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郭松龄在完成了他的赴日使命后，果然既未回奉天，也未到前线，而是独自搭船回到了天津，并称病住进了天津的意大利医院。他的反常行动，自然瞒不住耳目众多的张作霖的眼睛，在他“病情”未见好转时，张便急电召他回奉。郭见事情暴露，决定提前行动，并对张学良有所暗示，略谓：“上将军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已无可挽救”；提出“父让子继”，以改革东三省局面。张学良听后，“不禁骇然”，但未动声色，潜行搭乘北宁路火车东返……“郭氏这种反父不反子的作法，虽然由于他二人交情可靠，实际上也因张学良痛恶内战，反对其父的穷兵黩武在平素有所流露所致。当然郭氏这样做，也比较合乎舆情，可以减轻内部反抗。但郭氏立逼他“大义灭亲”，实为当时年仅二十五岁的张学良所难能接受。”⑩
  张学良在天津与郭松龄匆匆见了一面，当晚即乘车回归，虽然他劝郭慎勿乱动，但毕竟看出一些军队不稳的蛛丝马迹，所以，“车到关外前所车站时，他命令驻山海关附近十九团团长张延枢迅速布防。车到连山车站时，情况已出现混乱，张叫专车直开葫芦岛，登上‘镇海’军舰，在军舰上已经看到一列一列兵车经过秦皇岛铁桥往东开。郭松龄反奉的通电，军舰上亦已收到。军舰一个炮长向张说：‘军舰上的主炮可以有效地射击铁桥上向东开的兵车，请示是否可以开炮？’张摇摇手说：‘都是我的部下。’”⑾
  奉天告急，一片混乱。闻变大惊的张作霖，一面紧急布署，严加防范，一面让张学良“内抚郭氏”，力劝罢兵。张学良即乘炮舰赶至秦皇岛，欲与郭见面，为郭婉拒，但事后郭却接连给他写了两封情词恳切的长信。在这之前还发有反奉通电，此电为饶汉祥主笔，有人说它“四六骈体，辞情并茂，颇有骆宾王讨武则天檄文的风味”，实际，文辞固然华丽，但却“拮屈聱牙，晦涩难懂，并把郭松龄原拟电文痛诋张作霖处，‘概行删去’，有背郭松龄反奉原意。因此，郭松龄又另发‘主和’与‘讨伐杨宇霆’两短电。”⑿
  在此前后，郭松龄还发过对日本公使和关东军司令官的声明与抗议电，以及为数不多的诗文。这些信与诗把他反对内战、倡导和平、为国家之元气、为东三省的兴旺发达而矢志奋斗的决心，表露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
  诗，是写九门口之战得胜返奉后，郭松龄应张作霖的邀请，于八月中秋之夜到帅府赏月，因为话不投机，他多喝了几杯，有些微醉了，回到家里，妻子用醋和咸姜片为他解酒，他当即挥笔所作的。诗云：
  半壶老醋，
  两片咸姜，
  粗茶淡饭布衣裳，
  腹内尚存一副心肝，
  体上还余几载时光。
  春红，
  夏绿，
  秋黄，
  冬霜，
  兵戈裹身，
  马涉疆场。
  志未酬，
  愿难偿，
  听到的是：将士呻吟悲声哀，
  闻到的是：烽火硝烟掳戎装。
  看到的是：家乡父老饥断肠，
  得来的是：为他人做嫁娘妆。⒀
  “郭松龄致张学良军长的信”是在班师回奉的途中，张作霖用飞机往下撒传单以召唤旧部弃郭来归时，郭松龄的妻子韩淑秀在阵地上声泪俱下、当众宣读的：
  汉卿军长钧鉴：
  …………
  松龄自受知遇七、八年矣。公待龄以恩遇，龄报公以忠诚。患难之交，讵忍相违。惟龄主张班师，实出于不得已，而公所责于龄者，似犹未能谅解。谨本来书之意，分公私两项言之：
  先言公意：武力统一，拂逆世界潮流违反国民心愿，为万不可能之事。项城（袁世凯）、合肥（段祺瑞），及曹（锟）吴（佩孚）之失败，可为殷鉴。我公父子，犹思征服各省，入掌中枢，纵令耗尽东省人民膏血，掷尽士卒生命，亦决难达到目的。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一也。
  ……奉天钱法日见毛荒、奉票低落至二折有零，东省胡匪遍地，人民不能安居。不思治邦，而犹复争城争地，攘为己有，胜则毒逋全国，败者祸留桑梓。责之良心，能无作悔？
  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二也。
  ……本省产业，邻国肆意经营……大好国土让与外人，而专向疮痍瘦敝之内地，扰攘争夺，用意安在？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三也。
  ……将校士卒惕于兵祸，疼于国亡，伤心于民穷财尽，谁肯用命？此龄主张班师原因四也。
  年来饷粮折耗，士卒生不得饱，死无人恤。哀疼之余……驯者逃亡，悍者倒戈，尚能驱之作战乎？……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五也。
  京榆驻守，新兵强半，不教而杀，龄所不忍。假使驱之战场，亦必望风披靡。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六也。
  （指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有杀俘现象，郭反对——笔者）
  松龄愿公为新世界之伟人，不愿公为旧时代之枭桀；
  愿公为平民所讴歌，不愿公为政客所崇拜。龄临书心疼，涕泪沾襟，暂时相违，终当相聚……大事定后，乃请我公归奉主持一切。设不幸失败，自认驽下，不图恢复，甘愿为农夫以没也。倘因病弱不能以劳力自食，亦唯有伏剑自杀而已，决不要钱，决不讨饭，决不步现代失败人物后尘，龄之志事，如斯而已。掬诚奉告，虚请钧安，遥祝健康。
  郭松龄 上⒁
  对于郭松龄的爱国的正义的行动，张学良是同情的，但让他在行动上去支持，似也不易；更何况，郭松龄的反奉成功与否尚难预料，他怎么能会采取什么行动呢？而从郭松龄这方面来说，也显然是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他总认为，既然外有冯玉祥、李景林等的支持，内有一批能征善战的亲信部下的追随，有新编的五个军由他直接指挥，通电一发，挥戈东进，沈阳指日可下。最初，他率军登程，沿途击败各路奉军的抵抗，先后攻占了山海关、锦州、新民等地，却也真的是锐不可挡，所向无敌哩。但中途由于日本人的插手，形势马上大变。是的，日本人本是对张作霖不满的，总觉得在许多问题上他没有满足日方的要求，他们想“换马”，见郭反奉，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曾向郭松龄提出条件，要求承认张作霖对日本所作各种承诺，郭松龄拒绝了：加之“郭氏宣布政策，称所部为‘东北国民军’，日本认为与它的侵略政策相抵触，乃决定维持张作霖政权，相反地处处对郭军进行威胁和阻挠，１２月８日，日本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对双方警告，谓‘不准在南满铁路及附属地区发生战斗’……这些表示，显然是帮助张作霖抵制郭军。因为南满铁路南起大连北至长春，附属地和铁路两侧二十里内不准郭军进入，无异于把这条南满路作为张作霖的保护靠背，而不让郭军进沈阳（郭松龄进占锦州后，日本关东军、守备队移驻沈阳及满铁要地加强警戒。随后，日本内阁决定组织‘满洲派遣军’，全部开赴皇姑屯、塔湾等地，参加夹击郭军作战。同时驻朝鲜两个师团已奉命进入奉天、吉林省境，加入奉军防线）。”⒂致使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处于极为不利的被动地位。加之，由于日军直接参与对国民军的作战，郭氏部队两面受敌，不得不放慢进占奉天的速度，从而使张作霖得以聚集兵力，进行反击；再加上时值寒冷冬季，连日大雪，而战士却衣衫单薄，饥寒交迫，这都给部队行军作战带来很大困难。但国民军指战员多数还是士气高昂，与敌激战。尤其在军长霁云指挥下的国民军第四军，曾一马当先，突破奉军防线，占据了大民屯，使奉军防不胜防，纷纷溃退。但那时，由于郭军中以参谋长邹作华为首的一部分高级将领暗中与奉张联系，不愿再战，邹作华甚至盗用郭松龄的名义，向正在乘胜前进的前线部队发出停战命令，“彼时正面之部队，受敌军之猛烈攻击，与敌军交战，已继续四十小时，突闻停战命令，乃发生非常之困难，前线之旅团长，丝毫不知因何骤发停战命令。某旅长策马急驰司令部询问：‘我们若再稍稍供给一些弹药，不过数小时，确有可以占领敌阵之形势，不知何故突然发出停战命令？’”⒃郭松龄看到干部变心，大势已去，心中十分难过。东北国民军从此便一蹶不振，郭松龄发动的反奉战争，前后不过一个月，便失败了。
  郭松龄反奉的失败，乍看起来，似乎有些偶然性，因为他所率领的东北国民军挥戈东进，所向无敌，奉天危在旦夕，郭松龄眼看就要马到成功了，怎么又突然失败了呢？人们也许会有些难以理解，实际他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因为郭氏反奉出于公心，并非为个人争权，所以吃苦受累，甚至流血牺牲，他都不怕，但让他卑躬屈膝、出卖国家主权，他是决不会遵从的。在郭松龄开始反奉之初，“曾致电日本驻京公使芳泽声明：凡两国有关正式条约，照旧遵守；张作霖与日本所订新约，概不承认；要求日本严守中立，不得在军事上帮助奉张。如果当时郭松龄答应日本的要求，取得日本之援助，胜败之数尚未可知，这说明郭松龄还是有民族骨气的，非投降卖国的袁世凯、段祺瑞之流可比。郭松龄挥戈出关时，冯玉祥正在直鲁境内打了个大胜仗，击败了亲奉拥吴的直鲁联军司令李景林，而占领了天津。如果郭松龄同意日本人给他的支持，败得不那样快，冯玉祥就可以用得胜之师为郭声援，并力前进，郭也许不致败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