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张学良曾于二月中旬写信给东北军将领，勉励他们“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他还托前去看望他的何柱国转告东北军将领保持与共产党的关系，他说：“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位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⑩
  张学良魂系长安，始终念念不忘他的十七万东北军将士，仍然深切关怀着部下的前途和命运。铁窗可以禁闭他的身体，但锁不住他那颗火热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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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 邱秀虎：《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见《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出版。
  ③ 高存信：《白山黑水忆将军》，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出版
  ④⑤ 马文彦：《记西安事变期间杨将军让我办的几件事》，载《回忆杨虎城将军》，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出版。
  ⑥ 见《文摘报》５０４期。
  ⑦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出版。
  ⑧⑩ 《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⑨ 李志刚：《奉命奔走和谈的经过》，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张学良传--被春天遗忘的地方
  被春天遗忘的地方
  １９３７年元旦刚过，浙江奉化溪口雪窦山中国旅行社经理钱君藏接到官方通知，说有人要来此住宿，命他停止对外营业。但何人来此，何时到达，却秘而不宣，直到贵客临门，他才知道，来者不是别人，原来是赫赫有名的少帅张学良！
  大家都知道，溪口是蒋介石的家乡，那里群峰叠翠，风景优美。但当局将张学良迁来，纯为此乃僻静之地，便于监管，而决不是让他来欣赏风景的。
  张学良是１９３７年年初，由国民党军统局用飞机押解到溪口的。他先是住在武岭学校，两天后迁往雪窦山。张学良被幽禁的第一个年头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个远离南京、距离溪口镇也有十余公里远的深山里度过的。
  溪口是浙东著名的风景区，旅游区。这里山明水秀，景色宜人，有一篇题为《武岭乐亭记》的文章，对此地的湖光山色作了极为形象的描绘，语曰：“武岭突起于剡溪九曲之上，独立于四明群峰之表，作中流之砥柱，为万山所景仰……岭之上，古木参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溪，流水潆洄，游鱼可数……隔溪之绿竹与岭上之苍松，倒影水心，澄澈皎洁，无异写真。”
  在溪口镇的西北方，大约十公里处，有一座海拨八百米的风光秀丽的高山，名叫雪窦山。它为什么起了这么一个颇富诗意的名字呢？原来此山有个千丈岩，飞瀑如雪，山鸣谷应，甚为壮观，“拔地万里青嶂立，悬空千丈素流分，共看玉女机丝挂，映日还成五色文。”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曾来此游历，并留下上述千古传颂的诗篇，据说此山的得名就与千丈岩的形同龙腾虎跃的雪白的飞瀑有关。
  雪窦山不仅峰峦叠翠，景色如画，名胜古迹也很多。雪窦寺是浙东名刹，也是我国佛教禅宗十刹之一。它始建于唐代，这里古树参天，建筑宏伟。在离此寺不远的西侧，即水基岩风景区，便是中国旅行社的所在地。它虽然并不是什么富丽堂皇的大宾馆，只是一栋两层楼房，内有一些客房和餐厅，但却小巧玲珑，造型美观，犹如一朵盛开的鲜花，掩映在林木葱郁的雪窦山畔。无疑地，对于那些富裕并有闲情逸致来此旅游观光的人来说，这当然不失为一个目迷五色、令人心旷神怡的境地。但对时时有军警特务严密监视的张学良来说，却丝毫引不起观赏的兴趣，置身在这与外界隔绝的深山里，不仅使他感觉愁苦，也更增添了他的孤寂感。尤其在他初到雪窦山的那些日子里，那把树枝吹得沙沙作响的寒风，那一声声哀怨怆凉的晨钟暮鼓，都常常使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但张学良是坚贞不屈的，他没有被眼前的挫折压垮，没有一蹶不振，而是仍然想着他的十七万东北军，想着“三位一体”，想着西安；他仍然以大局为重，想着如何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想着抗战。在论及此一问题时，张魁堂指出：
  西北是张学良希望之所在，他本以为只要“三位一体”存在，不仅事变可以和平解决，他也可以获得自由（笔者按：根据当时的形势，只要西安“三位一体”很团结，用和平方法救张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认识并不错）。后来由于东北军少壮派杀了主和将领王以哲，破坏了“三位一体”的团结，使救张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救张希望终成泡影，这原是很清楚的史实。但有人说，王以哲被杀之后“蒋介石最大的忧虑是少壮派得势把红军引入西安，因此决定立即释放张学良……后因获悉‘二二事件’已和平解决，于是蒋介石再次（据说第一次想放张是在军法会审之前，蒋预计西安不会轻易放回十多位军政大员和五十架战斗机，因此计划……让张回到西安，因西安爽快地交还了人质和飞机，所以该计划被取消）取消了释放张学良的计划。”①
  实际上，蒋介石早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后期，就产生了要把张学良弄起来的想法，一离开西安就通过祝绍周、戴笠等人对囚张进行策划；到南京之后，又对如何审张和“管束”张作了周密的部署，哪里会有释张的可能？这也正如白竟凡、鱼汲胜在《对“蒋介石曾两度打算释放张学良”一文的考证》中所说的：“至于说，蒋介石因为西安方面很爽快地释放了人质和飞机，便取消释张的计划，这只不过是一种推论。事实是张学良在西安机场时即嘱杨虎城放了被扣的中央大员……杨虎城于２７日给南京军委会译转陈布雷电：‘有感电诵悉，辞修，慕尹等于本早分乘飞机，火车遄返矣，特复。’……杨虎城对大员问题的态度，蒋也知道，无论从杨的政治处境或军事处境来看，除放大员外，杨别无选择，因此蒋用不着以放张回西安去解决释放大员的问题，所以释张与放大员问题并无必然的联系。”至于二度释张是因少壮派闹事，后来取消释张，是因为“二二事件”已经解决一说，更难成立，这亦如白、鱼文章所谈的：“在舆论压力下，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７日，蒋介石不得不在致顾祝同转东北军将领电中伪言：‘关于汉卿出处问题，一俟移防完毕，口（余）可保证，必为负责请求，使汉卿出而效力国家，至于复权，更不成问题’……如协议顺利实施，则对蒋介石继续扣张发生舆论上的不利，因为蒋介石虚假答应释张的条件就是东北军移防，它是有电报文字为根据的，不好赖帐。蒋介石要坚持扣张，需要找到新的借口。恰在这时‘二二事件’发生了……蒋介石才得以‘孙铭九暴动’为借口而对释张的虚假诺言拒不认帐了……由于‘二二事件’，东北军老派不愿执行甲案而执行乙案，东北军东调，三位一体不复存在，所以营救张将军的力量削弱了，蒋介石才无所顾忌地长期囚禁张学良。”②然而“二二事件”之后，“三位一体”体解，东北军、十七路军各自东西，只能是依依惜别；加之蒋介石令其“读书思过”，自由又暂时无望，张学良凄怆心情自是难免。……
  尽管如此，张学良始终以国事为重，他赞扬杨虎城“苦心支持危局”，勉励其“为国努力，不可抱奋事之想”。他呼吁西北方面为国家牺牲无所吝惜，“凡利于国者，吾辈尚有何惜乎？！”他还让何柱国捎信给东北军各将领，要他们“服从中央命令，团结力量作抗日之准备，以遂初衷”。并让何口头转告他们：“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张学良将军身处逆境，在精神上承受巨大压力之时，还时刻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不忘与中共的友谊，他的情操是十分高尚的。③
  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一个热情、开朗、并且酷爱自由的人，一个驰骋疆场、英姿焕发的抗日爱国将领，如今竟然幽禁古刹，报国无门，这对他的打击和在精神上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确实是难以忍受的。要不是后来由于于凤至找到了她的干姊妹宋美龄，由她向蒋说情，好不容易来到丈夫身边，使张学良的情绪稍有好转，这最初的囹圄之苦，还真不知怎样才能度过呢！对于将军此时此刻的心态，对于张、于这对患难夫妻的狱中重逢，以及杨虎城代表前来探望的情景，《少帅夫人》一书曾作了掷地有声、催人泪下的描绘。作者写道：
  春雨霏霏。整个雪窦山显得岑寂而恬静。
  “我要出去。”张学良道：“在里边闷死我了，我要上山散步！”刘乙光（引者按：此系监管张将军的特务队长）却站着不动：“副座，外边下着雨呢！”
  “怎么，现在我连出门的权利也没有了？”张学良激动地大声说道。
  “不，副座，现在我要带你去看一个人！”
  “谁！”
  刘乙光皮笑肉不笑：“见了面你就知道了！”张学良疑惑地穿好衣服，随着刘乙光进了黑暗的走廊，刘乙光轻轻地推开一扇房门。立刻，张学良惊愕的目光盯住了里面床头上的一个熟悉的女人背影。她穿着紫色棉旗袍，头发有些蓬乱，浑身显得风尘仆仆。
  “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