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记：管世铭·洪亮吉·和·王望·吴卿怜·毕沅·国泰·于易简·王杰·董诰·福长安
  康熙中叶，御史中风裁最峻整者，是任宏嘉。《清史稿》本传：
  任宏嘉，字葵尊，江南宜兴人。初以举人官行人。康熙十五年成进士，十八年，考选江南道御史，巡南城，疏言，各州县宜有讲堂书院，庶人知向学。又言，学道不惟受制藩司，抑且受制知府。盖府道阶级不甚悬，无以资表率，郭郎声望不甚重，又无由达封章。求其公明，实不可得，乞重其选。
  改巡北城，疏陈五城应行事。谓盗风未靖，由保甲不行，稽察未清，由旗民杂处，司坊未洁，由劝惩不当。
  又言，州县昏夜比较，乡民托宿无地，饥寒受杖，往往殒命。又或因分厘火耗之轻，受签役横索之累。又言朝廷清丈，所以为民，而藩府驳册上下，动费累百，津梁有关，所以御暴，今水港皆设巡拦，旱路亦行堵截，检索至负担，税课编鸡豚。所言皆痛切。
  宏嘉一日巡城，有锦衣骏马突其前，呵斥之，隶卒自白：“此王府优也。”宏嘉趋王府……宏嘉素慎，疏上言过直，辄战栗。或曰：“子葸若此，何如不言?”曰：“宏嘉之战栗，气不足也。然知其当言，不敢欺吾心，尤不敢负吾君耳。”
  此与色厉内荏者，适得其反。大致士气发舒，言路宏开，而确为讲求真是非的时代，始有此等人可见。
  《清人笔记》中又记其风节云：
  《池北偶谈记》同时御史敢言，惟荆元实、任葵尊二人。葵尊名宏嘉，钓台宗丞族兄也。《钓台清芬楼稿》称：康熙中叶，御史噤不言，人诮为“解角”，自公入台垣而言路始振，章数十上，咸有益国计民生。
  巡视北城，亲王诸府、公侯第宅，多在辖下，骄悍尤难治。公偶出，有锦衣骏马突其前，公叱呵之，众不敢，曰此某王所嬖千金旦也。公大怒，身逐之，隶走卒奔，抵王府，坐其门，必得旦乃已。王曰：“是申申者何也，即出敢若何?”旦出，公叱缚之，予杖四十，王大恚入奏。天子曰：“非凌汝，行者吾法，汝庇优，亏吾法。”王觳觫稽颡出。
  马三爷者，戚畹某弟，登城私，公执而鞭之，告其兄，兄面谢过。已而谋公，公廷发其奸，某矫辩，天子命掌其颊三十，又声九门提督罪，诏立斥罢。公尝慨然流涕曰：“宏嘉之得保首领，天子赐也。”盖信而后谏，其遇不可及云。
  按：“钓台”为任启运，雍正十一年癸丑翰林，官至宗人府府丞，深于经学。“”即“豸”，兽名，似牛而一角，专触不直者。汉有豸冠，御史专用。豸而无角，何能触不直也?故御史噤而不雷，讥之为“解角”。
  稍后于任宏嘉者，有陈紫芝，传闻以劾张为明珠所害，《清人笔记》载：
  康熙间前辈有声台垣者二人，一则理少，一则兆园先生紫芝也。先生初官词曹，即不受外僚书帖之敬，入台尤持风纪。尝疏请裁屯卫、颁礼书、除南城大猾邓二，皆允行。时疆臣多由阁部保举，湖广巡抚张、大学士明珠所私也。恃势贪暴，廷臣不敢纠，先生具疏劾，且请罪其保举之人。奏入，上语之曰：“满朝为所贿属，尔小御史乃尔敢言。”翌日面谕九卿，即与内升四品卿，先生益感激思报称。
  一日于朝房值明珠延坐，进茗饮之，归寓暴卒，在明相黩货揽权、势居骑虎，固不避妨贤害正之丑声，惜济济盈廷，无一人为之举发者，而先生之方刚见惮峭直寡援益见矣。
  按：此记开头“有声台垣者二人，一则理少，一则兆园先生”云云，“理少”为“常少”之误，实指高层云。前曾叙及，言官称“台”者指御史，称“垣”者指给事中，台垣合称则兼指御史、给事中。高层云字二鲍，江苏松江人，康熙十五年进士，授大理寺评事，二十五年授吏科给事中，官至太常寺少卿。高层云在谏垣之时不久，但所论一事，关系甚巨。《清史稿》本传：
  二十六年，太皇太后崩，诏王大臣集永康左门外议丧礼。大学士王熙等向诸王白所议，跪移时，李之芳年老，起而踣，层云曰：“是非国体也。”即日疏言，谓：“天潢贵胄，大臣礼当致敬，独集议国政，无弗列坐，所以重君命，尊朝廷也。况永康左门，乃禁门重地，太皇太后在殡，至尊居庐，天威咫尺，非大臣临敬诸王之地。大学士为辅弼之臣，固当自重。诸王亦宜加以礼节，不可骄恣倨慢，坐受其跪。”疏入，上曰：“朕召大臣议事，如时久，每赐垫坐语；今大臣为诸王跪，于礼不合，下宗人府吏礼二部议，嗣后大臣与诸王会议，不得引身长跪，着为令。”
  此事遽看，不过争礼节而已，其实是争地位、争权力，而又不止是为汉大臣争，实是为皇帝而争。此话怎讲，容某细言之。
  我常说，一部二十四史，欲观其兴衰绝续之迹，只看当时的中心势力为何，即可预测其结果。每一时代，皆有支配政治的中心势力，而此中心势力，不外乎四类：外戚、宦官、藩镇及知识分子。大致宦官干政最糟糕，而宦官又每与外戚相勾结，皇室常受其荼毒。如藩镇为中心势力，则必形成割据之局，杀伐相寻，亘数十年至数百年不止。惟有知识分子为中心势力，出现文治的局面，则必为盛世。汉朝文景，唐朝贞观、开元，北宋中期，南宋初期，明朝宣德、弘治乃至嘉靖，清朝康熙中叶至同光之初，皆是如此。
  清惩明失，最为彻底。清初对明朝宦官之祸，洞见其症结，宫闱使令不能无宦官，则口衔天宪、揽权舞弊之事即不可免，惟在力加裁抑。顺治之初，以内务府代替明朝宫内四司八局，于是“上三旗包衣”纷据利薮，尤以正白旗为最。因此旗属于多尔衮，一片石之役，李自成大败而遁，正白旗首先从龙入关，机会最好，犹之乎抗战胜利，接收东南，“五子登科”者，咸以近水楼台之利。
  多尔衮一死，正白旗收归天子自将，与“两黄”正式成为上三旗。但正白旗包衣，名义上为太后的家奴，此所以为皇子选奶口，以及织造差使，均出于正白旗包衣，犹之乎民间主妇，主持中馈之意。《红楼梦》中写贾母的权威特重，不知原有政治上的意义，背景中有一孝庄太后在。此意不为研“红学”所知，以不了解八旗渊源之故。
  顺治末年，世祖惑于佛事，于是吴良辅得以乘时“复辟”，恢复“十三衙门”。此为前明宦官与新兴的宫闱势力，非常尖锐的冲突。顺治以出痘而崩，孝庄太后得汤若望之助，定策以已经出痘的玄烨继统，并领导上三旗包衣，革除“复辟”的宦官势力，裁撤十三衙门，而以遗诏罪己的方式出之。
  当此时间，主少国疑，雄藩环伺。孝庄决大疑、定大计，作为非凡，惜细节不传于世，但观张宸《青蜩集》，所记顺治崩后的情形，犹可想像。而康熙敬爱祖母的至情，更非纯粹出于孝思，而别有使康熙不得不衷心感佩者在。
  裁撤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职权，宦官已不足为患。至于康熙朝的外戚，最盛者两家：一为孝庄太后母家，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本为科尔沁外藩，每年定期朝觐，恩礼甚至，但防范亦严，不足为患；一即康熙生母娘家佟氏，本为从龙勋臣，子弟以军功起家者甚多，当时有“佟半朝”之称，但佟氏虽贵，并无兵权，故亦无足忧虑。
  可忧者是八旗亲藩，尤其是所谓“旗王”。爵秩既尊，复有部伍，天然具备了造反的条件，自须加以有效的裁抑。自顺治以来，常用的手段是使亲藩之间，相互监视；其次是用隔离的办法，大臣与亲藩不通吊问。故《礼志》“宾礼”，只有“内外王公相见礼”及“京官相见礼”，无品官见王公礼，即所以防范亲藩笼络大臣，以及大臣煽动亲藩，谋为不轨。
  但除朝会以外，国有大政，每交王公大臣集议。既云集议则发言的权力相等，只问意见好坏，不问爵秩高低，如引身长跪，则非会议，而是受命。不独长亲藩骄恣之心，而且削弱了大臣据理力争的地位。因此康熙，对言官肯以此为言，自然加以支持。
  事实上，诱发及鼓励在下者建言，据以裁抑在上者，为康熙惯用的政治手腕。此本不足为奇，所高明者，收发由心，能够控制住怨怨相报，不至于出现明末东林与阉党相争之祸，同时，最要紧的是伸张士气，逐渐由亲藩议政转移为文人主政的局面，方为可大可久之道。
  前记陈紫芝在朝房为明珠延坐，进饮，归寓暴卒，言为明珠所鸩，与此事相类者，后有管世铭。《清史稿》本传：
  管世铭，字缄若，与亮吉同里。乾隆四十三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郎中，充军机章京。深通律令，几谳牍多世铭主奏。屡从大臣赴浙江、湖北、吉林、山东按事。大学士阿桂尤善之，倚如左右手。
  时和用事，世铭忧愤，与同官论前代辅臣贤否?语讥切无所避。会迁御史，则大喜，夜起徨草疏，将劾之，诏仍留军机处。故事，御史留直者，仪注仍视郎官，不得专达封事。世铭自言愧负此官，阿桂慰之曰：“报称有日，何必急以言自见。”盖留直阿桂所请，隐全之，使有待，嘉庆三年，卒。
  按：亮吉为洪亮吉，常州人，乾隆五十五年榜眼，与孙渊如齐名。高宗崩后，奉旨与修实录。第一次稿本成，备悉乾隆在位六十四年间事，抚今视昔，感憾至深，上书军机王大臣，谓“励精图治，尚未尽法”，而“风俗日趋卑下”，“赏罚仍不严明”，“言路似通未通”，“吏治欲肃未肃”，以为和虽已伏诛，但和当权之日的风气犹在。《清史稿》本传，备载原文，洋洋四千言之多，语特激烈。所以成亲王将原件奏上后，获严谴。《清史稿》本传：
  上怒其语戆，落职，下廷臣会鞫，面谕勿加刑，亮吉感泣引罪。拟大辟，免死，遣戍伊犁。
  明年，京师旱，上祷雨未应，命清狱囚，释久戍未及期。诏曰：“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即有，亦论官吏常事，于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绝无言者，岂非因亮吉获罪，钳口不复敢言。朕不闻过，下情复壅，为害甚巨。壳吉所论，实足启沃朕心，故铭诸座右，时常观览，勤政远佞，警省朕躬。今特宣示亮吉原书，使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实为可与言之君。诸臣遇可与言之君而不与言，负朕求治苦心。”
  即传谕伊黎将军，释亮吉回籍。诏下而雨，谕制诗纪事，注谓：“本日亲书谕旨，夜子时甘霖大沛，天鉴捷于呼吸，益可感畏。”亮吉至戍，甫百日而赦还，自号更生居士。后十年，卒于家，所著书多行事。
  《清史稿》管世铭传附于洪传后，以同为对和遗毒深恶痛绝之故。管世铭初为户部主事，乾隆五十一年随阿桂赴浙江勘仓库亏蚀案，大蒙赏识，引入军机章京，成为裁抑和的得力助手。洪亮吉《更生斋文集》记阿桂与管世铭事云：
  乾隆末年，阿文成公与和不相能，凡朝夕同直军机，必离立十数步外，和亦知公意，故就公面，公亦泛答之，然未尝移立一步。
  公尝卧庐，军机章京管世铭入省之，公素所厚也，忽呼语曰：“我年八十可死，位将相。”
  恩遇无比可死，子孙皆已佐部务，无所不起，可死，所忍死以待者，实欲俟犬马之意，得一上达，死乃不恨，然竟不果。
  所谓“实欲俟犬马之意，得一上达，死乃不恨，然竟不果”，此言阿桂欲逐去和，而终“不果”者，因乾隆年高，恐伤其心。和以正红旗满洲官学生在銮仪卫当差，偶尔受知于乾隆，擢为总管，不数年入阁拜相，监揽大权。《清人笔记》谓之为“入相奇缘”，而实为孽缘。乾隆之于和，犹之乎隋文帝之于邓通，哀帝之于董贤，有断袖之好。因为有此一段孽缘，所以阿桂终不忍言。
  清朝《御史题名录》记：管世铭于乾隆五十九年，“由户部郎中考选浙江道御史。”按：军机章京为差使，管世铭底缺原为户部山东司主事，积资升为郎中，考选为御史后，应归本班，方能行使言职。
  管世铭原意到台第一疏，即严劾和，阿桂不愿他因建言得祸，所以“奏留”为军机章京。但此时阿桂亦将八十，一旦物化，管世铭自必遂其初志，和为除隐患，先发制人，下了毒手，亦是很可能的事。按：赵翼受知于傅恒，管世铭受知于阿桂，都是有名的军机故事。管世铭文名不及赵翼，但为八股名家。清朝以制艺出名者不多，路闰生以外，大概就数管世铭了。
  与管世铭境遇相仿佛者，还有钱沣，即是刘石庵以后，翁同以前，颜字大名家钱南园。姚永朴《旧闻随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