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也是个举重运动员。他们同意这个运动项目。他们没有问到个人方面的问题。他们经常过来按照我提出的意见开展活动。我妻子烤馅饼。
  我呆在家的时间似乎很少。妻子和女儿对这样长期分离感到很不高兴，尤其是我又没有给她们作充分的解释。我们当时并没有理解，这一段时间是往后5年中不曾有过的最美好的天伦之乐。
  我和阿尔伯特在一起经常四处出击，对他已有了相当的了解。我带他到卡迈罗旅店去了好几次，使他看到那里的伙计对我都熟悉。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他看到人们认识我，和我交往，他就感到他也能把他熟悉的人介绍给我。和一个联络党徒进进出出，而且这个党徒的叔叔还是科隆坡家族的老练党徒，这就增加了我做人的可靠性。对于阿尔伯特来说，他看到我到什么地方就受人接待，他跟着我一起露面也是光彩的事。
  让自己得到别人的认可是件很微妙的事，一些微不足道的印象、一件件小的考验、默默无闻的谅解等等，都很微妙。
  阿尔伯特住在布鲁克林，但喜欢曼哈顿。有天晚上，外面刮大风暴，他不想开车回家到布鲁克林，我就带他在我的寓所里过夜。从那以后他老是狡辩着，要在我的寓所里过夜，不想开车回布鲁克林。我想培养和他的友谊，可是我不想让他在我寓所里过夜。
  我一方面要设法自己立足，树立自己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又要同阿尔伯特及其他人四处周旋，在整个12月份我几乎没有回家——大约还有两三个晚上就到圣诞节了。因此我特别想在圣诞节前夕这个合乎情理的时间回家去，和全家一起度过圣诞之夜，以及圣诞节的部分节日时间。我打算在圣诞前夕的那天早上动身，大概8点钟到家。我给每个人都买了礼物，把它们存放在我汽车的行李箱里。
  为了回家和家人团聚，我要在这个多尼·布拉斯柯的圈子里提早庆祝圣诞。圣诞前夕的那天下午，我们到各个夜总会转了一转，喝喝酒，向我们熟悉的人祝贺圣诞快乐。查克是个单身汉，阿尔伯特根本就不想回家，他们双双带着平时和他们在一起玩耍的女友。
  我们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我要装出并不急着要到什么地方去的样子。这时候已经过了10点。我们到八十六街道，朝科隆坡旅店那儿去。街道上空荡无人。在街的拐角处，有个人还在卖圣诞树。我无意中提了一句：“圣诞节到了，我的寓所里连圣诞树还没有呢。”
  阿尔伯特叫了起来：“快去！快去！到那边伙计那儿去——他那儿有！我要买！”
  我们到了角落那里。阿尔伯特跳下了车，往卖圣诞树的伙计那儿走。那人只剩下三四棵圣诞树，都是光秃秃的，就像是几根棍子扎在了一起。阿尔伯特挑了一棵带上了车。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不像样子的圣诞树，上面还残留了一些针迹，树顶已经弯曲。
  “你买这种东西有什么用？”我问。
  “我们把它竖起来，到你寓所里装饰一下！”
  “哎呀，我没有什么装饰品。店铺都关了门。”
  他说：“姑娘们，我们会找到东西把它装饰装饰，你们说行吗？”
  “行，行！”她们说。
  阿尔伯特说：“我们不能让你一个人过圣诞节啊。”
  就这样我们带着那么个不像样的东西上了楼，来到我的寓所。我们把它竖起来，你甚至能看到树上还少了一些树枝。我说：“我连架子也没有，怎么能竖起来呢。”
  “我们就用这个！”他说。我有一个冷水器瓶子。我平时把分币塞在里面。
  他们把圣诞树放在那上面。接着，两个女人在厨房里乱翻乱找，找到了几张锡纸，用锡纸装饰了几个圣诞气球，装点在那为数不多的树枝上。他们每次挂上那么一个锡纸玩艺，就有几百万个针状晶体落到了地下。
  “我们不能让你过圣诞节没有圣诞树，”阿尔伯特说，“可是你连个伴也没有，这么过圣诞节真是糟糕。”
  他们一样一样地摆弄，为了保证我圣诞节过得愉快，不至于寂寞。他们唱圣诞颂歌，一直闹到午夜，就坐在那么个丑圣诞树周围。阿尔伯特和女人们都纵酒狂欢。
  我头脑里想的是孩子，想到车上行李箱里的礼物。我很恼火，自己竟然陷入这种境地。
  我说：“行了，各位，足够了。我已经过了圣诞节了。”
  他们还想继续玩下去。我把查克拉到一旁，说：“你把他们带走，我还想回家。”
  他这才领他们一道离开了。我等了大约半个小时，然后下楼进车库，开车往家走。
  我本想在圣诞那天早上赶回家和家人团聚，可实际上到家是在下午。在这次回家过一个正常的圣诞节以后，还要度过5个圣诞节。
  开始出现了情况，有了行动。1977年元旦后不久，阿尔伯特把我介绍给了科隆坡家族几个很活跃的成员。我们外出溜达，进了希波波特玛斯——纽约大街六十一街道上的迪斯科舞厅。那儿有许多党徒出没。
  阿尔伯特说，他要把我介绍给一个科隆坡家族的成员，那家伙干过许多赃物的买卖。
  他把我带到一张桌子旁边，对一个家伙介绍说：“吉里，这是多恩，我的朋友。”
  吉里大概比我大5岁，普通人的身材，5英尺9，体重160磅。头发浅黑，鼻子隆起。
  我们坐下来聊了一会儿。阿尔伯特对吉里以及他的同伙说，我们在一起相处了好几个月。吉里统领了一班人马，主要住在布鲁克林。他说，我应该到他的店铺去，在本森赫斯特地带，第十五大道的七十六街道。
  “咦，也许我会去。”我说。
  这几个月我一直在行动，设法露面而又不被人注意，悄悄地进入了匪徒世界，没有引起别人注意就被他们接受了。你这儿前进一点，那儿前进一点，但是动作要轻。简单的介绍，短暂的交谈，这儿那儿露露脸，作出想干点什么的暗示，大大方方的仪态、举止以及显示你善于处事的隐语等等，这一切都成了你留下的可信赖的痕迹。尤其重要的是你不能匆忙，不能显得急于要会见某某人、作出什么合同、了解某种实绩的样子。作为一个警察要尽快尾随什么那就要迅速行动。你可要显示出不慌不忙的样子，一切按常规办事，其中包括要让别人了解你、接近你。
  你在行动中的大多数情况下不了解你所面临的形势，因此你要树立信心，相信自己知道如何把握自己。没有人告诉你：你的步子是否牢靠、接触的人是否对路、方向是否正确。谁也无法告诉你是否安全。你要自己理会。那些活动的党徒也在注意你。你有可能搞错，他们显然也可能搞错。不过，大街上决不是自己怀疑自己的地方。
  起初几个月的事态进展并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我自己感到激动。我有了立足点。局外人谁也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我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在干些什么。大街上，人们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不知道我的真正意图。我在执行任务，而且是独自行动。这些使我感到激动。
  一天晚上，我出了卡迈罗旅店，驾车到市中心，去逛逛几家常去的夜总会。我意识到有一辆车在尾随我。为了弄明真相，我没有立刻甩掉他们。我要让他们白白地追一阵子。我过了乔治·华盛顿桥，朝新泽西的福特李方向开，然后拐了弯又折回来。另外那辆车和我在一起，但没有行动。
  这一定是某个执法部门的车子。否则任何人也没有理由尾随我。我估计可能是：卡迈罗旅店里或是别的什么地方有个知情者传递了消息，说新来了一个伙计到处溜达，和党徒交朋友，这家伙显然没有工作，但还有钱花。要么他们可能当场进行搜查和察看过，他们好几次看到了我的车，挂着跨州的牌照，看到我就那么进进出出。
  执法机构，像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缉毒处以及其他机构，随时都对罪犯进行搜查。这是例行公事。这些部门，包括联邦调查局的大部分，都不知道我。如果他们开始注意到我，了解我和党徒一伙称兄道弟，那我自然也像其他人一样会成为怀疑的对象。
  如果不是警察，那就可能是党徒要检查我。我不想让任何方面的人跟踪我。如果我和联系特工相会，或是回家看家人，要是有人尾随我那就可能毁了整个行动计划。因此，我每次出门，总要注意有没有跟踪。我总要让自己“清洁”。我要到一个地方，从来不直接就走，总要绕几个弯，看看车后面有没有人跟踪，兜几个来回把任何可疑的东西甩掉。车子停在什么地方，总要注意一下附近停车的是些什么人，有谁和我一道来到了这个地方。
  第一次被搜查的地方就在卡迈罗旅店附近。我来不及甩掉尾随我的那辆车。他们用车在路边拦住了我。几个穿便衣的家伙掏出枪命令我下车，要我把双手放在头上。他们拍拍我下了车，在车子里面检查，在我身上、在车里都没有发现任何东西。检查结束以后，他们说这是正常的执照检查，因为我车上挂的是佛罗里达牌照。
  只有党徒们才会这么干，因为他们不停地在检查。你出门一般不要带枪也正是这个原因。查我的这帮家伙甚至连身份都不说，我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
  我被跟踪过好几次，让他们叫住搜查过好几回。这给我的行动造成不便，但也同时使我认识到：我的行动措施是正确无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