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国际行动队中，这样的牺牲者绝非他一人。他们也同样是为抗战牺牲的，他们也同样是抗日英雄。
  10月，傅志忱又发展了卡车司机李荣，12月又发展了北平飞机场的劳工张荣，北平行动队仍然在进行活动。
  然而，由于张回子被炸给傅志忱带来的恐惧，使他不敢亲临一线行动，常常是躲在幕后遥控指挥，对手下的工作也不了解。甚至达到了虚报战果的程度。傅志忱，渐渐消沉了……
  傅志忱，于1940年4月，在前往石家庄执行任务的前夕，被北平日本宪兵队逮捕。
  行动不分关里关外
  1936年1月，秋世显自回到大连至今已有近三个月了。刚来时的大连行动队已近乎支离破碎，陷于瘫痪，他只能将自己以前亲手发展的行动队员吴成江、卢炳义重新召集起来，但是，距离整顿成一支坚强的战斗队还相差甚远。所以，头几个月他将工作重点放在了组织工作上，对现有的行动队员进行业务培训、思想教育，争取早日开赴抗战的第一线。不久，于守安归队，使大连行动队的力量得到了充实。
  2月，天津。
  黄振先坐镇天津指挥各地的行动队，一时天津成了国际行动队的大本营。各个方面的交通员来往于英租界二十一号路，热闹非凡。而此刻，深受秋世显影响的石永贵，已锻炼成一位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他先后联络了李玉生（大老黑）、王清海、李梦玉等人，使天津行动队的活动又迅猛地开展起来。
  黄振先为进一步加强天津行动队的力量，再次向大连发出命令，调骨干分子入津。
  1936年3月，大连骨干分子邹立升增援天津。立刻，天津行动队在石永贵、邹立升两员大将的领导下，开始大规模的对日军袭击活动。
  5月，邹立升伪装成苦力潜入天津大王庄日本陆军仓库第六仓库，偷偷放置一个放火药，引发大火，烧毁大批日军军毯、帐篷等物资，直接损失达三十万元。
  5月末，石永贵带领李玉生身背炸药，偷偷潜到京山线张贵庄军粮城间的铁路准备爆破。
  一天深夜，石永贵、李玉生装扮成农民，背着两口袋玉米偷偷来到军粮城附近铁路线上。两人刚靠近铁路线，就被两个扛枪的日军士兵发现，一名日军伍长持枪走过来。
  “你们小偷的干活！”伍长命令石永贵、李玉生放下袋子。
  石永贵说道：“太君，我们是良民。自己家的玉米，想拿到集市上去卖。”
  伍长蛮横地说：“粮食，皇军征用，快快地走！”
  石永贵和李玉生被日军伍长、上等兵押到了附近的一个铁路值班室。里面有一个中国信号工人和一个日本段长。两个鬼子好像和他们挺熟，大家见面又说又笑，好不亲热。不一会，他们便将石永贵和李玉生连同两袋玉米关在里间的小屋内，然后几个人在外屋喝起酒来。
  石永贵懂几句日语，他躲在门口听了半天，终于明白，原来这两个鬼子经常以这种方式抢中国人的东西，然后让那个信号工拿到集市上去卖，所以他们混得很熟。
  石永贵非常气愤，决心惩罚他们一下。
  半夜，又来了两个鬼子喝酒，这伙人大吃大喝，又唱又跳，到了后半夜已有醉意。
  石永贵经过观察，发现这间屋子虽然没窗子，但棚顶并不结实。于是，李玉生和石永贵搭成人梯，很快就将棚顶的瓦片掀开一个小洞。李玉生爬上房顶，回头发现石永贵从米袋子里拽出了导火索，又从另一个袋子里摸出一盒火柴，迅速点燃。
  李玉生立刻明白，石永贵要炸了这些鬼子，于是，他解开腰带顺下，石永贵抓住腰带几步爬上房顶。两人消悄溜下房顶，一路狂奔……
  这时，轰的一声巨响，值班室小屋炸上了天，顷刻间夷为平地。
  “石大哥，你真行。”李玉生一边系着腰带一边说，“炸不成火车，炸几个鬼子也挺值的！”
  两人相视一笑，一猫腰钻进了附近的庄稼地里。
  1939年5月中旬，青岛。
  在青岛东镇外吴家村的一间破草房里，赵国文躺在草堆上思索着。自去年秋天潜入青岛以来，工作成绩不大。刚开始在市内普济路十二号张同宴家落脚时，还想发展他加入组织，哪料这个小工头贪生怕死，根本干不了大事。无奈，赵国文只好自己伪装成苦力在码头上瞎转，有几次险些被宪兵抓住。最后只好逃到码头工人黄成山的家中。经过考查，他觉得黄成山为人忠厚、老实、有心计，决定发展他为行动队员。
  一开始，黄成山有些害怕，总认为有老婆孩子，怕出事牵连家人。赵国文告诉他，就是当顺民也不见得就安全。不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就没有工人的活路。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黄成山受到了很大触动，毅然决定参加行动队。
  最近几天，青岛码头运输繁忙，肯定又到了大批物资，赵国文决定让黄成山留心侦察一下，准备动手。
  一天傍晚，黄成山跑回家跟赵国文说，“青岛码头日军野战货场运进来不少货物，我搬运的时候发现都是羊毛、麻、马草、豆饼之类的东西，你说这该不该烧？”
  “烧，这都是日军的军用物资。”赵国文肯定地说，“不烧留着它去养日本人、日本马去？”
  “那，那咋个烧法？偌大一片货场，看得又那么严，连根火柴都带不进去……”黄成山有些为难。
  “老黄，你别怕，我带你去，让你开开眼。”赵国文拍着黄成山的肩膀说道。
  2月11日晚，赵国文伪装成码头工人混进了野战货场，在黄成山的带领下来到堆放羊毛的十三号仓库。只见赵国文从嘴里掏出一个小眼药瓶，然后又将小褂的下摆撕开一块布，抖落一些药面在上面，将小瓶和药面一包，塞进了羊毛货堆中，拍拍黄成山示意赶快离开。
  两人出了货场，黄成山不住回头张望，他见没动静，便问：“咋没烧起来呢？”
  赵国文拉他到附近的一个小铺坐下，要了半斤烧酒和两碟小菜，两人喝了起来。
  赵国文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小声对黄成山说：“等到了7点，货场准着火。”黄成山听了，半信半疑。
  “当当……”墙上的挂钟刚敲过七下，小铺内喝酒的食客纷纷惊叫起来。“着火了，码头着火了。”争先恐后地跑到街上观看。
  黄成山也急忙起身来到街上，只见码头十三号仓库浓烟滚滚，烈焰腾腾。到这时，他才对身边这个“河北侉子”彻底信服了。
  赵国文放的这把火，是至此为止青岛码头的最大一次失火，令日方直接损失近四百万元。
  2月29日，黄成山勇敢地潜入码头第一号仓库放火，烧毁了一批军装、被服，由于扑救及时，只损失了五千元。
  码头大火激怒了日本宪兵，他们实行戒严、搜捕，闹腾得非常凶。赵国文见形势紧张，便躲到东镇外吴家村安心地休息起来。
  5月中旬，日本当局放松了警戒，码头趋于平静。赵国文见风声已过，便和黄成山合计，再放一把火。此刻的黄成山已成为一名坚强的抗日战士。他自告奋勇要求独立完成任务。
  6月9日上午，黄成山像往常一样拿着饭盒，来到青岛第二号码头上班。
  门口的日军哨兵示意黄成山打开饭盒，见里面的是高粱米咸菜，便挥了挥手让他进去了。
  中午，黄成山利用吃饭的机会，将饭盒底层藏着的手绢包拿出来，悄悄地来到三号仓库，他知道这里是棉花，全部是易燃品。见四下无人，黄成山麻利地将发火药包放进了货堆中。
  当晚7时左右，青岛二号码头三号库房浓烟滚滚，又燃起了大火。据悉这次大火造成的损失也不下四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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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6月11日，大连。
  西岗基督教会福音堂。教众做完祷告后便纷纷起身离开，眨眼间福音堂内空荡荡的。
  传教士孙文凯合起圣经刚想离去，就见曾也是这里传教士的洪德锡带着一位年轻人走来。
  洪德锡一见孙文凯，便小声介绍说：“这就是邹立升常常提起的秋世显兄弟。”
  孙文凯热情地和秋世显握了握手，“秋兄弟，久闻大名，今日一见，真是年轻有为。”
  秋世显笑了笑，“我也久闻孙教士古道热肠，扶危济困，颇具仁义之风。”
  三人来到福音堂里间的教士休息间坐下。
  原来，早在这一年2月，邹立升就发展了福音堂的传教士洪德锡为行动队员。洪德锡是大连人，少年时便在西岗子基督教会福音堂听道，以后又在安东劈才清三育中学神道分校读书，毕业后在西岗子基督教会任传教士。由于常看一些进步书籍，又受进步师生的影响，逐渐对基督教产生反感。这时，恰遇邹立升，便毅然决定加入抗日组织，走上一条救国救民之路，并立刻将自己的好友西岗基督教会传教士孙文凯也发展成为行动队员，共同走向抗日的道路。
  寒暄过后，秋世显开口问道：“孙教士，不知你近来工作开展得如何？”
  “有成效。”孙文凯说。“我发展了一个教友为我们组织的成员。他是市内达公书店的老板，叫李泽民，为人诚实，憎恨日本人，绝对可靠。”
  “李老板我认识，他是个好人。”洪德锡在一旁说道。
  “好，很好，”秋世显说，“我希望你们能在教会内更多地发展信教工人为行动队员，为我们的组织增添新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