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曹操小时候父亲在朝中做官，无暇管教他，就让叔叔负责管教。曹操生性顽皮，不肯认真读书，还常惹麻烦，叔叔管不住他，就在他父亲面前告了状。叔叔告状，曹操当然免不了挨一顿批评。这曹操灵机一动，就想出了一个“陷害”叔叔的主意。一次，他远远看见叔叔正朝他走来，就马上装出中风的样子，只见他口歪眼斜，嘴吐白沫，倒在地上。叔叔赶紧跑去告诉曹操的父亲。父亲来了，却见曹操正在读书写字，一点也不像生病的样子。父亲问他的病是不是好了，曹操却说自己根本没有病，“只是因为叔叔不喜欢我，所以才诅咒我，说我病了”。从此以后，曹操的父亲再也不相信弟弟的话了。当然，曹操对待叔叔还不是标准的政治陷害，但他做事的陷害倾向是很明确的。此外，我们从小小的曹操身上也看到了他陷人于有口难辩境地的基本素质。
  设置陷阱有明目张胆、正面作战者，更有于不知不觉中致人于死地的另一种人。比如唐玄宗时有个大臣叫严挺之，他为官清正，能力又强，很受宰相张九龄的器重，打算擢拔严挺之，委以重任。但这一想法受到了当朝权臣李林甫的阻挠，就是因为严挺之一向刚直不阿，对李林甫的为人很不以为然。虽然李林甫官大位高，可严挺之从不登门拜访。对李林甫不敬，在唐玄宗朝是不可能混出名堂的。于是，李林甫借口山西绛州刺使空缺，就把严挺之打发出朝廷了。
  可是事有凑巧，唐玄宗虽一向疏于理政，但不知为什么对严挺之的印象却很深。有一天，他突然问起严挺之，并叮嘱李林甫，要尽快把严挺之调回朝廷，委以重任。皇上的话李林甫当然不敢当面反对，但李林甫实在不愿意把这个自己看不顺眼的严挺之再召回朝廷。思来想去，李林甫忽然心生一计。他退朝之后，立即把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请到家中，对严损之百般安慰，并说皇上对严挺之的近况也十分关心，只是因为严挺之公务在身，没办法回京面见皇上。为了表示自己决心促成严挺之回京，并尽快见到唐玄宗，李林甫为严损之出了主意，“你尽快让你哥哥上书皇上，就说自己突然身患中风，需要马上回京就医。这样，皇上就会马上降旨，把你哥哥宣调回京”。
  严损之不知就里，就照李林甫的吩咐告诉了严挺之。而严挺之不知道这个主意是李林甫出的，也就没加怀疑，很快给玄宗上书一封，信中说自己因身患中风，要求皇上恩准回京医治。上书自然是先送到李林甫手上，李林甫看后心中大喜，马上亲手交给皇上，说：“严挺之本已年纪大了，现在又身患中风，看来已经没办法让他担当重任，干脆给他安排个闲散差使，也好让他安心养病。”玄宗本来要把严挺之召回重用，严挺之也早就回朝心切，但双方互不通气，结果被李林甫从中做了手脚。玄宗一看这种情况，只好同意了李林甫的安排，就把严挺之调到洛阳去了。李林甫憎恨严挺之，但他却一点不露声色，就这么利用对方急于回京的心理，便把这个圈套设计好了。恐怕直到老死，严挺之也不明白，他欲回朝廷反被调到洛阳到底是因为什么。
  投机钻营、取宠皇帝和陷害异己，是历代奸臣佞人发达的三个主要手段，也是奸臣发迹过程中的三个基本阶段。毫无疑问，奸人的奸佞之术并不仅止这么三项，也不一定每个奸臣都具备这三种能耐，各时代奸佞之人的具体做法各有千秋。这些奸术既是天生的，又是奸佞之人的经验积累，不信书本，也不求教老师，更没有理论指导，但实行起来却非常奏效，特别是在中国古代官僚体制之下，这些奸佞的邪术往往百发百中。
  身通龙门之法:1.官场也是市场
  古人跻身官场的途径大体不外乎这么三条：一是生来的福气，靠血缘恩荫来获得爵位和官职；二是靠军功，孤注一掷投身疆场，死者长已矣，活下来便可富贵荣华；三是靠科举考试，皓首一经，做诗赋八股以登龙门。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善于投机者，他们能瞅准时机，抓住机遇，一步登天。虽然此举与上述三条途径不同，但却走得更快。
  人们常以战场比官场，那不过是着意于它的残酷斗争性。其实，官场之中除斗争性外，还有其生意性。事实上，官场中斗争的双方你来我往，刀光剑影，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获利，而一开始就从获利的眼光出发，径直把官场当作市场来对待，实在是非具有特异眼光的杰出之人不能看得出、做得到的。吕不韦就是这样的人，并且是这一思路的首创者。
  战国末年的吕不韦自幼生长在一个珠宝商人的家庭，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意识从少年时代起就滋润着他的心田。成年后他奔走列国经商，在父亲已有家业的基础上，不久便成为远近闻名“家累千金”的巨富。就在他财富滚滚而至、家业飞速发展的时候，吕不韦却不想再像以往那样只是单纯经商，仅仅靠财富来支撑自己的全部生活了，他要拓展自己的思路，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把目标定得更大一些。为此，他决心把注意力由市场转向官场，用经商的办法和心计来从事政治的经营和计算了。人们常说，机会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吕不韦既然已经决定到政治中去实践一番，一个重大的历史机会就果然撞入他的眼帘，他敏锐的目光盯准了一个人，一个被吕不韦称作“奇货”的人物，这便是秦国公子异人。异人的父亲安国君当时身为太子，异人不是长子，此时正在赵国邯郸当人质。由于秦、赵两国关系紧张，异人在赵国颇受冷遇。吕不韦根据人弃我取的经商术，认定这是个可以进行政治投机的对象。据载，吕不韦与父亲商议此事时其父并不赞成，吕不韦问父亲：耕田能获利几倍？父亲说十倍。又问：经营珠宝能获利几倍？父亲说百倍。又问：帮助一个国家立一个国君，能获利几倍？父亲说无数倍。吕不韦说：“帮助一个国家立一个国君，不仅获利无数，还可以耀祖光宗，传之子孙，我何乐而不为呢？”这正是吕不韦的精明所在。他没研究过政治学，此前他没有从政的实际经验，但他以商人的机敏眼光看到了一个比市场更能赚钱的去处，这便是官场。他在和父亲对话中用几组数字说明利害大小，很形象，也很露骨。这表明吕不韦已经意识到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重要而基本的特征：权力决定一切，权的作用远大于钱。只要有了权力，金钱根本不在话下。
  主意打定，吕不韦便主动去拜访异人，提出拿巨额钱财帮异人去秦国活动，让安国君立异人为继承人。异人喜出望外，表示如果此事能成，将来一定把秦国分一半给吕不韦。接着吕不韦给了异人五百金，用以广结宾客；又用五百金买下奇珍好货带到咸阳，送给安国君的华阳夫人。并对华阳夫人说：女人靠美貌取宠，一旦年老便会失宠。为了永保富贵，应该立自己的儿子为继承人。夫人无子，可过继贤明忠孝的异人为子，然后立之。华阳夫人被说动了，不断在安国君的枕边吹风，安国君便刻玉符起誓，立异人做了继承人，并聘请吕不韦做了异人的师傅。吕不韦还大方、及时地把自己的一个美貌歌姬送给了异人。歌姬生下的儿子，便是后来出了绝大风头的秦始皇赢政。结果安国君即秦王位后仅三天便死去了，异人继位为庄襄王。按照原来两人的约定，吕不韦担任宰相，从此秦国大权便稳操在吕不韦的手中了。直到异人去世，秦王赢政继位时，包括赢政为王早期，吕不韦一直独掌秦国的军政大权。把商业心理和商业行为移用于政治，把官场当作市场，这是吕不韦的一大发明，而后代学步者比比皆是，只是他们已经把吕不韦的口号内化为实质精神，干得更隐蔽、更不露声色而已。
  汉代孝武帝时有个卜式，他的发家史、人生变迁史至今还让不少人想不明白。卜式早年父母双亡，和年幼的弟弟一起生活。弟弟长大以后，两人分家自过，卜式分到的财产是家中的一百余头羊，田宅财产全给了弟弟。卜式进山放羊十几年，他的羊已繁殖到了一千余头，就又买了田宅。由于牧羊，卜式的财产越积越多。当时汉朝正派兵出击匈奴，卜式向武帝上书，表示愿意捐献家产的一半，以补贴边防开支。武帝派使者问卜式说：“你这样做是为做官吗？”卜式说：“我从小放牧，没想到要做官。”使者又问：“莫非是家中有冤情，要申诉吗？”卜式说：“我平生与人没有争执，没有什么冤情要申诉。”使者说：“这样的话，你到底为什么要捐出那么多财产给朝廷呢？”卜式说：“朝廷讨伐匈奴，我认为贤者应该效死疆场，有钱的人应该捐献财物，这样匈奴就能消灭了。”使者把卜式的话都记下来，回去报告给了武帝。武帝弄不清事情的原委，这样一来二往，卜式捐资的事也就搁置下来了，卜式照旧放牧。一年以后，赶上朝廷加紧出兵匈奴，国库开支增大，国家军费十分紧缺。再加上大量贫民迁徙，国库更是紧上加紧。此时卜式又拿出20万钱捐给河南太守，用来提供给移民。河南太守呈奏富人济贫的名册时，武帝又看到了卜式的名字，问：“这是不是以前打算捐献家产补贴边防开支的那个人？”当得到肯定回答以后，武帝下令收下卜式捐献的财产，赏给卜式1000亩土地，并授给卜式中郎官职和左庶长爵位。卜式靠放羊发了财，而靠捐献钱财得了官职和爵位。做官也许并不是卜式的本意，但自从卜式捐出钱财之后，官职和爵位却乖乖来到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