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良颖悟异常，多所记诵……还有金梁（息候）亦曾教过张学良。据其所写资料，‘张学良十二、三岁即从我学文，能作千言，下笔颇快’，又说，‘汉卿英敏过人，尤嗜文艺，锐气革新，余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共续辑书目，修奉天通志，设故宫博物馆，复兴翠升书院，皆次第举行’。所说多是张学良掌握东北政权以后事。如翠升书院曾聘王晋卿、吴挚甫诸名家主讲，沈阳故宫博物馆长由金先生担任。惟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沈阳原有四库全书一部藏于故宫文溯阁故名），徒托空言，未能实现。”①无疑地，这些名师的教导，使张学良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国学基础。后来在囚系中他遍览古籍，尤爱研读明史，有时还写点古典诗词，想来与他早年的旧文学功底不无关系吧？
  然而，当他步入社会，开始了他那走南闯北的军旅生涯时，他却更注重实际了，有人向他宣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他不爱听；什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类的说教，他也觉得颇似空谈。他常说：“天下是马上打来的，主义有什么用？”还说：“人家有人家的一套，我们也有我们的一套，主义不主义，不相干，各照各的干。”
  莫非他真的是主张闭关自守、拒绝接受一切新事物吗？那倒也不是，对于国内外的新的科学理论和技术，对于外文（他有较好的外语基础，尤长于英语，据说西安事变时，他与宋美龄、端纳谈话时，就常常讲英语；后来在幽禁中，他还订了英文的《字林西报》。）的学习，他却是很努力的。而这个基础，正是在青少年时代打下的。就说学英语吧，他就起步早，“初由奉天交涉署英文科长徐启东担任教师。王正廷之妹亦教过一个时期。至于重点学习英文，是在沈阳基督教青年会。”②当时，张学良曾任沈阳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会中有专设的英文夜校，所有课程全由外籍干事亲自讲解。后来，赴美国留学归来的阎宝航，作了青年会的总干事，“他每天教张两小时英语，旁及国际情况，西方风俗习惯，使张之常识有所增益，对于教会有所理解，终于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是不无影响的。”③这也就是说，他那时积极参加基督教青年会，主要并不是为了信教，而是为了学习西方，学习外语和一些新的科学知识。及至随后子继父业，成为东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时，在他身边工作的顾问秘书，亦仍有不少知识渊博的专家学者，都使他受益匪浅。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受西方教师与朋友的影响超过本国师友。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由于他自幼生长在一个军阀家庭里，一些源远流长的封建的伦理道德和愚忠愚孝的思想，对他也有较深的影响。这从奉系乃至东北军中一些将领的作风，以及张学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尽管被利用、受排斥、遭冷落，而他总还是委曲求全来看，都表明他存在着一定的封建正统观念。尽管张学良后来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以及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方面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成为千古功臣，但却也仍有他的历史的局限性。
  当然，我们也还要看到，张学良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某些不足，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主流，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帝爱国思想在他思想上仍占主导地位。而之所以如此，又实与当时的时代、社会历史环境、与他耳闻目睹帝国主义的蛮横无礼，与严重的民族危机有密切关系。
  那时，年轻的张学良不仅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不仅学业大有长进，而且在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方面，也是个活跃分子。有一次青年会为赈济河北水灾举行义卖，人称大公子的张学良，也积极为救济灾民而奔波。“他着紫色衣裳，在会场往来穿梭般活跃，手拿大把物品，逢人劝购，高呼‘密斯特’，卖得最多。”④那时青年会常邀请各地名流来此讲演，这也对他启发很大，他说：“幼时对国家异常悲观，以为中国将从此任列强之割宰，无复望矣。及十四年前于辽宁青年会聆贵校（按：此系张学良１９３０年在天津对南开大学学生的一次讲演，见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１日天津《大公报》）校长张伯苓先生《中国之希望》之讲演，中有‘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奋发图强，努力救国’云云。予闻此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余之有今日，张先生一言之力也。”
  张学良公忠体国，锐意进取，早年就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富强，很有些奋发图强的精神，所以进步较快。１９１９年，他入东北讲武堂炮兵科训练，１９２０年毕业，即当了乃父的上校卫队旅长，不久，又升为东北第三混成旅旅长，授少将军衔，与郭松龄领导的第八旅混成一起，统称为“三·八”旅，是奉军中的佼佼者。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由于战功卓著，被晋升为中将，成为独挡一面的第三军团军团长。
  张学良跻身军阀行列，举足轻重，照说他会离人民越来越远，发展下去，甚至也会象其父那样，成为割据一方的大军阀的。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非但没有被“溶”过去，反而走向了它的反面。早在１９２１年的赴日本观秋操中，他就表现了强烈的御侮自强的精神。那时，面对日本人的傲慢无理的挑衅行径（他们故意让他参观甲午战争时日本从中国夺去的所谓‘战利品’）张学良义正词严地正告对方：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的中国已不是甲午之战时之中国了，并明确表示：“你们日本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你们日本人不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请君等拭目以待。”话虽如此，他仍不能不为中国的前途担忧，并常为此向父亲涕泣陈词，力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曾沉痛地说过：“余自十九岁参加内战，不论胜败如何，无不感到痛苦，因所到之处，都看到民众所受战争之苦，将士死于无意义之斗争，若为维护国权而牺牲，则何等光荣。”
  在他写给在日本留学的胞弟张学铭的信中更慨然坦露心迹说：“我们要为中华民族造福，不是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还说：“一念同是同种，互相惨杀，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死无恨也。”所以他表示自己“不争权夺利”，“绝不愿成为军阀”。１９２５年５月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使张学良深为痛惜，当即以自己工薪二千元相捐助，抚恤沪上此次死伤的学生，在致全国学生会电文中说：“痛我莘莘学子，竟被摧残；莽莽神州，人道何在；积弱之国，现象如斯；凡我国人，宜知奋勉。”并亲率奉军教导队５０００人奔赴上海，保护居民，维持秩序，慰问伤员。他郑重表示：“至带兵一层，因在津闻悉沪案发生后，外人尚纷纷征调海军陆战队登岸，保护治安，既在我国领土，鄙人亦不得不带兵来沪，保护华人生命财产。”在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面前，表现了一个爱国将领的英雄气概和可贵的民族气节。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尽管张学良从一开始就同父亲走着一条不同的道路，反帝爱国的思想表现得较为明显，但要说这是轻而易举、或方向已经十分明确，那也不是实情。这正如张德良教授在论述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时所说的：“反帝爱国、爱民思想，反军阀、反内战思想是产生了，然而付诸行动，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必然是步履维艰，迂回曲折，而不可能径情直遂，一往无前。例如他是两次直奉军阀混战的实际参加者和指挥者，对‘五卅’爱国反帝运动主张‘卫国保民和平处事’，认为罢市罢工‘徒受自己损失，希先复业，静候交涉。’甚至发出布告，言及‘如有假借团体名义，破坏秩序，危害外人生命财产，为大局之障碍，招邻国之责言者，本军长为维持治安计，不得不执法以绳’。然而这一切都是张学良沿着辩证法道路前进中不可避免的现象。”⑤
  笔者赞同这个客观的分析。并认为这是容易理解的。既然一般人的进步与提高，也不会在一个早上就能实现，那末，对于象张学良这样在旧军阀营垒里走出来的人，思想的转变，就会更为艰难。但有一点也是明显的，这便是达官显贵们的消极没落思想对他虽然也有影响，但他却并不消极，更不陶醉，而始终是兢兢业业的。他有理想，有抱负，顾大局，识大体，不仅对自身的修养、学习刻苦努力，对部队的训练和体育，也是非常重视的。对于那些军事训练好，而又勇敢善战的部下，他特别喜爱，总是给以嘉奖，委以重任；而对于那些平时不重视军训、不重视军容、军纪的人，就不喜欢，总是给以善意的批评。曾经当过张学良的裁缝、跟随他多年的赵新华，谈过一桩关于张学良决心驯服烈马，鼓励他试骑性子特别暴烈的“盖西北”的往事，讲得有声有色，扣人心弦，他回忆说：
  “一九二八年，经我兄弟赵国栋介绍，我到东北军兵工厂庶务处制服部当裁缝。张学良将军到兵工厂视察，我见到了他。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才有幸结识了张学良将军……因我曾给少帅改过衣服，少帅挺满意，让我留在公馆内做衣服。但由于当时公馆内没有裁缝的编制，就把我安排到马匹管理所当个挂名上士，从此，我就进了张公馆，当了张学良将军的裁缝。
  “一九三六年秋，宁夏军阀马鸿逵送给张学良将军一匹好马。这匹马是菊花青色，四尺多高，五、六岁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