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的计算确切，”杰索普说，“会有成果的。”
  计算又繁多又曲折。如汽车驾驶的速度，汽车行驶多久，需要加油的大概距离，旅客有可能在哪里过夜的村庄等等。迹象很多并令人迷惑，也不断出现令人失望的情况，但是时而也有积极的成果。
  勒勃朗说：“有啦，我的队长！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去找厕所。在阿布杜尔·穆罕默德家厕所的一个阴暗角落里，发现一颗珍珠嵌在一块橡皮糖上。经询问这家人的父子，他们开始不说，后来承认来了一辆坐着六个人的车。他们说是德国考古考察队的，给了这家人很多钱，不许他们向任何人透露，理由是他们可能要进行一些非法的勘探。艾尔凯弗村的孩子们也找到两颗珍珠。我们现在查明方向了。还有，队长先生，如您所预言的，人们已看见‘圣女之手’了。这一位可以告诉您。”
  “这一位”是一个长相粗犷的柏柏尔族人。
  他说：“那天夜里我赶着牲口走时，一辆汽车开过来，我看到了‘圣女之手’。它在黑暗中发亮。”
  “在手套上涂上磷是很有效的。”勒勃朗嘟哝说，“亲爱的，亏您想出这个办法。”
  “这是有效的，”杰索普说，“但是危险的。我的意思是这很容易被其他逃亡者们发现。”
  勒勃朗耸了耸肩说：“白天是看不到的。”
  “但是如果一停车，他们在黑暗中下车……”
  “即使如此——这也不过是阿拉伯人一种盛行的迷信。他们常常在车上涂漆。人们会认为这是一些虔诚的回教徒把发光漆涂在车上。”
  “很对。但是我们必须警惕。因为如果被发现，敌人就很可能用涂上磷光的‘圣女之手’造出假记号骗我们追踪。”
  “啊！这一点我同意您。人们应该提高警惕。永远保持警惕。”
  第二天早晨，当地人又交给勒勃朗在一块橡皮糖上嵌成三角形的三颗假珍珠。
  杰索普说：“这意味着旅行的下一段路程是乘飞机。”
  他用询问的眼光望着勒勃朗。
  “您完全正确。”勒勃朗说，“这是在一个遥远无人烟的荒废的军用飞机场里发现的。有迹象说明一架飞机不久前曾在这里着陆并起飞。”他耸了耸肩说，“一架来历不明的飞机。然后他们又向去向不明的目的地起飞。这使我们的工作又一次停顿下来，我们不知道下步到哪里去追踪。”
  第十五章
  “这简直不可想象，”希拉里暗暗想着，“真不可想象我在这里已过了十天！”她想，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很快地适应环境。她记得在法国时看到一次有关中世纪酷刑的展览。囚犯关在铁笼里，既不能站，又不能坐，更不能卧倒。讲解员说，最后关在这里的囚犯在铁笼里活了十八年，释放后又活了二十年，直到老死。希拉里想，这种适应力就是人同动物的区别。人能够在任何气候下，吃任何食品和处于任何条件下都可以活下去，不管他是奴隶还是自由人。
  当她刚到这个单位来时，最初她感到一种盲目的恐惧，一种被囚禁和灰心丧气的可怕感觉，用豪华的环境遮掩囚禁的这一事实更加深了她的恐惧。可是在这里度过一周后，她开始不知不觉地自然地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条件。这是一种古怪的、梦幻般的生活方式。这里没有什么是特别真实的。她感到在这个梦中已经很长了，但是还要继续在梦中过很久，或许，永远过下去。她将永远在这里过日子，与外界隔绝。
  她认为这种危险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部分原因是因为她是女人。妇女们生来就能适应环境。这种适应能力给她们力量，但也是她们的弱点。她们善于观察环境，接受它，然后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安顿下来，并尽可能加以享受。最使她感兴趣的是与她同行的旅伴们的反映。她很少看到尼达姆，除非偶尔在吃饭时相遇。这个德国女人只是对她点点头而已。她判断，尼达姆很快活并且知足。这里的生活显然就是她所想象的那样。她是全神贯注于工作的那种类型的女人，并且靠她天生的傲慢，惬意地过日子。她自己和那些科学家同事们的优越感是她信念中的第一条。她对人类间的友爱、和平的生活、思想和精神上的自由都认为是无稽之谈。对她来说，未来是狭窄的，但是压倒一切的。她自己是优越种族中的一员，世界上受奴役的其他人如果表现好，可以赐给他们些恩惠。如果她的同事们表示不同观点，如果他们的思想是共产主义的而不是法西斯的，尼达姆是不在乎的。只要他们工作出色，他们就是有用的，他们的思想也会转变。
  巴伦博士比尼达姆更聪明些。希拉里偶尔同他交谈了几句。他也是全神贯注于工作，非常满意于他的工作条件。但是，他那好奇的法国式的才智导致他猜测和考虑他现在所处的环境。
  “这不是我所期望的，坦白地说，不是。”他有一天这么说，“这话在你我之间说，贝特顿夫人，我可以说我不喜欢监狱般的生活。但这确是监狱一般，尽管囚笼上厚厚地镀了一层金。”
  “这里几乎没有您来寻求的自由？”
  他瞧着她很快地苦笑一下。
  “不对。”他说：“您错了。我其实并不是来寻求自由的。我是一个文明人。文明人明白：根本没有自由这玩意儿。只有那些年轻、没有完全开化的国家才把‘自由’写在它们的旗帜上。必须有一个安排得当的安全机构。文明的实质就是说生活方式应该适度，即中间道路。人们总是要回到中间道路上来的。不，我坦白对您说，我来这儿是为了钱。”
  希拉里笑了，她的眉毛挑了起来。
  “在这里，钱对您有什么好处？”
  “可以付非常昂贵的实验室设备费用。”巴伦博士说，“我不必自己掏腰包，这样我可以为科学服务并且满足我个人的求知欲。我是一个热爱自己工作的人，但是我爱它不是为了造福于人类。我经常发现那些为人类工作的人有些呆头呆脑，工作起来也不能干。不，我所欣赏的兴趣是纯学术性的研究。此外，我离开法国前已经得到一笔巨款。这笔钱用另一个名字定期存在某银行。等所有这些工作结束后，我就可以对这笔钱随意使用了。”
  “等所有这些工作结束后？”希拉里问道，“但是为什么要结束呢？”
  “一个人应该有常识。”巴伦博士说，“没有任何东西是永久长存的。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地方是一个疯子经营的。我告诉您，一个疯子可以有逻辑头脑。如果您有钱，有逻辑思维，并且也是个疯子，您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功地渡过您的幻想世界。但是最后，”他耸耸肩说：“到后来一切都要毁灭。因为，您知道，这里进行的一切都是不合理的。凡是不合理的事情，最后总会有人来算账。在当前，”他又耸了耸肩说，“这里对我是最合适不过了。”
  那个托基尔·埃里克森，希拉里曾以为他会幡然悔悟，但看来他对此地的气氛十分满意。他不像上述的法国人那样实用主义。他过着自己那种专心致志的生活。他的内心世界对希拉里来说是太生疏了，她根本不能理解。这种世界观对埃里克森产生了一种庄严的幸福感，使他沉醉于对数学的计算之中，并幻想了一连串无穷尽的可能性。此人性格上的古怪和粗暴使希拉里害怕。她认为，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在唯心主义的一念之差中，他宁可让四分之三的世界毁灭，留下四分之一来实现他头脑中想象出来的乌托邦。
  希拉里同那位叫安迪·彼得斯的美国人谈得来。她想，可能因为彼得斯是个有才干的人，但不是天才。她从别人那里听到，他是他那一行中的第一流人物，一位谨慎而熟练的化学家，但不是这门科学的先驱。彼得斯同她一样，厌恶并且害怕这个地方的气氛。
  “事实上我不知道我去的是什么地方。”他说，“我以为我知道，但是我错了。政党同这个地方没有关系。我们同莫斯科没有联系。这里是在单独演戏——可能是法西斯的戏。”
  “您不认为您这样说是随便扣帽子？”希拉里说。
  他对这个问题考虑了一下。
  “可能您是对的，”他说，“说真的，我们随便乱说，毫无用处。但这点我可以肯定：我想离开这儿，并且我一定要设法离开此地。”
  “不那么容易吧。”希拉里低声说。
  这是他们晚饭后在屋顶花园的喷泉旁边进行的谈话。星光灿烂的夜晚，使他们感觉好像漫步在阿拉伯国家某一君主宫殿的花园里，混凝土的楼房已经消失在苍茫暮色中。
  “不容易，”彼得斯说，“出去可不那么容易，但是没有不可能办到的事。”
  “我很爱听您这么说，”希拉里说，“啊！我真爱听您这么说。”
  他同情地看了看她，并问：
  “你感到沮丧了吧！”
  “当然，但这不是我真正感到害怕的。”
  “不是的？那么，是什么呢？”
  “我害怕的是对现状安之若素。”希拉里说。
  “是的，”他沉思地说，“是的，我懂得你的意思了。这里好像是在进行某种集体思想工作。我认为您害怕是有道理的。”
  “依我看来，人们起来反抗更为自然。”希拉里说。
  “是的，是的，我也这样想过。事实上我曾考虑过一两次这里是否在搞什么小小的鬼名堂。”
  “鬼名堂？这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