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在纽约不需要任何人，多尼进去干，谁也搞不清他的买卖。”弄到了钱不同家族的人分利，要么使你发财，要么就使你掉脑袋，要么又发财又丢脑袋。由于我们打交道的人不是家族里的党徒，甚至还不是美国人，勒菲蒂认为值得冒险去干。
  佛南德斯把这个建议转告了那个古巴人、银行家，说他要与纽约来的老练党徒勒菲蒂和我一起干买卖。银行家立即表示同意，并在他的银行里安排和我们见面，就细节问题进行讨论。
  我和勒菲蒂与佛南德斯来到银行家的办公室。那位银行家却要讲西班牙语，因此佛南德斯就当了翻译。我们坐下来，开始就价格等问题进行细节上的讨论，以及买卖如何实施。那位银行家突然躲躲闪闪，对于毒品买卖的事一问三不知，也不知道瞒汇偷税的事。很显然，交易很难做成。对于这个家伙采取跳踢踏舞的态度，我和勒菲蒂很快就失去了耐心。我想查一查这个银行家，勒菲蒂想从可卡因上赚大钱。
  我们走了。我们不知道那家伙为什么那么鬼。勒菲蒂是个很吓人的党徒，可能是他吓坏了对方。
  其实吓坏了对方的不是勒菲蒂，而是我。后来，佛南德斯去问他出了什么事。那位银行家说：“我看多尼那双眼睛，简直就是个杀手的眼睛。如果在哥伦比亚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他回头来会砍我的脑袋。我不想同多尼那家伙打任何交道。”
  勒菲蒂哈哈大笑。他说：“在党徒里，我是真正的杀手，可他却怕你。”
  我们失去了在哥伦比亚的毒品联系，这对勒菲蒂来说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他对尼克说：“要找人同这个银行老板谈谈，对他说一说：你答应了的事怎么又反悔，白白浪费我们的时间。这哪里像意大利人干事的样子。”
  一个隐蔽姓名叫托尼·罗西的特工，在佛罗里达设法打进赌博行业，因为那行业有可能使他接触到桑多·特拉弗坎特家族。特拉弗坎特在坦帕市活动了25年之久，是佛罗里达州黑手党最大的首领。他在哈瓦那开办过卡西诺赌场，一直办到卡斯特罗掌握了古巴政权。肯尼迪执政期间①，他因为同意参加中央情报局暗杀卡斯特罗的行动而名噪一时。
  ① 肯尼迪（Kennedy，John F，1917-1963）：美国第一35届总统（1961-1963就任），1963年遭暗杀。
  罗西搞到了一份工作，即歹徒内为维护纪律而设的执法杀手，是个保护纸牌赌博的铁腕人物。干了几个星期以后，罗西和其督学员托尼·丹尼尔斯都认为：那种差使对于破案工作进展不够快。
  托尼·坎特参与了罗西的工作，增加了在密尔沃克从事“木材行动”的经验。他们想到一个办法：开夜总会。利用夜总会作为行动场所，以此来打进特拉弗坎特家族。这个行动代号叫“冷水工程”。
  办此案的特工有四名，他们和隐蔽特工进行联络。这四名特工是：吉姆·基尼、杰克·凯斯、比尔·加纳和迈克·朗斯福德。1979年的秋天，他们在帕斯科县的荷里得一带租了一家俱乐部，离坦帕市西北方向40英里，位于繁忙的美国19号公路上。这是一幢八角形大楼，围地有5公顷，一直是一个网球俱乐部，有六个网球场，他们称为第一流的网球俱乐部。
  罗西被推为俱乐部的“主人”。因此，第一流的网球俱乐部无权从事卖酒的营业，这是私人的“饮酒俱乐部”，你交25美元就可以成为会员。人们自己带酒，收在酒吧后面的小锁柜里，各人用的器具自己付钱。
  罗西和坎特雇用了：一名管理网球场的经理，几个酒吧招待员，女服务员，一名钢琴演奏员，还有一名俱乐部经理。谁也不知道这是联邦调查局的行动。俱乐部全部装修一番，酒吧换上新颜，窗帘、橡木桌子、带垫子的橡木椅子全都焕然一新。大门上有个窥孔，门上的招牌上写着：第一流网球场属私人娱乐场所；他人不得入内：会员和客人进门要按铃。
  他们开始在俱乐部的后室里搞扑克赌博，房东收5％的利。他们给帕斯科县司法部门的一位官员付钱，请他保护。他们引诱那些搞小型的贵重赃物交易、从事毒品交易的地痞流氓。引诱进来的有几个人是干垃圾行业的，他们就提出个点子：成立一个“车夫协会”，这样会员就可以控制这一带，不准外人进来。
  一些乱七八糟的党徒开始在这儿溜达，这些都是前芝加哥和前纽约的党徒。他们表示有和大人物的多种联络，可能通到特拉弗坎特。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
  坎特建议，我或许能把布拿诺家族的成员带进来，如同我们往日在密尔沃克所做的一样。我们说不定可以同特拉弗坎特打上交道。与佛罗里达老板联络的人员允许他们在这一带活动，他对于我们这儿的兴趣如同对布拿诺成员的兴趣一样。正如我们在密尔沃克一样，我们在这儿说不定也能与特拉弗坎特举行会谈。当然，坎特不能参与这样的行动，他无论如何要回避，因为他过去的那段历史已经成了他行动的障碍。
  10月份的一天，联邦调查局总部突然传下来命令：要我撤回去，结束多尼·布拉斯柯的使命。调查局发现，密尔沃克的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已经知道，托尼·坎特是个特工，按照党徒的准则，他下一步就要把情况告诉纽约的布拿诺家族。他们眼看着就会把矛头对准我。
  这个决定是总部的上层人士作出的，事先并没有同我商量。我要同他们讲清楚。我相信：我有足够的基础可以继续工作下去。
  我乘飞机到了芝加哥，会见了迈克·鲍特肯杰克，他是“木材行动”的专案特工。我陈述了案情。
  巴里斯特艾里显然没有把情况传到纽约那边。我们估计，即使他最终会传过去，会发生什么呢？
  纽约方面获得情况以后，要干掉我，的确事先不一定有什么警告。但是，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是我把坎特引了进来，这也是事实。但是我在引他进来时非常谨慎，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作了担保。如果勒菲蒂问到我，我会说：“你看，我不是同你说过了，我和他10年前在一起干过一些事。我对他没有什么可挑剔的。要么他10年前就是特工——还是怎么的？当时我不知道，现在也并不知道多少。”勒菲蒂会相信我说的话。再说，他也感到左右为难。当时他为了使巴里斯特艾里相信坎特的可靠性，他亲自对巴里斯特艾里说：他了解坎特，坎特是他自己的朋友。还有，在“活跃气氛”那次宴会上，巴里斯特艾里曾经介绍过坎特，说坎特是来自巴尔的摩、他自己的朋友。
  鲍特肯杰克同意我的看法，支持我的还有我一直最信任的老朋友朱利斯·波拿伏龙塔，他是纽约犯罪组织工程的协调员。不过，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抓紧工作，而且全靠电话交谈。我们说服了总部的吉米·耐尔森。他是“木材行动”的督学员，也是我早先在纽约工作的同事。
  他们在总部的高层次人士中做工作。最后，大家都表示同意，允许我继续干多尼·布拉斯柯的工作。但是，华盛顿那里仍然顾虑重重。从那以后，人们不时地为我的安全担心，认为我应该要撤退。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被说服：我应该隐蔽干工作，我会安然无恙，我们的情况越来越好。
  我非常相信我做的对。但是从那以后，这一段插曲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每当家族里有人打电话要会见我的时候，我就犯了疑：是不是巴里斯特艾里终于把情况透露过来，我是不是到了末日。
  我妻子和女儿乘飞机到了新泽西，要和亲戚们在一起度过圣诞节日。
  圣诞前夕那一天，所有的党徒都四处活动，到各个交谊俱乐部去向别的党徒表示节日的祝贺。凡是你认识的人，你都同他喝一杯。我和勒菲蒂到了各个场所，包括沙沙贝拉旅店以及党徒出没的其他饭店。
  圣诞前夕，我到了勒菲蒂的寓所，与他及露易斯一起吃了晚饭。桌上放了一棵圣诞树，我和勒菲蒂交换了礼物：他给我两件衬衫，我也给他两件衬衫。
  大约在11点的时候，我回到了泽西市，“要见一见我的女朋友。”
  圣诞节那天，我回到了小意大利区，和勒菲蒂一起度过节日。我们又一次到各个旅店、娱乐场所转转。下午4点左右，他回家了，我也回到了泽西市，和家里人一起度过了节日。
  圣诞节的第二夭，我们全都回到了工作岗位，大家忙忙碌碌于自己的活。
  勒菲蒂终于把儿子汤米改正过来，让他改掉了吸毒的恶习。他把汤米送到了夏威夷一家康复中心。接着，他给他在富尔顿鱼市场上搞到了一份工作。汤米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还有了个孩子。
  一天下午，我来到116号荷里得酒吧，勒菲蒂也在那里，满脸怒气。他告诉我，汤米的女朋友打电话对他说：汤米最近一直不回家，不给她钱买小孩子的食品及生活必需品。看样子，汤米可能又犯上了吸毒的毛病。
  勒菲蒂气得没法说，因为汤米没有照顾孩子。
  “多尼，他说好了要到这儿来，我好同他谈谈。可他还没来。我想叫你去找他，把他妈的狠狠揍一顿。然后，你再把他带到我这儿来。”
  我不能揍他的儿子。因此，我采取拖延时间的办法。“出了什么问题？”
  “妈的就那个问题，不是对你说了嘛。”
  “嗯，可我是说，是毒品，是女人，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