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已发现的商代和西周的大型墓葬看，凡有墓道的墓都为具有贵族身份的人所用。至于有四条墓道的墓，从安阳殷墟西北冈大墓的发掘情况来看，应属于王侯一级的人物所使用。因此，琉璃河遗址所发现的M1193号大墓，其主人必然是一地位显赫的燕侯。至于究竟是哪一代燕侯，当然需要结合墓中的其他出土物进行综合分析。
  当M1193号大墓发掘到底部时，已是1986年的11月下旬。严寒的冬天来临了，天空开始飘起雪花。为了赶在封冻前将墓葬清理完毕，考古人员加快了速度，冒雪清理。就在清理即将结束的前一天，负责墓底清理工作的考古人员，意外地从墓坑东南部的泥水中发现了两件完整的青铜器物——铜罍和铜岙。墓葬中有铜器出土，其意义和价值就非同一般。由于两件铜器锈蚀严重，加之从墓底取出时满身被泥水包裹，工作队长殷玮璋决定先放入工地库房，待墓葬清理完毕后，送考古所技术室进行除锈保护。想不到两个月后，经考古所技术室文物保护专家的除锈，这两件器物立即名声大振，被列为国宝级文物。其原因就是在两件器物的盖内和器沿内壁上发现了相同的各为43字的铭文：
  王曰：“太保，隹乃明。乃鬯享
  于乃辟。余大对乃享，
  令克(侯)于匽(燕)。□、羌、马、
  □、□、驭、微、克、□、
  匽入土□(及)厥辞。”
  用作宝□彝。
  经考古人员对铭文的释解，认为此文记录了周王褒扬召公太保明德贤良，对王室忠诚，册封他为燕侯，并把□、羌、马、□、□、驭、微等氏族，连同燕国一起纳入有周的版图，由他管辖的史实。
  铭文的出土，是继20世纪50年代在江苏丹徒发现宜侯矢簋之后又一篇关于周王封邦建国、授民封疆的重要文献。它的文字虽不如宜侯矢簋长，研究价值却毫不逊色。
  燕国之封，史书有载。《史记·周本纪》在说到武王灭商以后曾“分封功臣谋士”其中提到“封召公爽于燕”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又一次说到“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把燕国之封，记在召公爽的名下。在这次发现的长篇铭文中，以“王曰太保”开头，先褒扬了太保其人，又有“令克侯于匽”的册命。由于周初任太保的是召公奭，所以把封燕之事与召公联系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但因铭文中多有省文，时间、地点、作器者等都已省去，特别是对于“令克侯于匽”句中“克”字，究竟是名词还是助动词，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全铭的释读和解释出现了岐意。专家们一致认定M1193号大墓是西周燕侯的陵墓，且是燕国第一位君侯之墓。但在第一代燕侯是谁的问题上便产生了分岐。殷玮璋认为M1193号大墓就是太保召公之陵，召公受武王的册封成为第一代燕侯，并亲自到位就封。不过他在成王、康王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仍在丰镐供职太保，死后才归葬于燕国。
  有的学者根据唐人司马贞在解释《史记》“封召公于北燕”时说的一句话，认为当初召公本人并未亲自到燕国就封，而是像周公一样，由自己的长子去燕国就封，召公本人一直在宗周做太保。因此，第一代燕侯应是召公的长子，那么M1193号大墓也就自然是召公长子之陵了。
  关于墓主是谁的分岐一时无法做出统一的结论，但取得共识的墓主是燕国第一代君侯的结论，无疑具有重大的科学研究价值，为早期燕国史和西周初年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参考资料。M1193大墓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北京琉璃河遗址就是西周时期燕国的都城。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琉璃河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于1997年被正式列入“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设置了“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的分期和年代测定”这一专题。专题分别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赵福生、王鑫、田敬东，考古系雷兴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王巍、柴晓明等考古学家承担。在“工程”开展后的几年中，赵福生等考古专家通过对以往发掘资料的整理，以及对城址、宫殿区附近的祭祀遗址等进行补充发掘，得出了一个可靠的分期结论。关于西周燕都遗址的始建年代，赵福生等研究后认为，琉璃河遗址内应有三种文化共存：“周文化、商文化和土著文化(即张家园上层文化)。其中商文化系统的陶器有些可能早到殷墟四期，延续到西周初期。但在西周燕都遗址中的居住址发掘的所有遗迹中出土的陶片，一直未见单独只出商文化系统陶片的遗迹，基本上是与周文化系统的陶片同出，有些甚至还有土著文化的陶片，这种现象就说明一个问题，即西周燕都城址内所有文化遗迹及文化堆积，都是召公封燕以后形成的。”
  “工程”专题研究人员结合城墙基础和城外护城河内出的遗物推断，认为燕都城址始建于召公封燕之后，而绝不会早到商末。这样，就彻底避开了商周之际考古学文化难以区分的纠葛，为确定早期燕文化及武王伐纣的年代提供了一个准确的下限年代标准。根据文献记载，“工程”专题组认为，周初封燕之事应为成王时，因武王之时，召公还不是太保而只称召公。另从《史记集解》“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的记载推断，虽然召公被封于北燕，但召公本人未就国，而由其元子代之。可见，克罍、克盉铭文中的“王”指成王，M1193的墓主人“克”即召公之“元子”也就是第一代燕侯。
  琉璃河遗址M1193墓葬椁木保存良好，经常规14C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015—前985年，这个数值为西周始年的推断提供了参考依据。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进行中，赵福生等专题人员于1996年秋，在琉璃河遗址灰坑H108第一层和第三层中，发现了三片刻字龟甲。其中第一层出土的一片龟甲上刻有“成周”两字，这两个字的发现，对年代学的研究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断代意义。
  据文献记载，成周营建于成王初年。因此，“成周”卜甲的发现，表明H108的年代不会早于成周的建成，即其上限不会超过成王时期。从H108灰坑发掘的情况看，地层关系明确，是琉璃河遗址中时代最早的西周遗存之一。通过对其出土器物的特征分析，H108的年代应属西周早期的偏早阶段，将所出碳化样品用AMS测年，结果为公元前1053—前954年之间。这个测年结果与M1193号大墓的测年数值对比研究，从另一侧面支持了成王封燕说。 据此记载，封燕及修筑燕都之事更可细推为成王元年至成王十二年之间，也就是说，燕都遗址内的最早测年数据，应在成王元年至成王十二年这一范围之内。
  如前所述，通过“工程”专题组人员对居址器物分期和墓葬分期，可以看出西周燕都遗址的最早年代就在周初，这个年代已接近武王伐纣之年，因而，遗址的最早年代便成为检验武王克商年代的下限。根据琉璃河一期墓葬中最早的年代数据的中值推定，这个下限应是公元前1020年。也就是说，武王克商这一历史事件，不会晚于公元前1020年。
  第八章 天时、地利、人和寻找早期的晋国都邑
  同琉璃河遗址近似，天马——曲村遗址同武王克商这一事件同样有着直接的参照关系。
  位于山西曲沃的天马一曲村遗址，是晋国的早期都邑，总面积达8．75平方公里，是已知山西境内规模最大的西周遗址。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人员在此发掘了大面积的周代居址和500余座西周初期至春秋初期的中小型墓葬，90年代又在遗址的中心区发现了有着重大学术价值的晋侯墓地。
  前文已述，周武王在克商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曾进行过大规模的分封。但武王在位的短短几年中，周人对全国的统治并不巩固，政治上潜在着严重的危机。因此，在他死后，其子成王即位，由周公(姬旦)摄理政事，不久即发生了管叔、蔡叔之乱。周公奉成王之命，出兵征伐，历经3年终于平息了这场战乱。之后便有了晋国始封地的出现。
  据《史记·晋世家》等文献记载，当武王与其后邑姜(姜太公吕尚的女儿)欢会之时，梦见天帝对自己说，我命你生个儿子，名虞，将来把唐国封给他。那里是参宿的分野，叫他在那里蕃育自己的子孙。不久，邑姜果然怀有身孕，当胎儿出生后，手上竟有一个虞字，故起名为虞。因为这孩子是武王的第三个儿子，按照伯、仲、叔的排法，又称为叔虞。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当管、蔡之乱被平息之后，有一天，年幼的成王与叔虞戏耍玩闹，成王削一片桐叶为珪赠与叔虞说：“以此封若。”身旁的史佚听罢此言，立即请求成王择吉日封立叔虞。成王不以为然地说：“吾与之戏耳。”史佚反驳说：“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意思是作为天子不能胡说八道，凡说过的话就要落到实处。于是成王遂封叔虞于唐。因唐国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
  年幼的成王也许不会想到，他的一句戏言竟然成就了周朝境内最为强大的北方雄邦——晋国的600年皇皇伟业。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父继位，改称晋侯，同时把唐国也改称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