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思忠虽然已57岁，但充沛的精力和敏捷的思维给人的感觉却比实际年龄小了
  许多。他有着北方人特有的高大身材，和蔼儒雅，平易近人，脚上的一双黑布鞋格
  外引人注目。接过名片，只见上面印着单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职务——“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再接过他年初刚出版的《国民素质演讲录》一书，只见封底上有一段关于他的简介文字：
  解思忠，国民素质研究专家。曾任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司长，现任中央国
  家机关副部长级职务，兼任北京大学国民素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工程师。
  已出版8 部国民素质专著与4 部长篇文学作品，学术代表作为“全国优秀畅销书”
  《国民素质忧思录》《观念枷锁》和《国民素质读本》，合称“国民素质三部曲”
  ……
  看着解思忠集国务院副部长、高级工程师、人文学者、作家于一身的种种头衔，
  我出于好奇，便问起了他的人生经历。“说来话长，你还是看看我的这本书吧——”
  他笑着递过一本2002年出版的《素质与命运》，“这本书，既是一部阐发我提出的
  ‘素质就是命运’这一命题的现身说法的感悟录，也是一部回顾自己半个世纪以来
  求学、治学道路上得失成败，并从自身素质方面追溯原因的回忆录。你看过之后，
  自然就会对我所走过的道路有所了解。”
  解思忠（2）
  宝剑锋从磨砺出
  解思忠1946年4 月23日生于山西运城，一岁时父死财空，全家在西安依靠母亲
  做工艰难度日；解放后，政府曾救济给面粉、布匹，有两个姐姐还被社会福利机构
  收养。由于在城市生活难以为继，母亲便于1950年底拖儿带女回到阔别10多年的原
  籍山西万荣，先投奔娘家，后来才回到老家北牛池村。老家只有一位继祖母，已多
  年没有联系，“土改”中又被划为“地主”，此时就更是难以求助，全家只好依靠
  母亲务农继续艰难度日。
  解思忠6 岁上学，因家穷买不起课本，便借用上一年级学生使用过的旧课本。
  当时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准备两支毛笔，一支粗点的写大楷，一支细点的写小楷；而
  他只有一支姐姐用过的大楷笔，写小楷时便用大楷笔的笔尖小心翼翼地去写。由于
  害怕老师会归咎于没有按要求准备毛笔，他的毛笔字写得格外认真；每张都有许多
  大楷字被老师用红笔在旁边“画圆圈”，小楷字则有许多被老师用红笔在旁边“点
  瓜子”，即点上形如瓜子的顿点，都是表示写得好。
  12岁那年，解思忠到10多里远的县城去上中学，从此便离家独立生活。当时家
  中依然困难，为了省钱，他长期自带干粮，入学校的“水灶”——每月交两元钱，
  只喝食堂的开水；一天三顿饭几乎都是开水泡馒头，再放些盐，连咸菜也不买。冬
  天，馒头冰冻后用手掰不开，就在门边砖墙的棱角上用力去砸，边砸边把散落在地
  上的小碎块拣起来放进盛着开水的碗里——后来水就变凉了。到夏天，馒头很快会
  长出绿毛，他用手擦一擦便吃了下去；有时甚至会霉变成白色的松散物，也只好就
  那样吃下去。
  从上初中开始，解思忠便开始利用假期和课余勤工俭学；有时到建筑工地上当
  小工，有时采集洋槐树籽去卖。初中毕业刚参加完升学考试，他就和一个小伙伴进
  山割草，饿了啃干粮，渴了就用手掬着喝洼地上积存的雨水；傍晚，两人用独轮车
  把割的草运出山， 晚上就在附近一个同学家的土炕上和衣而睡。一个假期下来，
  割草卖了30多元钱，解决了上高中后的学习费用。
  回顾童年的艰苦生活，解思忠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我深深
  感到，贫困是人生宝贵的精神资源，从中可以学习到许多书本里学习不到的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儿童成长不可缺少的精神钙质。正是由于童年的磨难，使得
  我此后无论是在何种艰苦的环境之中，都没有因物质生活贫困而退却过。”
  解思忠从小学习成绩优秀，小学毕业后本来可以保送上中学，却由于当时家人
  对有关政策规定不了解，而想当然地按继祖母的成分将家庭出身填报为“地主”
  （一直到1984年在建设部工作期间入党时，组织上才明确可暂填写为“未划”），
  故与保送无缘。从此，他便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值得庆幸的是，由于从小受母
  亲的教诲，后来又受一位中学老师的影响，他一直保持着强烈的进取心。
  上初中时，解思忠曾把白居易一首咏凌霄诗不仅背了下来，还用毛笔题写在家
  中的墙壁上。这首诗的大意是：凌霄这种植物，本身不能自立，往往攀援于其它植
  物而“凌霄”，但当遇到大风时，却往往避免不了“朝为拂云花，暮为委地樵”的
  可悲命运。他之所以如此喜欢这首诗，就是有感于自己“低人一等”，又没有可以
  攀附的社会关系，只有依靠自强、自立。
  解思忠上学的那个年代，还没有现在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从小学四年级初小毕
  业升高小就开始淘汰了，高小毕业后升初中又是一次淘汰；而最严酷的一次淘汰是
  1961年初中毕业升高中——由于国家正值困难时期，压缩招生比例，当地的录取率
  仅为百分之十几。这样层层淘汰的结果，使得小学毕业时一个班的同学中，最后只
  有他一人上了大学。
  升入高中后，面对更为激烈的竞争，解思忠学习也更为刻苦。他的俄语成绩在
  几门功课中较为落后，为了赶上去，平时几乎一直把俄语课本卷着塞在裤口袋里，
  只要有片刻空闲，就拿出来看看；书页被翻得又软又薄，毛茸茸的，几乎要粘在一
  起，只好把蜡烛熔化后滴在侧面镶一道硬边，才能勉强揭开；第一册书学完后，便
  如同一摞布片，从任何一个角度都能毫不费力地卷起来。高二第一学期期中考试，
  他的俄语成绩以100 分在全班独占鳌头。此后，他一直把这个分数保持到毕业；每
  次考试交卷后，老师当堂看过就张贴在教室后面，作为标准答案。
  1964年高中毕业后，解思忠尽管由报考文科改为报考理工科，却还是考取了第
  一志愿——同济大学，走出了哺育他长大成人、又给他留下太多难忘记忆的黄土高
  原，远赴东海之滨的上海，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解思忠在大学学的是城市建设工程专业。通过前两年的基础课学习，完成了理
  工科的基本训练，具备了一定的科学素养；尤其是高等数学这门课，使他获益非浅。
  在两个学年的学习中，他的高等数学成绩一直保持着5 分；参加工作后时过多年，
  还把《高等数学习题集》有选择地做了一遍。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
  道：
  数学以其严密的推理和高度的准确，培养了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穷追深究的思
  维习惯，使我每每为纷乱如麻的世事所困扰时，最终都能理出个头绪来。数学是一
  种训练思维的体操，是一门人生的智慧之学。我从数学的受益不仅在于人生，而且
  还在于文学。在许多人眼里，文学与数学几乎是绝缘甚至相悖的——文学寓思维于
  形象，数学寓思维于抽象。我的体验却不完全是这样。大多数的文学作品诚然以状
  物写神为主，但高超的立意、透骨的剖析、合理的布局和准确的描绘，莫不需要一
  定的抽象思维能力。
  1966年夏天，解思忠即将升入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
  的家庭出身问题当时虽已向有关方面提出，却尚未做出结论；所以，仍然被视为
  “黑五类子女”，拒之于“红卫兵”组织的大门之外。由于压抑、苦闷，他尽量远
  离学校和人群以逃避运动，当了一名“逍遥派”。当时，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
  借“大串联”外出；所以，可以免费乘车时，他独自一人云游四方；后来停止免费
  乘车，他又与一位同学背起行囊，结伴而行，从上海出发，途经嘉兴、杭州、绍兴、
  诸暨等地，徒步走过了浙江、江西两省，一直到停止“大串联”。
  在外出“大串联”期间，解思忠虽然日行百里，却兴致勃勃，并触景生情，写
  了许多诗词。例如：他1966年11月在大连海滨写了一首《观海》：“波平万顷碧，
  涛生千堆雪；吾欲投其里，欣然化鱼鳖”；1966年12月在黄河茅津渡口写了一首《
  望黄河》：“黄水浑然去，勾我野人情：岸边结草庐，披发卧夕阳”。
  结束“大串联”返校后，解思忠在一位从事美术工作的朋友指导下，从临摹《
  芥子园画传》入手，潜心学习国画，主攻写意花鸟与山水；在此期间，还欣赏了许
  多绘画、书法作品，阅读了一些艺术方面的图书。后来，由于“战备”要求，他不
  得不中断学习，和其他同学一起被“疏散”到上海市郊的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