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说，肯尼迪总统已经下决心，发动将军们举行政变，即使冒失败的风险也在所不借了。
  经过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复杂过程，陈文同将军在闪闪灼灼中策划政变的细节，并表示在政变前几小时才能通知美国大使馆，以免走露风声使政变出现危险。
  如果省略复杂而又惊险的政变过程，那么政变结果是，吴庭艳、吴庭如兄弟两人被政变者枪杀了，是谁主张把他们杀害的？
  陈文同将军说：“我认为杨文明将军不想让他们活着，在押解
  途中就把他们杀了。”
  政变的将军们却解释说：“是他们兄弟两人企图夺取武器脱逃而被杀身亡的！”并为此表示遗憾。
  中央情报局接到吴氏兄弟的尸体照片时，他们是反绑着手被打死的！
  兵变委员会推举陈文同将军向美国大使馆作出解释，他说，杀害吴氏兄弟绝不是政变计划中的事，那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意外。
  使华盛顿震惊的是：他们一直反对用这种方式推翻吴庭艳，甚至改变过支持政变的主意。现在将军们出于自身利益的原因，一开始就用鲜血玷污了他们自己和美国的形象。当中央情报局的科尔贝回首往事时说：“我们的确想摆脱吴庭艳，却没有认真或是根本想不出用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来代替他。当然，我们摆脱了这位贵族，选择了将军，按我们原来想象，这些将军会组建一个更民主的政府。……”
  华盛顿很快就发现有两个出乎意外的景象：
  第一，吴氏兄弟的猝死使美国极为震惊的同时，西贡并没有震惊，而是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一个独裁者的死使市民们兴高采烈，而美国大使馆的人员备受西贡各阶层的人士欢迎，他们举着五彩缤纷的旗帜，在美国大使馆前欢呼，好像美国人为他们除掉了一个祸害！
  第二，华盛顿别无选择，只好承认了新的南越政府——以杨文明将军、黎文金将军和政变联络人陈文同将军为首的军人政府，而市民的欢呼声和这届军政府只延续了3个月，在以后的20个月里，政府变换了10届，将军们既没有共同的目标，更没有共同的信仰，今天你推翻我，明天他推翻你。原来想改变得好一些的企望，今天随着政变都分崩离析了。
  1964年的形势急转直下，越共通过胡志明小道向南方大量地派遣正规部队而不是像从前那样慢慢渗透。那时，华盛顿曾悲观地估计，1965年越共将赢得这场战争。
  可是，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被刺身亡，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匆忙宣誓就任美国36届总统，这个异常固执的德克萨斯人、继承了总统宝座的同时，也继承了两次暗杀（指吴庭艳和肯尼迪）造成的混乱，以他顽强的性格，没有从越南的悲剧中后退，而是毅然地选择了战争。
  就在这时，我们小说中的黎文英从胡志明小道进入南方；而威廉·安德森则在西点军校宽大敞亮的阅览室里构想他的《论特种战争》。
  （三）河内之行
  第二天上午8时，黎东辉、张科长和我，去奠边府的南分区洪棍访问，下午4时回到高炮团驻地。得知这天上午，驻守奠边府的140高炮部队战士围斗苏联授越专家的事情。
  外事无小事，这是可以酿成大事件的事故。正值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和中、苏、越三方关系非常复杂微妙之时，就显得特别严重。这事立即震动了奠边县、莱州省和外事处的同志，分别到我高炮团指挥部和六支队交涉。而且提到了严重违反了越南的主权的高度。
  显然，我们的战士受了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反帝必反修，对苏修大鼻子恨之入骨，一见面就怒不可遏，这个所谓的苏修地质专家胸前挂着望远镜，竟然到我们的高炮阵地上来参观，是可忍孰不可忍？国内红卫兵北上反苏修，南下反美帝。要见都见不上，今天，竟然敢到我们高炮阵地来，以参观奠边府A1高地为借口来窥探我们的军事机密，自然是不能放过他！
  在战士眼里，他不但是苏修分子，而且还是个擅入我高炮阵地的特务，自然要把他扣留，要扣留自然要拦车，不但不停反而撞了我们，我们当然要开抢示警，我要扭住你送到上级机关加以处理，你不但不服反而挣扎格斗。到底谁打了谁？A1高地当然是越南的土地，可是，A1高地也是我们的高炮阵地，难道能允许苏修特务任意来去吗？
  这就是我们战士的理由，至于那个苏联专家的真正身份和来奠边府参观的真正目的谁能弄清呢？
  高炮团的同志已经处在烦乱紧张之中，不管理由是否充分，毕竟是一次开枪、围斗外国人的国际事件。我们三个客人都无法表示意见，在高炮团的同志已经没有心绪他顾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说按计划已经完成了访问任务，在诚挚感谢主人热情照顾之后，回Ｃ支队去。
  但我们一直关心着这个事件的处理结果。……
  4月27日，我们从奠边府返回，张科长不知是事先预谋还是忽发奇想，他在后座上低声问我要不要绕个弯到河内去一趟，去看看胡志明主席向全世界宣读《独立宣言》的巴亭广场。我深知河内是越南的古城，历史悠久，早已心向往之，只是担心一辆军车能不能随意出进河内，会不会惹出某种涉外的麻烦来。坐在前座的黎东辉似乎了解了我的蜘橱，我扭过头来说：“张科长的主意不错，咱们到河内绕一圈费不了半天时间，有我给你们当向导，绝不会迷路！”
  我自然敬谢有加。我们沿6号公路越过安州黄昏时分到达春梅。这里离河内还有50公里，我们决定在这里的施工部队留宿。第二天一早开进河内，下午即可由太原返回安沛。
  二十几天的停炸，使河内出现一片繁忙而又宁静的景象，许多坍塌的建筑正在修复，许多废墟正被清除，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生气蓬勃的景象使我惊叹人类医治战争创伤的能力。
  饱经战争蹂躏的城市，犹如一片生机勃勃的丛林，大自然的雷雨狂施暴虐，把它摧残得枝断干折，在几经喘息、呻吟、奋发之后，又变得枝繁叶茂苍郁森森了！
  正义的战争是民族精神的振奋剂！我在河内街头听到清除废墟的市民的劳动号子声，还有那些衣不蔽体却在快乐的笑声中捉迷藏的儿童，忽然间，竟然觉得战争并不那样可怕了。我站在河内的行横街头，竟然沉入一种历史的哲思。
  大自然不可能是永远晴朗的天空，也不可能永远是风暴雨狂，狂风暴雨清扫洗涮过的天空，是不是会格外清亮？
  战争与和平，是不是历史巨人的左右脚？它是不是在人类的灾难与幸福、痛苦与欢乐中走向未来？
  河内，曾是越南李朝、陈朝、后黎朝的京城，享有“千年文物之地”的盛誉。“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总督府现在在哪里？
  据黎东辉介绍，这里曾像北京的故宫一样，也有过紫禁城和皇宫，也曾有过楼台殿阁、御苑园林、在千年的历史沧桑中，改朝换代，内乱和外侵，河内的古建筑屡建屡毁。当年的宫门已经荡然无存。古城墙也只在正北门附近留下一段百米长的残迹，就像我国南京鸡鸣寺附近那段与明城墙相接的台城遗址。
  远在7世纪初，这里就开始建城，当时称作紫城，在10世纪以前，先后改称宋平、罗城、大罗城。……到公元1010年李朝从华闾迁都至此，更名为升龙。随着朝代的更迭历史变迁，名称不断地更换：中京、东都、东关、东京、北城，直到阮朝才易名河内，是困在红河右岸被其环抱而得名。李朝陈朝时期有61条街坊；黎朝、阮朝时期有36条街坊。现在许多街道仍沿用旧称，使我每一步都产生沉重的历史感。这里的许多古迹都显现着中国古文化的光彩。
  河内城区湖泊环列，树木终年常青，鲜花四季常开，处处呈现出亚热带城市的幽美景色，我们绕过还剑湖、西湖而后到达巴亭广场。在巴亭宫里还放着胡志明主席草拟《独立宣言》时用过的圆形四腿的桌子。……就在我们怀着敬意参观过这些历史文物的19个月之后，享年79岁的胡志明主席的灵柩就停放在这里。
  后来，我看到一位西方记者用感人至深的笔触记述了河内人民哀悼这位令人敬爱的伟大领袖的情景：
  他们的伟大领袖去世了。数百万人排着长队向他的遗体表示敬意，悲
  哀使北越人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当人们离开灵柩时，几乎没有一个人
  的眼睛离开地面，头颅低垂；在哀伤欲绝的行列中，有数百人突然晕倒在
  地，有人则呼天嚎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和胸口，痛不欲生，以至好几个
  强壮的年轻人拚力才能遏制住这种近似疯狂的强烈的感情，把他从人群中
  架走！……这远不止是一个民族的悲哀。胡志明几乎成了一个民族万心所
  向的核心！如果以胡志明的名义号召人们投入战斗，人人将成为视死如归
  的勇士！
  在市区内，我们参观了几个寺庙，古雅清幽。还到了百草公园，这里有森森林木，还看了名刹报恩寺的遗址。又到了巴亭广场东南方奠边府路（原为旗台路）的旗台，这旗台高达60米，蔚为壮观。六棱形的旗台矗立在三层方形的台基上，底层每边长达42米，台基第二层每边各有一门。东、南、西向的三门上留有匾额：东为“迎旭”，南为“向明”，西为“回光”。处处使我感受到汉文化的气息。
  4月28日回到支队部，没想到这里出了与我们三人都有密切关系的事故，同样是一起国际事件，当然，它和奠边府围斗苏修专家的事件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