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3章
作者:柏杨    更新:2021-11-24 21:37
  我认为应让列侯、郡守、二千石官秩的官员,各自从所管理的官吏、百姓中选择贤能的人,每年向朝廷选送二人,到宫中服务,而且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观察大臣的才能高低;选送的人有贤德,就给以赏赐,选送的人不好,就给以惩罚。如果这样,所有二千石官员都会全力以赴地寻求贤人,天下的人杰都可以成为国家官员而为皇上效力了。把天下的贤人都吸收到朝廷中来,那么,三代圣王的功业不难于造就,而且尧舜的美名也可以企及。不要用任职时间长短计算功劳,而以实际考察出来的贤能为上,根据各人才能大小给以不同的官职,核查品行的高低而确定不同的地位,就会使廉洁和耻辱、贤与不肖区别得很清楚了!
  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钜,故圣人莫不以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呼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销膏而人不见*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
  “我听说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所以古代的圣人, 没有一个不是由默默无闻而变成美名远扬,由卑徽而达到显赫;因此,尧起步于诸侯之位,舜兴起于深山之中,并不是一日之内突然显赫起来,应该说是逐渐达到的。言语是由自己说出来的,不能阻塞;行为是由自身做出来的,无法掩饰;言语和行为,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内容,君子正凭借着它而感动天地。所以,能做好一切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业,能注意一切细徽的人,才能功德彰明。本身积累善德,就像人的身体长高时那样,每天都在增长自己却不知道;本身积累恶行,就像灯火消耗灯油一样,自己也没有察觉;这正是唐尧虞舜成就美名和夏桀商纣令人悲悼戎惧的原因。
  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快乐而不淫乱,反复行善而不厌倦,这就是‘道’。遵循道行事, 万世无弊害;只要有弊害产生,一定是因为没有按照道行事。一定是因为执行先王之道有所偏废,所以政治昏乱政令不行,补救的方法,就是运用王道中被偏废的部分去补救积弊罢崐了。三代圣王的治国之道,侧重点各有不同,并不是它们相互矛盾,它们都是为了医治社会积弊,只是由于各自面对的社会情况不同,才形成了治国之道的不同。所以孔子说:‘要说无为而治的人,应该是舜吧!’舜改换历法,改变衣服颜色,只是顺应天意罢了。其余一切都遵循尧的治国之道,哪里改变过什么呢!所以,圣明的君主,有改变制度的名义,而没有改变治道的实际内容。然而,夏代推崇忠直,商代推崇恭敬,周代推崇礼仪,形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因为它们要各自拯救前朝的缺失,必须使用各自不同的方法。孔子说:‘商代继承了夏代的制度,所废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继承了商代的制度,所废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若有*人继承周代,就是过了一百代之后所实行的制度,也可以推测得出来。’这是说百代君主所用的治国之道,也就是使用夏商周这三种了。夏代是继承了有虞氏的制度,而孔子唯独没有说到两者之间的增减,是因为两者的治国之道一致,而且所推崇的原则相同。道之所以精深博大,是因为它来源于天,只要天不变,道也就不会变;所以,夏禹继承虞舜,虞舜继承唐尧,三位圣王相互授受禅让天下,而遵循相同的治道,是因为其间不需要补救积弊,所以孔子不说他们之间的增减。由此看来,继承一个大治的朝代,继起者实行与原来相同的治国之道;继承一个政治昏乱的朝代,继起者一定要改变治国之道。
  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
  “现在汉朝是在大乱之后而建国的, 似乎应该略为改变周代制度的过分强调礼仪,而提倡夏代的忠直之道。古代的天下,也就是现在的天下,同是这一个天下,为什么古代与现在相比,却会有那么大的差距!为什么败坏到如此程度?估计或许是因为没有遵循古代的治国之道吧,或许是因为违背了天理吧?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呼!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民不乐生,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无可为者矣。
  “天对万物也有一定的分配赐予:赐给利齿的动物不让它再长犄角, 赐给双翅的鸟类只让它有两只脚,这是让已受大利的,不能再取得小利。古代那些接受俸禄的官员,不许靠气力谋食,不得经营工商末业,这也是既得大利就不能再取小利,与天的旨音是相同的。那些已得大利又要夺取小利的人,连天*都不能满足其贪欲,更何况人呢!这正是百姓纷纷怨叹困苦不足的原因。那些达官显贵,身受朝廷荣宠而居高位,家庭富裕又享受丰厚俸禄,于是凭借着既富又贵的资本和权势,在下面与平民百姓去争利,百姓比得上他们啊!百姓逐日逐月地被削弱,最后陷入穷困。富袷的人奢侈成风挥金若土,穷困的人走投无路苦不聊生;百姓没有感觉到活着有什么乐趣,怎么能避免犯罪呢!这正是刑罚繁多却不能制止犯罪的原因。天子的官员,是平民百姓观察仿效的对象,是远方各民族从四面八方向中央观察仿效的对象;远近的人都观察和仿效他们,怎么可以身居贤人的高位却去做平民百姓所做的事呢!急急忙忙地追求财利,经常害怕穷困,这是平民百姓的心理状态;急急忙忙地追求仁义,经常害怕不能用仁义去感化百姓,这是官员应有的意境。《易经》说:‘既背负着东西又乘车,招来了强盗抢劫。’乘坐车辆,这是君子的位置;身背肩担,这是小人的事;《易经》的这句话,是说居于君子尊位而去做平民百姓的事,这样的人,一定会招来祸患。辅政的方法之外,就没有别的方法了。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春秋》推崇的天下一统,这是天地之间的永久原则, 是古往今来的一致道义。现在,每个经师传授的道不同,每个人的论点各异,百家学说旨趣不同,因此,君主没有办法实现统一,法令制度多次变化,臣下不知应该遵守什么。我认为,方向不同,所有不属于儒家‘六艺’范围之内,不符合孔子学说的学派,都禁绝其理论,不许它们与儒学并进,使邪恶不正的学说归于灭绝,这样做了就能政令统一,法度明确,臣民就知道该遵循什么了!”
  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会稽庄助亦以贤良对策,天子擢为中*大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董仲舒少治 《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者*皆师尊之。及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匡正,王敬重焉。
  武帝很赞赏董仲舒的对答,任命他做江都国的相。 会稽人庄助也以贤良的身分参加了考试对答,武帝擢拔他担任中大夫。丞相卫绾向武帝上奏:“举荐来的贤良,有研究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扰乱国家政治的,请都予以遣返。”武帝批准了奏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