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还有的认为杨、常有能力，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样做，“使东北当局的对日对苏交涉失掉了樽俎折冲的人，东北外交完全委之于南京政府”，导致了东三省的迅速沦丧，似乎是闯了大祸，这就更未免言过其实了。
  对杨、常事件究竟应当怎么看？它的真相和内幕究竟是怎样的？这是个比较复杂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有必要再作些专门的研究、探讨。而这，显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且待另辟专题，详加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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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引自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０日《文摘周报》卢瑞升的摘编文章，原作发表于《文化周报》，作者：王海、连义。
  ② 张华柱，《辽宁锦县张作霖墓园》，载１９８７年２月５日《西安晚报》。
  ③⑤ 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１１月出版。
  ④ 周毅：《为国家统一而矢志奋斗的张学良将军》，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⑥⑦ 丁雍年：《张学良东北易帜述评》，张学良暨东北军史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⑧⑨ 常城：《再论“枪毙杨、常”》，见《社会科学辑刊》１９８６年第３期。
  张学良传--杨常事件
  杨常事件
  在东北政权中名噪一时的杨宇霆、常荫槐，究竟是两个怎样的人？杨常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它的实质和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这还得先作点历史的回顾。
  杨宇霆，宇邻葛（自比诸葛亮之意），１８８５年８月２９日生于辽宁省法库县城东十五里的蛇山沟村。他早年曾赴日本学习军事，归国后正值赵尔巽督奉，他被调进奉天军械局，负责军械厂的安全工作，以军纪严明、治厂有方而著称，很快升任军械局局长。不久，又当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参谋、总参议，并兼任兵工厂督办，权倾朝野，成为张作霖手下的红人。
  随着地位的不断上升，他的权欲和野心日益膨胀，持才傲物，不可一世。尤其张作霖皇姑屯遇难，杨认为张学良压不住阵脚，大有东北第一把交椅舍我其谁之概，野心更加发展。但不料事与愿违，大家还是推戴张学良主政东北，杨宇霆的美梦破灭了。当时张学良任命他为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他拒绝了；让他当黑龙江省军务督办，他也不干。张学良看他显然有情绪，就劝他权且出国考察（其实，真若如是，那还不失为明智之举，但他偏不离开东北半步，偏要逞强，终于走上了绝路），他也加以拒绝。而他对张学良的态度则更骄横了，谈话“一如训饬子弟”。“有一次某处长求见张学良不得，找到杨宇霆，杨怒道：‘汉卿已承先业，还是这样懒怠，这怎么得了，我去告诫告诫他。’说着便带领那位处长来到张学良住宅问卫兵：‘司令起床了吗？’卫兵答：‘未起床。’杨竟直奔张学良卧室，敲着门喊：“我是杨邻葛，快起来，有公事需要处理。’张学良闻声，急忙披衣请杨入座，杨竟以长者的口吻教训张学良道：‘各位厅处长有公事待决，等你数日不见，这怎么成。老帅在时，可不是这样。’杨的这种做法，使张学良实在难以忍受。为此，有一次张学良生气地对杨宇霆说：‘我干不了，还是你来干吧。’杨听后，不以为然，反而很傲慢地回答说：‘甭提这个，你身体不好，有事我替你张罗张罗，出出主意，就比什么都强了。’杨宇霆的心目中根本没有张学良。”①
  常荫槐的情况又怎么样？很遗憾，与杨宇霆比实在也好不了多少。此人系吉林人。１８８８年生，曾任京奉铁路局长、黑龙江省省长。他也是以重臣元老自居，藐视张学良，自以为了不起。他常在私下里流露对少帅的不满，动不动就是：“小六子少不更世，懂得什么！”他把他主管的铁路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对于张学良的命令，他是有选择地听，或者说，对他有利的，他就听，对他不利的，他就抗拒，还振振有词地说：“这是我的事情，这些车辆归我管，他（指张学良）管不了我。”
  是的，同杨宇霆一样，常荫槐也有他的“过五关，斩六将”。此人年富力强，有魄力，对东北的交通建设，曾作出过一定的贡献，这也不可否定。但他“治事霸道”，冷酷无情，甚至滥杀无辜，却是犯了众怒的。据说，“一九二三年，奉军第四混成旅一个团，驻扎在中东路沿线的博克图车站，因为团长管兵过苛，激起公愤，士兵起来把这个团长杀了，全团哗变。张作霖闻讯即派常荫槐会同吴俊陞去查办。常荫槐到出事地点，把一部分叛变逃出的官兵骗回，派兵包围，当场杀死百余人，真是残酷已极，连吴俊陞对这种作法都不满意。吴认为应该分别首从，不应该滥杀。”②另方面，也要看到，常荫槐因为当过司法处长，执法甚严，积怨较多，也是他丧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传说，“有一次张作霖的岳母王太太的管事人，身穿上校军装。坐火车不买票，被常荫槐查出，当场把军衣扒去，痛打一顿。就是现役团营长以下的军官，如有不买票坐火车的，他发现了都撵下去。高纪毅当团长时，有一次没买票乘车，也被常荫槐从车上扯下来。常荫槐因为执法无情，无论在老派或新派人物中，同许多人结下仇怨。张作霖活着的时候，老将庇护他；一旦老将死了，他就成了众矢之的，难免灾祸临头。”③
  但也不可否认，这也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使他致死的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是杨宇霆的心腹，极力主张拥杨上台，如常自建山林警备队，杨就由他所掌管的兵工厂给他运送军械，并还向捷克订购了三万支步枪，张学良找杨查问，杨才承认确有此事，“张询以何用？杨曰‘装备山林警备队。’张质问：‘咱们兵工厂不是有得是步枪吗？’杨宇霆有恃无恐地回答：‘没有人家的好啊！’”④使张尤为惊讶的是，这样重大的事，他们竟瞒着他，既不请示，也不报告，这不明明是要搞独立王国吗？张学良怎么能容忍他们这样无法无天呢！
  以上所说，如果可以看作是杨、常被杀的远因，那么他们联日亲日，反对张学良关于东北易帜的大政方针，则就是他们致死的近因了。
  那时，由于张作霖被炸身亡，东北政局不稳，东三省领导集团内部有矛盾，不团结，这固然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危险，则来自日本人，当时日本人借口维持满洲治安，电请政府速派重兵来奉，企图借机霸占东北，并在一些地区挖掘战壕，大有剑拔弩张之势。因而东北怎么办？东北向何处去？东北究竟要不要易帜？就成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张学良是主张易帜的，因为他很清楚，他要摆脱日本人控制东北的处境，非实行易帜不可。可是阻力也不小，在父亲的一些旧臣宿将中，象杨宇霆这样公开反对的，确也为数不少。不过，闹得最凶的还是杨宇霆。在张学良宣布易帜的盛典上，张学良与同僚一起同参加会议的代表和贵宾合影，杨宇霆却不给张学良一点面子，拒不参加照像，竟公然挟着皮包愤愤而去。在场的记者抢拍了这个镜头，有的还将它摄入新闻记录电影片中，使张学良颇为难堪。
  易帜典礼是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２９日举行的，一个星期以后，即１９２９年１月５日，又发生了杨宇霆为其父大办寿辰之事。事前，曾有同乡好友劝他慎重，最好回老家法库去办，这确实是真正从关心他出发的一个好建议，可是杨竟忠言逆耳，不但执意定要大办，而且决定不离开奉天。以致此事犹如火上加油，更加激化了他与张学良的矛盾。
  这也不奇怪，请看，那祝寿场面是何等气派：
  办寿那天，杨宇霆在小河沿附近青云寺胡同私邸，彩棚高耸，灯火辉煌；百戏杂陈，锣鼓喧天；精馔佳肴，水陆咸备；高朋满座，门庭若市。曾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担任总招待；曾任国务院总理的潘复，亲自去大连迎接程砚秋到杨府演戏，宴飨宾客三昼夜，极一时之盛也。东北各省军政长官，车水马龙，到杨府祝贺，并致重礼以取杨氏之欢心。
  已就任东北边防公署长官的张学良也亲往祝寿，只见东北高级文武大员正在围桌赌钱，杨的副官喊：“总司令到！”那些围桌赌钱的文武大员，只有少数人起立，多数人半起半坐，有的略一欠身。可是，杨的副官一喊“督办下来啦！”围桌赌钱的官员，不约而同的肃然起立，直到杨与各位来客一一周旋后，他们才就座。
  张学良亲临目睹这种咄咄逼人的场面，实在难以忍受。⑤
  据说，那天在杨府张学良没停多久便辞出。少帅的不悦，是个信号，照说杨、常该有所收敛了，可是他们仍执迷不悟。“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制造流言，拨弄是非，离间张学良与杨宇霆的关系，以达到破坏易帜目的。说什么东北局势恰似日本幕府时代，丰臣秀吉死后，丰臣秀赖子承父业；而大臣德川家康夺取了政权，结果丰臣秀赖自杀，丰臣家族灭亡。把张学良比作丰臣秀赖，把杨宇霆比作德川家康。”⑥如果杨宇霆没有野心，对这种恶毒的离间他会大为反感，甚至公开反驳的，可是他不但心安理得，还一唱一和，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居然也附和说：“今天东北实际情况和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时代很相同。”德川幕府统治是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封建统治时期，是日本封建统治末期的一种顽固势力，它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加之一些下层武土和一批宫廷贵族纷纷叛离，并与资产阶级结成倒幕联盟，所以幕府统治很快就被推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