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洛杉矶的辩护律师。他曾在法庭上见过我作证。”
  我说：“为了以防万一，我对勒菲蒂那里要想个保护我们的办法。”
  “好，”他说，“无论如何，我明天要离开这儿。”
  像这种情况——可能被人认出来，或者有人背后汇报你——随便哪一天、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你不能等情况发生以后才想办法保护自己，你要提前打好保护自己的基础，随时都得提前防范。我估计，勒菲蒂会得到这个情况的报告。
  自从我开始待在加利弗尼亚以后，我实际上每天都和勒菲蒂保持接触。他并不知道怎么样和我取得直接联系。我说我总是在不停地变换地方。勒菲蒂在控制我的同时，我也在控制他对我的控制。我想让他知道，我实际上是难测的。我干些什么、在什么地方都模糊不定。当我需要掩饰自己的时候，他已经习惯了我的行动方式。
  我有两架“查询”电话，他可以留言，然后我再给他打电话。这一次，在那儿遇见拉里和约尼以后，我就给勒菲蒂打了电话，把在加利弗尼亚遇见拉里和约尼的事告诉了他。我这么说：“猜到我在洛杉矶碰到了谁？是约尼。他在那儿度假，看到了一些伙计。他和一个叫拉里的伙计在一起，那人在干某种股票和债券的交易。其实，我考虑也想插一手。我认为，我们能从这里面赚到钱。”
  我对勒菲蒂就是这么说的。因为即使没有在P．J．克拉克饭店那次意外情况，我知道当我和勒菲蒂什么时候到了马卡耐特旅馆时，酒吧招待约尼也会就那次意外情况会这么问：“洛杉矶的拉里那伙计怎么样啦？”然后勒菲蒂就会问：“拉里是谁？”
  因此，我以这种方式事先已把拉里这个名字告诉了勒菲蒂。我还说出了这样一种含意；拉里宁可和约尼在一起溜达而不肯和我在一起。这种拐弯抹角的方式完全可以保护拉里，也保护了我自己。
  果然，第二天勒菲蒂在俱乐部里抓住了我。
  “喂，多尼，你认识的洛杉矶那个伙计，他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呀？”
  “你是说拉里？那伙计我曾对你讲过，我是通过酒吧招待约尼认识了他。我还对你说过，他是个独断专行的家伙，我正要跟他一起搞点股票和债券方面的交易。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吗？”
  “我正要对你说说我不放心的地方。约尼给我打了个电话。我想知道前前后后的全部情况。在P．J．克拉克饭店里，你和那个家伙在干什么？”
  “噢，勒菲蒂，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我在洛杉矶碰到了拉里这个家伙。他对我说，他正在搞一桩有关所盗的股票的交易。他要去纽约，我们计划在一起干。就这样我们到了P．J．克拉克饭店。他3点钟在谢拉顿饭店有个约会，我们要去和那人相会谈股票交易的事。我们就离开了克拉克饭店去了谢拉顿饭店。可是那家伙没有到场。我就说：‘唉，真扫兴。’我就走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出什么事了吗？”
  “我对你说，出了什么事。你惹祸了。那混蛋是个联邦特工！约尼说，有个人，是个什么律师走过来，到你们那儿，他看到你们就离开了桌子。那人对约尼说：‘我见过那家伙在法庭上作证，他是个混帐特工。’这是约尼亲口对我说的。约尼还说，你和他妈的混帐特工混在了一起！”
  “啊，勒菲蒂，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不过，凭他怎的，我不在乎他，他根本就不了解我的情况。我们的情况或别的什么，我一个字儿也没有同他讲。他所知道的只有一点：就是我对买卖感兴趣。他甚至连怎么找我都不知道。没什么可担心的，勒菲蒂。”
  “也许是约尼在满口喷粪，多尼。我也搞不清。不过，多尼，跟拉里那家伙别来往了，明白吗？以防万一。别跟他有任何来往。多尼，我看，你有时候并不那么谨慎。”
  “别担心，勒菲蒂。”
  因此，在洛杉矶一带，我不能再和拉里取得联系了。不过，他的行动进展得很好。他办理的案子，最终逮出了约有200个盗贼，政府收回的被盗财产价值4，200万美元。
  在P．J．克拉克饭店里，如果拉里没有当场识别了那位律师，我的黑手党工程计划也可能就在那时候宣告结束。
  我每到一个地方，总要在这个地方找到我熟悉的党徒，要么去他们的活动地点，要么和他们取得联系，无论是布拿诺家族的成员，或我所认识的别的家族的成员都这么办。这么做表明我有联络，能在这一带善于自由来往，说明我手里有活儿可忙。我露面的地方越多，就越会有更多的党徒认识我，我的信誉也就越高。
  在加利弗尼亚，联邦调查局正注视着圣地亚哥和拉·约拉地区的一些旅馆和夜总会，想了解那些地方是不是有聚众骚扰的事。我到这一带来，首先就想抓到这些人，然后和他们在一起巧妙地周旋。
  我接着给勒菲蒂打了电话。我对他说，我正在和一些活动场所搭上了，想把这儿的情况理一理。我发现，有几个地方有党徒出没，他们在这些地方有点瓜葛。
  “勒菲蒂，你到这儿来不好么？或许我们在一起还能搞出点名堂。如果这一带还没有我们的成员集中的场所，我们或许还可以有点作为打进某一处。再说，这儿环境优美，气候宜人，还有大洋。”
  “我从来没到过圣地亚哥。那儿像不像迈阿密？”
  我在谢拉顿饭店给他订了一间房间，正好面临海面。我到机场去接他，为他提包——对他的照护如同一个组织里任何人对上级的照护一样。我对他说，我最近分得一些红利，把他的一份给了他。
  白天我们游玩圣地亚哥，就我们两个人，因为我们在这儿都不认识人。勒菲蒂对这儿很有印象，他说：“漂亮的海洋，漂亮的城市，与纽约不一样。这儿的人打扮也不一样。”
  我带他到了圣地亚哥动物园。“这个动物园真了不起，”他说。“想想布鲁克斯那个动物园是什么样子。这里的真的管理得好。多尼，圣地亚哥真是个好地方，你在这儿可以到处溜达，用不着担心遭到抢劫。”
  他每见到什么，总要与纽约相比，总要说到在这儿可以搞到多少钱。每遇到某个店铺或是买卖或是住处，他总要说：“这和纽约一样吗？我们要捞一把。”什么都想干，都想骗。
  晚上，我们常常到调查局注意的那些活动场所。我注意勒菲蒂的行动。
  他总要同经理或店老板谈些无伤大雅的话。这是个好地方。你们这儿开业有多久？怎么样有可靠的供给？看样子你们一切都料理得井井有条。市里面，单位里或别的什么人对这样好的地方还能找什么麻烦吗？
  他对这个地方在掂量，连细小的事都密切关注。每看到什么他总要对我说一番。可能有个家伙在溜达；那个现金出纳机停止了运转；谁跟他说话；有没有人坐在餐桌旁，桌上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就那么一直坐着，像是在等着和谁说话；有人不一会儿走了过来，坐下和他聊几句又走了；注意别人是怎么看待他；女招待怎么接待人；等等。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会看到这些，但看过就没有了。而一个党徒观察事物就有党徒的特色：一个人的举止、行为、谈话方式、对他是否敬重等等都要注意。
  我们确认了：调查局的怀疑有道理。在有一处地方，勒菲蒂认识几个有牵连的人。他说，他们个个看样子要么就是干抢劫活动，要么与抢劫歹徒有联系。
  “多尼，这些地方他妈的我们不能介入，”勒菲蒂说，“因为他们已经一窝蜂地乱糟糟。”
  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为了使自己能发挥作用，我在这些事里面寻找线索。我正在调整我的行动方式，调整我看问题的方法。这样我就能提出恰当的问题，正确地看待事物。我不仅在学习如何以党徒的身份行事，而且以党徒的思想方法来考虑问题。每当我和勒菲带到各个地方，我就注意他对待相同事情的处理方法。如同许多党徒一样，我渐渐懂得了不要轻易说：我不了解情况。要保持缄默，尽快观察周围的动态。关键是你要装得你了解情况。等到他们发现你不知道情况时，你才承认。
  勒菲蒂是党徒的典型，一天24小时都在密划党徒的勾当。在外面，和党徒在一起时，他显得聪明、敏锐，而且很坚强，正因为如此，他赢得了党徒们的尊敬。但是，一旦出了他那个圈子，你就会发现，在某些方面他还是小家子味道，对于人事间其他一些事并不精明。
  一天下午，我们待在一家饭店的餐厅里，房间那边有个相貌极其美好的女人老是在盯着我。
  “那个女人老是看着你，多尼，”勒菲蒂说。“干吗不请她到我们餐桌这边来？”
  我在笑，她也在笑。“勒菲蒂，她可能是个妓女。”
  “不，多尼，你真是胡说。她太漂亮了，一身漂亮的衣服。妓女不是那种装束。”
  “勒菲蒂，这是加利弗尼亚。人们衣着不一样啊。”
  “不是妓女。她可是个有正常工作的女人。快点，快，多尼，她认为你长得帅，想和你结识结识。邀她过来吧。”
  勒菲蒂要想干什么事，如果你想制止他，唯一的办法就是照他说的去做。因此，我叫女招待把那个女人邀到我们桌边来。她过来坐下了。勒菲蒂不想在这种调情的场合下碍事，马上就说：“啊，我想上去休息一会儿。”他走了。
  我和那个女人谈话还不到5分钟，就发现她是个妓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