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首长在炼狱中
作者:韶华    更新:2021-10-31 22:07
  七月,万里无云,太阳猛烈地散播着流火,好像要把大地烤焦似的。
  群山环抱中的这个大操场,长约一千多米,宽约五百多米。广场上排列着一个个绿色的连队方阵。每个方阵,都是从各团抽调出来的优秀连队。他们除了按序列有自己的编号外,还有从长征到抗美援朝在著名战役中立了大功的英雄称号:“大渡河英雄连”,“四平尖刀连”,“汉江守备钢铁连”等。他们是准备国庆节到北京参加阅兵式,在这里演练的。代表大军区来视察的是副政委张敬怀。同来的还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领导以及参谋们。当方阵排列好后,张敬怀乘一辆吉普车从队列前缓缓驶过。对每过一个方阵,张敬怀都喊:
  “同志们好!”
  “首长好!”呼应震天。
  “同志们辛苦了!”
  “为人民服务!”又是回应震天。
  这声音在周围的环山中引起激荡,回响。
  张敬怀看着每个战士,他们精神抖擞,雄赳赳,气昂昂,站在那里像一座庄严的雕像,每个方阵,都像坚固的绿色盘石。
  张敬怀太熟悉这支部队了。他从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后来改做政治工作,从团政委、师政委直到升为军政委,都在这个部队。这支英雄部队,是他的血,他的肉,他的光荣,他的全部生命。他的脚步,和这支部队一起,战斗在大半个中国。多少战友牺牲了。可是他还活着,而且升到大军区的副政委。
  张敬怀乘吉普车,视察了每一个方阵。然后登上为模拟演练临时搭建的主席台。每个方阵,从主席台前走过时,队列战士们,从身量,到齐步、正步,向主席台行注目礼,唰唰唰!像刀切的,剪剪的,落下去的脚,抬上去的腿,扭动的臂膀,闪光的刀尖,走动着,好像都是一条线绷直的。
  “艰苦训练!”
  “保卫祖国!”
  “准备打仗!”
  口号震天,好像是从一个巨人口里喊出来的。
  这么一个个方阵,如果在国庆节从天安门前走过,显示的是怎样的国威呀!
  个个战士的军装都透湿了,紧贴在肩背上。张敬怀自己也是周身大汗。但,他一向注重军风纪,领扣也不解,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三个星的上将肩章,闪闪发光。
  在临时搭建的检阅台后面,是一排永久性建筑。这排房子是靶场。检阅后,张敬怀要参观他们的射击比赛,考核他们的训练成绩。这是张敬怀来这里视察的第二项任务。
  在军首长的陪同下,张敬怀看了他们的手枪、步枪,各种火炮的打靶训练。
  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军官向他跑步走来,立正,敬礼,每一个动作,规范、准确:“X师,X团,X营、X连连长报告:我们正在进行打靶训练,请指示!”声音洪亮,吐字清晰。
  张敬怀也用同样洪亮而清晰的声音回答:“继续训练!”
  于是,战士们或手枪,或步枪,立射、卧射、跪射。随着“叭叭叭……”对面装有白色粉沫的灯泡,个个灰飞烟灭。一个点,一个点的看了六七个,张敬怀甚是满意。然后是各种火炮打靶。
  在张敬怀到某个炮兵营参观他们打靶时,那个营长可能是心情过于紧张,见首长走近,跑步向张敬怀报告时,竟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军帽也掉在地下。
  他急急慌慌地没有顾得去检帽子,光着头,向张敬怀敬礼:“X师X团X炮兵营……”
  样子实在可笑,可是这是个大事故,谁也不敢笑。张敬怀缓和地说:“莫要慌神,戴好帽子再报告嘛。”
  “不要给他处分!”张敬怀小声对他们的军首长说。军首长点了点头。
  那营长这才回头拾起帽子,戴上,重新报告。
  预定的视察项目完成之后,全军连以上干部,齐集军司令部大礼堂,请代表大军区的张敬怀首长讲话。
  张敬怀在讲话中,首先肯定了他们的训练成绩,指出了一些缺点,接着张敬怀大声说:
  “同志们!刚才部队在行进时,喊的口号,是艰苦训练,保卫祖国,准备打仗!是的,我们是要准备打仗!现在国家的领导,外交界,民间的什么保卫和平委员会,甚至文艺界,都在呼吁和平。是的,我们是要和平。可是,我们是军人,军人不要寄希望于和平,就要准备打仗。能不能争取到和平,是他们的事。我们的任务只有准备打仗!要取得胜利,就要不怕艰苦,就要努力训练……”
  张敬怀刚讲到这里,随行的毕秘书走过来,在他的耳边说了几句什么。张敬怀对该军军政委说:“你讲你要讲的,我去接个电话。”便随毕秘书到了一个只有张敬怀才能入内的绝密电话房间。
  电话是军区郑政委打来的,告诉他:在该军的视察立刻停止。让他马上回到军区,参加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听传达和学习中央重要会议精神和文件。
  张敬怀对这次视察部队的训练,甚为满意,心情十分高兴。可是一回到军区,他面对的是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
  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内容,是传达刚刚闭幕的庐山会议精神。
  会议的第一阶段,是传达会议文件,毛主席和中央各领导同志的讲话。
  如果形容当时张敬怀的心情,第一是震惊,第二是震惊,第三还是震惊。连战争年代他面前落下个炸弹,都没有这次会议的精神使他震惊!“怎么回事?要说别人,他可能说不了解,对彭德怀老总,他这大半辈子的生活和战斗,都和彭总联系着,他怎么可能反党?”
  一系列问号在他的脑际翻滚。
  可是,按照他们这一代革命家所受到的教育和党性原则,他从来没有、不敢、也不允许怀疑党中央、毛主席的永远和一贯正确。过去,在个别时候,在个别问题上,在短时间内,也有过怀疑。可是,每遇到这类事情,想来想去,他解脱的办法是:只有怀疑自己,怀疑自己水平低,不了解全面情况,跟不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思想等等。这一次却不同了,他既不能怀疑党中央和毛主席,又绝对不相信彭德怀老总会反党。会议的第一阶段,他只是听,听,听,一直保持沉默。
  会议的第二阶段,是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揭发、批判彭德怀这个“阴谋家、野心家和伪君子的反党罪行”和丑恶嘴脸,并结合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态度,进行自我批评和互相揭发。他仍然保持沉默。
  到了会议的第三阶段,终于有人点了他的名:“张敬怀!你是最了解彭德怀的,你怎么不揭发他!你自己没有可以交待的问题吗?”态度很严厉,没有称他“同志”,也完全不是“同志式”的态度了。
  他一看,第一个提出他的问题的,是某师的一个政委。他记得,不久之前,他去视察那个部队的时候,这位政委对他还毕恭毕敬,口口称他为“张政委”。
  他几次纠正他:“我是副政委”。这位师政委仍然不改口。只他那溜溜捧捧的态度,就使张敬怀反感。可是才过了这么几天,他就这么“义正词严”:既不叫他为“张政委”、“张副政委”,连“同志”的称呼也免了。
  “小人一个!”他愤愤地想。
  谁给他这么大的胆子?难道这次运动自己要当受批判的“重点”和“靶子”了?
  “张敬怀同志,我们等你三天了,你总不能当‘徐庶’进曹营吧,况且我们这里不是‘曹营’,而是‘汉营’呀!”。主持会议的军区正政委郑明,说话的态度是笑嘻嘻的,但张敬怀却感到像是刺了自己一刀。
  他不能不说话了:“让我想一想,我还没有想好,思想很乱。”他企图拖延些时间,看看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讲什么,怎么讲。
  “怎么讲,还用想吗?去年彭德怀到A师视察,都搞了什么阴谋活动,给你灌输了什么反党思想?”另一个副军长追问。
  他说:“去年彭总到部队视察……”
  “什么‘彭总’!他已经不是什么‘彭总’了,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
  他辩解说:“多年习惯了,一时不好改口──去年彭总到那个部队视察,我正好也在那里蹲点。彭总视察结果,是批评我们训练中搞形式主义。还发了批评通报,我当面向彭总作了检讨。通报发到各师,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总是忘不了你的‘彭总’‘彭总’的……”有人高喊。
  “我一时改不过来嘛!”
  “通报批评是明的一套,要讲暗的,讲阴谋活动!”又有人逼他。
  “彭总在那里视察了三天,为了怕我们搞假像,胡弄人,到营、团、连,都不要我们陪同。那次,他也没有单独接见我,还会有什么阴谋活动呀?”
  “搞反党阴谋,还要‘单独陪同’?”又有人叫喊。
  张敬怀觉得这质问,有点好笑,便回答了一句:“如果,彭总真的反党,也不是无论见了谁的面,就那么简单地说‘咱们一起反党’好不好?”
  “看看,看看,到了今天,他还说彭德怀‘如果’‘真的’,这就是说,彭德怀反党是假的了?”
  这时主持会议的郑政委以缓缓的口气说:“张敬怀同志受彭德怀影响太深了,中毒太多了。大家对他要‘一看二帮’,要有耐心嘛!”
  郑政委的话,使会场上的气氛略有缓和。
  “讲抗美援朝,在大德山守备战中,彭德怀常常去你们师。彭德怀反党、反毛主席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时,他和你透露什么反党思想了?”
  对于这个问题,他气得几乎跳起来,大声说:“对抗美援朝,我没有什么说的。只有一句话:美军司令克拉克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议时说:我是美军历史上惟一的在没有胜利的协议上签字的一个将军!”
  “顽固,顽固!到现在他还在美化彭德怀!”
  “讲抗日战争,你不是参加‘百团大战’吗?彭德怀怎么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打的这次战役?”
  他立即回答:“百团大战时,我才是一个营教导员。我只知道我们那个部队,消灭了一个日本联队,三千多伪军,解放了两座县城,拔掉了三十多个敌人据点。
  这次战役,我们只是根据命令作战,也没有见过彭总,别的一概不知道!”
  “你给彭德怀当过警卫员吧?”
  “当过,那是长征开始时,我才十五岁。”
  “彭德怀是个伪君子,表面装得生活很艰苦朴素,实际上,全是假的,是装给人看的。这,你当警卫员的,总不能说不知道吧?”
  “我给他当警卫员,只有一年半。我没有感到他的艰苦朴素是假的。有一次,部队要断粮了,我们搞了二斤黄米,先是蒸了几碗干饭,彭总让我们熬成稀粥,这样大家都能摊一碗……”
  “到现在他还在美化彭德怀,岂有此理!”
  “反动,反动!你要跟彭德怀走到哪里呀!交待,交待,别想蒙混过关!”会场一片呼喊,并举了森林般的手。
  会议僵持下来。
  到了批判他的第五天,他又给自己掀起了个挨批的新高xdx潮。
  那天会议一开始,他就要求发言。大家以为他有了觉悟要检讨呢,谁也没有想到他提出了个意见,他说:“传达文件时,说是彭德怀有一个‘万言上书’。此次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决议和有关文件,毛主席和中央主要领导的讲话,惟独没有传达彭德怀的万言上书。我希望也传达一下,以便了解他怎么反对三面红旗和大炼钢铁的。也便于我们认识他的反党面貌和反省我自己的问题……”
  他的发言一落音,会场立即沸腾起来:
  “我们不要听,这是帮助彭德怀放毒!”
  “这是不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
  “在彭德怀反党嘴脸已经暴露无余,篡党野心昭然若揭的时候,提出这个要求,无疑是为彭德怀张目!”
  ……
  会议再度僵持下来。
  这次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凡是在大炼钢铁中发过牢骚的,对大跃进说过怪话的,对人民公社有过怀疑的,一旦被同志揭发出来,都在会议上受到了批判斗争。
  会议共涉及团师级以上军官十三人。其中十二人经过大家的帮助,都转了“弯子”先后进行了检讨,和彭德怀划清了界限。只有张敬怀,仍然在会议上“顶牛”。
  有人批判他说:“你名字叫张敬怀,可见你从小就尊敬彭德怀。我看你要跟彭德怀当殉葬品了!”
  他听了这个“上纲”的发言,竟然在会议上哈哈大笑,说:“名字是我父母给起的,他们有先见之明,早就预见到我要当彭德怀的部下吗?”
  ……
  但是,张敬怀这个身经百战身上留下十几块伤疤的军人,在枪林弹雨中没有倒下,在这场“反右倾”运动的飓风中,还是倒下了。再批判他时,他一直保持一言不发的态度。
  后来,有了些转机,还是军区郑政委经过和他的一次亲切而真诚的谈话,是“阶级斗争”这一伟大理论,把他这把生锈的铁锁给打开了。
  他和郑政委在军区共事五年了,两人合作得非常默契。不仅是同事,也是最要好的朋友,正手和副手之间常常发生矛盾的情况,他们之间是不存在的。在扩大会议开到第八天时,郑政委在一天晚上找他谈心了。
  郑政委以老同志和老战友的态度,亲切对他说:“我的老伙计,你这样和大家顶牛,要我怎么收场呀?”
  “我想不通嘛!”他执拗地说。
  “我想你是在彭德怀领导下,时间太久,感情太深,中毒……”
  他打断了郑政委:“这不是感情问题,这是个是非问题。”
  “你不会想一想,反躬自问一下:难道党中央、毛主席都错了?只有彭德怀是对的。有这种可能吗?”
  “我也这么自问过,不敢这么想。”
  “既然如此,那就是彭德怀错了。你得转转弯子呀!”
  “那也得我想通了之后。”
  “你听我慢慢给你讲,”郑政委以非常恳切和热情关怀的语气给他讲理论,讲大道理。
  “我们都是搞阶级斗争的。你小时候给地主放过羊,拦过牛。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你怎么能够成为将军,怎么会有今天?”
  “这个我知道。”
  “既然我们是搞阶级斗争的,以搞阶级斗争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新中国。
  那么,阶级斗争消灭了吗?没有,不仅没有,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你不要看彭德怀是老革命,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可是用马列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他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而只是革命的同路人。历史就是这样:革命每到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时期,有人跟着历史前进了,有人落伍了,甚至变得反动,变成革命的对立面了。翻翻几千年历史,这种现像少见吗?像火车转湾似的,每次大转折,总要甩下一批人。……”
  张敬怀不语,似乎有所思索。
  郑政委进一步开导他:“现在的问题是,大家要挽救你。我们都是老同志,老战友了。难道我们想把你定个‘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把你打倒吗?你要相信,起码我个人的品质,会有这么一种意图吗?”
  “我不相信。”
  “既然如此,对于你在反右倾以来的态度,你总得让我对大家有个说法呀,你是属于推一推就‘过去’,拉一拉就‘过来’的同志。可是,即使我们拉你,你也得跟着往前走,总不能老是往后坠呀!”
  对于张敬怀的问题,这是上面定的调子。但,由于党的纪律,郑政委不能向他讲明。
  “你说,我该怎么办?”他的思想似乎已经开窃了。
  郑政委说:“你跟彭总那么久,总得有个揭发他的发言呀!然后进行一次自我批判。要表示沉痛,要从思想感情上和彭一刀两断。”
  他沉默不语,似乎在挖空心思地想。
  “你好生想,前前后后想想几十年的事。你在会上,只讲两三件也好。你连一件事也不讲,我都没法再替你‘说话’了……”郑政委这时点燃一支香烟,默默不语,是在耐心地等待。
  过了也许是十分钟,也许是二十分钟,一个老战友等待另一个老战友的觉悟。
  “在长征到达陕北,也许是在吴起镇前后吧,”张敬怀说得很迟疑,语气缓慢又捉摸不定。“这时,是我给彭总当警卫员的第二年,他动员我下连队当战士。
  他说,你不能老跟我当警卫员,应该下连队锻炼。咱们的连队是汪洋大海,是鱼是龙,到大海里游游。你愿意下连队吗?”
  我说:“我愿意,我服从首长命令。”
  “那好。”彭总说“你明天就到连队去,好好干。”彭总停了一刻又问我“你想不想当将军、当元帅?”
  我觉得他的所问是没边没沿的事,便说:“不想。”
  “为什么不想?应该想。你不想当将军,当元帅,也就当不好战士,明白吗?”
  我说:“不明白。”
  彭总说:“你现在不明白,不要紧。以后你就明白了。”
  我说:“我一定当好战士。”
  郑政委听了,恍然说:“好呀。这算一件事。”
  郑政委细细思量了一下,接着说:“你想想,再讲一件事。”
  张敬怀又想了一刻,说:“去年秋天,彭总到8348部队视察。我正好在那里蹲点,搞比武。当时全国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你知道,这几年我们形成一种习惯,就是爱‘刮风’。这股大炼钢铁之风一刮,该师有一个连队,组织战士从三十公里外,背来几顿矿石。搞了一座小高炉。炼了一些铁。该连向团和师司令部报喜。团里和师里意见不一致。有人认为,这是部队的新生事物,全国人民都搞‘钢铁元帅升帐’,我们部队也不能例外。当时我也吃不准,这是该支持的新生事物呢?还是该制止的偏差呢?正在这时,彭总来部队视察。我向他请示。他一听就火了:‘你们搞什么什么名堂!纯粹是形式主义。现在干什么都搞’一窝蜂‘’大唿咙‘。靠这种作风又吹出来的什么公共食堂等等,长不了!全民大办这个,大办那个,什么都’全民‘,’全民‘什么也就干不了。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辩证法!一个连队一百多人,花几天时间背那么点矿石,算成本了吗?现在对于部队是练兵,而不是炼铁!天天讲实事求是,天天违反实事求是。此风不改,怎么得了呀!’我那次受批评,就是因为没有及时制止连队大炼钢铁!”
  郑政委说:“好了,明天发言,你就揭发这两件事。”
  “这两件事,算是什么‘反党’问题?”张敬怀疑惑着。
  “算什么问题,你不必想了。你讲事实就行。”
  郑政委又想了一刻,嘱咐他:“以后在会上讲话,可不能再称‘彭总’了呀!”
  “习惯了,不称‘彭总’,叫什么?反正我不能叫‘野心家’之类……”
  “叫,叫……‘老彭’吧。”郑政委替他想好了主意。
  第二天,接着开会的时候,郑政委说:“现在由张敬怀同志发言。”
  这位一心想挽救老战友的政委,想得很细,如果说让他‘揭发’二字,怕他再往回退,故意用了“发言”一词。同时,现在由他主持会议,用了“发言”和“同志”两词,既表明了他的态度,也是给与会人员看的。
  于是,张敬怀站起来,有人要他上主席台,他说:“我就在这里讲吧。”
  接着把昨天他向郑政委说的两件事讲了。一面讲,一面想,我这是在干什么?我还是我吗?
  他刚刚把两件事情说完,就号啕大哭,一下跌倒在地,昏过去了。过了一刻,苏醒过来,身边一个同志把他搀扶在椅子上。
  会议继续进行着。
  有一位师政委说:“我发言!”接着就刚才张敬怀讲的两个事例“上纲”道:“刚才张敬怀讲,他在下连队当兵的时候,彭德怀要他想当将军、当元帅,这句话就说明了彭德怀野心家的本质。彭德怀下连队,讲‘大炼钢铁’是什么‘形式主义’,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大办钢铁。彭德怀讲,大办钢铁‘得不偿失论’,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从他这次谈话中,不是可以找到根据吗?”
  接着与会人员纷纷发言,就这两个例子,“上纲”、“上线”地进行大批判。
  张敬怀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讲这两件事,经这么“上纲”后,成为彭总的大罪名。他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自己,觉得一阵呕心,随着“哇”地一声呕吐,大声痛哭起来。会议全场为之震动,他又昏了过去。
  一个身经百战身上留下十几块伤疤的英雄,一个指挥过上万人马,看见过多少自己的战士血流成河尸体如山,他没有流过眼泪,可是如今为了自己的几句话,他痛哭失声了。不是暗暗地哭,而是在这样的大会上,面对着过去尊敬地称他为“首长”的部下大哭。他不是为自己犯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罪过而哭,他是感到因违心,因昧着良心而哭。一个受了党二十多年党性教育的将领,难道还有比说假话,说违心话更令他痛苦的事吗?
  郑政委觉得应该缓和一下,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张敬怀同志因为过于激动而失声痛哭,为了挽救他,暂时休会,我们要‘一看二帮’,允许同志的转变,要有个过程呀!……散会!”
  郑政委要警卫员把他背出会场,送回家里。
  等他出了会场之后,政委对大会讲了如下一段话:
  “同志们!张敬怀同志在大家批判帮助下,对自己的错误已经有了一些认识,同时,对彭德怀也有了揭发。从他的哭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痛心疾首!毛主席不是说过嘛,对犯错误的同志要‘一看二帮’嘛。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提出对张敬怀同志要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我看,现在为时过早。同志们哪,在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下,要转变思想很不容易呀!是要经过艰苦的思想革命的呀!”
  …………
  这次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之后,经过反反复复的批判、检讨,军区党委讨论、向上级请示报告,张敬怀的问题,实际上到了1960年5月,上级才批示下来。也是郑政委有意挽救他,多次向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汇报,口径如一:都说张敬怀对于自己的错误已经有了认识,并且有了揭发彭德怀的实际行动。上级同意对他从宽处理,不定什么“分子”,也不给任何处分,不降级。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中毒”较深的高级干部,已经不再适合在部队工作了,决定让他调转到地方。
  在这等待处理这个期间,照样发给他中央文件,秘书和警卫人员也没有撤。
  没有定他什么“分子”,也没有给他任何处分,级别待遇不变,比起因涉嫌彭德怀问题受株连的许多将领,对他是“从轻发落”了。上级决定把他调转河山省委任副书记。此时,恰恰河山省正在开省党代会,在选举之前,中央下令,增加一名副书记候选人名额。按照一般选举情况,只要上了候选人名单,选举为省委副书记,自然是不会有问题的。
  像他这样的高级干部,在调动工作时,一般说,是可以带自己用习惯了的秘书的。可是,根据上级指示的精神,他这次调动,一个“自己的人”也不准带。
  他想,也好,自己一个人不带,到一个人生地疏的新地方、新单位,免得将来担什么“宗派”“山头”“圈圈”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