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由于缺乏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空中目视侦察与照相侦察能力均受到严重影响。
  然而，兵力单薄的状况不只表现在远东地区。在国内，整个总预备队只有被精打细算的人们搞得仅剩下骨架的第3架子师，加上第82空降师。
  这就是遣散军队给我们造成的状况。此外，遣散军队还使我们陷入了这样的困境，除了那些后备役人员亦即那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复员的老兵之外，我们已无处搜寻受过训练的兵员了。这些老兵大都刚刚安顿下来，已经有了他们在整个战争年代梦寐以求的称心工作和家庭。这些人已经流血流汗，备尝艰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都不愿意重返军队，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再重新吃一次苦头。他们的这种思想状态是可以理解的。政府也不愿意再征召他们入伍。可是，此外还能到哪里去寻求所需要的人员呢？如果征召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入伍，并使他们具备参加实战的能力，那要花费一年的时间。可是，眼前的战斗是如此紧迫，以至于不得不把部队空运到前方去。所以，除非让退伍的军人再次服投，否则别无它法。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阿瑟急切地要求抽调越来越多的部队投入战斗。开始，他要求上级投入一个团战斗队，后来又估计需要两个齐装满员的师。七月七日，他要求派出四至四个半满员的师并加强一个空降团战斗队和一个由四个中型坦克营组成的装甲群。两天之后，他电告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还需要马上获得一个“至少由四个师组成并带有全部建制兵种勤务部队的野战集团军”。不难理解，他对五角大楼的上司是很不耐烦的。他的上司们对于把我们当时的全部军事力量用于一个我们并未选择过的也许还是非常次要的战区感到犹豫不决，这也是不难理解的，更何况这些军事力量当时还没有在那个战区展开。
  对于远东方面请求的兵力是否过大也有人感到怀疑。
  有的人还担心，我们这样地消耗手中现有的军用物资和军事实力，也许花一两年的时间都补充不上。还有一点也不很清楚，就是杜鲁门先生的方针(迫切希望尽一切可能避免在我们没有作好准备的被动情况下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已经被东京的麦克阿瑟完全理解了。因此，决定派总统的特别代表艾夫里尔·哈里曼专程前往东京与麦克阿瑟将军商谈。拉里．诺斯塔德将军和我奉命随同前往。
  当我们离开华盛顿时，五角大楼内有一种很强烈的意见，我也有这种意见，反对批准麦克阿瑟抽调第3师的请求。该师实力严重不足，毫无战斗准备，而且、抽调了该师，总预备队就会只剩下唯一一支主力部队：第82空降师。至于说抽调第82空降师，或者为了向麦克阿瑟提供他们所要求的空降团战斗队而削弱该空降师的战斗力，我是准备坚决反对的。但是，正象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我在考虑这些问题时还没有获得机会亲身感受麦克阿瑟那很强的说服力、自信心、雄辩的口才以及提出一个大胆的军事计划时那种高超的技巧。
  会议在东京从六日开到八日，这次会议是麦克阿瑟个人的一次胜利。他用了两个半小时扼要地阐述了自己关于朝鲜问题的总计划以及完成这项计划所必需的条件。当时在场的人只有哈里曼先生、诺斯塔德将军、阿尔蒙德将军和我。在他说完之后，他的观点赢得了我们一致的支持。
  通过麦克阿瑟这次出色的解释，以及在我对“铬铁行动”计划亦即仁川登陆计划进行研究之后，我自己的疑虑已大部消除。在乘飞机回国的途中，哈里曼先生、诺斯塔德将军和我都同意回国后支持麦克阿瑟的请求，因为其他方案看来危险性太大。
  麦克阿瑟主要论述了在冬季到来并压倒我们之前在南朝鲜迅速取胜的必要性。他指出，朝鲜严酷的冬季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可能会超过进行一次短期战役所造成的战斗减员。他警告我们说，到十一月中旬，大雪和寒风就会向我们袭来。同时，他现在一天要损失一千人，而补充的人数甚至还不能使他的部队保持现有的实力水平。他强调说，如果迟迟不能获胜，还会增加中国和苏联军队进行公开干涉的危险性。但是，为了歼灭在南朝鲜的敌军，必须在九月二十五日发起这次攻势，而且，为能稳操胜券还要以足够的兵力发起这次攻势。否则，在敌人巩固阵地并得到增援之后，我们就会在更加不利的时机进行一场更为困难、需要付出更大代价的战争。
  当然，我们的远东司令煞费苦心提出的那套详尽而令人信服的论据远不止这些。
  在这次会议的始终，以及在开会前一天我在午餐桌边坐在麦克阿瑟将军身旁所度过的那段时光，都可以明显看出，他是尊重上级、按自己的指挥系统办事、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的，而且也是忠于政府的。
  对此，我的印象极为深刻。所以，在这次会议之后，当我第一次与哈里曼先生和诺斯塔德将军单独在一起时，我曾几乎用同样的话谈到过这种印象。他俩都表示赞同我的看法。
  哈里曼还谈了一点自己的看法。他说：“应当把政治问题和个人考虑撇在一边。我们的政府应当把麦克阿瑟将军作为一大国宝加以器重，他确实是个国宝。”［奇+書*网QＩＳuu.cＯm］
  我们回国后都准备做些说服工作，争取尽快满足麦克阿瑟的请求，立即把第3师调拨给他(第3师已得到一定的补充，来自波多黎各区的第65步兵团和当时还在巴拿马的第33步兵团的一个营均已编入该师)。
  我的有关东京会议的笔记(这些笔记从未复制过，至今仍归我个人保存)表明，那是一次内容广泛的坦率的会谈。会谈不仅涉及到当时朝鲜的形势问题，而且涉及到总司令关于应付各种意外情况的个人打算。好在这些意外情况从未发生过。麦克阿瑟特别关心福摩萨问题。他发誓说：如果赤色中国愚蠢地去进攻那个岛屿，他将火速赶去负责指挥，“使他们遭受惨败，从而使这场战斗成为世界上决定性的战斗之一。这将是他们的一场巨大的灾难，它将震撼亚洲，可能还会击退共产主义的浪潮”。至于红色中国是否会采取如此愚蠢的做法，他是表示怀疑的。但是，他说，“我每个夜晚都祈祷赤色中国能这样做——我常常是跪下来在那里祈祷。”当然，现在还没有一个人可以断言，他这种降伏共产党巨龙的勇士的梦想，是否就是促使他后来不顾后果地向满洲边境进攻的原因。但是我想，这一点确曾促使他幻想取得彻底的胜利。
  然而，在当时，正如我早先说过的，麦克阿瑟尊重上级的态度给我以很深的印象。他提出自己的方案时丝毫也没有对上级不忠诚的表示。当时，也没有任何迹象预示着那种不同意志的冲突。那种近乎于不服从上级的冲突，后来使这位勇敢的老兵被突然解除了职务。他自信、乐观、骄傲，善于雄辩，无所畏惧——可是，他当时给人的印象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人，似乎随时准备不讲价钱地去执行上级下达的任何命令。
  至于仁川登陆计划，由于该计划很高明，构思合理，对极细微的问题都考虑得非常周密，因而我立即就对这一计划表示了支持。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无权作出决定；必须把参谋长联席会议中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先生们争取过来才能使这次行动计划获得批准。
  对这个计划能否成功表示怀疑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只有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时才能在仁川取得胜利，那就是要正确地选择时间，要有极好的运气、密切的协同、完全的突然性和极其勇敢的精神。在朝鲜整个弯弯曲曲的海岸线上，再没有比仁川更难突击的地点了。仁川的天然防御条件使敌对的一方几乎无法从海上接近。退潮时，三十英尺高的潮水在近一英里宽的泥滩上留下一条难以通过的弯曲水道。这块泥滩好象是专为使我们的坦克登陆舰搁浅并使其成为炮兵的目标而形成的。一个在我看来坚不可摧的小岛瞰制着水道。通向港口的唯一接近路水道本身肯定已经布雷，小岛上也一定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此外，登陆作战时间选择在台风季节，狂风很可能把我们的登陆部队吹散，使他们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从而被消灭掉。
  因此，无怪乎抱怀疑态度的先生们仍坚持怀疑的态度。象詹姆斯·多伊尔海军少将和奥利弗·史密斯陆军少将这些具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丰富登陆作战经验的老将都没有对这种方案引起兴趣。不少其他的方案也提了出来，其中包括在东海岸的元山实施登陆，或者在远在仁川以南的群山实施登陆。在群山登陆可以更快地给釜山当面之敌造成压力。但是，麦克阿瑟拒绝采纳所有这些方案，尽管他后来很感谢参谋人员准备了一份在元山登陆的详细计划。
  唯有在仁川登陆才是可行的，因为，只有实施仁川登陆才能给敌人以必要的沉重打击，从而在冬季到来之前将其歼灭——通过这种打击，可以切断敌主要补给线和交通线，井能获得同由釜山防御圈出击的部队会合的机会，消灭夹在登陆部队和由防御圈出击的部队之间的敌军。
  八月中旬，为了审查这个仅仅作为一种设想提出的计划是否可行，参谋长联席会议派海军作战部长福雷斯特·谢尔曼海军上将和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上将去东京会见麦克阿瑟和他的参谋人员。全体主要军官包括多伊尔上将和史密斯将军在内都出席了会议。会上，麦克阿瑟将军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不仅提出了应当采劝铬铁行动”的理由(他指出，除军事上的好处外，仁川登陆的胜利还能使南朝鲜人收获稻米，并能为解放这个新生国家的首都在精神上产生重要的鼓舞作用)，尤其还表明了他对很快取得胜利的巨大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