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一藻与陈所闻都清楚方孔炤现在与魏忠贤之间的关系，若无意外，待魏忠贤腾出手来，肯定会转头对付他。`j^i`n′i*a￠n-g/w?x-c¨.,c`o~m\
  所以方孔炤此时这般说，二人对望一眼后，便都无异议，同意由方孔炤在明日的朝会上向皇帝上疏进言。
  这件事方孔炤若做成，得了天子的赏赐，是有机会保住他现在官职，甚至有望更进一步的。所以对此，陈所闻与方一灌也不能跟方孔炤争抢。何况此事本身也存在风险，若不成，很可能就会被魏忠贤借机发挥，当庭将其罢免，所以方孔炤愿担此重任，两人自然也乐意。
  原本他们三人在朝中并没什么交集，但现在因为三人的儿子已经成为好友，并共同加入了江河的薪华社，便也让他们三人顺其自然地成了盟友关系。
  所以一旦方孔炤上疏成功，被今上所喜重用，方孔炤在之后自然也会帮衬他们两人。
  自万历朝以来，朝中官员结党的情况十分严重，先是有东林党，随后又有昆党、宣党、齐党、浙党、楚党等，现在则又是魏忠贤的阉党斗倒了东林党，一家独大。
  像他们这种没有党派的，虽免去了党争之扰，但有时官场上无人帮衬与照拂，办起事来也确实不容易。所以现在利用他们儿子已结为好友的这层关系，三人便也想抱团取暖，互相帮衬，也勉强可以算是个小党派。
  三人商量定后，当晚聚饮一番，便各自告辞离去。
  方孔炤回到自己在京城的宅邸，便命下人在书房掌灯、研墨，他要连夜写好明日呈送今上的奏疏。
  写奏疏时，他才刚写了七、八个字字，忽然心中一动，立即举笔往下一划，将已写好的全部抹去。
  然后他取过书桌旁放着的第一期《薪化月报》，再从头到尾地重新仔细看了遍那篇关于标点符号的介绍与应用。
  看完之后，他斟酌酝酿一番，这才开始重新下笔书写。在书写的过程中，他便直接把合用的标点符号给加入了进去，直接在自己的奏疏上率先用上了标点符号。
  除此之外，他也把这篇文章写的稍白了一些，没像以前的那么晦涩拗口。像是《三国演义》的用语一样，显得有些半文半白。
  因为他知道今上的学识有限，远不能跟他们这些考中进士的人相比，所以文章用语显的稍白一些，再加上江河所创的标点符号之助，那今上在看他这篇奏疏时，必然能看的更加轻松与容易。?o>鸿￠D÷特:¨,小(说/网?¤ !追°?;最__t新:￥|章=?节[
  以前他根本就没想到这层，而且大部分朝臣与外放的各地方大员们，也都没想到这点。
  他们大部分都是科举正途出来的，基本都是进士出身，最差的也是个举人，寒窗苦读十载都算少的了。有的甚至要考二十年、三十年或更久，读了这么久的书，又写了无数八股文章。
  所以大部分在做官后，也忍不住会按照习惯地有意卖弄学问，写起奏章来也是引经据典，长篇大论，好比在作八股文章。
  但这样的文章他们写习惯了，自然不是什么难事。可龙椅上面的皇帝又不用参加科考，却未必有进士的学问，也未必习惯八股文。
  就好比今上，因为少时的经历，在教育方面有所缺失，所以学问水平也就比许多识字的蒙童强上一些。论起诗词文章、学问造诣，很可能连许多秀才都不如。
  而且就算比今上强的，如神宗皇帝，自幼在首辅张居正的严格教导下长大，很可能学问本身也不差一些进士。但他终究不是走真正科举之路的，所以平日并不需要专门做八股文章。
  故而大部分皇帝，因为自己本身并未有大量接触及创作，其实也未必就喜欢与习惯八股文章这种文体，但科考的这些规矩，一朝朝地传下来，已是成了定律。所谓“祖制不可改”，他们也只好沿用。
  而且大部分皇帝也明白，正因为要写好八股文章不容易，许多都不免模仿古人，显的晦涩难懂。但也正因为难懂、难写，所以才能显出水平来，可以刷下去一大部分连八股文章都写不出来的读书人。
  八股文算是一条及格水平线，你能写得了八股文，才有去参加科考，更进一步的资格与可能。若连八股文都写不了，就老老实实转行去干别的吧，别在这方面徒耗精力与时间。
  方孔炤以前也是有些陷入了思维误区，总以为奏章也得写的文彩出众，这样才能更突显出自己来，甚至不自觉地带入一些以前的八股文创作模式，骈四俪六。
  却全然忽略了，皇帝是否喜欢与习惯。若是皇帝不喜欢，你写的再好也没用。
  他方才写奏疏时，想到江河的《薪化月报》，这才忽然省悟到这一点。·`?咸ˉ鱼e?看[书?;网? ?1最t÷?新=章$#节±e:更\??新￠^快￡=;江河在第一次期报纸里声音欲以此报来开启民智，而无论其所创的标点符号，还是通篇尽量白话的遣词用句，都是为了尽可能地去降低阅读难度，让许多只有蒙学识字水平的普通百姓也能读懂。
  而今上的水平，也就比普通的蒙学水平高上一些。所以这样的文章与理念，也同样很适合今上。
  其实便不说今上，就如他这种考中进士的饱学之士，在读《薪化月报》上的那些文章时，也同样感觉简单易懂。
  如他这样的人，只是平日习惯了那些高深晦涩的东西。却并不代表他们遇到一篇陌生的文章时，也能一目了然地轻易看懂。他们同样需要先作句读，很可能需要通读两遍后，才能能完全看懂该文章。
  《薪化月报》上的许多文章，在他以及与他类似的大多数官员与读书人看来，确实是太过简单直白了，显得毫无文采。
  但这样的文章，尤其是加上标点符后号，却也是能一目了然，轻易看懂，不必去仔细品琢，在读过之后，就能瞬间明白其中的意思。
  所以像这种读来简单不费事的文事，说实话，他心里另一面其也是挺喜欢的，感觉读来完全不费脑子。
  而推己及人，与他类似者，也肯定大部分有这种心理。所以这样的文章，接受度确实很广，也难怪会很快就在在学问水平有限，只是不少接受过蒙学识字的普通百姓中迅速推广开来。
  方孔炤知道，自己这篇奏疏一反常态，与以前自己所上的完全不同，自然也是不免带有风险。
  但他还是决定壮起胆子赌一把，何况以他现在的处境，就算不去赌，也免不了会有魏忠贤的转头报复。既然如此，那便不如“死马当作活马医”。反正再坏，也不过就是被去职罢官。
  他心里早就已有这种准备，故而现在的这大胆一试，也就并不觉如何。反正若是不成，也不过就是个被罢官的结果。
  而且现在的罢官，也不代表就永远罢官。等将来有一日，魏忠贤及其阉党倒台后，他肯定还是有可能被重新起复的。
  这也算是明朝官场的一种规矩，只要是通过科考，成为进士，再做官后，就等于永远拥有了这个资格证。
  之后无论是丁忧、被贬、又或致仕、罢官，只要不是死了，又或老的动不了了，都始终还有被起复的可能。
  就像汤宾尹当年被斗倒的那般厉害，名声被毁，遭罢官致仕。可在原历史上，崇祯登基后，仍有人建议将他重新起复，而崇祯也采纳了。只可惜他自己不争气，还未有正式出仕，就先提前病故了。
  方孔炤写完奏疏后，再重新整整齐齐地抄录到奏本上，然后郑重收好，便命下人去烧水，准备沐浴洗漱。
  洗漱完后，他便早早上床睡了，需要养足精神，因为明日的早朝会很早。
  其实不止明日，大明朝的每次早朝都很早，通常在五更天开始。也即卯时，又称日出、破晓，换算后世的二十四小时，是在早上五点到七点。但对于参加早朝的大臣们来说，却往往需要提前一个时辰，差不多在寅时就得出发赶到，早早等在午门外。
  因为早朝的流程颇为繁琐，规矩甚多，绝不能乱哄哄地一窝挤进去，而是需要按官职大小等提前排好队。甚至如何走进皇宫与大殿，也都是有规矩的，不能急，不能乱。有不合礼仪的，还会被专门负责监查的礼部官员给记录下来。
  正因为准备工作甚多，所以大臣们才需要提前一个时辰赶到，更加辛苦。
  其实在明以前，早朝并不需要这么频繁，也不用这么早。
  比如唐朝时，是每逢初一和十五，才举办一次朝办。到宋朝时，也只是改为了每五天举行一次朝会。
  并且这两朝的朝会都不必非这么赶早，只需要在午时前举办完即可，大部分人甚至还有时间在家里吃完早饭再赶过去。
  但到了明朝时，因为太祖皇帝朱元璋比较勤政，又取消了历代相传的丞相制度，许多事需要他们亲力亲为地批示，故而朝会便改成了每日都要举办，且还把时间定的很早。
  太祖皇帝立下了规矩，祖制不可违，后面的皇帝自然得跟进与遵行，便就此成了定制。
  只不过所谓的“祖制不可违”也就是个笑话，自从明宪宗朱见深这位成化皇帝开了不上朝的先河后，后面的正德、嘉靖、万历都是有样学样。
  其中嘉靖与万历更是一代更比一代强，嘉靖有长达二十四年不上朝；而万历则更强，前面的二十年励精图治，后面的二十八年则一直不上朝。
  现在的天启皇帝对比来说，都算比较勤奋了，至少每个月还上那么几天班，装装样子。
  寅时正，方孔炤被家中的下人准时叫醒。然后在下人的服会下洗漱、稍喝碗粥垫垫肚子，接着则穿朝服、备轿等。一番忙碌准备后，便立即赶往皇宫。
  这也算是明朝官场的一种规矩，只要是通过科考，成为进士，再做官后，就等于永远拥有了这个资格证。
  之后无论是丁忧、被贬、又或致仕、罢官，只要不是死了，又或老的动不了了，都始终还有被起复的可能。
  就像汤宾尹当年被斗倒的那般厉害，名声被毁，遭罢官致仕。可在原历史上，崇祯登基后，仍有人建议将他重新起复，而崇祯也采纳了。只可惜他自己不争气，还未有正式出仕，就先提前病故了。
  方孔炤写完奏疏后，再重新整整齐齐地抄录到奏本上，然后郑重收好，便命下人去烧水，准备沐浴洗漱。
  洗漱完后，他便早早上床睡了，需要养足精神，因为明日的早朝会很早。
  其实不止明日，大明朝的每次早朝都很早，通常在五更天开始。也即卯时，又称日出、破晓，换算后世的二十四小时，是在早上五点到七点。但对于参加早朝的大臣们来说，却往往需要提前一个时辰，差不多在寅时就得出发赶到，早早等在午门外。
  因为早朝的流程颇为繁琐，规矩甚多，绝不能乱哄哄地一窝挤进去，而是需要按官职大小等提前排好队。甚至如何走进皇宫与大殿，也都是有规矩的，不能急，不能乱。有不合礼仪的，还会被专门负责监查的礼部官员给记录下来。
  正因为准备工作甚多，所以大臣们才需要提前一个时辰赶到，更加辛苦。
  其实在明以前，早朝并不需要这么频繁，也不用这么早。
  比如唐朝时，是每逢初一和十五，才举办一次朝办。到宋朝时，也只是改为了每五天举行一次朝会。
  并且这两朝的朝会都不必非这么赶早，只需要在午时前举办完即可，大部分人甚至还有时间在家里吃完早饭再赶过去。
  但到了明朝时，因为太祖皇帝朱元璋比较勤政，又取消了历代相传的丞相制度，许多事需要他们亲力亲为地批示，故而朝会便改成了每日都要举办，且还把时间定的很早。
  太祖皇帝立下了规矩，祖制不可违，后面的皇帝自然得跟进与遵行，便就此成了定制。
  只不过所谓的“祖制不可违”也就是个笑话，自从明宪宗朱见深这位成化皇帝开了不上朝的先河后，后面的正德、嘉靖、万历都是有样学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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