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当今他外出旅行，乘的是私人喷气飞机，在大型机场都无进进出出方面的麻烦。他说，他旅行总是用化名——都用伦尼·弗兰克。
  宴会的气氛热烈，大家都很轻松。不过，我和坎特还得保持注意力，不能随便，说话和行动都还得注意分寸，以兔惹怒了他，这毕竟是家族老板的家。
  第二天是星期天，晚上有个盛大的“活跃气氛”宴会，作为意大利高尔夫球队义赛的开始项目。弗兰克说，他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参加这样的宴会，因为他和委员会的头头路易·法佐为敌。“不过，他已经死了，”他说，“0.38的子弹，中了5枪啊。”他哈哈大笑，可这并不是开玩笑的事，0.38口径的子弹啊。因此，他打算出席宴会，让人们感到意外，“有点乐趣”。他邀请我们作为客人与他一起去。
  他弟弟彼特说：“我和那里一些人也有仇，给他们来一点威胁也无妨。”勒菲蒂说：“小威胁根本伤不了人。”
  我们一行来到马克·普拉扎饭店的大舞厅，参加“活跃气氛”宴会。我们到得很晚。
  我们到了大门口，晚会委员会主席、饭店主人赶忙跑了出来，连连向弗兰克表示歉意：他们事先不知道他要来，连桌子也没有给他摆好。
  所有的桌子都坐满了人，大家都在吃开胃的水果色拉。侍者忙忙碌碌在招待客人。大家都已经看着我们，轻声议论。他们显然知道，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是什么人。舞台的正中有一张桌子，本来是为了晚会的活动而设的。主人请附近的人们离开，让给我们用。没有一个人有怨言。这样就为我们重新设置了一张桌子。接着，他们领我们进去，把我们安排好了座位，侍者都围着我们转。我们的餐桌上专门有两三个侍者服务。
  就餐以后，人们忙不迭地到我们这边来表示敬意。“弗兰克，你好有精神……，”“弗兰克，你光临这儿真使我们感到高兴……。”我从来没有目睹过这样的场面，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弗兰克大摆其威风。“这位是勒菲蒂，这位是多尼，他们从纽约来，都是我的好朋友；这位是托尼，来自巴尔的摩，也是我的好朋友……。”本来他要向我们介绍一下那些人，可他对他们不屑一顾，接着和我们聊天，让那些人站在那里，弄得他们一个个都不自在。
  有两个人作了介绍。一个是卡门·巴西里奥，是个拳击手，也是请来的客人之一；另一个是约尼·德斯蒙德，他在晚会上表演歌唱。
  晚会的活动结束以后，弗兰克说：“我们走，到告密的那儿去吧。”
  那是个称作“象征义演”的小地方，是商业区里运动员俱乐部里的餐店休息厅。主持人是个弗兰克所厌恶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告密者”。
  休息厅里济济一堂，大都是从晚会场那边过来的人。我们待在酒吧里，许多人过来向弗兰克致意。
  弗兰克和史蒂夫·迪沙弗开始向我们讲告密的事。
  “妈的，当叛徒告密的数也数不清，”史蒂夫说。“杀也杀不完。在密尔沃克，你要用卡斯特罗①的大军才能消灭告密的家伙。在这一带，你怎么知道谁是告密的啦，他们在车子里都安装着遥控启动器。”
  ① 卡斯特罗（Castro，Fidel，1926一）：古巴革命的领导者，古巴共产党总书记，1959年就任古巴总理。
  坎特最近在车里也安装了遥控启动器。
  弗兰克说，他就想不通：人们怎么能自己反对自己人呢，“告我密的人不可能活到作证的那一天。”
  史蒂夫对我说：“我一直在设法帮着弗兰克，不要只管他自己的那个登记业务，而要对城里的那些搞登记赌博业务的人收费，每周收他个1，000美元。因为告密者那么多，他娘的真头疼。让他们经营他们的业务，收他们的钱，让自己的人离开那里，要想找个好伙计管理赌博业务太难了。”
  弗兰克说，前年管理他的日常赌博登记业务的伙计不负责任。“我不能一天到晚监视他们，我不想那么干。我要找个能够信得过的伙计。”
  “多尼可以干，”勒菲蒂立即搭了腔。“我在干过的赌博登记业务中，和他共过事。他能处理业务问题，他知道怎么样把事情干好。”
  弗兰克看了看我。“有兴趣吗？”
  “当然有。”
  弗兰克抓住勒菲蒂的胳膊。“我们谈谈这个事。”他们到了一张小桌子旁。
  我还不是一个入盟党徒，作为联络党徒，我可以从一个家族转借到另一个家族。我所得到的任何好处都有勒菲蒂的一份，他知道这桩买卖有多大。
  我不仅可以为密尔沃克的党徒老板处理赌博登记业务，而且我还有机会打入拉斯维加斯赌场瞒报私利。在党徒控制的卡西诺赌场，瞒报的钱从党徒分红的总数中要扣除。巴里斯特艾里有责任收回那些瞒报的钱，分给这一带与此活动有关的其他家族的党徒。
  我为能打开这个缺口感到非常鼓舞。但是我立刻就意识到我干不了这桩事。弗兰克赌博登记业务很大一部分是足球。足球比赛季节要持续大约20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登记业务每周七天都有。眼下正是8月份的时候，足球比赛的季节即将来临。
  这样一来，足足要有5个月时间我不能回家。
  我没有立即拒绝这份差使，我心里想，或许我能从他们那里逐渐了解一些更多的情况。
  勒菲蒂和弗兰克谈了几分钟以后就走了过来。弗兰克说：“好啊，下个星期二你就和史蒂夫在一起干。整个工作营业情况，他要给你作个全面介绍。”
  我们在凌晨2点离开了那里。
  勒菲蒂把他和弗兰克交谈的情况作了一番解释：“弗兰克对我说，‘你知道，如果多尼接下这份工作，你就要对他负责。你清楚后果。’我说，我一定会负责。他说：‘我一旦真干起来，他要是胡来，你就倒霉了，倒不是他。他们要找你算帐，而不是找他。’我就说：‘你不要想得太多，我会负完全责任。’我还对他说，你是我的亲戚，多尼，任何人都不用为你担心。”
  弗兰克要用我，仍然还要打电话给纽约，征求我的副官迈克·沙贝拉的允许，并且记录在案：如果我出了什么差错，比如我当了告密者，或者携款逃匿，这都由勒菲蒂负完全责任。
  “我和他握了手，”勒菲蒂说，“不过，握手也不能定论。他仍然要和纽约约定记录在案。我说：‘那好，你去打电话吧，我要拿我的性命为他担保。’托尼，我为多尼所承担的责任……如果他胡来，我就死路一条。纽约市里，他们只是老板与老板通话。这里的这个老板，他打电话给纽约，他同老板谈。如果要派我，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干。他们只说要进来。我要是因为什么事给杀了，我还不知道脑袋是怎么掉的。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俩，要想再找到这样的机会，想也别想。你们有了靠山，这儿的人都怕他。他们那些人一个个都是大笨蛋。”
  勒菲蒂睡觉以后，我立刻抓住坎特，对他说：“托尼，这事儿我根本不能干。”他很理解，说道：“多尼，你该干什么你就干，用不着顾虑什么。”
  我给办此案的特工迈克·鲍特肯杰克打电话，把情况告诉了他。他和密尔沃克的特工办事处助理拉尔夫·希尔取得了联系。希尔想见面就这个问题进行商量。
  这件事要立即处理，我第二天早上就要告诉勒菲蒂，然后巴里斯特艾里就给纽约打电话，否则我的信誉就会受到损害。我不能和迪沙弗见了面、了解内部详细情况以后又拒绝接受任务，那样我倒很像是个警察或者是个告密者。
  天亮以前，我和坎特与鲍特肯杰克以及希尔见了面，地点是在城外另一家旅馆一间房间里。
  我们随便聊了一会以后，希尔说：“这事儿我真希望你干。你不干，那损失你是知道的。”
  “现在到了我开始考虑我家庭问题的时候了。”
  希尔问：“你究竟为什么改变了主意？”
  我干这样的工作既不容易，又无安全保障。我诙谐地说：“多要些钱。”
  他以为他能让我晋升一级。他给华盛顿的总部打了电话，说明了目前的形势，问能不能提我一级，提升为督学员，这意味着我的薪水多了2，000美元。
  总部没有答应。他们不同意提升我为督学员，因为我干的不是督学员的工作，因为督学员要么在华盛顿总部某个办公室工作，要么带领一个小分队在外执勤。希尔请求他们不要在个别技术性问题上墨守成规，但是他们坚持不放。
  这使我脱了钩，我无论如何也不想接受那份工作。对于我有这样的机会，每天都可以和党徒混在一起，既然总部斤斤于规章制度，那我不干也不至于有内疚了。
  现在我要提出一个让勒菲蒂能接受的理由。他也要向巴里斯特艾里提出别的理由。
  巴里斯特艾里也不会感到太大的不快，因为他是头天晚上刚刚提出的要求，而且还没有和纽约方面联系，我也没有了解什么内情。勒菲蒂只要向他表明这是家族方面的原因就行了。家族问题一向是微妙的问题，谁也不能询问。
  还有一桩也对我有利，在所有党徒的眼光里，对于这样一份差使，任何警察都不会拒绝，因此，我在这方面不会引起任何怀疑。我无论说些什么，勒菲蒂一定会气急败坏，但是我认为有个理由他不能不相信：我不能在密尔沃克困守整整20个星期，特别还包括那恶劣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