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菲蒂问：“租车了吗？”
  “没有，我的运通信用卡已用完，而且还超了支。”
  “啊，那谁来租车？”
  “你的卡也能用一次嘛，为什么偏偏要我付？你们到这儿究竟干什么我都不知道。”
  接着我们到了领行李的地方。过去我总是为他提行李，这次我没有那么做。别人的行李都拿到了手，只有他的包还在转带上转动。到最后，他才明白过来，自己把行李拿起来。
  这事儿当着其他老练党徒的面发生的，他一肚子的火。我作好了准备：等到我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听他的指责。可是我不在乎。我对勒菲蒂已经感到厌恶。
  我和勒菲蒂还是经常坐在一起，有说有笑，这主要是因为他对我的感情很真挚。也有多次场合我恨不得当场把他拍死，因为他弄得我非常难堪，简直不拿我当一回事。比如，我们可能在一家中国餐馆，我订购的菜可能不是中国菜，他就当着众人的面骂我傻瓜加笨蛋。我知道他不仅对我是这样，对任何人都是如此，但是我不能总是忍气吞声。
  早在1979年年底，我就曾为什么事对他来了火。我说：“我又不是你的奴隶。你出门时，别老当着众人的面让我难堪，因为我可能一时控制不住自己，会揍死你。我那么干对我就糟了，因为被处死的将不是你，而是我自己。”
  他回答说：“多尼，你看，这你就不懂了。我所做的都是为了教育你。你从来就没听到我那么同迈克·沙贝拉说话。如果迈克听到你那么说话会怎么样呢？他们搞登记业务，可没有把你算在内。难道你就不想成为老练党员吗？”
  现在，我们俩比其他人提早上了租来的汽车，他就火冒三丈破口大骂了。
  “你这混帐，当着我朋友的面让我难堪。”
  “啊，你也不高兴了？那你现在就体会一下，当你弄得我难堪的时候，我是什么滋味。现在我想让你受点教育：我不再是个听差，我为大家弄到了许多钱，我有资格得到平等的尊重。”
  “你就不想一想，他们会注意到吗？你怎么不会想想，他们回去以后要告诉孙尼？难道你没有想到过，这是你往自己身上抹的黑点吗？”
  “我从来没有为难过孙尼，因为他是老板。但是，如果大家都搞这一套把戏，那搞就是了。”
  他叹了口气：“6年了，你丝毫没有长进。”
  当过警察的戴尼斯和吉米·莱格斯上了我们那辆车；布比和罗西开车。
  车子在开往塔希提饭店的途中，布比问罗西：“你们有多少支枪？”
  “3支。”
  “好。不过我不喜欢像0.25口径的小枪。”
  “我有0.32自动手枪。”
  “那种枪还不错。我们现在还不打算有什么行动。我们只是观望观望，试试时间，了解一下圣皮特堡那里街道的情况。如果一切工作都准备好了，我们下个星期回来就动手。”
  “试试时间”就是指在抢劫以前的侦查工作，从动手到撤退一共要花多少时间。
  这天晚上，我们坐在第一流网球俱乐部里，大概待到了凌晨5点。大伙儿吹牛，说笑。我们谈到了雇佣一名可靠的女招待多么困难；谈到了几家主要银行的贷款利率；还谈到了教育的作用。
  吉米·莱格斯说：“我有一次为那个老人当警卫，到了加拿大。那时我手头空闲时间很多。因此就决定在那里的大学学习一些哲学方面的课程。”
  布比问罗西：他从孙尼的表亲卡明那里弄到的那些伪珠宝，罗西是怎么处理的。我们把这些伪货展出后销售。罗西说：有些价格不贵，销售得还不错；但是，有些贵重一点的销路就不好。他卖给了一个女招待员一只罗莱克斯手表。罗西说：“这只表样子很好看，但把她的胳膊都变青了。”
  勒菲蒂悄悄对我说：“多尼，这次干的事我不能对你讲，因为不是我的事。可是，我们一旦要动手干的时候，我就让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可能要用你的寓所，弄到的东西藏在你那里，可能要掩藏起来。”
  第二天早上，他们有4个人乘着租用的大车出发了。一支监察队尾随他们开往圣皮特堡一带。可是，到了19号公路和四十九大街的附近就没有跟上他们。
  那天晚上，我们7个人到了塔彭斯普林斯的一家希腊夜总会，他们在那里有肚皮舞女。舞女们围着我们的桌子跳舞，伙计们把5元或10元一张的钞票塞到她们的胸罩里或短裤里。
  大伙儿在议论，谁长得最好看，舞女就会找他。布比往前额上啪嗒一声贴了一张100美元的钞票，票子就粘住了额头。他说：“我就是最漂亮的汉子。”
  第二天，监察队随着他们待在平拉斯公园，就在圣皮特堡外附近。特工们观察他们在兰德马克信托银行一带打量地形，那里离警察局仅一街之隔。
  这天稍过一些时间，勒菲蒂说：他们不打算在那个地方动手，“因为情况有点不妙。”
  我和罗西身处幕后。作为隐蔽工作者，我们正要处理一个最令人头疼的难题。我们得不到明确的指示：党徒一旦真的要枪，我们还给不给他们。
  我们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常常很难从总部那里得到及时的决策。
  在街道上，你要当场作出决定，常常是在和歹徒谈话过程中就要采取决策。这是常有的事，是搞隐蔽工作中每天遇到的情况。但是，有些事我们要求总部在一天之内给我们答复，可往往要拖到两个星期。这里的原因一部分是：你要求得到的授权带有合法的意味，而那种地方还有潜在的不同意见，因为局势不是很明朗。
  但是，对我们的破案工作，这些都是至关重要，常常面临着生死相关的局面。在我全部的隐蔽工作期间，我自己以及我与其他隐蔽特工的交谈中，最头疼的是我们需要答复的时候得不到答复。
  你和党徒在一起有个事要干。你问总部：“这事我能干吗？”谁也不给明确的答复，事情也就只好拖延，使你处在这样一种位置：你要和党徒们周旋，使他们不至于越轨。
  你想买什么东西，可能要求他们给钱，或者要求他们批准。对于货物你可以要求等一两天，这倒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你不能一拖就是一个月。如果你提出种种理由拖几个星期，这就损害了你的信誉——特别是约期已到，你还干不成买卖。如果你失信两三回，这就混帐了。党徒们会这么想，这家伙没有什么能力，同他打交道不值得。大街小巷人家议论你，说你是个吹牛大王，或许你是个暗探。
  早些时候，我和勒菲蒂在一起搞银行本票的欺骗活动，得到一名美国律师的允许——只要我购货有记录，这样案子结束的时候，可以回头补上商家的损失，这样干就可以；后来，另一名美国律师接着管理这件案子，他说，如果他一开始就理这件案子，他会反对我这么干，说不定还因为我欺骗购货而对我本人进行指控。
  正因为这个原因，一个隐蔽特工头脑里总是在考虑：即使我作了适当的记载，作了适当的汇报，按照批准的程序在工作，抓住党徒不放，我自己会不会因为什么事而受到指控呢？会不会因为我干的工作而被别人指控呢？
  在这一件案子中，我和勒菲蒂、布比以及其他党徒混在一起，涉及的是这些枪支。
  当孙尼或勒菲蒂问我的时候，我对他们说：我们的枪支藏在佛罗里达。我是联络人员，我自然可以拿到枪支。可是你不能带着枪在身上，乘飞机到处跑，所以最方便的办法是把枪藏在一个地方，需要的时候可以拿到。
  因此，当党徒来侦察银行地形的时候，布比问罗西有没有合适的枪，罗西回答说：我们有枪。他这样的回答完全正确。
  接着，罗西就和联络特工接触，询问：如果他们要枪，我们要不要给他们——给他们可以吗？这个问题传到了美国律师那里。他：“当然可以，只要把枪弄出一些故障，他们就开不了火。”这没有什么大不了，很容易办到。因此，到时候你不在现场，一旦有什么情况党徒要动枪，他们就打不响，谁也不会因为我们提供的枪而受到损害。
  接着把问题提到了总部。总部要花时间去问司法部门。意见不能统一，争论了3天。而这时候勒菲蒂的人决定不对银行采取行动，因此也就不需要枪支。这时候我们的司法部门又说不能搞。
  我们的那个美国律师，即负责我们的这件案子的律师，他说可以干；而我们的联邦调查局总部说不能干。我为联邦调查局工作，不是为美国律师工作。在通常情况下，联邦调查局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在此案中，我该干些什么呢？我要使枪支不灵，把这样的枪支交给勒菲蒂一伙。尽管这样，有些事还得由你自己作出决定。
  有消息说：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印象，想见见我们——在佛罗里达从事“冷水工程”的隐蔽特工。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确保安全。
  一开始，我并不那么热心，这样做对我们的行动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危险。局长又不能到我们的俱乐部或寓所来看我们，这就要我们开车到什么地方去。你根本想不到会有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会看到我们；要么无论是谁，看到我、罗西和舍农三个人在一起，都会感到奇怪：我们究竟在干什么。
  但是，既然作出安排的联邦调查局官员愿意让我们会见，而要见的又是局长，我们决定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