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文浦夫人怎么样？”
  “显然她在夫勒斯诺。”
  “我想他们已经找到尸体了吧。”
  “是的。”
  “身份鉴定有问题吗？”
  “毫无疑问。尸体埋在一个很浅的坟里。噢，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佩里，坟坑是两三天之前挖的，是事先准备好的。”
  “你确定吗？”
  “确定。”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有几个孩子曾经见到过那个坑，在里面玩过游戏，把它当做掩体，所以他们才很容易地发现了尸体。那些孩子看到他们的掩体被填平了，就去告诉他们的父母。有一个孩子的父亲觉得事有蹊跷，就去那里看个究竟。那儿的土很松，很容易挖，他挖了两三英尺时，碰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扒开浮土一看，竟是一只人的大腿。他马上带来警察，挖出了尸体。”
  “人死了多长时间了？”
  “昨天死的。显然雷诺特医生说对了，现在警察正忙不迭地向他道歉呢。”
  “有人看见‘尸体’爬出窗户？”
  “警察认为有一个男人把尸体装进汽车，然后跳窗逃跑了。”
  “穿着睡衣？”
  “他们是这么认为的——作为遮掩，万一有人看见他。”
  “还有什么？”
  “你说的用假名住旅馆的话是对的，在这方面我们跑在警察的前头。弗兰科·史坦顿在夫勒斯诺的威尔士伯格汽车旅馆登记，显然那就是代文浦。人们对他的描述与代文浦个人相吻合，他甚至给了他本人的汽车牌号。不过他没喝酒。他接待了一个来找他的人，那天晚上他们谈得很晚，隔壁有一对夫妇向老板抱怨过。”
  “男的还是女的？”
  “谁？”
  “和他会面的人？”
  “是个男人。我们对此知之不多，我们只是随意地和威尔士伯格夫人聊了聊，没敢谈太多以免引起她的警觉，担心如果问太多问题她会去警察局报告，你当然不希望那样。”
  “的确不希望。”梅森说。
  “好吧，”德雷克说，“剩下的都是你的事儿了。现在还有一件事，佩里，你的朋友莎拉·安赛尔一直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总机接线员格蒂告诉她可以给你留口信，跟她说我可能会跟你联系。”
  “她想干什么？”梅森问。
  “她现在非常后悔，她现在换了个脑子。她说她当时对米日娜·代文浦失去了信心所以一时冲动。她当时很累，所以疑神疑鬼。现在她说真想把自己的舌头割下来。”
  “她在换脑子之前把她知道的全部都告诉警察了吗？”梅森问。
  “噢，当然。她什么都说出去了，警察对她态度有些强硬逼着她发疯。所以，她前思后想了一遍，终于觉得她用不确凿的证据控告了米日娜·代文浦。现在她泪流满面，后悔不迭。她想让你知道你可以信任她，她想通过你给米日娜带个话。”
  “真是好心人哪！”梅森说。
  “可不是！她把知道的什么事都抖落出去了，然后又跑回来请求宽恕——或者是想再来探听点消息，好去吹嘘。”
  “你觉得是警察派她来的？”梅森问。
  “可能吧，”德雷克说，“但如果她是在演戏的话，那戏演得可真不错，她洒的可都是实实在在的眼泪。她让你一跟我联系上就给她打电话，她留了一个电话号码。你要吗？”
  “天哪，不要，”梅森说，“我要是从这儿给她打个长途电话，她5分钟之内就能报告警察说我在夫勒斯诺，到那时这里的每一个警察都会来抓我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去威尔士伯格旅馆，订一间房，设法从威尔士伯格夫人那里打探点儿消息。”
  “用假名登记？”
  “不，”梅森说，“那不就意味着潜逃了吗。我用真名登记，在警察找到我之前我大约有20到30分钟的时间。那座坟挖好多长时间了，保罗？”
  “至少3天了。代文浦死之前孩子们在里面玩了3天。”
  “这可不大妙了，”梅森说，“地方检查官会以此作为预谋杀人的证据。”
  “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已经那么说过了，他把它称之为他所遇到的最卑鄙、残忍的预谋杀人案。”
  “好了，”梅森说，“我会去找你的。”
  梅森确认没人注意他后离开了电话亭，然后留出去叫了辆出租车，直奔威尔士伯格旅馆。
  坐在登记桌后面的女人大约50岁左右，神态很像是主妇，她的嘴唇看上去很友好，但眼睛却显得很锐利，像能把人心看透似的。
  “您好，”梅森说，“我没带行李，没计划要留下来，我只带了钱。”
  “我们要的就是钱，”威尔士伯格夫人说，“还有两间房，你可以随便挑，5美元一间。”
  梅森递给她5美元同时给了她一张名片。“我是律师，”他说，“我想了解一下发生在这里的一个案子的情况。”
  “是吗。”
  “我想了解一下弗兰科·史坦顿，”梅森说，“几天前他在您这儿住过。”
  “是啊，噢，你是第二个问起他的人。”
  梅森温和地笑着说：“史坦顿先生朋友挺多的。”
  “出了什么事？他做了些什么？他……”
  “就我所知没什么事，”梅森说，“只是想给他一些文件。”
  “噢！”她尖声说，接着，她很怀疑地问：“离婚？”
  梅森摇摇头，“我不便讲太多细节，不过是关于一处矿产买卖权的问题。买卖权再过几天就到期了，如果买方要求偿清买卖权的话，嗯，你知道，如果不能找到史坦顿那将是非常尴尬的。”
  “啊，是的，我明白。噢，他只在这儿呆了一个晚上，他留下了在洛杉矶的地址。”
  “我有他的地址，”梅森说，“可是他不在家……嗯，还有几天的时间，但如果他想把自己藏起来的话那就太令人尴尬了。你记得关于他的什么事吗？”
  “不很多，”她说，“他在做矿产生意，这个我知道。他拿了两只箱子，非常重的箱子，他好像说里面有什么矿样。”
  “矿样？”
  “我猜是的。他还带着一只他新买的手提包。”
  “新买的？”梅森问。
  “对，包是裹着的，除了提手之外都用纸裹着。还有，从他拎包的样子能看出它是空的，但箱子显然是满的。”
  “两只箱子？”
  “是的。”
  “嗯，是不是有人和他在一起，还是他一个人？”
  “不，他是一个人，这是我惟一确切记得的事。来了一些客人找他，大约11点半的时候他隔壁房间里的男客打来一个电话，说他不想抱怨，可是史坦顿先生的房间里一直有人说话，使他无法入睡。他问我是否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请他们保持安静。”
  “谈话声很大吗？是吵架吗？”梅森问。
  “显然不是，恰恰相反。他们谈话声一直很低，但他们一直在说，已经很晚了。你知道，当你想睡觉的时候如果有细微的单调的噪音，比方说水龙头滴水的声音，或是什么别的类似的声音，这声音会显得很大，能把你烦死。”
  “我完全理解，”梅森说，“你不知道史坦顿先生早晨什么时候离开的？”
  “不知道。我大约一两点钟或者是3点钟才睡，通常我睡得很晚。服务员照看房间。”
  “您这里真不错。”
  “谢谢。”
  “您有多少个房间呀？”
  “52间。”
  “地方可真不少，”梅森说，“照看这么多房间一定很不容易。”
  “是不容易呀。”
  “我猜你们肯定也有自己的麻烦事儿吧？”
  “的确是有哇。”
  “您往他的房间打电话告诉他不要打扰别人时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在商量事情，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想这是实话，我从门里往外看，看见有辆车停在他房间的外头，几分钟后那车就开走了。”
  “你知道是什么样的车吗？”
  “不知道，只是一辆普通大小的车，常见的一个牌子，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我不大擅长判断车型，我丈夫只要看一眼车就能说出它的年头、牌子和型号，只要看一眼就行。我对此可不在行。”
  “史坦顿没有打长途电话吧？”梅森问。
  “这我可说不准。你明白，我们并不能很准确地把这类花费计在房费里。人们想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希望他们到大厅里的收费电话亭去打，那儿有两个收费电话亭。我们当然能够接通长途电话让客人在房间里谈，如果我们知道房客是谁可能会这么做，不过如果是陌生人我们不鼓励这样。”
  “史坦顿先生没要求长途电话服务？”
  “我在的时候没有。我相信他没有要求，因为帐单上没有任何长话记录。”
  “但是他有可能到大厅去打电话吧？”
  “噢，是的。”
  “那会被注意到吗？”
  “不会，根本不会。”
  梅森说：“噢，我自己也要打个电话。”
  他高兴地微笑着，走进了电话亭，投进一枚硬币，要求接执法官办公室。电话接通后他坚持要跟负责人谈，当他听到助理执法官声音时说：“我是佩里·梅森，一个律师。我到这里来跟我的当事人爱德·代文浦夫人见面。你们拘捕了她，我想和她谈谈。”
  “你……你……你是佩里·梅森？”
  “是的。”
  对方的声音突然变得温文尔雅：“您现在在哪里，梅森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