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饥挨饿和无法睡眠的人们在树上栖身。虚弱和生病的人们担心从树上摔下来，只好似自己捆在树上。但谁也想不到要自杀。面临危险的人的自卫本能不允许他们自杀。”
  鲍里涅维奇同意这一正确的观点。接着她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
  “有个国家鼠疫猖獗。老人儿童都死于这一瘟疫。每个人都自身难保。但没有人自杀。人有自己的目的——为生存而斗争时，是不会自动走向死亡的。”
  鲍里涅维奇对这一论据也表示满意。
  “战争爆发了，”受到鼓舞的季娜伊达继续说道，“人们处在精神和物质困扰中，有的人置身于敌人机枪扫射下的肮脏的堑壕里。周围是死亡和穷困，但没有人自杀。爱国者是不自杀的。崇高的理想加强了自卫本能，对痛苦也就不那么敏感了。即使面对敌人也不能阻止求生的欲望……”
  爱情带来极大的欢乐，但也使季娜伊达的生活变得复杂起来。以前白天无论怎样忙得团团转，但一到晚上这一切就会结束。到了家，把自己的假面具和衣服都一起剥下来了，直到第二天天亮之前，她是真正的她。恋爱使她失去平静。她和鲍里涅维奇不论在教研室，还是在宿舍总是形影不离。疲惫不堪的季娜伊达心灵受到温暖，充满了对给予和唤起她这种欢乐的人的感激之情。她以狂热的希望冲刷着以往的阴影，在男朋友面前焕然一新。听他柔情的赞扬，接受温存，并给予回报，但这又不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真诚。这对于她来说真是太难了。想中止和抑制自己眷恋的想法是很不可靠的。她过去不允许自己有的一些看法和见解总是时隐时现
  在一次与鲍里涅维奇坦率的交谈中她不知怎么说出想把自己的著作献给一位职位高的人，哪怕此人不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也好。鲍里涅维奇指出，不应当让这种人无功受禄。
  “以前我也是这样想。”她以一种饱经风霜的人的口气讥讽地说道，“我原来的教授曾说过：‘明智的学者将自己的成就奉献给不学无术的人，是为了博得信任后反过来反对他们。’我曾反对过。我说，一个真正的学者是不会这样干的。他回答说：‘因此桂冠常常是摆在这些学者的坟墓上，而不是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戴在他们的头上。’”
  鲍里涅维奇哈哈大笑，称她的老师是‘怪人’。
  另一次，当他对自己的爱犬温存，喂它吃美食时，季娜伊达对他嘲讽地说：
  “您对一条狗如此温情，好象除了它之外在您的生活中没有更亲近的人了。”
  “瞧您多么能夸大其词啊，”他认为这是开玩笑，“我还有人民。如果您还想知道的话，全人类都是我的亲人。”
  “人类对您又能怎样？”她轻蔑地说道。他把她的轻蔑当成是在挑逗他，“有这么一个人说过，狗是唯一爱我们胜过爱自己的生物。”
  有一次，类似的谈话使鲍里涅维奇动了火，这是在季娜伊达的房间里。她患流行性感冒已五天了，尚未痊愈躺在床上。她两肘支着在枕头上休息，说话时没精打采。谈到了婚姻恋爱和家庭，后来突然又谈起了生活中严酷的规律。她说有多少活人包围着我们，这些人是如何地残酷。幸运者是稳坐在马鞍上的人。有些人生怕从马上摔下来被自己的坐骑踩死。这些人其实是不幸者。
  “您应当承认事实如此。”她坚持道，“阶级斗争的理论实质上也是如此。”
  鲍里涅维奇哈哈大笑起来。
  “您把互相仇视的哲学，人类的战争同工人阶级的斗争相提并沦吗？您怎么尽瞎扯一气？好一种哲理！但这种哲理既不公正又没有爱，这种邪说认为人与人是狼。这不是斗争，而是打架！”
  他没把这种看法看得很严重，认为这种看法是种变态的胡言乱语。她连日发高烧说胡话，可能是不自觉地在胡扯。
  季娜伊达对鲍里涅维奇的这种宽宏大量有自己的理解。“他和我一样，”她心中对自己说，“说的是一套，而心里是另一套。这更好，这就不会妨碍我们互相说真话。”
  “您也不必装腔作势，装出不同意我的看法的样子。”她毫不注意地继续说，“只有上帝能够从无到有创造出世界，我们只能卑鄙地为自己造福。”
  “有可能，”他忍不住气愤地答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可不要幸福。”
  鲍里涅维奇认为她在嘲笑他今天说的话，生气地走了。女人由于固执什么话说不出来。
  她因认为鲍里涅维奇心里同意她的看法而感到兴奋，就想对他撕下自己的伪装和两面派手法。她决定将自己过去和不久前的往事毫不保留地和盘托出。自己苦难的经历会引起他的同情，使爱情得到美满的结局，他会成为她的终身伴侣的。
  先有难舍难分的眷恋和感情的交流才有真诚坦率的吐露。棋盘上卒子走动了，军官移位，那么……出现了意外的迟延——王，女王和几个侍从那天晚上却没有挪动。
  接着是她长时间的自述。季娜伊达生于一九○○年。父亲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普洛特尼科夫是哥萨克骑兵大尉。那时他指挥着守卫中东铁路的骑兵部队。这队骑兵打着剿灭红胡子匪徒的旗号主要是对付中国的和平居民。哥萨克遵照军方的命令对居民残忍无比。有关同“敌人”冲突的战报不断送往彼得堡。彼得堡向邻国政府提出抗议。并威胁派大军围剿。这位走红运的骑兵大尉受到嘉奖，士兵们也得到了半个银卢布的赏金。
  骑兵大尉把白己十岁的女儿从首都接到部队。给她穿上男子的服装，教她射击。这成了这个女孩子生活中的大转折。在她的心目中男人服装是与女人趣味决裂的象征，说明她已加入了男人的行列，好象她已变成无愧于崇高使命的人。她学会了骑马，参加狩猎，亦翻山越岭行军。小姑娘接受了男人的生活方式。尽管讨厌，但也常常和男人们在一起喝酒，说假话，还经常打男孩子耳光。
  有一天父亲把文书安德烈·雅宏托夫叫来抱怨上帝没有赐给他儿子，而是一个女儿。他为女儿学会喝酒感到后悔，要文书教她学文化。
  这可是一件不讨好的差事。对军人生活更感兴趣的野丫头对读书和写字是格格不入的。使老师吃够了苦头。她不断地向父亲告状，她不择手段地说假话污蔑中伤老师。这种乖巧的告状闹得年轻文书无法再教下去了。但这位不久前的大学生又不敢提出不干。
  后来母亲把小姑娘带到敖德萨，脱掉男人衣服换上了连衣裙。女儿为此大为不满，她把可恨的裙子撕成碎片。她瞧不起女孩子，仍然和男孩子在一起打闹。
  父亲在白军中死去了。妻子为此伤心，但为时不久……
  季娜伊达中断自己的故事不说了。她给自己和鲍里涅维奇倒上酒，一口喝完，又倒一杯。酒增加勇气，她说得更加自言，目光更加粗野，还处在回忆往事的兴奋之中。悔恨忧伤的口气消失了。骑兵大尉的女儿追求的不再是同情和怜悯了。而是在夸耀她的英豪气概。
  那时那个大学生文书雅宏托夫帮了她的忙。是他把二十岁的季娜伊达带到了莫斯科，帮她找到了工作，并准备上大学。
  “后来，”最后她说道，“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在我的任何履历表上您都找不到刚才我讲的这段经历。”
  她在他面前摆出几张照片。他看到一个身着戎装的孩子，旁边站者高大的父亲——骑兵大尉，还有一个扭扭捏捏的瘦小女人。再有一张是身穿时髦连衣裙的十六七岁的小姐。
  “您爱怎么评论我就怎么评论好了。”她说道，“但不要忘了，我们的命运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这就是我要说的全部。”
  这并不是全部。在她的记忆中有很多暗淡失色的东西。往事使她感到害怕。她有很多事没有讲出来。
  他俩分别时已过了午夜。由于谈起往事而心情激动，她久久没有入睡。
  鲍里涅维奇从季娜伊达的悲伤叙述中得到了经常使他困惑的问题的答案。他明白了她为什么把生活、社会看成是兽群。为什么她认为科学研究中只有弄虚作假才能站得住脚。悲惨的过去使她丧失了认清生活真谛的能力。她认为人的爱是不会使生活幸福。要获得幸福必须善于消除生活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她的谬误使她盲目。这将会残酷地惩罚她的。他有责任帮助她改正谬误，看到人生的真谛。
  季娜伊达把鲍里涅维奇对她宽容的批评当作是宽恕她的罪过。他好象也承认是这样。他俩都有权有自己的信念：赞扬革命，为革命成果而欢欣鼓舞或是诅咒革命成果。观点的不同并没有影响他俩的爱情。学者是能同不同见解的人相处的，有时其至还要抬高他们。
  季娜伊达认为白己的盘算万无一失。她让早先的软弱和秘而不宣的思想纵情流露出来。他常常看到她酗酒，越来越放肆地表白自己的内心想法。
  “两千年前，”有一天她说道，“罗马人——文化传播者也和我们处在一样的地位。他们也和我们一样被自认为是近在咫尺的地上天国的无知想法所迷惘。我认为我是野蛮人中的罗马人。广场上、大街上人们粗野地推挤我。电车上、公共场所，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使我喘不过气来。”
  最后几句话她说得凶相毕露，她的脸变得狰狞可怕。
  鲍里涅维奇反对她的观点，尽管目前的社会形式还不尽善尽美，但不能求全责备。成为人类希望的社会变革要经过几个世纪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