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作者:李亚平    更新:2021-11-25 16:45
  一个月后,蔡京坐到了曾布的位置上,成为帝国第一副宰相。此时,他的官衔是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这个职衔,习惯上已经被认为是拜为宰相了。一般说来,它与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并列为宰相,但名次在后,因此,说它为第二宰相或许更合适。
  拜相制书下达后,徽宗在延和殿召见蔡京,问道:神宗皇帝变法改制,哲宗皇帝继承之;可是经过两次翻覆,至今国是未定。我要继承父兄遗志,先生有何指教?
  史称,蔡京连连叩首说:将死而后已,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
  史又称:“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为。”也就是说,朝野上下寄希望于他有所作为(28)。
  蔡京果然有所作为。
  当国之初,他动作迅速地帮助皇帝完成了两个出尔反尔的重大转变:第一个动作,是将元祐党人,也就是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人士彻底打进地狱。
  皇帝即位之初,曾经发布煌煌文告昭示天下,将以至正大公的胸怀,不偏不倚地对待变法与保守两派,以期利国利民。如今,仅仅一年多一点时间,言犹在耳,事情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蔡京上任的第二天,徽宗下达了一道禁止元祐年间所行法政的诏书,措辞的强硬与严厉,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谦抑与温和。以此为开端,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极为著名的、整治保守派人士的元祐奸党案及其元祐党人碑。
  蔡京为皇帝提供了一份元祐奸党名录,其中包括了以人品官声享誉当时、以文化成就震烁古今的司马光、苏东坡、苏辙、黄庭坚、程颐、范纯仁等数百人。当年,章惇修理政敌时,曾经提议皇帝把司马光的坟刨开,鞭尸三百。如今蔡京没有那么粗野凶暴,那么小儿科,但却更加阴柔老辣。他将锋芒直接指向这些政敌们生前身后所最珍视的部分:千秋名节、子孙后代的尊严,还有他们的现实生活。
  徽宗皇帝以自己优雅高超的书法艺术,先后两次亲手书写元祐党人碑,分别刻于端礼门的石碑和文德殿门的东壁之上。并由书法艺术同样高超的蔡京书写颁示天下州县,命令各地刻立石碑,用以惩恶扬善。据说,直到今天,在某些地区还能看到这种石碑。从公元1102年到公元1104年,也就是崇宁元年到崇宁三年,这种政治迫害运动具有了相当程度的深度与广度:当时,这些被列入奸党名录的人,大多已经故世,于是,迫害的锋芒主要指向他们的著述和子孙后代。
  名列奸党的许多人,是当代的学术泰斗或文坛领袖。这使禁绝销毁他们的著作成为当务之急。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黄庭坚号称苏门四学士之一,他的一句“春归何处?”,曾经问得诗苑词坛一时间黯然失色。与苏东坡比较起来,这位影响巨大的诗人虽然只能屈居二流。但是禁绝销毁奸党著述却是由他首当其冲。其起因相当猥琐无聊:黄庭坚名列奸人党籍之后,被贬黜到湖北降管勾玉隆观,这是个仅次于撤职罢官的闲职。湖北转运判官名叫陈举,此人很想借黄庭坚的文名抬高自己的身价。于是,有一次黄庭坚应邀撰写一块碑文时,陈举要求在碑文撰写人的落款上,把自己的名字添加上去。黄庭坚不愿意,拒绝了。于是,这位相当于省一级主管日常工作秘书长的陈举,便在碑文中断章取义地摘录了一些词句,举报黄庭坚诽谤朝政。他有意将举报交到了副宰相赵挺之手中,原因是他知道赵挺之与黄庭坚不和。果然,赵挺之立即向宋徽宗报告。结果,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黄庭坚被进一步贬窜到岭南,并死在那里;另一方面,则是大举开始了禁绝销毁奸党著述的运动。
  为此,大艺术家徽宗皇帝发布了一系列诏书。他先是下令,天下碑、碣、榜、额,凡是苏东坡书写的,要全部销毁;又将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及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以及马涓等人文集、范祖禹的《唐鉴》、范镇的《东斋纪事》、刘攽的《诗话》、僧文莹的《湘山野录》等书的印版悉数焚毁;在蔡京的怂恿下,皇帝进一步下诏,焚毁苏轼的《东坡集》并后集印版;毁掉司马光、范纯仁等人的画像。司马光的伟大史学著作《资治通鉴》也在焚毁之列。
  第三章宋徽宗的浪漫生活
  当时,负责销毁《资治通鉴》及其印版的是蔡京的弟弟蔡卞、薛昂与林自等人。太学博士陈莹中知道消息后,特意在太学考试出题时,引用了徽宗的父亲宋神宗为该书写的序文。这位林自不学无术,没有读过《资治通鉴》,不知道神宗皇帝真的写过这篇序文,于是跑去向陈莹中兴师问罪:“神宗皇帝怎么可能写这篇东西?”陈莹中反问:“谁敢说这是假的?”林自含糊了,说:“即便是真的,也是神宗皇帝年幼时写的作文而已。”陈莹中问他:“你的意思是说:天子的圣人之学不是得自天性,还有少年、成人之分?”这回,林自真的没脾气了,回去悄悄告诉蔡卞。蔡卞也不敢下手,密令太学将印版束之高阁,从此不敢再提销毁的事儿了(29)。这样,今天的人们才有机会读到这部不朽的历史巨著。
  苏东坡的诗文恣肆汪洋,意境高远。文人骚客们爱不释手。崇宁、大观年间,朝廷悬赏重金禁止他的诗文,最高时赏金达到八十万钱,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十多万元人民币。结果,反而使苏东坡的诗文成了民间相互夸耀的宝贝。读书人如果不能背诵苏东坡的诗文,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其他人会认为此人没有品味,俗不可耐。有一位政府高级官员,甚至为此还发了大财。
  这位具有天才的经营意识和商业头脑的官员,名叫苗仲先,当时担任徐州太守,大约相当于后来的地专级到副省级干部。苏东坡曾经在徐州建有一座名楼,起名叫做黄楼。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为此楼作赋,碑文则由苏东坡亲自书写后刊刻。在禁绝销毁运动中,徐州的地方官员们不忍心毁弃,将这块碑投于护城河的壕沟之内,并将黄楼改名为观风楼。等到富室与官宦人家以收藏东坡诗文墨迹相夸耀时,苗太守灵机一动,命人将石碑抬出,日夜赶工摹印,得拓片数以千计。忽一日,太守下令:“苏氏之学,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独存?”下令立即击毁。结果,该碑文摹本市价倍增。苗太守将这些拓本带到京师,不几日便全部售罄。太守立即成为一方巨富(30)。
  在苏东坡的家乡四川,民间甚至流传了一句谚语,说是:“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根。”不熟悉苏东坡诗词文章的读书人,只能吃菜根。由此可知宋徽宗君臣施政与民间舆情的反差之大。
  逝者已矣,他们亲属子弟的命运则变得相当悲惨。崇宁年间,徽宗多次下诏,凡奸党子弟,不管有无官职,均不得在京城居住,不准擅自到京师来,不准在京师及京师府界任职;后来又规定,宗室子弟不得与党人子弟联姻,已订婚尚未举行婚礼的,必须解除婚约;党人五服之内的亲属,均不得担任近卫官职。知情不报者处斩。此外,在科举考试和官吏录用晋级等方面也有不少歧视性的规定与作法。
  以今天的眼光看回去,应该说,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这种作法都带着一股强烈的不祥气息。在世界范围内,很难找到由此导入良好结局的事例。
  蔡京辅佐宋徽宗出尔反尔的第二个轻佻举措,则是分门别类地治罪那些在皇帝的鼓励下,上书言事的人们。
  我们记得,徽宗初政时,曾经发布过一份诏书,鼓励、号召天下人畅所欲言、言者无罪地品评朝政。在此之前,徽宗的同父异母哥哥宋哲宗在位时,也曾经发布过一份让天下人上书言事的诏书,献言者数以千计。结果,后来,哲宗君臣断章取义地摘录这些上书,凭只言片语整治上书者,搞得人们怨声载道。宋徽宗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下令撤消了专门在臣民上书中罗织罪名的编类臣僚章疏局,使人们相当感奋,有五百八十多位官员和八百多位布衣平民上书言事,为国家发展出谋献策。结果,同样仅仅一年多一点时间,同样言犹在耳、墨迹未干,徽宗皇帝便尽反前言,将所有奏章和上书交给蔡京、蔡攸父子、他们的门客强浚明、强渊明兄弟,再加上一位不错的学者叶梦得,由这个五人小组根据上述文书中的内容与词句,决定如何处置这些上书言事者。
  《宋史》记载说:强氏兄弟与叶梦得和蔡京结为生死交,共同策划了元祐奸党案和此次的上书言事案。在上书言事案中,上述五人“同己为正,异己为邪”,把这些上书言事者分别划分成了七大类: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其中,仅五百八十多位官员里,被列入“邪”字一榜中的,就有五百三十四人。进入“正”字榜的,只有四十一人。其中,“正上”一等的六人,包括了那位为皇帝画“爱莫助之图”的邓洵武。而监察系统和政务系统中,凡是与蔡京有过节的人,几乎一网打尽地被列进了“邪”字榜中。史书记载认为:以此为发端,从此形成北宋末年的党人之祸(31)。
  一位被列入此榜中的不知名人士,曾经写了一首小令,嘲讽道:“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来胡道,人人投献治安书,比洛阳年少。”
  自讼镌官差岳庙,却一齐塌了。误人多事,误人多是,误人多少!(32)
  在涉及到治国方略的重大事务上,徽宗皇帝的表现既轻佻又不浪漫,这种作法所伤害的肯定远远不仅仅是上述这些被列入“邪”字榜中的人。人们有理由在这种缺少道德信念支持的变化中,感受到前景的黯淡与令人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