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欢迎词，没有寒暄，没有热情的笑脸。甚至，海曼司上校那肥胖高大的身躯都没有离开他那把被他身上的脂肪塞得快要破裂的全舱室唯一的一把高脚高靠背的椅子。那是航空母舰上权威的象征。
  我没有理他，挺直我的腰杆，双腿轻轻叉开，两手背负到身后，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海曼司的眼睛，直立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比我高出两头的伍凯学着我的样子站在我的身后，象一堵墙似的。
  我的眼睛生来就不大。可是，从小到大，几乎所有见过我的人都会说，我的眼睛长的太吓人。这种吓人，不是由于我的眼睛有什么奇异的生理特征，而是打小从里面射出来的眼神就有人说他糁人。我的士兵们更是私下里议论说：“不怕艇长熊，就怕艇长瞪。”也算是对我眼神的一种注解。
  几乎没有人知道，我爱瞪眼睛的毛病是跟我姥爷学的。
  在我小时候，我姥爷打我的次数最多。
  自从我姥爷发现三岁的我能认字之后，我无忧无虑的快乐童年就此结束。
  所有来找我的胡同里的玩伴儿全被我姥爷 给赶了出去。我每天的日程更被他安排的满满登登：早上，我姥爷上班前要教我几个生字，留下一段背诵的《三字经》课文，这大概是我整个上午的功课。到了午饭时候，回家的姥爷就要再布置下午的生字和课文。到了晚饭后，就要考问全天的功课了。一般来说，前期的生字大体和《三字经》的课文相对应，后期就完全不同了，背诵的内容也改为唐诗宋词。后来，姥爷还剪了许多三寸见方的纸片，在上面写上生字，让我一个一个地来认，大概是怕我只能在课本中连蒙带猜地蒙混过关。
  我小时候很少由于和别的小朋友打架而受到惩罚。因为我很难见到别的小朋友，几乎象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封建闺房里的小姐。姥爷说这是要“圈一圈”我的“野性子”。
  印象中，我童年唯一的游戏似乎就是姥爷与我之间的猜字游戏。不过，姥爷永远是谜面制作者、裁判和考官，我永远是参赛选手。游戏大多在掌灯时分开始，游戏地点是姥爷的堂屋，游戏工具是一个小方盒子和一个帽筒子。小方盒子是木头做的，里面放着生字。帽筒子是件青花瓷器，里面放我认过的熟字。姥爷坐在堂屋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我搬一个高凳子坐他对面。姥爷面前放着小方盒子，不停地从里面变戏法一样掏着汉字让我认，我面前放着青花瓷器，不断地从姥爷手中接过汉字识认，姥爷一点头，就迅速将那写着汉字的纸片扔进青花瓷器里去。
  我挨打的情况，多为认不出小方盒子里生字的时候。这时，姥爷就要让我伸出手来，用他那终年不离手的缎子面大黑扇子来打。如果我连青花瓷器里的熟字也给忘了，惩罚就要升级：我要跪到堂屋中央面对北墙上的毛主席像忏悔。我姥爷家堂屋的中堂原来是幅下山猛虎的丹青，文革开始后就变成了年轻的毛泽东青衫雨伞下湘潭的画像。
  我姥爷一般宣布的罚跪时间为一个小时以上，但似乎没有一次达到这个期限。因为每次姥姥都要出面干涉。大概在我罚跪十几分钟后，姥姥就会从里屋出来，一面大声责骂着我的不是，一面向坐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的姥爷求情。这时姥爷就会再把被我遗忘的汉字拿来考问，我的记忆力一般会迅速提高，罚跪也就到此为止了。
  我妈家里的人，包括我姥姥，全都挨过我姥爷手中缎子面大黑扇子的打。一家人对那把缎子面大黑扇子敬畏有加。之所以还有敬，是因为缎子面大黑扇子还有其他用处。
  我姥爷旧社会是县城“瞪眼会”的会长。
  我姥爷的爷爷是县城郊外的一个大户，我姥爷的父亲是家中的老大。我姥爷的父亲生性懦弱，不善持家，家中一切全靠我姥爷的爷爷主持。到我姥爷的爷爷去世时，家中已有近二百亩的土地和二十多间的房产。我姥爷的父亲遵照自己父亲的遗嘱出面主持家政，家里的兄弟姐妹们却闹着坚决要分家。我姥爷父亲的三个兄弟中，一个是保长，一个是村长，一个是乡公所会计。两个妹夫，一个是国军营副，一个是县党部秘书。家当然分了，而且开始分给我姥爷父亲的三十亩地，在随后的几年里也都陆陆续续地被他的兄弟姐妹给占了过去。我姥爷的父亲一怕官，二怕打官司，三怕丢脸面。所以，当他的兄弟姐妹声称要将他以“私改遗嘱，强占家产”的罪名告到县法院时，老先生只会涨红着脸说：“你们不用告，把地拿走就是了！”
  我姥爷在他爷爷去世时只有15岁，当时还不在家。我姥爷在家念过几年私塾，11岁上就被送进县城一家中药铺里当学徒，头三年白干，后三年有薪，六年满徒。他爷爷去世时，他只是回来参加了一趟葬礼，然后就回到了县城药铺的师傅家里。那时候学徒如卖身，他是没有机会回家看看的。到他满徒回家，家中只剩下六亩薄地，三间瓦房，还有一病不起的父亲了！17岁的我姥爷二话不说，第二天就写了状纸，将他的三个保长、村长、会计叔叔，两个营副、秘书姑父，全都告了下来。诉名是“持强凌弱，强霸家产”。
  当年的那场官司，全县轰动。县法院开庭那天，万头攒动。大堂上，高挑瘦小的我姥爷手拿他爷爷留下的遗嘱和房契地契慷慨陈词，把他的叔叔、姑父们一个个辩驳的面红耳赤。底下百姓不时报出欢呼声和鼓掌声，而同在大堂上的我姥爷的父亲却只会张着大嘴、歪着脖子、一言不发地望着自己的儿子流眼泪。
  最后，我姥爷和他父亲完全胜诉。他们不仅赢回了分家时的全部家当，还在法院进行的重新分配中多赢得20亩地和7间瓦房。我姥爷将这些土地和家产全部变卖，然后接上自己的父亲来到县城。他在县上最繁忙的大街上买下一座有三间门脸，五间配房的小院，开起了一间中药铺，规模居然超过了自己的师傅。
  出乎我姥爷意料的是，他开起来中药铺之后，来找他看病的人却远远没有来找他打官司的人多！先是三乡五里的穷亲戚们来找他控诉他的叔叔、姑父们欺男霸女的行径，后来就是乡下的、城里的穷人们蜂拥而至。对待这些人，我姥爷也象对待他的病人们一样有求必应。这难免就得罪了城里、乡下的富人们。有一天，我姥爷被人以出诊的名义骗到县城城墙下面，几个蒙面大汉将他暴打一顿。我姥爷被打断了三根肋骨，切掉了一个小手指。从此以后，老家的几个穷亲戚便自发来到了我姥爷的中药铺。他们平时在药铺里看门、扫地、打杂，到我姥爷出诊时，便跟着一起外出。
  后来，我姥爷的中药铺越来越红火，名气、生意居然都超过了他的师傅。这时候，我姥爷对上门帮忙打官司的要求就有些应接不暇了。所以，再有穷人来告富人，我姥爷就将他的缎子面大黑扇子拿来，来人拿着到县法院递状纸，一般法院就给准了，判决时大多也不敢明显地偏袒一方。我姥爷的缎子面大黑扇子在县城里就越来越有名气，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渐渐的聚在我姥爷身边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就开始把我姥爷他们叫做“瞪眼会”了，大概是指我姥爷他们专跟富人们瞪眼的缘故。
  解放后，“三反五反”运动时，有人揭发我姥爷曾经组织过反动会道门。当时的军管会专门做了调查。结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姥爷他们实际成立过什么组织，也没有写过什么章程之类的文字东西，“瞪眼会”实际上完全是城里的百姓对我姥爷他们的一种口头称谓。军管会专门派代表到我姥爷已经被分配到的县中医院当众宣读了调查结果，说我姥爷他们不仅没有组织过什么反动会道门，便是“瞪眼会”真的存在也具有进步性质。这以后，就没人再提起这件事情了。
  我姥爷家的人虽然都挨过缎子面大黑扇子的打，但既让缎子面大黑扇子打过，又让在毛主席像前罚过跪的，却只有我一个。那时候，我满心充满了愤怒，觉得那是我姥爷欺负我爸妈不在身边。后来，我偷看过一次我舅舅家大表哥的日记，发现他居然对我的挨打还很羡慕：“每次看到万子挨打、罚跪，我都十分羡慕。万子的学习总有人管，他一不学，就挨打，我却没人管，所以他的学习总比我好。”我这时才明白我姥爷并不是什么人都打，而且我挨打居然还有人羡慕。
  一般来说，在官场上官运亨通的人大多不孝，因为他们把大部分的孝心都奉献给影响他们前途的各级领导了。我舅舅从一个小小的县广播站干事到成为县委办公室主任，只用了短短的9年时间，却让我姥爷大为光火。再加上我舅妈在三个大年三十的晚上都掀翻了我姥爷家年夜饭的桌子闹分家，所以等我舅舅和舅妈如愿以偿地分家单过之后，我姥爷不仅很少提起他们，而且对自己的孙子们也愈加冷淡起来。我这个外孙挨的打也就越来越多起来，不过，我已经没有了愤怒，反而自豪起来。
  不过，我小时候还是和人打过架的，而且规模不小。
  记得，小学三年级时，我得罪了班上的一个大个子男同学。单挑他不是我的个，即便他有吓人的个头，可是，任何一个和我交过手的对我拼了命地死打硬缠也往往显得无可奈何。因为即便他们开始会得到一点便宜，可是对我没完没了的一次又一次扑上来的举动，到最后也只有一逃了之。我当时有一句名言：“要么你把我打死，否则别找我打架！”所以，无论个头还是打架技术我从小都不是很出众的，可是，那些最爱欺负小朋友的家伙也对我是尽量少招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