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傅作义军奉命撤退，到达怀柔和顺义两县以北。5月下旬，日军已经占领秦皇岛、北戴河、密云、遵化、唐山等二十二个县，进逼北平和天津，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
  日军兵临城下，北平城内一片混乱。华北军事当局准备南迁保定。这时候，日本政府认为停战的有利时机已到，便提出举行谈判。国民党政府心甘屈辱妥协，接受日方条件，于5月25日开始停战。同一天，中共中央发表《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平津告民众书》。
  大刀队振奋全国民心(8)
  5月31日，中国军代表熊斌和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日本陆军运输派出所签订了自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以后最严重的卖国条约《塘沽协定》。协定草案是冈村宁次提出的，一字不容修改，熊斌只能回答“同意”或“不同意”，这使人们想到了清末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日本的那场谈判。《塘沽协定》使冀东变成了“满洲国”第二，并将华北置于日军监控之下，为日本全面侵略中国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个卖国《协定》，招来全国一片抗议声。在《协定》签订的第二天，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通电反对。
  蒋介石不许结拜大哥抗战
  冯玉祥收复失地，蒋介石却不许结拜大哥抗战。
  妥协者总在放弃原则，而爱国者总在想法子抗争。当傅作义的部队离开张家口开往北平附近抗战时，长年被蒋介石冷落的爱国将领冯玉祥，把山西汾阳军校的三千多名学员调到了张家口。冯玉祥将他们扩编为一个师，任命支应遴为师长，所辖三个团的团长，都是共产党员。不久，原西北军将领方振武率领旧部从山西介休徒步行军到达张家口。从东北与热河退入察哈尔的抗日军队，以及蒙古自卫军和察哈尔的地方武装，都表示服从冯玉祥的指挥。冯玉祥的老部下吉鸿昌等人，先后来到张家口，各自收编了一部分抗日武装。
  在《塘沽协定》签订的前五天，张家口举行了全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救国军，一致公推冯玉祥出任同盟军总司令。冯玉祥公布同盟军下辖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吉鸿昌的第二军，佟麟阁的第一军，阮玄武的第五军，张凌云的第六军，李忠义的第十六军，黄守中的第十八军，邓文的第五路军，孙良诚的骑兵挺进军，张砺生的察哈尔自卫军，蒙古军，以及同盟军直属部队，共约十万人。
  冯玉祥下令查抄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任命佟麟阁为察哈尔省代理主席兼民政厅长，任命吉鸿昌为警备司令兼警务处长和公安局长。
  《塘沽协定》签订的第二天，日军就开始轰炸独石口，几天后陆续攻陷宝昌和康保，张北告急，张家口震动。冯玉祥急调张凌云军、李忠义军和自卫军等部队防御张北。方振武派抗日救国军的一部到独石口应战，冯玉祥派张凌云率领一个旅协助防御独石口，以稳定察哈尔的局势。
  接着，同盟军收复察哈尔东部被日军侵占的四个县。6月22日，张砺生的部队首先进攻康保，经过三小时战斗，崔兴武的伪军向东逃窜，王德重率领同盟军收复了康保。
  第二天，同盟军兵分两路，吉鸿昌等人率领左路军向宝昌发起进攻，李忠义率领右路军向沽源挺进。沽源有两支伪军防守，其中刘桂堂的部队通电反正。同盟军打退了陷入孤立的张海鹏伪军，收复了沽源。随后，左路军在宝昌外围狠狠打击了张海鹏和崔兴武的伪军部队，迫使他们逃往多伦，同盟军又收复了宝昌。
  这时，吉鸿昌得到一个情报：蒋介石要将东北划归日本，多伦也在其中。他决定先发制人，乘胜收复多伦。日军非常重视多伦这个交通枢纽和军事重地，派骑兵第四旅团和一部分伪军驻守。城外筑有八挂炮台三十二座，还有内外交通壕和电网等防御工事。
  吉鸿昌决定集中四个师的兵力攻打多伦。大家商定，张凌云从左路进攻，李忠义从中路进攻，刘桂堂从右路进攻，吉鸿昌和邓文率领总预备队。
  各路部队在多伦外围集结完毕，三路同盟军发起进攻。日伪军凭借完备的工事和强大的火力拼命顽抗，攻城部队奋勇冲锋。这一场激战打了两天三夜，多伦城还是没有攻下。吉鸿昌急了，连夜率领敢死队，脱掉上衣，赤膊匍匐前进。他连续三次指挥登城，部队还是被日军的火力顶了回来，付出了伤亡两百多人的代价。
  吉鸿昌向冯玉祥报告战况，冯玉祥回电说：“你干不了，请你离开，我来指挥。”吉鸿昌看了电报，失声痛哭，给冯玉祥发电说：“打不下多伦，就不回来了。”
  到了拂晓，同盟军又发起几次进攻。突然，日军飞机过来袭击，部队伤亡加重，只得暂时退回原阵地，等待合适的机会。
  吉鸿昌眉头紧锁，想到一个办法。他秘密地派出一名副官，带领四十多名士兵，化装成伪军，悄悄潜入城内。凌晨1点钟，天色漆黑，吉鸿昌命令部队发起猛攻。部队接近城墙时，潜入城内的部队立即鸣枪响应。日伪军听到后方响起枪声，乱成一团，同盟军趁势从北门、西门和南门冲进城内，与日伪军展开巷战。
  经过三小时战斗，日伪军残部从东门逃窜。同盟军收复了失守七十二天的多伦，察哈尔东部的四个县，都回到了中国人手中。同盟军的这次出征，是“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占领下收复失地。察东战役，抗日同盟军共歼日伪军一千多名，同盟军伤亡一千六百多人。
  抗日同盟军北征取得了胜利，全国舆论要求蒋介石对他的盟兄冯玉祥委以军事重任，为同盟军供给弹药，收复东北四省。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想法刚好相反，企图整垮冯玉祥。何应钦派出十六个整师共十五万人进入察哈尔省，而日军两个旅团和伪军共两万多人，向察哈尔边境移动，准备进攻多伦等地。蒋介石还派出蓝衣社的特务，对成分复杂的同盟军进行分化瓦解。结果，包刚、冯占海等人被收买，魏宗普、邓文等人被暗杀，同盟军发生混乱。冯玉祥被迫撤消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同盟军总司令的职务，把察哈尔省的政权交还给宋哲元，抱恨离开张家口，前往泰山。
  内毒侵蚀中国肌体(1)
  外侮延伸，内部的毒菌又侵蚀着中国的肌体。
  蒋介石以他所居的高位，似乎不可能不明白，对于外国霸权的退让，是不可能有个止境的。但他急于铲除国内的异己，还是止不住在对日本妥协的路上滑下去。中国的局势，由于他无心攘外而专注于“安内”，变得越来越危急，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黑暗。
  冯玉祥离开张家口以后，方振武和吉鸿昌把部队集结在张北一带，继续坚持抗日。蒋军和日军同时打击这支抗日部队，好像是不谋而合，又似乎是合谋而为，迫使这两位抗日将领离开部队，前往天津。
  蒋介石还纠集一百万兵力，对号召全民抗战的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围剿”，其中有五十万兵力用于围攻江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日本根本不和蒋介石讲情面，把华北的形势弄得紧张万分。连日本人内部也在争先恐后，日本海军积极策动华北的分离，而日本陆军则要求在华北设立“缓冲地带”。
  内蒙古也处在日军威胁之下，日本驻承德的特务头子松室孝良，在多伦召开蒙古王公大会，策划建立“蒙古国”。
  蒋介石容得下日本的挑衅和侵略，却容不得不大听话的抗日将领活在世上。吉鸿昌在天津遭到国民党特务陈恭澍暗杀，受伤被捕，半个月后在北平就义。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
  天理自在人心。抗日同盟军被扼杀，第十九路军为之愤慨，他们联合抗日反蒋势力，在福州发动了福建事变。李济深、陈明枢、蒋光鼐和蔡廷锴等人，树起“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旗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他们声明集体退出国民党，还释放了监禁的共产党员。新政府同中央红军订立停战协定，力图争取全国各阶层人士的支持。
  不用说，蒋介石对待国内的反对派态度非常强硬。1934年元旦，他调动五个军十二个师共约十五万人，分三路向福建进攻。日本、美国和英国的军舰，也应邀配合国民党海军封锁福建沿海。蒋介石舍得花钱排除异己，第十九路军的一些将领被他收买。福州、厦门、泉州和漳州等城市相继被蒋军攻占。李济深和蒋光鼐等人逃往香港。
  蒋介石是根本顾不上东北的国土和同胞了。在那里，日军为了扑灭抗日战火，带领伪军在东边道、辽东和辽南向三角地带实行大讨伐。溥仪在长春由“执政”改称“皇帝”。
  在察哈尔，半年多时间里，发生了两次张北事件和两次察东事件。蒋介石的态度是牺牲主权，息事宁人，使日本人觉得可以得寸进尺，然后再牺牲主权，求得暂时的和平，如此陷入恶性的循环。
  张北事件，第一次发生在1934年10月27日。当时，宋哲元军对张家口和张北防卫较严。这一天，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一行八人，来到张北城南门，声称去内蒙古旅行，要出发前往多伦。他们没有报告中国有关方面，就想穿门而过。南门的卫兵和保安队要求他们出示证件，盘查了四十分钟后，将他们放行。
  两天后，日本驻张家口代理领事向驻军赵登禹师提出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