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朝以后仍做禁军中尉，位宠如初。
  诬人宠己之术，是宦官们玩弄厚黑学的产物，或者高举维护君主皇位的忠义大旗，抓住皇帝生怕他人抢了皇位的脆弱心理，陷害他人。一言奏效，便制造焦点问题，转换矛盾，分散皇帝注意力，淡化、掩饰对自身的不利影响，从而达到固宠求荣的目的。从根本上说，诬人宠己是用不正当手段显其忠信赤诚，以他人的失败、罪名甚至性命做自己荣宠的阶梯的。
  控制皇帝:1.投靠太子
  中国古代宦官之所以能够由非政治人物变为政治人物，从洒扫的奴仆而挤进政治中心并发挥自己的作用，理应是与一定时代一定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状况密切相关的。一般说来，君弱臣强、君少臣老的时代宦官最为活跃，也最容易发挥政治作用。比如说在外戚专权或藩镇割据，皇权受到严重威胁，儿童天子、懦弱皇帝，他们或受外戚控制、摆布，或苦于地方藩镇势大，皇帝此时既不信朝官臣相，又疑心宗族亲戚，那么可信任的就只有家奴了。在这种情况下，宦官的得志是必不可免的。从宦官这一方面来说，他们本人也千方百计迎合皇帝心理，力争获得皇帝的赏识，以求跻身要职，荣登王侯之位，享尽这人间的富贵与荣华。然而宦官们走这条路虽有因利乘便的天然优势，却也不免多有坎坷与麻烦。皇帝至尊，翻手可为云，覆手又为雨，其喜怒阴晴，变化难测。这是非曲直全操在皇帝手中，你离皇帝近，皇帝离你也近，宦官的毛病、弱点皇帝也会看得一清二楚，因而对宦官来说，其一着不慎，也就会全盘皆输。也正因为如此，有的宦官尽管忠信赤诚，却不曾得到皇帝的信赖，终其一生与得意无缘。面对这种情景，宦官们也便想方设法变被动接受为主动索取，变曲意讨好以争取帝王之心为主动出击，凌驾皇帝之上，操纵皇帝视听，驾驭皇帝作为，把皇帝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俗话说得好，给了鼻子就上脸。当宦官们想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就一反奴才面目，竟公然学做起主子来了。他们拉起皇上大旗，随意发号施令，一切都随心所欲，一切都畅通无阻。为了达到这一步，宦官们还是要各显身手的。
  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脱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那至高至尊的皇帝也是如此。在宦官们看来，皇帝老了要死，老皇帝死了太子就是新皇帝。因此，投靠太子是宦官控制皇帝的有效途径之一。谁都知道，太子是皇位的接班人，是未来的皇帝。这个角色对于那些梦想出人头地的宦官来说，其魅力仅次于在位皇帝。而太子本人为了能够顺利登上皇位，他也总想暗中收买人才，培植亲信，不断扩充自身势力，以备不时之需，这就为失意宦官投靠太子易主求荣打开了方便之门。翻览宦官参政史，通过太子之门来控制皇帝，获取好处的宦官为数可真不少。比如唐代李辅国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玄宗朝入宫做宦官起，就一直不讨玄宗欢心，直到40岁才当了个掌管马厩院簿籍的小官，富贵对他来说似乎完全无望。天宝年间，为了向上爬，他悉心畜牧之事，深得闲厩使王NB122
  的赏识。王NB122嘉奖其勤心畜牧之能，推荐他进入东宫，做了太子李亨的役使。从此他便百般巴结太子，用心服侍，以求太子继位，自己捞点辅佐之功。恰巧天宝十四年，河朔三镇爆发安史之乱，玄宗不听忠臣之谏，用杨国忠之计逼迫哥舒翰出潼关攻击叛军，致使潼关失陷。玄宗不得已又采纳杨国忠的建议，率六宫大臣匆匆逃往四川。行至马嵬坡，士兵哗变，诛杀杨国忠，又逼玄宗缢死杨贵妃，稍平众怒，才得以继续起驾西行。谁知沿途百姓东拼西集，遮道请留圣驾，他们一伙围住玄宗，一伙拦下太子，扬言“皇帝不肯留驾，小民愿率子弟草民，跟随太子殿下东行破贼”。玄宗只得留太子李亨宣慰民众。李辅国一向不讨玄宗宠信，便抓住机会，拥戴太子。他一边劝太子招集西北边兵，笼络郭子仪、李光弼诸位名将，扩充自身势力，一边又暗中怂恿太子分侵玄宗侍卫兵马，他说：“目下急要之事，乃是多得侍卫兵士，不如奏明圣上，分部分兵马与您，凭此大事可成。”这话正中太子下怀。原来太子李亨在众兄弟之中，虽属仁孝，但对玄宗的百般压抑也早有不满，为了皇位，他亲眼看见父亲杀死三个兄弟，而自己因为与边将交谊，也险遭杀戮，因此心中对玄宗早已忿忿，巴不得立即摆脱玄宗，只是羽翼不丰、势力不大，所以面子上仍装得至诚仁孝。所以李辅国之谋一出，太子便命人曲意奏报，结果玄宗命令把后军2000人及飞龙厩马分给太子。李亨得报，觉得李辅国之言甚有远见，且又忠于自己，从此便对他另眼相看。后来人马到了灵武，军士拥太子继位。李亨怕招致非议，执意不从。李辅国又百般陈述利害，并以不失民心为由相劝。于是李亨在灵武城南楼上正式登位，称肃宗皇帝，遥尊玄宗为太上皇。肃宗登位后，一面召故人李泌为谋士，一面马上重用李辅国，命李处理内务。从马嵬兵变至灵武继位，李辅国出力不小，成了肃宗心腹之人，因此一切内事尽委李辅国。收复长安后，李辅国升开府仪同三司，封成国公。他统揽朝事，威震朝廷，官吏稍有小过，或不如其意，他便细察苛责，穷治三司，朝中诸事，任其随意区分，胡乱批奏，对错与否，都称帝旨，无人敢违半分。而且每出禁中，护卫甲士百人，前呼后拥，中贵人不敢直呼其官，皆称“五郎”，连宰相李揆见了他都执子弟礼，呼之“五父”。至此李辅国靠投靠太子，为太子出谋划策，终于实现了他飞黄腾达，位居臣上的愿望。
  不难看出，投靠太子是一种易主求荣之策，当时的观念是“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违逆此道，则常常被视为不忠不孝。投靠太子虽非侍奉异姓之主，但对当朝皇上来说，实属侵犯皇权、威胁皇位安全的不忠之举，但用此策略却能既免遭世人非议，又能得终身之安，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宦官们转向于太子未做人主之前。因此，不管其阿谀奉承、巴结讨好，种种非分之举做得如何紧锣密鼓，都属人情交谊之列，可以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人不惊异。久而久之，这些努力便化为一笔不小的人情债，重重地加在太子身上，所以，凭借故交情谊，太子继位，宦官跟着升迁也就势属必然了。
  再比如明代大宦官王振，此人自幼被选入内书堂，就服侍皇太子朱祁镇，与朱祁镇在一起很是相投。王振当然明白，今天的太子，明天就是皇上。后来，宣宗死，朱祁镇继位，是为英宗。当时太皇太后张氏已经看出王振为人的狡诈，也担心王振在朱祁镇继位后会狐假虎威、搅乱朝纲，于是就委任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英国公张辅、尚书胡滢等5人辅政，对英宗说：“此五人，先朝所简贻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同时要赐死王振，只是在英宗下跪求情的情况下，王振才免于一死。但是几年过后，辅政5位大臣死的死，病的病，太皇太后也因病去世，王振便开始大权独揽了。王振得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掉当年明太祖立于宫门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碑。其后的种种劣绩不一而足。王振之所以后来得志，那也是和他早年与太子厮混分不开的。由此可见，投靠太子虽非惟一之荣宠捷径，但对宦官们来说，这却不失为行之有效的进身良策之一种。
  控制皇帝:2.拥立可意之君
  宦官要得意，就需要笼络、控制住皇帝。但是要控制皇帝的所作所为也并不是一件易事。对此，宦官们心里是有准备的。讨皇帝喜欢，谄媚皇上，一般只能被动地接受皇帝的封赏。如果让皇上喜自己所喜欢的，使皇帝的发号施令完全掌握在自己所控制的范围之内，那就必须变被动为主动，主动出击，主动索取，才能达到目的。为此，宦官们不得不在帝位接班人身上下功夫。他们选择的对象或是年幼无知者，或是优柔寡断、懦弱老实之人。只有把这样的人推上皇位，他们才可能真正实现变被动为主动，所选之人登位后，他们凭借拥立新皇继位的莫大功劳，便可高高在上，操纵包括皇帝处理朝廷大事在内的一切了。这样，自己的意志也便可通过皇帝的诏令，名正言顺地得以实现。这种做法在各个朝代的宦官中都能见到，而尤以宦官强大的唐朝最为集中。
  中唐时期，藩镇超常强大，其迅速发展大有危及朝廷的可能。由此，德宗由疑心文武大臣，而更加宠信家奴。他重用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任命两人担任禁军主帅。朝廷把军政大权一齐交给了宦官，宦官也就从此凭借手中的军队，把朝中从内政外交到皇帝的起居，甚至包括皇帝的生杀废立，都一股脑地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掌心之中。由此，他们要求皇帝按自己的意图行事，稍不如意，便可以另立新君相威胁。此风已树，则相沿不衰。所以从宪宗至哀帝，中晚唐时期的10位皇帝中就有7位是宦官拥立的。其中宪宗、敬宗因不惬宦官心意，而遭宦官杀害。宦官们杀害老皇帝，目的就是再拥立一位容易驾驭的可意的新皇帝，这样就可以永远控制着这些政治傀儡，永远把持朝政了。为了拥立可意的皇帝，他们常常预先替皇帝选择太子。比如元和七年，太子李宁死了，为了控制未来的皇帝，宦官们纷纷选择可意的人选做太子。吐突承璀觉得澧王李恽一向对己言听计从，便进言宪宗立李恽为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