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北望去，一个日本兵扛着上了刺刀的长枪在岗楼上来回巡视。岗楼上伸出的铁板上醒目地写着三个大字：吾妻驿。这便是日本陆军专用车站仓库，存放着大量军需物资。岗楼下面，一群苦力工人正从平板车上往仓库里搬运货物。两个日本监工手持大棒，横眉竖眼地斜瞪着每个工人，生怕出现差错。
  上午9点多钟，从码头方面推来二三十辆满载货物的铁轮平板车，停在仓库门前。日本调度长平野指着车上的货物，凶神恶煞般地嚎着：“小心的干活！”
  夹在工人中间的宋德贵，见此情景，也高声附和着：“要小心的干活，小心的干活。”
  宋德贵今天特别卖力气，他从库到车，从车到库，来来回回干个不停，乘机把发药放进了货垛中。监工的日本人见他忙得满头大汗，伸出大拇指夸奖他：“你的大大的好！”
  宋德贵受到表扬，干得更欢了。225号门前的货卸完了，别人都去休息，他又跑到227号仓库门前干了起来。
  这一天，可把宋德贵累得够呛。可他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傍晚，院子里驶进来一辆黑色小轿车，仓库主任田中率部下急忙走出办公室。
  这是每天的一次例行检查。
  田中领着上司小泽在院子里检查了一圈，然后自信地带头进了225号仓库。
  仓库里的垛位摆放得有条有理，整整齐齐，小泽一边走一边说：“不错，真不错。”
  受到上司的称赞，田中洋洋自得：“227号也是这样。”说着，与小泽等人向227号仓库走去。
  就在田中拉开227号仓库大门的一瞬间，一股火苗突然窜了起来。田中一伙惊呆了。过了一会儿才大声惊呼：“来人救火呀！快来人呀！”
  工人们已经下班，仓库里只有几个执勤人员。慌乱中，他们只顾救227号仓库的大火，却不知225号仓库也着起火来。待火光惊动了大广场（今中山广场）消防署时，两座库房已经烧得有皮没毛了。
  宋德贵站在寺儿沟的小山上，眺望着远处的滚滚浓烟，像父亲欣赏着刚出生的儿子，心里充满了骄傲。
  据事后估算，这场大火，使日寇损失近六十万元。
  越烧越旺
  1938年2月末，上海总部再次将黄振先调回天津，同时抽调大连行动队的骨干分子秋世显、石永贵、宋德贵一并到天津工作。
  选派的精兵强将汇聚天津之后，黄振先立刻在英租界二十一路耀华里的杂食铺召开会议。
  黄振先在会上着重指出：“鉴于日本军队对中国内地咄咄逼人的态势，有必要在天津制造几起大爆炸，打乱敌人的运输。我们的主攻方向就是塘沽和天津之间的铁路！”
  2月28日，黄振先和秋世显装扮成卖杂货的小贩，推着一辆手推车来到天津站以东大连沽附近的铁路线旁。
  中午，两人装作很累的样子，在路基旁坐下，观察下手的地点。
  这时，两名巡逻的日本兵持枪走来，一见两人，便如临大敌地扑了过来。
  “你们什么的干活？”一名日军上等兵端着带刺刀的步枪大声吆喝。
  “我们的小买卖，累了，歇一歇的干活。”秋世显站起来，从车上捧一把花生递给上等兵。
  两个日本兵把花生“嘎吱”、“嘎吱”大嚼了一阵子。然后，上等兵一挥手，“这里不准休息的干活，通通开路的！”
  黄振先和秋世显急忙起身推起小车离开。
  走出不远，黄振先见日本兵已经走开，站住说道：“我看这里埋炸药正好，是个三岔口，一炸两个方向的火车都完蛋！”
  两人立刻行动起来。秋世显解开麻袋，将花生倒在车上，从袋子底掏出一大包炸药。黄振先也从另一个袋子里摸出了雷管、导火索。两人将炸药包塞到枕木中间……
  傍晚8时，大连沽铁道线发生爆炸，一列日军军用货车被掀翻在路基旁。
  3月18日，秋世显、石永贵化装成卖菜的农民，挑着菜担子来到天津站东一带的铁路线附近。两人一边走一边机警地察看四周。
  石永贵是辽宁奉天凌中县人，在北平时与秋世显同是东北中学的同学。石永贵为人机警、仗义，与秋世显过从甚密。当秋世显到大连工作时便将他从奉天招来，参加了国际情报工作，奉命潜入大连日军陆军仓库。
  两人选好一处理想的爆破地点，见四下无人，便迅速撂下菜担子，从筐里拿出炸药、雷管、导火索，紧张地忙碌起来。
  下午5时30分，天津站以东约二华里处铁路发生爆炸。虽没掀翻列车，却使那段铁路的通车中断了十几小时。
  自从秋世显、石永贵等一批精兵强将调离大连以后，大连行动队的组织开始松散下来，士气也低落了不少，几个月苦心建立起来的完整行动体系发生了动摇。整个大连地区工作的重任都压在了赵国文一个人的肩上。赵国文打起精神，通过各种方法争取更多的工人参加组织，努力保持行动队的战斗力。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赵国文组织中的行动人员又充实起来，活跃在第一线的人员主要有：王金泰、宋德贵、吴成江、周文礼、张学贵、陈更茂、居德义、阎禄增。这是一批抗日的先锋，这是一批真正的反法西斯战士。
  3月20日，在赵国文指挥下，陈更茂对大连码头东部503号堆积场实施放火；3月24日，行动队员王金泰再次在大连码头东部501号堆积场放火，造成敌人十几万元的损失。
  赵国文觉得这两次纵火对日寇震动不大，决定实施一次空前规模的大火。经过反复考察，他将目标定在了甘井子石油化学厂。
  大连湾北侧甘井子码头区，座落着满洲石油株式会社，化学工厂区就在码头厂区的里面。甘井子石油化工厂是当时最大的石油加工厂，担负着关东军和部分华北日军的石油供应，战略意义非同寻常。
  为了更好地炸毁这个庞大的石油厂，赵国文和该厂工人吴成江在4月6日特意来到工厂附近观察，两人从中午一直守候到半夜。
  约午夜时分，一队日本空军的油罐卡车隆隆驶进甘井子炼油厂。正是运送航空汽油的时候了，尽管现场没有一个中国工人，日本警备队仍然迅速拉出警戒线，刺刀在强烈的灯光下闪着寒光……
  侦察完毕，赵国文和吴成江回到他们的居住地杨家小铺，躺在地铺上研究对策。
  “小鬼子防备很严，从外边很难下手，”赵国文对吴成江说，“你看能不能从内部想想办法？”
  “难啊！”吴成江叹了一口气，“单说这放火药就很难带进去。你知道么，日本人让工人脱光衣服，连裤裆都搜，你说……”
  赵国文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道：“你们上下班都经过哪些程序？”
  “上班搜身、交身份牌，下班搜身、洗澡、交牌，换衣服出来。”吴成江说。
  赵国文想了想，又问：“你们洗澡用的肥皂是日本人发的吗？”
  “一开始还发，后来不怎么发了。”吴成江说道：“大慨是让工头扣下，私自卖掉了。”
  赵国文忙问：“那自己带块肥皂，日本人管不管？”
  “不管。”这回吴成江回答得很肯定。
  赵国文心中立刻有了主意。他立即通过交通员向天津的黄振先发出请求：请速支援“特种炸弹”。
  第二天清晨，海港码头检票口处，一位身穿蓝色旗袍的妇女，扯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拎个花布包袱，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从容地通过搜查，登上开往塘沽的班轮。
  她，叫包玉侠，就是大连行动队派往天津的交通员。别看她性格娴淑、温存，但跑起交通，却很泼辣、机警过人。她曾巧妙地甩掉汉奸、特务的跟踪，支走形迹可疑的问路人，还同丈夫邹立升在家研制放火药。这一回，她奉赵国文之命只身前往天津面见黄振先，执行秘运炸药的任务。
  当天傍晚，包玉侠到了天津。为安全起见，下船后，她叫了一辆人力车，住进了靠英租界的一家小旅馆。
  第二天8点多钟，包玉侠带着孩子进入英租界。按照事先约好的地点，来到二十一号路耀华里的一家店铺。
  “请问李大姐在吗？”
  听到有人问话，从货架后面走出一位胖胖的中年男人。
  “是显荣来了吗？”男人摸着孩子的头，亲切地问道。
  这是约定的暗号。包玉侠听他叫出显荣的名字，知道是自己人，忙急切地说：“我找李大姐有事。”
  胖男人小声说道：“我就是李大姐。”
  包玉侠恍然大悟。面前这位胖胖的中年男人，就是代号“李大姐”的国际情报组织天津地区负责人黄振先。
  当天下午，黄振先将一大盒特制的“肥皂”交给包玉侠。这可不是几块普通的肥皂，这是经过精心研制的延时“化学燃烧弹”，威力大，燃烧速度快。
  第二天，包玉侠带着孩子登上了返回沈阳的列车。在车厢中，包玉侠回想着黄振先的话：“把东西放在行李架上，如果有人检查，千万不要承认是自己的。”这样的叮嘱使包玉侠的心一直紧悬着，生怕出现意外。
  车到大连，包玉侠从车窗往外望去，站台上满眼都是日本警察的身影。她不由四下张望，盘算着出站的良策。
  突然，她眼睛一亮。隔她两排的座位上，一位妇女抱着没睡醒的孩子，正吃力地往肩上挎着大包袱。包玉侠赶紧上前，笑吟吟地说：“大姐，我帮你抱孩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