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黄昏时，我父亲背著我小弟弟，已走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和麒麟这对双胞胎，看到已经是下山路了，就手牵手冲下山去。父母都落在后面了。到了出山口，我们两个，早已饥肠辘辘，放眼看去，正好看到一个小贩在路口卖担担面，有个担架放在路边，两个抬担架的正在吃担担面。面香绕鼻而来，我和麒麟，禁不起诱惑，就走过去，加入了那两个抬尸人，坐下来，各要了一碗担担面，我还很聪明的告诉小贩，母亲随后即至，会帮我们付钱。
  我和麒麟，就这样大吃特吃起来，也不管这是疫区，也不管身旁就是尸体。等母亲赶来一看，吓得尖叫起来：
  “啊呀！完了！完了！你们不要命了！万一传染了霍乱，连救都没救！”母亲又急又气，拉起我就打了我一掌，又给了麒麟一掌，麒麟每挨打就哭，这时扯开喉咙，就哭个不停了。母亲骂，麒麟哭，旁边的小贩在发愣，有个尸体躺在脚边……就在这种怪异而混乱的情况下，突然，一阵“辟哩叭啦”的巨响，连珠炮似的响了起来，震动了整个山边。
  “土匪来了！”母亲本能的喊，一把抱住麒麟。
  “是枪战！”父亲说：“难道日军已攻到四川吗？不可能的！”
  话没说完，又一阵“辟哩叭啦”的巨响。小贩吓得蹲下身子，用四川话和抬尸人大吼大叫，抬尸人站起来，开始往山下的小镇中跑去……眼前一片混乱，我们吓得呆呆的站著，动也不敢动。然后，有一群人从小镇里跑出来了，他们叫著，笑著，手里高舞著一面国旗，同时，在放著鞭炮，原来那“辟哩叭啦”的巨响是鞭炮声呢！那群人一面放炮，一面大声嚷著：
  “抗战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日本人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父母呆怔著，不敢相信。
  好半天，父亲才抓住一个年轻学生细问。
  真的，收音机已经转播了，抗战胜利了！
  父亲大叫起来，抱著母亲狂跳，母亲又哭又笑，我们孩子们绕在父母脚前，也跟著大笑大叫……在那一瞬间，兴奋把什么都淹没了，连瘟疫的恐惧也没有了，全家人疯狂的拥抱著，疯狂的笑著，哭著，叫著：
  “胜利了！胜利了！胜利了！”
  是的，我们终于走到了四川，终于赶上了胜利！
  我实在描写不出那时候欣喜若狂的心情，杜甫有一首七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还有什么句子比这几句话来形容我父母当时的心情更恰当呢？好一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好一句“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还乡？不！虽然抗战已经胜利，虽然我们“逃难”的日子总算告一段落，虽然我们全家都欣喜欲狂，但是，我们距离“还乡”的日子，却还远著呢！我的故事23/49
  二十七、泸南中学
  我们一家人终于到达四川，抵达重庆。在万民腾欢中，迎接著胜利。但是，经过这样一年的长途跋涉，我们一家五口，除了身上穿的破衣服以外，真是一无所有，狼狈极了。幸好，重庆有我母亲的堂兄堂妹，我前面就写过，袁家是个大家族。这时，我三舅和三舅母收容了我们。其他在四川的舅舅闻迅赶来接济。母亲是袁家长房的女儿，原是极尊贵极娇宠的千金小姐，如今竟然历尽这么多风霜。一时间，大家围绕著父母，详问我们“逃难”的经过。人人听得目瞪口呆，简直不相信这么多的“故事”，会一桩桩、一件件的发生在我们身上！
  那些日子，父母总是不厌其烦的说，说到伤心处，说的人掉泪，听的人也掉泪。我总是坐在人群中，听父母一遍一遍的说，我就一遍又一遍的重温这段惊涛骇浪、悲欢离合的岁月。所以，虽然当年我才六岁，这些往事已深深的铭刻在我内心深处。“逃难”终于成为了“过去”。“未来”将何去何从，就又成为父母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时，父亲不知道接受了哪个学校的聘书，要到一个名叫“李庄”的县城去教书。因为是战后，百物萧条，那学校连家眷宿舍都没有，只能安排父亲一个人的住宿。父亲虽然极不愿意在抗战刚胜利，我们阖家庆团圆的时候，却抛妻别子去李庄教书！但，分离事小，失业事大。何况我们三个孩子都年幼，嗷嗷待哺。所以，父亲决定去李庄教书。至于母亲和我们三个孩子，将怎么办？这时候，我的勋姨出来说话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三姐和孩子们，全跟我到泸南中学去！我正缺少国文教员，三姐不是在湖南也教书吗？现在就去帮我当教员！”勋姨是母亲的堂妹。母亲在长房中行三，所以勋姨称母亲为三姐。当时，我的勋姨和姨夫在四川的泸县，办了一所私立中学，一切刚刚草创，确实缺少师资。
  就这样，我们和父亲暂时分离，跟著母亲，去了“泸南中学”。泸南中学（我在《剪不断的乡愁》一书中，曾略略提起过这个学校和我的勋姨），在我印象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它是由一座大庙改建为学校的。教室就是庙宇中的大殿，所以每间教室里都有菩萨。我们住的宿舍，是以前和尚修行之处，简单而朴素。经过了那么惨烈的一段“逃难”，现在，我们在泸南中学定居下来，真像到了天堂。
  我的生活，一下子整个改变了。在我记忆中，那一年真是快活极了。母亲的学生们，都成了我的大哥哥。（这里，要有一点小小说明，当时的四川，是很保守又很重男轻女的。女孩子全要在家中帮忙做事，没有父母肯把女儿送来读书。即使是男孩子，也是我勋姨和姨夫去一家一家说服，争取他们来念书的。所以学生都是男生，而且年龄很大，十八九岁的大男孩，往往还在念初一。而初一的学生，往往又连小学的学历都没有，母亲教他们，真是教得辛苦极了。但是，他们都是些又憨厚又热情又善良的青年，全成了我的“大哥哥”。）这些大哥哥们会带著我玩，教我养蚕，把我扛在肩上去采桑叶，带我到河边去捡鹅卵石……我童年中失去的欢笑，在这儿又一点一滴的找回来了。
  也是在这个时期，母亲忽然发现我对文字的领悟力，在惊喜之余，开始教我念唐诗。我也初次体会到文字的魅力，开始兴奋的在文字中找寻乐趣了。
  母亲的这个“发现”，是相当“偶然”的。
  经过是这样的；母亲那些学生，年龄都已不小，但，不知怎的，念起书来就是不开窃。母亲常常一遍又一遍的讲解，那些大哥哥们依然听不懂。而我呢，从小就很依恋母亲，当她上课的时候，我总坐在教室的门槛上“旁听”，有一天，她在教《慈乌夜啼》其中有这样两句话：
  “夜夜夜半啼，闻者为伤心。”因为有三个“夜”字，这些大哥哥们全糊涂了。母亲讲得舌敝唇焦，大家还是摇头听不懂。母亲有些怀疑自己的教书能力了。一急之下，发现坐在门槛的我，把我一把拉进教室里去问：“凤凰，你知不知道这两句话的意思？”
  “知道呀！”我答得干脆，母亲都愣了。
  “那么，你说说看！”母亲大概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
  我说了。据说，我解释得丝毫不差。从这天起，母亲太得意了，她开始教我李白、杜甫、白居易、我也认真的学习起来，从此，背唐诗取代了儿歌，我七岁已熟读了《梁上双燕》和《慈乌夜啼》。我想，我后来会迷上写作，和这段背唐诗的日子大大有关。在泸南中学的时期，我们家还有件大事。那就是我小妹妹的出世。原来，母亲在胜利后，就怀了我的小妹妹，对于这个小生命，母亲充满了期待之情。战争已经过去，苦难也应该随之而去。忽然目前的生活仍然艰辛，夫妻还不能团聚。但，远景是非常美好的。母亲自己也承认说，她孕育小妹这段时间，心中充满了甜蜜和喜悦。
  一九四六年二月，我的小妹妹来到世间，参加了我们这个家庭。小妹长得很像母亲，皮肤细嫩，面目姣好，五官端正，脸上毫无瑕疵。她一出世，就成了我们全家的心肝宝贝。母亲爱她，我们做哥哥姐姐的也爱她。那年我已八岁，八岁的女孩子正是玩洋娃娃的年龄，我不玩洋娃娃（也没有洋娃娃可玩），我抱我的小妹妹。我真高兴母亲生了妹妹而不是弟弟，那时的我，已经和男孩子有段距离，我衷心盼望有个妹妹与我为伴，这愿望终于实现了。
  远在湖南的祖父，早已知道我们这一路惊心动魄的故事。现在风平浪静，家中又喜添孙女，就忙著给孙女取名字。因为妹妹生在繁花如锦的春天，取了个小名叫“锦春”，父母觉得这名字有点儿俗气，但，是祖父取的，也就用了。不过，在我们家里，我们都叫她“小妹”而不叫名字，正像叫“小弟”而不叫“巧三”一样。
  我们家里的四个兄弟姐妹，全部到齐。
  第二年，父亲接了上海同济大学的聘书，我们全家终于团聚了。离开了泸南中学，我们一家人迁居到上海，开始了另一段迥然不同的生活。我的故事24/49
  二十八、在上海
  从四川的乡间，到十里洋场的上海，这两个地方，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差距。我初到上海，看到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看到满街穿梭不停的车水马龙，简直看得眼花缭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