心中一块石头可算落地了。
  分手时，我问他姓名，他给了我一张名片——他是《南方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钟声同志。他送我的名片，不慎丢失了。他的名字，却是牢牢记住的。离广州前，诸事匆匆，未能当面再谢，返京后，又病数月，每欲写信聊表感激，屡因心绪烦乱，笔意涩滞，几次作罢……
  今录此事，盖因实难忘耳！
  想我中华民族，自谓礼义之邦，纵观人间百态，审度炎黄子孙，礼安在耶？义安在耶？唯一个“利”字，诱使人欲横流，多少卑鄙邪恶之徒，逍遥于道德审判之外！呜呼中国人，我们的明天并不美妙！
  就在那一天晚上，我平生第一次在广州人家中做客。主人是出版社《随笔》主编黄益庸，陪客是出版社编辑林贤治。还有他们的女儿，两位正读初中的少女。黄老师主编之《随笔》，精诚团结各路杂文家、理论家、社会学家及学者，使《随笔》办得庄而谐，儒而锐，雅而通俗，自成风格，可视为案头读物。未谋面前，已有肖复兴写信给我，嘱我若到广州，无论怎样忙，“老黄”是不可不见的。他虔诚请我，我欣然从命。他长我近二十岁，我尊称他老师。按他的意思，大约是搞一次三代人的共同对话。我与林贤治兄算同代。他们的女儿算是第三代。倒也没有什么文字方面的实际考虑，只是对对话而已。两位女中学生，思想较为现代的，是黄老师的女儿。思想较为传统的是，是贤治兄的女儿。复兴早已先于我与她们对过话了，据说败下阵来。或者是他自谦，其实舌战了个“平手”？
  那是一次愉快平等的对话。大家畅谈文学、艺术、社会、人生、爱情、当代人的灵魂现象，等等。黄老师分明是个对国家、对民族忧患意识很强的人，但又分明地并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过早地挤入大人们的思想世界。这大概是知识分子父母们普遍的矛盾心理吧？
  两位少女都很单纯，单纯得近于透明。黄老师的女儿不无高级知识分子女儿的优越感，反应机敏，谈吐不失锋芒，指点江山，批评现实，很有些咄咄逼人。贤治兄的女儿
  刚从农村到广州这样的大都市不久，显然地对大都市没有信任感，明显地保持着乡土少女的质朴。谈起她那些乡下小伙伴，眼圈便红红的。她们都很聪颖，都受其父母的影响，热爱着文学。在广州这样的商业大都市，我想热爱文学的少女肯定是不多的吧？
  她们都有着未被大都市的当代现实所庸俗所污染的少女的完美的灵魂。
  然而不被污染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每个人不论男女迟早总是要被污染的，迟早而已，程度不同而已。我们逃脱不了这个下场，我们每一个人。人类的一切美好都是人类为之。人类的一切丑恶亦都是人类为之。物质世界仅只能污染我们的物质机体。我们自己为之的丑恶才污染我们的灵魂，事实上当我们向人世告别之时没有一个人的灵魂完美如初。事实上所谓高尚的灵魂可能正是那些被污染最严重被侵蚀最严重的灵魂。区别在于它可以被污染可以被侵蚀但不可以被改变原本的形状，除非彻底打碎它。区别仅在于此，仅在于此……
  但是这样的一些话我并没有对她们说。我不忍说我不忍……
  向灵魂单纯的少女过分冷静地指出生活的无奈是近于严酷的事。我想我那一天并没有在她们面前扮演导师或牧师的角色。我只是倾听并且尽量理解她们。
  她们将写的诗和小散文给我看，很自信地问难道达不到发表水平吗？
  我看了。我说很好。我说也许可以发表，我说让我替你们转寄某青少年报刊吧？
  她们都说是这是她的愿望。
  于是我把她们的写在小纸片和作业本上的“处女作”带回了北京。我曾向几位编辑推荐过。他们看了都摇头，说中学生怎么可以写这样的诗和这样的散文？发表不就等于鼓励了一种倾向吗？我不认为中学生写出这类诗和这类散文有什么不好。我不死心，不过也没有再推荐过。今抄录如下，也算了却一件事吧！
  我们不应使孩子们对我们大人们的许诺产生不堪信任的心理，是不是？
  黄于杨的诗
  你是我玫瑰色的梦
  我迷恋着的火
  我凛洁（生造词？）的神
  我对你的爱是赤裸裸的赤裸裸的我对你的
  我的爱充满深沉和力量充满深沉和力量我
  的爱
  让我们在那有着
  野火一般的玫瑰蒲公英红蜻蜓的黄昏里
  让我深深地吻着你吻着你深深地吻着吻着
  你眼睛里凝聚着我的泪我的纯洁我的虔诚
  我燃烧的火
  你是我的生命我的力量我的意志我的我
  谁也不理解不理解冷冰的眼泪只有我
  们知道
  只有我们只有我和你
  我玫瑰色的梦我迷恋着的火啊我凛洁的诗神……
  宁歌
  转过身来的大山不再欢笑 大地啊
  你沉睡过去了 那么长久
  呢喃温热
  梦魂索绕我们将双臂举起
  伸向天空 美丽的安宁
  风信子光着脚丫走来走去 星星
  布满黑色披风，情人在跳舞
  远处
  野火熊熊燃起我们
  眼睑低垂抱紧疲惫的裸腿 倾听
  弥漫天国的哀曲
  当亲故（又是生造词？）的呼唤再不能
  使我们醒起当
  哀愁缠在心上再也挥之不去而
  骷髅化成鬼火到处漂泊
  安宁的歌声就在我们头上闪闪烁烁……
  ——一首关于死亡的诗——写给陈丹燕的《一个女中学生之死》中死去的宁歌——黄于杨自注。
  林露茜的散文
  多梦季节
  在多梦季节，你发现你长成一个少年了。
  在雨地里行走，踏着满地落英，你心里充满了怅惘。云彩飘满了你的天空，不平静，不平静，它来源于一层雾霭……
  你想起儿时叠起的纸船了。一只一只的小船儿放到碧水里，那是真的海，真的，蔚蓝而且广阔无边。你端起最后一只小船，又庄重又真诚地为它祝福。是的，它要远航了。你只知道要远航，你相信有一个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
  你站在一棵树下，树干直而挺拔，这是一棵你不知道名字的树。你看到它的时候，它已不再是严寒时脱光了最后一片叶的样子。而是默默地挂满了一树赭黄色小果了。它已拼命地长了一树绿叶子，呵，绿得这么泼辣！你悄悄地笑了。
  雨不知不觉地停了，小鸟就开始叫唤了。叽叽喳喳的声音在绿阴的这边落下，忽而又在那边响起——那是什么鸟儿啊？
  如果我是一只爱飞翔的小鸟，我必会把翅膀染成天空的颜色，你总在想。
  从什么时候起，你开始变得心事重重。当小窗格子里爬满了星星，夜显得愈加单薄，你开始咀嚼失眠了。你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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