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她到医院去安心地养病，她可能会被治好的，但她要迭她的男孩上大学，所以她子得直到——直到再也不能干了为止。”
  “后来呢？”梅森问。
  “后来她死了。”
  “您怎么知道这一切的呢？”梅森问。
  “因为我特意去查的。”
  “为什么？”
  “因为——信不信由你，这是我的良心发现。”
  “什么时候？”
  “有相当一段时间了，但我真正动心是在有人雇了侦探开始调查这桩案件之后。”
  “谁雇了他？”
  “我不知道，一开始我以为是萨拉，是住在埃尔坦普罗的一个人，我查不出他是谁。”
  “那您为什么来找我呢？”
  “因为我想您知道这整个事情的背后是谁以及为什么。”
  “是什么使您这么想呢？”
  “因为我查出了马文·亚当斯，发现他同威瑟斯庞那姑娘非正式地订了婚，而有人看到您被送出威瑟斯庞家。”
  “您怎么知道这些？”梅森问。
  “偶然知道的。说实话，梅森先生，我在埃尔坦普罗是因为我觉得侦探事务所在那里。这个侦探给埃尔坦普罗打电话汇报情况，我是通过温特堡城旅馆的总机小姐得知这一情况的。但它们是两个电话台之间的电话，我无法得到号码。”
  “那您是怎么了解到我的呢？”
  她说：“通过伯尔夫人无意中的一句话。”
  “伯尔夫人？”梅森问。
  “别那么神秘兮兮的，您在威瑟斯庞家已经见过她了。”
  “您认识她？”梅森问。
  “是的，我认识她好多年了。”
  “您在什么地方认识她的。”
  “在温特堡城。”
  “真的？”
  “她过去住在那儿。”
  梅森从桌子上拿起一支铅笔，慢慢地沉思着，拇指和食指在铅笔磨光的边上上下滑动着。“那，”他说，“非常有趣。在谋杀发生的时候，她肯定还是一个很小的小姑娘。”
  “您在说什么呀？”
  “她不是吗？”
  丹杰菲尔德夫人移开了她的视线，皱起眉头，尽量集中注意力，“不，”她说，“她不是，她那时至少也有十八九岁了。您觉得她现在有多大，梅森先生？”
  梅森说：“恐怕我不能很准确地判断人的年龄。我原以为她是30岁上下，而您可能不到40岁。”
  “真会说好听的！”
  “不，我说的是真的，”梅森说，“我不是要奉承您，我真是对一个女人怎样保持她的青春很感兴趣，不管她实际度过了多少个生日。”
  她说：“我不会告诉您我多大了，但戴安娜·伯尔——我想想看——她这会儿是……是的，大约在38岁和39岁之间。”
  “您在这么多年之后还能认出她来？”
  “您这是什么意思，什么这么多年之后？”
  “您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
  “噢，大概三年前。”
  “那么您认识她的丈夫吗？”
  丹杰菲尔德夫人摇了摇头。“我想不，戴安娜的名字原来是戴安娜·珀金斯，对她母亲来说，她是一个很麻烦的孩子；珀金斯夫人过去经常跟我聊天，他们住在我们的街区，后来，戴安娜跟一个结了婚的男人私奔了，过了四五年她回来了，声称那男人同他妻子离了婚而娶了她。”
  “那个妻子对这事怎么说？”
  “噢，她离去了，人们失去了她的行踪，或许戴安娜说的是实话，或许不是。后来戴安娜又离去一段，不久跟一个新丈夫再次抛头露面。”
  “伯尔？”梅森问。
  “不，”她说着笑了，“不是伯尔。恐怕戴安娜喜欢一出现新的就换掉老的。让我想想，她那个丈夫的名字叫什么？雷德克利夫，我想是的，但我不敢肯定。我想他跟她离了婚，她又回到温特堡城呆了一段。然后去了加利福尼亚。在那儿，她嫁给了伯尔先生。”
  “所以您在街上碰到了她，并和她谈了话？”
  “是的。”
  “她有没有提起那桩谋杀案？”
  “没有，她非常圆滑。”
  “她知不知道马文·亚当斯就是那个因谋杀而被绞死的人的儿子？”
  “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她不知道，至少她根本没提那事。当然，萨拉是在伯尔先生来埃尔但普罗之前死的。她才到那儿三四个星期，我不觉得马文·亚当斯这个名字对她有什么意思。”
  “您也没告诉她？”
  “当然没有。”
  “好的，”梅森说，“这解释了您怎么找到我的，那么接下来告诉我您要见我做什么。”
  她说：“我——我想让您别把有些事放在心上。”
  “等等，还有一个问题，您认识米尔特吗，调查这件事的侦探？”
  “我见过他几次，尽管他并不知道。按您的意思，我没和他碰过头，我实际上从未跟他说过话。”
  “您什么时候离开的埃尔坦普罗，丹杰菲尔德失人？”
  “今天上午一早。”
  “丹杰菲尔德先生在哪儿？”
  “他还在埃尔坦普罗呆着。我留了一个便条，告诉他我要离开一天。我走的时候，他正平静地打着鼾声。他喜欢晚上熬夜，早上睡懒觉；我刚好相反。我锻炼自己一上床就睡觉，他进来也不会吵醒我。经常在他醒来老早之前，我就起床出去了，我觉得早饭前的锻炼非常有益。”
  梅森又靠回到转椅里，重新闭上了眼睛，好像在脑中极力回想过去的某个事件。“所以您进行了调查以确信您丈夫不在里诺？”
  “我丈夫，噢，您是说大卫，是的。”
  “谁进行的调查？”
  “一位朋友。”
  梅森说：“每一次您提到那次调查，您都是用‘一位朋友’这个词，您不觉得这样很不确切吗？在提到这位朋友时，您从未用过一个代词。这是不是因为您害怕这么做？”
  “哎哟，梅森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您的话。我为什么要害怕用代词？”
  “因为那就非得是他或她，那就会显示出这位朋友的性别。”梅森说。
  “好吧，那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只是在想这位朋友可能不是您现在的丈夫，乔治·丹杰菲尔德。”
  “呃……呃……”
  “是吗？”
  她生气地说：“您具有那种最令人不快的方式去……”
  “是吗？”梅森重复道。
  她突然笑了起来，然后说：“是的。我现在明白了，梅森先生，作为提问者，您是如何赢得您的声誉的。或许我是在试图稍微掩盖一下，因为它可能会听起来——呃，有点儿，——呃，一个人可能会由它得出错误的结论。”
  “结论会是错误的？”梅森问。
  她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与梅森的谈话，她朝他笑了笑，说：“我已经告诉了您，梅森先生，我那时是多么爱我的丈夫，我多么害怕我可能会失去他。您认为一个有这种感觉的女人会冒险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吗？”
  “我只是对揭开您想要掩盖的事情感兴趣。或许这只是提问者的一种本能。”梅森说。
  她说：“在我们结婚之前我就认识乔治·丹杰菲尔德。他那时一直对我非常着迷，但在我给他打电报之前，他到温特堡城还不到两年。我结婚后只见过他一次，那就是明确而又肯定地告诉他我的结婚结束了我们之间的一切。”
  梅森慢慢地重复着她的话：“结束了我们之间的一切。”
  她对梅森的重复有点儿生气了，然后控制住自己，说：“您的确有最令人不快的窥探人心的方式。好吧，如果您想要那样的话，答案就是：是的。”
  梅森说：“您是在今天早上报纸出版之前离开埃尔坦普罗的吗？”
  “是的，怎么啦？”
  “您为什么到这里来？”
  “我告诉过您是我的良心让我到这里来的；我知道一些从未告诉过任何人的事情。”
  “是什么？”
  “在那次审判上，我不是证人，因此没人问过我什么。我那时不愿主动提供这些情况。”
  “什么情况？”
  “霍勒斯·亚当斯和大卫干了一仗。”
  “您是说他们吵嘴了？”
  “不，我是说打了一架。”
  “为了什么？”
  “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
  “大卫被害的那天。”
  “接着讲，”梅森说，“说完。”
  她说：“大卫和霍勒斯打了一架，我想大卫吃了不少苦头。他回到家极为生气，他到浴室往脸上放了一条凉毛巾，在那里游荡了一会儿又出去了。直到过了一阵子，我才开始想他刚才在浴室做什么。我记得听到镜台抽斗开关的声音；一想到这，我赶紧跑到镜台那儿，打开大卫总是放枪的抽斗，枪不见了。”
  “您跟谁讲过这事？”梅森问。
  “除了您以外，我对谁也没讲过，就连我丈夫也没讲过。”
  办公室里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梅森在脑中反复地掂量着她的话。然后他扫了一眼德拉·斯特里特，确信她已用速记将所有的这些都记了下来。
  德拉几乎不让人察觉地点了点头。
  沉默使得丹杰菲尔德夫人有些不安，她开始明确地指出：“您瞧，梅森先生，那会意味着什么。如果霍勒斯的律师曾坦率地说他们打过架，如果发生过大卫拔出枪，霍勒斯击中了他的脑袋——谁知道呢？那就可能是自卫，他就会被免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