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作者：郭建龙 更新：2024-04-06 15:46
楔子
阿富汗：从改革先锋到最落后之地
尽管过去了好几年，但我依然记得那个下午，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Kabul）遇到的那位老人。
2016年夏日的一天，是我到达这座战乱的城市的第一天，也是我遇劫的前一天。我住在喀布尔新区沙瑞脑（Shari Naw）公园旁边的一个旅馆里，距离公园不远处，就是著名的鸡街（Chicken Street）。
鸡街是喀布尔最繁华的街道之一，这里曾是旅行者们必到的目的地，两侧的铺子里摆满了阿富汗特有的旅行商品。从鸡街上望去，可以看到后面著名的电视台山（Koh-e-Asmai，或者TV Mountain），上面有许多无线电发射塔，这座山也是北面新区和南面老区的分界线。
当我到达喀布尔时，虽然局势仍有起伏，但鸡街的店铺已经纷纷开张，只不过游人少了很多，大部分铺子空无一人，店员们显得无精打采。
在经过一家地毯店时，一位老人突然拉住了我，将我拉入了他的店里。他先用英语说了欢迎，接着换法语和我交谈，发现我不会法语，又改成德语（当然我也不会）。从他良好的发音，我猜测他受到的教育已经穿越了战争，到达了曾经的和平年代。
阿富汗的和平年代可以追溯到38年以前（以2016年为原点），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年龄只有超过了38岁，才有幸看到过和平是什么模样。他要是在和平年代受过完整的教育，那至少要60岁以上了。这个老人又有多少岁呢？
“我已经86岁，老家在加兹尼（Ghazni），在喀布尔生活了62年啦……”这位老地毯商拉着我的手，颤颤巍巍地告诉我，“我经历了国王、总统、苏联人、塔利班和美国人，他们都走了，只有我还活着……”
他说的话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在这一连串的本国和外国势力中，最后的美国人在2016年时还没有离开。
老人的家乡加兹尼位于阿富汗东南部，在从喀布尔去往南部最重要城市坎大哈（Kandahar）的道路上。在现代，人们认为坎大哈是阿富汗南方最重要的城市，这里也是塔利班的起源地。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不断地重复坎大哈这个词，将这里当作除了喀布尔之外重点的打击对象。然而在历史上，南部最重要的城市却是加兹尼。这里曾经出过一个在整个南亚地区都举足轻重的王朝——加兹尼王朝（Ghaznavids）；成吉思汗进攻阿富汗，加兹尼也是最主要的防守地点，并遭到了残酷的屠城。
老人名叫扎希尔（Zahir），与阿富汗最后一位国王同名。他的青年时期就在加兹尼度过，直到一位亲戚把他带到了喀布尔，成了鸡街上的一个学徒。之后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首都度过，经历了战争岁月，直到公元2016年，已经86岁的他仍然在经营着地毯铺子。
随着和他的闲聊，我也走进了他的店里。然后……我的心突然一紧，感觉到了疼痛……
在老人的商店里，地上塞满了折叠好的毯子，墙上则挂着那些更具风格、更容易卖掉的。其中，最显眼的一幅挂毯是这样的：上面绣的不是传统的穆斯林风格花纹，也没有那种伊斯兰教特有的静谧之美，而是密布着各种各样的武器。
由于知识的缺陷，我认不出这些武器的型号，只是简略数出了两种不同的坦克，两种固定翼飞机，两种直升机，三种冲锋枪和机枪，装甲车、炮车、炮弹、RPG（便携式火箭筒）、手雷、地雷……这些致人死命的武器都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了地毯上。
老人以为我喜欢这样的图案，连忙解释说：这是最新风格……
不。我回答。我只是看了有些心疼。
老人并没有理解到我的多愁善感，把我的话当作了我更加喜欢传统风格，于是从地上厚厚的毯子堆里开始挑选传统风格的地毯向我展示。我赞美着，观察着，记下了心仪的两块小毯子，准备在离开阿富汗之前购买。
在翻弄毯子时，突然间，老人翻到了一块带人像的地毯。
正统的穆斯林一般不准将人像作为装饰品，而这个毯子上的人像说明它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是在战争之前的改革开放时代制造的。但即便如此，人像也只是一堆几何形状，显得非常抽象。人们除了知道他是个人，不可能认出他是谁，但显然这个人像又是有所指的。
老人看出了我的迷惑，解释说，这是达乌德（Mohammed Daoud Khan），阿富汗第一任总统。
达乌德执政于20世纪70年代，早已去世几十年，但老人就仿佛是在谈昨天刚遇到的某个人一样。也许在他漫长的记忆中，死去的，活着的，都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儿罢了。
在达乌德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打仗呢。老人突然若有所思地说。接着又否定了自己的说法：不对，我们就是从他开始乱套的……对，就是他，从他开始，我们就进入战争啦……
就这样，他沉浸在自己的经历中，开始向我娓娓道来，我们竟然聊了一个下午。通过这个老人，我有机会深入了普通阿富汗人的世界，了解了这片被遗弃的土地上发生的喜怒哀乐，不是用外界的眼光，而是通过当地人，理解他们的生活和所思所想。
在他叙述自己的经历时，我问过他一个问题：作为一个阿富汗人，他感觉最好的年代是哪个时期？出乎我的意料，老人思考过后，竟然回答：阿富汗没有最好的时代，可是，对于一个商人来说，称得上好一点的时代有两个，一个是国王扎希尔（我跟他一个名字）的时候，另一个是苏联人刚来的时候。最坏的时代还不是塔利班时代，而是“圣战者”（Mujahideen，阿富汗对抗苏联时出现的军阀）的时代（20世纪90代初期，在塔利班之前）。
他注意到我的惊讶，因为中国人总是认为，国王都是不好的，苏联人的统治也是外来统治，是入侵，这两个时代怎么会成为他口中的好时候呢？至于推翻了苏联傀儡的圣战者，如果稍微熟悉阿富汗历史的人就会明白，他们早已经被世界神话成了反抗暴政的英雄，但他们控制的时期怎么在老人嘴里，成了最坏的时代了呢？
于是，在好奇的询问中，我在老人的带领下，获得了一段与外界提到的完全不同的阿富汗历史，也是更加真实版本的阿富汗社会史。下面，我就把阿富汗视角的历史写出来。在这片世界的背水洼里，曾经发生过积极的改革与开放，试图跟上世界的步伐，实行现代化。在阿富汗人的努力之下，他们也差一点儿摆脱旧有的束缚，步入现代化世界。但突然间，全世界仿佛形成了一种合力，粉碎了他们的现代化梦想，将他们拉回了落后、动荡的泥沼。可以说，阿富汗今天的局面，不是阿富汗人控制的，而是整个世界都参与的罪过。
在这里，人们也在向往着好日子，但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背水洼里的生命显得多么不值一提，他们的努力又有多么脆弱……
改革与传统
阿富汗的第一段好时光是在国王时代。说到国王时代，就要去喀布尔南部著名的达鲁拉曼宫（Royal Palace of Darulaman）看一看。
2016年我访问阿富汗时，这座宫殿仍然处于废墟状态。它坐落在城郊的一座小土丘顶端，它的历史，就是一部微缩版的阿富汗近代史。
宫殿建于20世纪初，屡次被毁、屡次重修。它最早的损失发生在1969年的国王时代，一场火灾将它变成了废墟。不过随后又进行了重建，并授予当时的国防部使用。到了苏联入侵时，这座建筑再次遭遇大火，变成废墟。苏联人刚来到时，阿富汗的极端派领导人阿明（Hafizullah Amin）从这里撤到了距离不远的塔吉别克宫（Tajbeg Palace），在那里被苏联人枪杀。
不过，达鲁拉曼宫的悲惨史并没有结束，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不同派别的“圣战者”占领了喀布尔的不同区域，由于宫殿所处的地理位置优越，这里又成了各个派别争夺的战场，建筑被打得稀巴烂，在它的周围还可能有没有清理的爆炸物。
达鲁拉曼宫从建设到现在不过只有100年时间，却见证了阿富汗王朝的毁灭、总统制的灭亡、红色政权的倒台、“圣战者”的混战、塔利班的肆虐以及美国人的入侵。这座宫殿也有着无数的化身，从阴森的恐怖机器，到巨大的战争遗迹。
而在建设之初，它却有着另一种身份——改革的象征。它的建筑者，就是阿富汗历史上著名的改革派国王——阿曼努拉汗（Amanullah Khan）。
这里不去追溯阿富汗更早的历史，只简单地说，在阿曼努拉汗之前，阿富汗曾经是亚洲抵御西方势力的英勇堡垒，两次击退了英国人的入侵。在和英国人作战时，阿富汗的统治阶层并没有故步自封和自我隔绝，而是意识到必须进行改革，才能继续保持国家的独立性。
到了20世纪，阿富汗的主要政治基调不是保守和闭关，反而变成了如何开放，如何放弃一部分闭锁的风俗，接纳更先进的文化、制度和技术。阿曼努拉汗就这样以改革家的形象登上了王位。
对于一个后进国家来说，改革与开放包含了四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不管是哪个文明，人们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这是经济层面；第二，为了达到经济目标，又必须有足够的政治自由相匹配，这就进入了政治改革、建立民主立宪制的范畴；第三，政治改革又必然牵扯到另一个问题——世俗化，如果没有世俗化的加持，政治改革往往会因为要改变某些风俗（如女性的权力、司法改革等）而遇到极大的阻力，只有打破了原有的宗教或者传统氛围，才能完成世俗化，因此，世俗化反而成了一切改革的起点；第四，就算完成了前三项改革，国家还需要在已经形成的国际秩序中找到一丝夹缝，获得国际的承认，在和平中跻身于国际舞台，至此，才算完成了改革开放的所有任务。
阿曼努拉汗的改革也必须完成这四项任务。但对于阿曼努拉汗时期的阿富汗来说，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反而是作为起点的那一步：世俗化。
1928年，雄心勃勃的阿曼努拉汗在刚刚修建好的新宫殿达鲁拉曼宫宴请他的亲信官员们。他刚刚出访过欧洲。当时出访欧洲并不像现在一样乘坐飞机，而是利用轮船、马车、火车、汽车，一次出访可能持续数个月。国王先从阿富汗陆路前往印度孟买，乘船途经英国殖民地亚丁（Aden），经过苏伊士运河到达埃及。对埃及进行访问后，再乘坐轮船前往意大利，进入了欧洲。随后经过陆路访问了法国、比利时、德国，又从多佛尔乘船去英国访问。离开英国后，他乘船前往波兰和苏联，受到了热烈欢迎。最后，他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乘船，经过黑海到达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会见了他心目中的英雄阿塔图尔克（也是现代土耳其之父，一位强硬的世俗化改革家）。他从土耳其陆路又到达了伊朗，从伊朗东部的马什哈德（Mashhad）亲自开着劳斯莱斯汽车，越过了伊朗—阿富汗边境，经过坎大哈回到了喀布尔。这趟行程一共持续了10个月。
从欧洲回来后，受到鼓舞的阿曼努拉汗决定在一生梦寐以求的改革中走出关键一步。
在达鲁拉曼宫的这次宴请中，主角并非国王，而是他的王后索拉雅（Queen Soraya）。在聚会中，当各路豪杰侃侃而谈时，王后索拉雅悄然出现，她走到人们面前，突然摘掉了面纱，人群中传来了惊叫声。他们第一次面对面看见了王后美丽的面容。
这是阿富汗历史上最摄人心魄的时刻。即便是普通的商人、富人，都不会把妻子的容颜示人，甚至连大门都不让她们出。只有那些低贱阶层和游牧的女人，才不得不为了生活，在外面劳动，即便这样，她们也要将脸遮住才敢出来。
首先打破这个规矩的竟然是国王！王后不仅不相信什么失贞的怪论，还落落大方地与朝臣们谈话，甚至参与了国王接下来改革的部分设计。
通过国王和王后的努力，他们试图打破阿富汗的世俗化障碍。但是，国王真的取得了胜利吗？
一年后，历史作出了回答：国王不仅没有维持住他的改革措施，反而在民变中失去了王位，流亡他乡。在流亡中王后一直不离不弃地守候在他的身边。
阿曼努拉汗的失败为后进国家的激进现代化做了很好的注脚。一方面，国家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不进行西化改革就是慢性自杀；另一方面，到底走什么样的路线，却总是无法达成共识。人们对经济改革并不排斥，对政治改革也部分接受，但在世俗化改革（社会改革）上，社会的保守阶层却总是抵制改变，甚至不惜用武力来阻挠改革，试图保留传统。可是如果不进行世俗化改革，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都缺乏可靠的根基。
于是，任何这样的国家都是在改革与保守之间来回地摇摆，有的摇摆得比较文明，能在政治框架内和平地进行斗争，这样的国家就发展得好一些；另一些冲破了和平框架，采取了暴力，这样的国家必然要面临更多的麻烦。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阿富汗，虽然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有过暴力冲突，但最终改革派还是占了上风。于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王扎希尔时代，改革的成果终于在喀布尔这样的大城市趋于稳定，阿富汗进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
在阿曼努拉汗时期，王后当众露出面容都被当作对传统的冒犯，但在扎希尔时代，首都的女孩子甚至可以穿上裙子，在大街上和外国人聊天、喝酒。虽然这样的场景在首都之外还很少见，但在喀布尔却已经习以为常了。这至少说明，阿富汗官场的生态也已经西化了，社会的关注已经从女性装束这样的事情上移开，聚焦在从西方如何引进制度和技术，改革也就进入了政治经济取得大发展的时期。
这时，也到了地毯商扎希尔老人生活的时代了。
黄金时代
扎希尔老人至今仍然能够回忆起喀布尔街头那些穿着短裙的女孩子。当时，喀布尔的繁荣和西方旅行者的一条主流线路有关。
那时在世界上流行一条叫“嬉皮士之路”的线路。这条路从东欧进入土耳其，穿越伊朗后，到达阿富汗西部的城市赫拉特（Herat），再从南方经过坎大哈，或者从中央经过巴米扬（Bamiyan）横穿阿富汗，到达喀布尔，从喀布尔经过开伯尔山口（Kyber Pass）进入巴基斯坦和印度。
这条路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将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大麻产地串在了一起。伊朗和印度都产大麻，而阿富汗更是被认为拥有世界上最上乘的大麻品种。在那个时代，阿富汗对于西方青年的吸引力甚至超过了另一个嬉皮士聚集地——泰国，他们在这条路上抽烟喝酒吸大麻，听着音乐，并购买大量的纪念品。位于喀布尔的鸡街正是因此而繁荣起来。
扎希尔在青年时代从加兹尼来到喀布尔时，由于政策的开化，国王和首相为了吸引西方人来旅行，花了很大力气，法律也很宽容。最初，年轻的扎希尔在一家为本地人服务的珠宝店工作，随后发现为西方人服务更加赚钱，就转向了工艺品、青金石和地毯，最后固定在地毯行业。
“那时挣钱简直是小菜一碟……没有战争，只有游客。”老人向我感慨说，那时一天可以卖好几块地毯，可现在，几天都不开张。也正因为这样，扎希尔老人将扎希尔国王统治时期定义为一个黄金时代。
扎希尔老人的说法也得到了其他人的证实。在伊朗城市设拉子（Shiraz），我碰到了一位瑞士人，他曾经在20世纪的70年代，就去过了阿富汗。
“那时候的阿富汗，是旅行的天堂。”瑞士人朝我回忆说。由于欧洲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青年人兜里有钱，可以用很低的成本从西欧游玩到亚洲。当时的伊朗对于西方游客也是敞开的，伊朗国王同样是个完全的西化派，看不起伊斯兰教，总是以欧洲和美国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国家。瑞士人经过土耳其从伊朗西部入境，前往伊朗东部城市马什哈德，从那儿坐车前往阿富汗的边境，过境后到达赫拉特。
当时的阿富汗也是一个对西方很友好的国家，人们自信而有教养，比伊朗人都和蔼。瑞士人和朋友们一同到达阿富汗之后，就被这个国家吸引住了。他现在也已有80岁，去阿富汗时才三十出头，那一次旅行，让他爱上了阿富汗的大麻，当然还有阿富汗的大山。
“还有姑娘，阿富汗的姑娘。”他又补充说。
由于他是做旅行装备的，后来又有机会去过几次阿富汗和印度。他在喀布尔待过很长时间，并去了巴米扬、马扎里沙里夫（Mazar-e-Sharif）和昆都士（Kunduz）。
“那时候的阿富汗真是太棒了。它没有战争，没有不安，我们去哪儿就像去世界上其他景点一样正常，却比其他地方更加自由——当然这是对游客而言。阿富汗人很好客，不会像别的国家那样限制你这个或者限制你那个。你可以喝酒，可以抽大麻，那儿的风景比其他地方都震撼……可是风景反而是其次的。首先是人，你能感觉到这是一个不同于欧洲的地区，却努力地开放着自己，不想落后。谁能想到，几十年后，会变成现在的局面！”他感慨说。
瑞士人回忆的时代，也恰好是国王扎希尔和总统达乌德（他先是担任国王的首相，后来成为总统，也就是扎希尔老人向我展示的地毯上的人物）接连执政的时代。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社会氛围之所以这么开化，得益于20世纪50年代上台的首相达乌德的改革，以及后来国王扎希尔亲自领导的深化改革，还有达乌德成为总统之后的继续改革。
由于阿富汗的城乡差距很大，虽然乡村受到的改革冲击还不大，但在首都已经很繁荣。由于处于“冷战”时期，瑞士人记得，最后一次他在喀布尔时，阿富汗的电台上，政客们正在为是向欧洲靠拢还是向苏联靠拢而争吵不休，这两大势力在政治经济上有许多分歧，但在世俗化上，却毫无异议。甚至亲苏派比亲英美派更加鼓励阿富汗大力推行世俗化。结果，阿富汗的时髦女人们和欧洲没有什么区别，她们穿着绚丽的裙子，戴着欧式的项链，出现在街头的酒吧里，和欧洲人谈笑着。女孩子们也穿着裙子，不戴面纱，去往学校上学，处处可见她们灿烂的笑容。
鸡街的老板们快乐地挣着钱，和游客们用德语谈着荤笑话，并告诉他们哪个旅馆是背包客常去的地方。
一个国家的改革除了经济、政治和社会三方面，还有第四方面——如何获得国际地位。在担任首相时，达乌德明智地采取中立的政策，从美国和苏联两方面都拿了不少钱发展经济。阿富汗的经济和教育都蒸蒸日上，显示出一个新型政权的模样。
也是在达乌德首相时代，阿富汗再次扩大女性解放，女性不仅可以自己决定穿戴，还可以出任公职、在外工作。如果说，阿曼努拉汗时期的毛拉们（宗教保守势力）还极力反对，到这时，他们的力量已经退缩了，妇女们的权利得到了极大的加强。瑞士人前来阿富汗时，就享受到了达乌德改革的成果。
我试图让瑞士人回忆一下，当他最后一次在阿富汗时，除了吃喝玩乐之外，有什么迹象表明阿富汗将出问题？
瑞士人回忆良久，告诉我，如果说有什么迹象，那可能有两个：第一，他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国王扎希尔已经下台了，阿富汗成了共和国，国王的堂兄（前首相）达乌德已经成了总统。第二，虽然政客们还在争吵，但达乌德总统本人和苏联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他没有和西方断绝关系，但是和苏联更亲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也很僵，当时西方人过境巴基斯坦，总是会遇到麻烦，但对于游客，路基本上仍然是畅通的。
总之，这些政治问题会时常出现在阿富汗人的谈话中和电台上，但对于游客却毫无影响。人们不会意识到，突然有一天，阿富汗边境会朝西方人完全关闭。
那么，阿富汗又是怎样从开放变成封闭的呢？这要从阿富汗如何被西方主动抛弃说起。
被西方遗弃的国家
鸡街的扎希尔老人认为，阿富汗是一出被人陷害的悲剧，而阿富汗人民是无辜的。之所以说阿富汗人无辜，是因为他们是想选择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但西方却主动拒绝了它。
前面已经提到，除了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国家能否改革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整个国际上对这个国家是否友好。最典型的例子是“一战”之前的德国和“二战”之前的日本，它们都基本上完成了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但在改革过程中，两国都变得野心勃勃，不惜与世界对抗，最终导致了战争，毁掉了改革成果。
除了德国、日本这样的强势国家之外，还有许多更弱小的国家也由于各种原因，无法通过国际关系的窄门，从而失去了机会。有的问题出在这些国家本身，有的问题并不在于国家内部，而是国际环境本来就恶劣。阿富汗恰好就属于后面的一类。
人们常常说，阿富汗倒向苏联，是它步入乱局的开始，但人们很少提到，它是被西方强行推入苏联怀抱的。在此之前，阿富汗的改革都是以西方为蓝本，不管是政治上、经济上，还是世俗化上，都是如此。
那么，阿富汗又是怎样被西方遗弃的呢？这和它的一个邻国有关。
阿富汗的地理位置极其特殊。在19世纪，国际政治的主旋律是大英帝国与俄国的大博弈。在这时，阿富汗作为一堵墙隔开了两大势力，它虽然保持了独立性，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大的代价莫过于英国人将它东面的土地占去了不少，并入了当时的英印帝国，这些土地上住着阿富汗的主流民族普什图人，他们愿意留在阿富汗，却被迫并入了英属印度。
此外，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的南部，有着大片的沙漠地带，本来是无主之地。英国人占据印度之前，阿富汗和印度的本土政权都对这些沙漠不感兴趣，也没有占领。但英国人到来后，却把这些沙漠都占领了。英国人撤退后，这些无人地带都留给了后续国家巴基斯坦。随着海洋时代的到来，阿富汗人却发现，那些沙漠本来可以让他们直通海洋，但现在，他们变成了内陆国家，一个出海口都没有了。
到了20世纪下半叶，英俄大博弈已经不存在了，世界潮流变成了美苏争霸，作为小国的阿富汗，政策只能是在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夹缝中继续寻找平衡。
它的内部有两个党派，分别以国王的叔叔哈西姆汗（Mohammad Hashim Khan，后来的领导人是沙马麦德汗，Shah Mahmud Khan）和堂兄达乌德为代表，前一党提倡向西方靠拢，后一党想在美苏之间保持平衡。国王也在这两派中维持着微弱的平衡，不想让国家完全堕入其中一方的主张。
然而，这种平衡却在另一个问题上撞得粉碎，这个问题就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关系。
1893 年，阿富汗被迫接受英国拟定好的《杜兰协定》。该条约规定，将从瓦罕走廊到波斯约2400 公里的“杜兰线”作为阿富汗东南部与英属印度（亦即后来巴基斯坦）的边界，英国每年向拉赫曼提供的补助金增至180 万卢比。《杜兰协定》将“杜兰线”以南本属阿富汗的普什图聚居区划归英属印度，普什图人从此成为跨界民族。阿富汗也永久失去了在印度的属地，也丧失了出海口成为内陆国。参见杨鹏飞、李积顺主编《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第1 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 年版，第103 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决定让印度和巴基斯坦完全独立，而英国当初从阿富汗挖去的普什图人的土地如何归属，就成了阿富汗关注的焦点。按照阿富汗的要求，既然协议是与英国签署的，英国人撤走后，这些土地应该归还阿富汗，但英国人却把它们划给了巴基斯坦。
更致命的是出海口问题，英国人撤走后，阿富汗必须借道巴基斯坦，从那个属于巴基斯坦的港口城市卡拉奇（Karachi）才能进入海洋。
当双方因为边境问题发生了长期的冲突后，巴基斯坦就用出海口问题威胁阿富汗，最初是限制，直至完全断绝了阿富汗的出海通道。
在与巴基斯坦的冲突中，所有的西方大国都没有站在阿富汗一方。英国曾经是巴基斯坦宗主国，而巴基斯坦也是当时美国反苏的重要合作伙伴，美国人不会因为偏远无用的阿富汗而去得罪这个伙伴。
阿富汗突然发现，哪怕它想靠近西方，却被西方自动疏远了。它想发展经济，但西方不肯帮它。它想进行世俗化，西方也不感兴趣。这个几乎被遗忘的国家被扔进了不起眼的角落自生自灭，没人理睬。
就这样，与其说是苏联控制了阿富汗，不如说是西方将它推向了苏联。
1950年，这时巴基斯坦出海口还没有对阿富汗完全断绝，但双方已经冲突不断，为了获得稳定的转运通道，阿富汗与苏联签署了贸易协定，苏联让阿富汗借道中亚的加盟共和国，出口羊毛、棉花等农业品，换取石油等工业品。靠着苏联的帮助，阿富汗才寻找到了救命稻草，维系着与外界脆弱的联系。
但即便如此，阿富汗人仍然不打算完全投入东方的怀抱。对于阿富汗人来说，东方并不是它的首选，另一种恐怖的记忆一直萦绕在人们心中。鸡街的扎希尔老人就听他的父母不停地回忆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时期，从北方的边境跑来了大量的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和塔吉克人。
那一代的老人们谈起北方的邻居（苏联），总是庆幸它占领中亚后就止步了，没有继续前进入侵阿富汗。到了21世纪的现在，所有的阿富汗人都带着羡慕的目光看待邻居乌兹别克斯坦。
不过，老一代人的记忆，让阿富汗不可能对北方邻居有充分的信任，国王和他的首相们仍然试图在世界秩序中维持平衡，不倒向任何一方。
但情况却在改变，那就是阿富汗的年轻人。
倒向东方
虽然老人们依然留着20世纪30年代的恐怖记忆，但在阿富汗的年轻人中，已经有人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问题了。由于政府的激烈争论，一些年轻人对于受到西方的冷落感到不满，他们开始将北方邻居看作是唯一能够给阿富汗提供解决方案的解放者。
东方阵营在全世界之所以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势力的殖民体系太蛮横。
与此同时，事情还在恶化。达乌德在担任首相期间，最初实行的是不偏不倚的政策，在美国和苏联之间长袖善舞。但到了1960年，达乌德的摇摆政策走到了头。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普什图人问题再次激化，巴基斯坦完全封闭了阿富汗边境。西方人扭过脸去不理睬阿富汗的呼吁，这一次，达乌德的中立政策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他不得不更加转向了东方。
达乌德丧失了中间立场。国王依然向往的是西方模板，不愿意采纳计划经济为主导的框架。国王担心达乌德的转向会给阿富汗带来灾难，在1963年解除了他的职务。
解除达乌德职务后，国王扎希尔决定孤注一掷，加速改革，建立更加民主的体制，也以此换取西方的帮助。在他的主导下，重新写了宪法，实行君主立宪。从1963年到1973年，就成了阿富汗社会的黄金10年，同时也是混乱10年。
所谓黄金10年，是指在政治上一片欣欣向荣，国王承诺不再动用酷刑，不再搞警察国家，即便这些承诺打了折扣，但仍然比以前好很多。大量的人都接受了教育，有过留学经验的人也很多，这些新型人才充斥着政府。西方旅行者来到喀布尔感受到的是类西方文明。大街上新型的建筑越来越多，人们的服装也逐渐脱离了原来的传统，采纳了更加西化的装束。
但是，到了1973年，国王改革的负面效果也开始显现。虽然他大力改革，却依然无法得到西方的实质性援助，加上内陆型国家的不利地位，经济改革越来越艰难。
对于刚开始改革的民族来说，最头疼的莫过于贫富差距扩大问题。改革之初还有许多特权阶层，这些阶层会钻制度空子为自己牟利。这本来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但最终大家却都责怪改革和国王本身。
对于一个新兴的国家，外国技术、资本，以及友好的协助，都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财富。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一方面陷入“冷战”思维，不愿意帮助朋友（巴基斯坦）的敌人，另一方面它们国内也被革命、民权、通货膨胀死死缠住，对于遥远山地的小国毫不关心，也无力提供帮助。这一切，都导致国王逐渐成了阿富汗国内情绪宣泄的焦点。
1973年达乌德再次出现。此时的他已经变成了国王的对头，发动了政变，将堂弟赶下了台。
对于国王下台和建立共和国，地毯商人扎希尔是这么回忆的：“那时候，我们都没有觉得怎么样，国王和总统有什么不一样吗？总统是国王的堂兄，还是他一家人掌权，有什么不一样吗？对我来说唯一的麻烦是经常有人跟我开玩笑：扎希尔，你下台了，怎么还不跑？要不就说：扎希尔，你不是逃出国去了吗，怎么还在喀布尔？”
人们甚至最初还很喜欢达乌德总统，地毯商人扎希尔向我展示的地毯就是明证之一。那时候，将达乌德的画像放在地毯上或者其他地方，都是一种时髦，这里面有作秀的成分，但也有着人们对他的认同。人们记得，达乌德担任首相时期进行了很多改革，效果都不错，认为他上台至少可以试着把阿富汗带出困境。
但接下来，人们却发现事情有些奇怪。达乌德上台后，苏联的影响力逐渐加强，大学也逐渐采取了苏式的教育体系。这和达乌德当年任首相时希望保持中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到后来，人们又传出，达乌德在政变中有苏联的帮助。人们开始越来越关心政治，后悔把国王赶走了。
对阿富汗的政治家来说，也许他们认为从东西平衡政策向东方政策转变，只是一次外交上的小小调整。但不幸的是，国际政治往往是一系列国内制度的基础，它和经济、政治架构紧密相连。既然阿富汗最早的政治架构和经济基础是按照欧洲模式设计的，一旦转向东方，意味着原来的许多基础都不再适合接下来的发展。另外，西方对于阿富汗的防范，将对它的技术和经济演化造成致命性的打击。这些暂时看不见的变化，将最终影响到阿富汗改革的前三个目标：经济发展、政治自由和世俗化。
不过，阿富汗的精英阶层依然不想屈服于命运，包括达乌德总统本人。就在人们以为他彻底成了傀儡时，这位总统却开始疏远苏联了。在这个理想主义者的心中，是要当全体阿富汗人的总统，而不是外国的代理人。
政府内部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达乌德和他的部长们也分成了派别。至于社会改革也早已停滞，甚至走向了反面。达乌德为了取得斗争的胜利，不得不加强了独裁，取消了媒体自由。
地毯商人扎希尔认为，达乌德一直试图从北方邻居的胁迫中走出一条独立之路。阿富汗的苏化，罪不在总统。但是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就在扎希尔和我谈话的当天，另一位串门的老人却持另一种说法。他曾经在当时的政府部门工作过，后来当达乌德政权倒台后，跑到印度避难了一段时间。他说，苏联人并没有参与太多的阴谋，那时苏联人在阿富汗的名声很好，对于阿富汗的帮助也很多。苏联人也并没有要求阿富汗走他们的意识形态之路。只是，阿富汗的大学培养了太多激进的青年人，是这些青年人让形势急转直下。
不管谁说的正确，情况是，到了1978年，阿富汗的一群青年人发动了政变，推翻了达乌德政权。总统和他的部长们，还有他们的家属被全部杀害，阿富汗这才开始了另一场实验。
从国王到总统，都曾经醉心于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并坚持世俗化，但西方却主动疏远了阿富汗，让它在外交上只能向世界的另一极靠拢，这看上去只是小小的一步，却让阿富汗永远失去了改革开放的机会。
从激进到入侵
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达乌德，阿富汗人都承认，在达乌德推翻国王的政变中，最大的错误是不该丧失了中立的立场，而依靠一批激进的年轻人。在阿富汗，这些激进的年轻人组成的党派叫人民民主党（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of Afghanistan）。
由于国王属于改革派，大部分支持民主的中坚力量都是和他站在一条战线的。这就给达乌德出了个难题：在他发动反对国王的政变中，缺乏足够的中坚支持力量。为了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他必须从其他方面寻找依靠性力量。
由于西方对于阿富汗的排斥，在阿富汗大学中充斥着一种激进化的风潮，许多年轻人不仅要求经济变革，还要求更加激进的计划主义的社会变革，完全向北方邻居靠拢。这些年轻人虽然支持改革，但他们却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按照这些年轻人的主张，就破坏了阿富汗原本正确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目标，走入了一条计划主义的歧途。
不幸的是，达乌德由于缺乏中坚力量支持，他能够找到的支持者只有这些年轻人。
在这股风潮中，最著名的两个人物是塔拉基（Nur Muhammad Taraki）和卡尔迈勒（Barak Karmal）。人民民主党围绕着他们两人形成了两派，由于他们各办了一份报纸，人们就以报纸的名字来命名这两派，塔拉基和他的《人民报》（Khalq）被称为人民派，卡尔迈勒和他的《旗帜报》（Parcham）被称为旗帜派。
其中人民派是更加极端的派别，强调社会革命和暴力。而旗帜派相对温和，赞同在现有框架内争取和平革命。
达乌德政变上台时，就获得了旗帜派的帮助，并给了他们几个部长职位。但上台后，他感觉即便是旗帜派也还是太激进了，就疏远了他们。旗帜派被疏远，却让他们意识到，在达乌德政权内不可能找到他们的位置，于是和人民派联合起来发动了政变，推翻了达乌德。
关于这一次政变，地毯商扎希尔是这么回忆的：人们一听说达乌德被杀，就知道阿富汗的灾难来了。大部分人既不相信塔拉基也不相信卡尔迈勒，担心他们会把阿富汗带向灾难。这次政变也没有苏联人的直接参与，只能说阿富汗青年主动用左倾理论武装了头脑，自行发动了政变。思想的种子一旦种下，就必然会有后来的结局。
但更糟糕的还在后面，达乌德死后，人民派和旗帜派立刻陷入了内斗，激进的人民派获得了胜利，卡尔迈勒被排挤走了，塔拉基成了领袖，后来，塔拉基又被更加激进的阿明（Hafizullah Amin）取代，巨大的灾难正走向阿富汗。
在国王时代，试图实现经济、政治、社会和外交四大成就。到了达乌德时代，阿富汗在国际上的定位出现了巨大变化，但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三方面，依然试图保持着原来的步调。到了这些年轻人上台时，随着经济政治的极权化，最后改革所剩下的成就，就只剩下世俗化这一个了。
人民派政府上台后，立刻开始了激进化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农业集体化，阿富汗很快陷入了减产和饥馑之中。大规模的屠杀，异议分子、教士、商人、读书人都受到了迫害。西方的游客再也没有了，鸡街的商店老板们都赶快关门回家，生怕被算总账。
在这样的风潮中，地毯商扎希尔也不能幸免。在经商就意味着罪恶的年代里，他关掉了鸡街的铺子，把所有的地毯都装上了汽车，拉到了喀布尔北区的家中存放。他的家距离喀布尔的英国人墓地不远，在一个小山坡上，我曾经去过那个区域，却不知道哪一个房子是他的。
过了一段时间，扎希尔把汽车也卖了。他的朋友们则纷纷大规模逃亡，有的坐飞机去了印度，有的走陆路去了巴基斯坦，有的从伊朗借道逃走。
在是否逃离喀布尔问题上，扎希尔的态度却十分坚定：“我活了这么大，从来没有逃离过自己的国家……我是去过印度，可那是去做买卖和游玩，去几天就回来，不是逃跑……至于其他人跑掉的可多了。我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在印度做生意不回来了，二儿子已经死了，小儿子在身边。我还有一个姑妈在加拿大，一个叔叔在巴西，不过他们都死了，他们的家人留在了那边……我的商人朋友里，也有一多半的人都生活在国外了，有钱的就跑到欧洲，没钱的去往印度，最不济的竟然跑到了乌兹别克斯坦（这个我们曾经看不起的地方）。普什图人逃往巴基斯坦，哈扎拉人跑到了伊朗，他们都曾经亲如一家，可是一旦战争来了，人们都四处逃命……”
与巴基斯坦交界的贾拉拉巴德，以及与伊朗交界的赫拉特都突然间热闹了起来，人们都害怕掉脑袋，只要能找到渠道，跑掉为妙。阿富汗（美国）战争之后的首任总统卡尔扎伊（Hamid Karzai）在当年恰好去了印度读书，之后他一直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地流亡。
有人认为，阿富汗之所以重建如此艰难，就和这一次激进派的大镇压有关，所有有思想的人要么逃亡，要么死掉了，留下的只有那些顺从的人。所有有钱人消失了，剩下的都在政权的剥削下变成了赤贫。
阿富汗一共数十万人死于清洗和屠杀。各地纷纷反抗，南部、西部、北部都形成了单独的军阀统治区，那些原本已经习惯了听从中央的部落首领们不想被消灭，举起了反旗，脱离了中央。就这样，阿富汗从一个好不容易统一起来的国家，变成了一堆没有隶属关系的碎片，这个碎片化的领土至今仍然让阿富汗人头疼不已。
地毯商扎希尔在封锁的高峰时期，与自己的家乡加兹尼断了联系，他把家人送往了加兹尼，自己孤身一人留在了喀布尔。他舍不得自己的房子和货物。他指望着事情变好，但接下来事情却向着更加失控滑去。
从经济上讲，阿明的人民民主党政府已经让阿富汗掉入了低谷。随着阿富汗的左倾化，西方国家终于意识到一个与自己为敌的国家出现了，于是他们纷纷指责阿明，加强了封锁，让阿富汗的经济变得更加脆弱。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阿富汗转向的起点，就在于他们当初的漠视和丧失了公正。
那么，让阿富汗人摆脱了阿明的又是谁呢？答案出乎意料，不是西方，而是苏联，帮助的手段却是一场入侵。
在国际秩序中，有一类特殊的事件，叫最好的朋友变成最凶狠的敌人，这种转变可能是在瞬间完成的。
比如，在20世纪初，古巴曾经长时间依赖美国，最终却成了美国身边最长久的敌人。古巴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后来在美国的帮助下摆脱了西班牙，又在美国的帮助下，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在一段时间里，美国人包办了古巴的经济，甚至指定古巴的领导人。但美国人没有想到，对古巴的帮助却逐渐让古巴人的愤怒积累了下来，因为美国帮助之余显得颐气指使，习惯了指手画脚。并非所有的古巴人都获得了美国的好处，越是富有的人，获得的收益越大，而贫穷的人虽然也有收获，他们却只看到了相对差距的扩大，不在意绝对生活水平的提高。
最后，卡斯特罗出现了。美国人在翻手之间成了古巴最大的敌人。
苏联和阿富汗的关系也属于此类。苏联曾经是阿富汗最大的资助人，慷慨大方吸引了一大批年轻的追随者。但在阿富汗扎希尔国王和达乌德总统执政时代，并没有迹象表明苏联要干涉阿富汗国内的政治进程。在与美国的斗争中，苏联在阿富汗已经占据了主动，赢得了阿富汗人的好感。但阿富汗不是一顿大餐，它过于贫瘠的土地、大量的穆斯林人口，都让苏联人避之不及，不想过分参与，这本来是一种明智的态度。
但接下来，阿富汗的形势发展过于迅速，让苏联变得无法适应了。阿富汗国内的年轻人接受了左倾教育之后，已经超出了苏联的控制，走向了反对政府、发动激进革命的道路。苏联人更支持达乌德总统，以及温和的旗帜派，可革命一旦启动，这些人都已经拉不住缰绳了。
极端人民党上台之后，在国内大搞清洗，整个国内形势逐渐失控，一个分崩离析的阿富汗显然不是苏联想看到的。苏联人突然间发现被绑上了一条不属于自己的战船。
更头疼的是，巴基斯坦已经开始利用机会，对阿富汗进行渗透，力图通过边境地区的普什图人武装推翻阿明。一旦推翻了阿明，那么巴基斯坦支持的新阿富汗政权必然是亲美的。
苏联人意识到，阿明政权迟早是要被推翻的，如果长期和这样一个政权绑在一起，到最后苏联在阿富汗必然声名狼藉，彻底失去影响力。如果想保持影响力，必须扶持更加温和的人上台。
可是如果不用武力，阿明又是不会下台的。
1979年11月底，苏联人跨过了乌兹别克与阿富汗之间的友谊大桥，开始小规模进入阿富汗。如今的友谊大桥仍然连接着阿姆河两岸，这是一座钢架桥，除了可以行人，也有一条铁道相通。在和平时期，这里曾经是苏联物资帮助阿富汗的必经之地，而在入侵时，则是一条快捷的通道。
即便到了现在，两国仍然对这座桥充满了警惕。旅游者如果想从阿富汗去往乌兹别克斯坦，必须经受长时间的检查，将所有的行李都查一遍，再将随身携带的照相机、电脑都打开，确定其中没有敏感信息，然后才可以上路。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感非常强烈。
除了从友谊桥过境之外，苏联人还利用塔吉克加盟共和国（现塔吉克斯坦）境内的机场，空运了许多士兵直接进驻苏联在阿富汗境内的空军基地。但即便在这时，行动依然没有公开，调兵遣将持续了近一个月，直到将机场、隧道、电台等设施都尽情控制，才开始了正式的入侵。
1979年12月25日圣诞节，苏联部队大规模跨过土库曼、乌兹别克边境，向马扎里沙里夫和喀布尔挺进，空军则负责占领西部的赫拉特、坎大哈、贾拉拉巴德。两天后，苏军控制阿富汗全境。27日，苏联人将阿明打死在了达鲁拉曼不远处的塔吉别克宫。
达鲁拉曼和塔吉别克残破的宫殿又经过了大量的内战，变成了废墟，几十年里没有人维修，如同巨大的怪兽在小山的顶部遥遥相望。在达鲁拉曼宫的对面，是同样被打得稀巴烂的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当美国人占领阿富汗后，博物馆得到了修复，宫殿却仍然是废墟状态供人凭吊。直到我去的时候，新总统加尼（Mohammad Ashraf Ghani）才决定修复宫殿，作为弥合战争创伤的一种努力。
苏联入侵后，扶持了温和派的卡尔迈勒担任新的总统，指望他能够重新拾起达乌德总统的社会改革。
在苏联人看来，自己不是在入侵，而是在帮助阿富汗。在100年前，入侵阿富汗的英国人也是认为他们是在帮助阿富汗。那一次英国人最终被阿富汗人赶走，而这一次，会有区别吗？
被推翻的镀金时代
从执政的角度看，苏联人扶持的卡尔迈勒政府是一个温和的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开明措施，纠正了阿明时期的极左政策。
扎希尔国王和达乌德总统追求的目标有四个，到了阿明时期只剩下了一个（世俗化）。卡尔迈勒时期，虽然外交安全投向了苏联，政治自由也受到了控制，但是，苏联又有意给卡尔迈勒保留了一定的政治决定权，同时努力地恢复阿富汗的经济繁荣，使得改革的任务又恢复到了两个半。
按照鸡街的扎希尔等人的说法，在卡尔迈勒的统治下，以喀布尔为中心的周边区域出现了另一次小的黄金时期。由于繁荣程度已经不如前次，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镀金时代。
尤其是在世俗化上，此时阿富汗的世俗政策比起国王时期还要彻底。由于苏联反对任何宗教，是一个彻底世俗化的国家，它支持的政权也大都延续了这种作风。在这个时代，喀布尔更多的女人进入了职场之中，对女孩子的教育也达到了高峰。
在经济上，苏联的援助带来了大量的卢布，使得以喀布尔为中心的地区进入了畸形繁荣。在苏军消费的刺激下，喀布尔市区周边突然变得一片繁华，不亚于国王时代。
这对于扎希尔这样的地毯商人来说是好消息：卡尔迈勒成为总统后，扎希尔又重新出山，把地毯从隐蔽处拿了出来，鸡街的其他商店也纷纷开张。
“你可能想不到，苏联人来了之后，我们的生意不仅没有受影响，喀布尔反而比往常更繁荣了。”他带着一种困惑又留恋的表情告诉我。
阿明刚死时，阿富汗又重新出现了一种错觉，仿佛和平再次到来了。在得知苏联人入侵时，阿富汗人首先不是愤怒，而是休克了。他们根本没有想好该怎么办，毫无准备。就连反抗中央政府的军阀也暂时收了手，担心打不过苏联坦克。其他国家开始谴责苏联，却都处于观望状态。
到了后来，远处的抵抗开始出现，并愈演愈烈，但喀布尔本身却保持着相对平静。苏联人和傀儡政权一直鼓励贸易，做了许多经济上的放松工作，希望能够恢复阿富汗的繁荣。
苏联士兵们最初很有礼貌，他们显然受过教导，吃饭、买东西必须付钱，不能耍占领者的威风。“你看到现在的美国士兵是什么样，当时的苏联士兵就是什么样，没有任何区别。”扎希尔这么告诉我。
苏联士兵们很喜欢喀布尔的纪念品，于是，喀布尔的工匠们开始专门为苏联人制造手工艺品。比如，阿富汗的国石是青金石，这种宝石既可以当首饰，也是上好的颜料。在数千年前，青金石商品就已经遍布了欧亚大陆，而开采地都来自于阿富汗东北的矿脉。正是因为现代考古学在世界各地发现了大量古代青金石工艺品，阿富汗可以自豪地说，他们自古以来都是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
在鸡街上，卖得最好的纪念品是青金石的首饰盒，盒盖上镶嵌着金属的或者兽骨的阿富汗国旗。苏联人来了之后，士兵们大量采购纪念品寄给家人，青金石工匠们临时加班搞设计，将苏联和阿富汗两国的国旗并排镶嵌在盒盖上，表明阿苏友好。这样的纪念品平均一天能卖好几件，赶得好的时候一次就卖一大批。
扎希尔的地毯上也开始绣苏联国旗，或者苏联字母，或者阿苏友谊万岁之类的话。织毯工们加班加点学习俄语，希望把俄文绣得漂亮一点儿。还有各种各样国王时期的钱币也是热门收藏品。最聪明的人开始用阿富汗的制作方法制作勃列日涅夫的雕像。
这些纪念品一直留到今天都没有卖完，在鸡街的商店里，仍然寻得着踪影。这里简直是一个浓缩历史的地方，从当初卖给嬉皮士的小礼品，到满足苏联人品位的首饰盒，再到美国人喜欢的武器地毯，还有塔利班发行的钞票，都找得着踪迹。它们并排和谐地出现在货架上，共同诉说着世事的沧桑。
按照扎希尔的说法，由于刚来到的苏联青年过于热情，工匠们都高估了苏联人的消费能力，以为造多少他们都能买光，结果造多了。不过这可能是开玩笑的说法，这些东西躲过后来的游击队和塔利班时期并不容易，如果不是精心保存，早就消失了。
苏联人带来了大量的士兵和货币，造成了喀布尔的通货膨胀。但对于喀布尔的商人来讲却是好时光。只是，他们挣了卢布和阿富汗尼之后，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钱，毕竟谁也不知道未来这个政权会怎样，后来的政权承认不承认前朝的货币？聪明的人开始积攒物品，从手表、收音机等工业品，到黄金、石头等矿物，还有的人开始买房子。阿明时期，逃亡的人们很多，许多人宁肯把房子卖掉换路费，也不想留在喀布尔，房价跌得一塌糊涂也没人买，害怕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到了卡尔迈勒时，人们又慢慢回来了，房价开始上涨。
这样的好时候持续了几年后，苏联人开始变了。幻象消失了，人们曾经指望苏联人能够一直善意地对待阿富汗人，可一旦在战场上出现了严重的伤亡，苏联人就对阿富汗人越来越苛刻了。
主要的战场发生在潘杰希尔山谷（Panjshir Valley）。这里距离喀布尔只有200公里路程，是一个险要的山谷地带。山谷里出了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将领马苏德（Ahmad Shah Massoud）。马苏德在阿富汗拥有着极高的口碑，他以少量的部队拖住了大量的苏军，并对他们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喀布尔得到的消息越来越多，人们的说法是这样的：第一天来的往往是官方消息，马苏德被苏军击退，生死未卜；第二天私人消息就传来了，不是苏军击退了“叛军”，而是马苏德袭击了苏军，又安全撤退了；第三天已经有人看到苏联人的尸体通过直升机或者汽车运了回来，战争的消息才确实了。
不过，即便有如此多的传闻，喀布尔人仍然不相信马苏德的胜利有多大，毕竟一个缺枪少食的游击队怎么能和正规军相比？直到苏联人撤退后，扎希尔亲自去往北方，看到了那漫山遍野遗弃的坦克，才知道马苏德的胜利不是虚假的。
苏联人撤退后，喀布尔逐渐进入了游击队的射程，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战争与混乱才降临到了喀布尔。
老人总结说：“在苏联人占领的时光，对于其他地方意味着战争，但是喀布尔却一直保持着宁静，虽然也有小规模的袭击，但整体上仍然是安全的。”
关于苏联的入侵，我总是试图问阿富汗人另一个问题：如果当初阿富汗不反抗苏联扶持的卡尔迈勒政权，而是接受它的统治，阿富汗能否找到一条更好的出路？
为了说明这种可能性，我向他们举中亚为例：苏联在获得了中亚后，建立了一系列加盟共和国。但是，这些中亚共和国在苏联时期并非完全吃亏，回头来看，苏联人在中亚至少有两个成就。
最大的成就是将中亚彻底世俗化了。对于一个宗教性的国家而言，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世俗化，第二是现代化。而世俗化是更重要的方面，因为世俗化之后，才能将人的精神从传统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促进现代化。
在苏联的努力下，中亚各国的女性已经彻底走出了家庭，男人们也不再执迷于对宗教的追寻，而是把目标调整为财富和金钱，这样的社会虽然也存在计划经济和社会停滞的问题，但危险性已经小了很多。
第二个成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苏联主导下，中亚各共和国都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特别是石油方面。中亚的城市也已经有了欧洲的特征，干净、整洁，如同花园。
即便后来苏联倒台，这两方面的成就仍然保留了下来，成了中亚人民宝贵的和平基础。
而苏联入侵阿富汗，实际上想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他们要建立一个听话的政权，但同时它可以强迫这里实现世俗化和工业化。也就是说，在国王时期的四大目标中，苏联人至少保持了经济和社会两个目标，此外在政治上也保留给阿富汗一半的决定权。地毯商扎希尔这样的人也承认，卡尔迈勒政权可能是阿富汗近代最好的政权之一，仅次于国王扎希尔时期。他虽然听命于苏联，却试图将阿富汗的发展引入正常的轨道。
由于之前的阿明政权破坏太大，卡尔迈勒一上台，就要纠正前任的错误，他特赦了大量的政治犯，恢复他们的权利，同时在政权中安排了一定的反对派。在经济上也废除了激进的土地改革，尽量少干扰民间的正常经济行为。在政治上，强调种族融合，普什图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哈扎拉人、土库曼人都享有同样的权利，同时限制宗教领袖毛拉们的权利。教育上虽然推行计划式教育，但也同样推行世俗化教育。
在整个卡尔迈勒政权时代，喀布尔的女性们仍然保持着现代派的着装，女人们一样抛头露面，公开工作。这样的成就在当时没有人在意，可是对比现在，回头一看，却感到是多么令人珍惜。
如果阿富汗能够停留在卡尔迈勒设计的轨道上，那么时间长了，或许阿富汗会成为一个类似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虽然带着许多经济问题，但至少实现了世俗化，最重要的是保持了和平与统一。
可惜的是，人们并不认同卡尔迈勒政权，在反抗他的同时，把这个政权中最优秀的特点都给打碎了。为了反抗政权，人们甚至愿意接受极端宗教组织的领导，结果女性解放、世俗化、教育的成就全都随风而去，阿富汗变成了世界上最可怕的战场，人民也陷入了极端的贫困化，丧失了最起码的安全。
阿富汗人听了我的问题，大都不会回答。后来有人终于跟我说：阿富汗人永远不会服从于外来人扶持的傀儡政权，就像之前对英国人和现在对美国人一样。
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的总结是：从阿富汗中立政策转向东方政策的那一刻，就已经没有了选择。达乌德的转向，让一批激进的年轻人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并最终推翻了达乌德。苏联要想去除这些激进者，只有出兵扶持一个温和政权这一条路。可是，这个政权却不可能得到阿富汗人民的支持。与此同时，一旦苏联入侵，外部势力必然为了反对苏联（而不是帮助阿富汗人民）而介入。这种混战的结果，就是苏联的退出，以及极端势力对阿富汗的破坏。
苏联在中亚之所以能够世俗化成功，是因为他们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并镇压了一切反抗者，建立了足够稳定的政权。可是苏联却无法在阿富汗建立一个足够强大的政权。傀儡政权只控制了几个大城市，至于乡村，却保持了独立和反抗的姿态。
苏联原本以为建立起傀儡政权后就可以撤出大部分军队，只保持一定的军事存在就可以了。但入侵后，苏联领导人却发现，一旦撤军，这个傀儡政权会立刻倒台。为了避免倒台，必须保持大量的驻军。这些驻军又成了反抗者们袭击的目标，成了苏联沉重的财政和军事负担。
不过，苏联入侵的非正义性，并没有增加反抗者的合法性。当我们现在再回头看一看当年的反抗者们和他们的后台，才会发现这群人是多么地可怕。
阿富汗不幸在，不管是入侵方，还是帮助他们反抗入侵的国家，都充满了野心与阴谋。
世俗化坠落
在阿富汗城市马扎里沙里夫，有一位年轻人说过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对阿富汗人来说，更可怕的不是敌人，而是朋友。苏联人在入侵之前，是我们的好朋友；为了对抗苏联人，美国、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又成了我们的好朋友。对敌人，我们一直在战斗，但是对朋友，我们却没有防范。
阿富汗另一个可悲之处在于，在世界两大强权面前，当它被其中一个入侵了，才会对另一个有价值。美国为了巴基斯坦曾经拒绝对阿富汗进行帮助，可苏联一入侵，它却突然积极了起来。美国需要阿富汗，不是为了它的人民，而是因为可以牵制苏联。
苏联入侵后，帮助阿富汗的朋友国家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巴基斯坦、伊朗这样的邻居国家；第二类是沙特阿拉伯这样以推行宗教激进主义为己任的国家；第三类是美国这样以“冷战”为目的的国家。到最后，这些朋友们都达到了它们各自的目的，阿富汗却成了一盘无法捏合的散沙。
巴基斯坦曾经长期是阿富汗的敌人，可是苏联入侵后，巴基斯坦却立刻摇身一变，支持阿富汗的反抗势力。
由于阿富汗是个内陆国，当国际社会想帮助阿富汗时，最便捷的道路只有伊朗和巴基斯坦两条。伊朗刚刚发生了什叶派的伊斯兰革命，对于任何西方势力和逊尼派都充满了敌意，它虽然也帮助阿富汗，但它只是自主帮助，不允许其他人借用自己的领土。外界要想援助阿富汗，唯一可行的道路，就只有经过巴基斯坦北部的山区进入阿富汗这一条通道了。
巴基斯坦虽然同意美国等西方国家借道，但其真实的目的却是在阿富汗建立一个服从于自己利益的傀儡政权，至少可以做到肢解阿富汗的中央政权。
此外，另一个国家沙特阿拉伯更加强势。沙特阿拉伯出了大量的资金帮助阿富汗人建立反抗组织，但它也不是为了阿富汗人，而是为了推行它的激进主义教义。沙特阿拉伯的立国思想是一种叫瓦哈比主义的教义，这种教义是以反对世俗化、实行宗教统治为特征的。这和阿富汗一直进行的世俗化改革背道而驰。在对抗苏联的斗争中，沙特阿拉伯用资金、武器包装着瓦哈比主义，一同送到了阿富汗。
除了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之外，对阿富汗产生巨大影响的就是美国。美国人主要针对的是苏联，一切能够削弱苏联、反对苏联的力量，不管是独裁的、民主的、温和的、激进的，都是美国的朋友。美国帮助朋友的方法就是卖给他们武器，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变成了世界上武器密度最高的地方。即便到了今天，在巴基斯坦靠近边境的白沙瓦地区走一走，就会发现那儿四处都是武器商店，大街上的男人们随时带着枪。强大的物资资源激发了人们的战争欲望，使得两国交界地带再也没有了和平。
正是在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共同作用下，在阿富汗的南部后来出现了一支以瓦哈比主义进行武装的游击队——塔利班。
不过塔利班出现时间较晚，在对抗苏联时代，这里（阿富汗东南与巴基斯坦交界地带）出现的是另外几支被冠以“圣战者”（Mujahedin）的队伍。在阿富汗的北部和西部也有不同的游击队，同样被冠以“圣战者”的名字，大都是由伊朗支持的。
阿富汗在苏联占领时期失去了政治自由，却保有世俗化和经济繁荣，但为了对抗苏联，其他多国所扶持起来的势力却是最宗教化的，他们完全反对世俗化政策，把这也当作苏联的糟粕要进行根除。至于经济繁荣，由于战乱的原因也保不住了。随着战争的继续，给阿富汗剩下的只有战乱、贫穷和装在布袋里失业的女人。
1989年2月15日，在阿富汗与乌兹别克之间的友谊大桥上，最后一支苏军部队撤离。在长达9年的阿富汗战争中，苏联的代价是死亡官兵14453人，受伤53753人，失踪264人。经济损失则更加巨大，直接军费开支每年约50亿卢布，共花费了600亿卢布。至于因为制裁而引起的间接损失则无法估量。
战争之后，苏联没有维持多久就崩溃了。阿富汗人愿意相信，是他们的抵抗让苏联垮台了，一个小小的山国战胜了一个2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庞然大物，也间接地将整个中亚解放了出来。
然而，与苏联的抗争代价也是巨大的，阿富汗的战士死亡人数大约在7万—9万人，至于平民的死亡人数，则更加无法计算。
苏联既然已经撤退，按照常理，接下来就应该是和平与重建。但付出了巨大代价的阿富汗人怎么都想不到，接下来的战争反而比苏联人在的时候更加残酷。
苏联占领时期，至少各个大城市没有遭到太多破坏，战争发生在较偏远的山区。城市人的生活仍然在维持，世俗化还在推进。苏联撤走之后，各路的圣战者们蜂拥而至，不仅是乡村成为战场，就连城市也保不住了。
“苏联人走之前，在喀布尔还维持着正常的经营，苏联人走后，喀布尔成了一片废墟。”扎希尔老人用迷离的眼光望着窗外的街道，他的眼中已经有了泪水。在他讲述时，除了我和另一位串门的老人，商店里没有来过一个真正的客人……
“圣战者”时代
在阿富汗有许多军阀组织，这些军阀拥有军队和支持者，代表着不同的利益，不惜大打出手。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这些军阀造成了现在阿富汗的乱局。
关于军阀对国家进程的影响，几乎每一个阿富汗人都有着深深的痛感。在鸡街做生意的扎希尔老人则说：在苏联人时期喀布尔没有乱，甚至苏联人撤军之后的纳吉布拉（Mohammad Najibullah，苏联扶持的最后一个傀儡）统治时期也不乱。只有到了纳吉布拉垮台之后，那些自称为“圣战者”的游击队军阀来了，喀布尔才乱了套。
阿富汗著名作家奥马尔（Qais Akbar Omar）写过一本回忆录叫《九塔城堡》（A Fort of Nine Towers，An Afghan Family Story），书中的回忆与扎希尔老人谈到的情况是完全吻合的。
奥马尔一家也曾经是鸡街的地毯商，在战争时期全家人东躲西藏。根据他的回忆，在苏联时期，他们一家人仍然在喀布尔的大宅子里过着悠闲的生活，祖父既是地毯商，也是退休的银行官员，拿着退休金，吃着补助食品。
“圣战者”到来后，喀布尔人以为迎来了解放，但是从这一天开始，他们坠入了地狱。“圣战者”们四处烧杀抢掠，又为了争地盘大打出手，使得喀布尔成了一片焦土。
在“圣战者”进城的前一天，他们学习的课本还是世俗化的，老师告诉他们，人类是从类人猿进化而来的。“圣战者”进城后，立刻更换了课本，于是人类就变成了上帝的创造、亚当和夏娃的后代。好奇的奥马尔询问老师，为什么前几天的人类和现在的人类来源不同呢？老师无奈地支吾着。
从这一天开始，阿富汗的世俗化成果奄奄一息，人们再次坠入了宗教氛围中。数代国王的努力被“圣战者”们一朝摧毁！
苏联撤军后的阿富汗是另一场悲剧。苏联人离开前扶持了一位叫纳吉布拉的人做总统。这个政权虽然不得人心，却仍然是世俗化的。在苏联物资的支持下，纳吉布拉挺过了四年。接着苏联本身都解体了，没有人再给纳吉布拉送钱送物，这个傀儡政权随即垮台。
此时，美国和西方都沉浸在苏东剧变的喜悦之中，在鞭炮和礼花中，阿富汗也失去了利用价值。苏联没有了，谁还在乎一个满是荒山的小国？与当初往荒山上大把撒钱，硬塞着给武器不同，美国人现在连一分钱都不愿多出。
阿富汗的难民怎样了？阿富汗孩子有书读吗？这些事情都不是美国政客们考虑的，跟他们没有关系，也不要用世界上遥远角落的民众来烦这些“伟大”的政治家。
美国的撤出，给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等国留下了机会。在这些国家的支持下，当年的“圣战者”已经演变成了可怕的军阀，他们在不同后台的支持下，将阿富汗扔进了更剧烈的战火之中。如果说苏联入侵的战争让人感到恐惧，那么军阀的混战是让人绝望的，没有人知道阿富汗的未来在哪儿了。
纳吉布拉倒台后，首先进入喀布尔的是北方军阀马苏德和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他们属于伊朗派系，曾经在潘杰希尔山谷与苏联人恶战。他们占据了喀布尔，引起了巴基斯坦和沙特的妒忌。于是军阀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iyar）在后者的支持下挥军向北，“圣战者”的火拼来到了。
以阿富汗中部的巴米扬为中心，还有一支蒙古人的后裔哈扎拉人，他们也来到了喀布尔。
喀布尔位于兴都库什山中的一个小盆地之中，周围小山林立，从任何一座小山上架设炮台，都可以直接炮击城市。
哈扎拉人占据的炮位在西部，而希克马蒂亚尔占据的炮位在南部。就在我遇到扎希尔老人的第二天，我在阿富汗新区和老区交界处的一个小山上遭到了袭击，那座山上有一个古老的城堡，当年这里曾经是希克马蒂亚尔的炮位。从那儿，炮火可以覆盖整个喀布尔南区（老区），以及北区（新区）的一部分。
在争夺喀布尔的部队中，希克马蒂亚尔的装备是最精良的，沙特的资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士兵，巴基斯坦的武器让他们本该摧枯拉朽。对喀布尔人来说，从他将炮位架在山上的第一天开始，希克马蒂亚尔就成了魔鬼的代名词。
大约在1991年前后，纳吉布拉还没有倒台时，鸡街地毯商扎希尔的店铺开始时断时续，不能保证每天开门了。“圣战者”的消息不断地传来，人们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着。他们心怀希望，因为“圣战者”是自己人，要推翻的是纳吉布拉。可是人们又担心“圣战者”是乡巴佬，无法控制城市的秩序。到底会发生什么，人们议论纷纷。
有一天，街上的欢呼声传来，扎希尔听说马苏德的部队已经从北方进城了。这是一支衣衫褴褛的部队，却士气高昂。那时候，扎希尔的商店又已经关门了，“圣战者”到来时他待在家里。
最初“圣战者”并没有骚扰他们，尽量保持了城市的正常秩序。当然变化还是有的，电视里的节目越来越少，不让女性做主持人，大街上姑娘们也不敢随便出门了。即便在纳吉布拉时代，女性的地位还是可以保证的，姑娘们穿着职业套装去上班，苏联将这看作社会进步的招牌。
人们口中谈论最多的，是傀儡政权官员们的去向。不时传来他们被私刑处死的传言。傀儡总统纳吉布拉逃到了联合国机构中躲避了起来。马苏德既不想得罪联合国，也不想把他放出国，纳吉布拉只好在联合国机构中借住了几年。直到塔利班时代，联合国撤走了，把这个没有价值的前总统留下做了人情，塔利班才将他抓出来处死。
许多人都去看纳吉布拉的尸体，但是扎希尔没有去。“纳吉布拉还来过我的店里买过地毯呢，不过那是他没有当总统的时候。一旦成了总统，就哪里也不敢去了。”他朝我解释说。
接着他又说：“对于一个商人来讲，如果要躲过灾难，就是永远盼着每一个人都幸运，不要看到别人的灾难而发笑。”
马苏德进城不久，扎希尔又开始营业了。军阀们曾经组织过一些谈判，那会儿人们还都盼着和平，新政府总要装出点排场迎接各地的军阀，办公室稍微装修一下，铺上几块地毯，就算是好客之道了。扎希尔和马苏德的人关系还不错，他们也很照顾他。那时候，除了政府还有一点消费能力，已经不能指望其他人买地毯了。人们只要有点儿钱，都会去购买粮食储存起来，以应付未来的不确定。
那已经是喀布尔平静的尾声。不久，希克马蒂亚尔把大炮架上了山。人们盼望着和平谈判能够有点儿进展，大部分人还在幻想着不会打起来。
但人们的幻想成了空，开炮了。炮弹最初主要落在城市的南区，那儿距离炮位比较近。喀布尔出现了特殊的景色：在南部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炮弹硝烟中飞舞着人类的尸体残块，可是北部城区仍然保持着和平。
每一天，大街上都会有从南部逃过来的人，诉说着希克马蒂亚尔和哈扎拉人的暴行，北部人用同情的目光望着他们，尽量帮助，却不知道什么时候灾难会来到北部。
从1992年到1995年，喀布尔的炮击在时断时续中持续着，最初在南部，到后来终于转移到了北部。
“至少，喀布尔没有被希克马蒂亚尔占领，他可以打炮，但是军队的素质太差啦，打不进城里来。”扎希尔说。
马苏德的北方联盟也曾经打过几个胜仗，首先将哈扎拉人击溃了，之后，希克马蒂亚尔的势头也过去了。不过，他还会卷土重来，因为巴基斯坦一侧的难民太多了，随便抓一批人就可以送上战场，他们的武器也是用之不竭的。
“‘圣战者’曾经是我们的希望，可是来了没几天，我们就知道自己错了。‘圣战者’其实是一群混蛋，他们不是好人，而是魔鬼送来的一群杂种。早知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推翻国王？就算推翻了国王，我们为什么要打死达乌德？我们又为什么要赶走苏联人？当我们丧失了一切机会之后，他们给我们送来了‘圣战者’，作为对我们的惩罚。”
整个阿富汗的混乱持续了数年时间，人们在战争中祈求着和平，但是，没有一个军阀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不仅希克马蒂亚尔不行，就连北方军阀的马苏德也不行。到了后来，人们甚至已经不再指望到底由谁进行统治了，他们唯一希望的，只是有人能够力挽狂澜，结束战争。这段时期成了阿富汗人地狱一般的经历，也只有理解了这些，才能理解为什么后来塔利班崛起时，竟然有这么多人选择了欢迎他们的到来。
从改革到地狱，只用20年
关于塔利班，中国人知道的已经很多了，人们对于塔利班的所作所为也耳熟能详，他们为了消灭伊斯兰教之前的古迹，炸毁了阿富汗最著名的古迹巴米扬大佛。他们实行比“圣战者”更加严苛的教法统治，不仅将所有的女人都赶回了家，男人也必须服从他们的教法。他们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去查看男性的腋毛，发现不刮腋毛的都要关进监狱。从此，阿富汗数代人努力的世俗化政策全都烟消云散了。
从信仰上说，这是一群来自中世纪的现代人，他们试图将一个已经步入现代门槛的社会完全变回一个古代的教条世界。人们很难想象，在20年前阿富汗还是一个温和的世俗化国家，国王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发展经济和科技，让阿富汗人生活更好，但20年后，这个国家却倒退到了中世纪，连女人出门的权利都剥夺了。
但是，对于阿富汗人来说，塔利班的出现又是前面所有事件的合理结果。国王曾经想要改革，但国王被赶走了。总统也想要世俗化，但总统死了。接下来的苏联人拿走了自由，却保留了世俗化和经济，随后的“圣战者”军阀将一切都拿走了，留给阿富汗的只有朝不保夕、随时会死亡的战乱局面。
这时的阿富汗人除了想要和平、想要活命之外，已经什么都不考虑了。军阀们甚至连活命都满足不了他们，因为没有一个军阀有实力控制全国，建立和平和秩序。到这时，谁有能力保持和平，不管他是独裁者还是极权主义者，阿富汗人都愿意接受了。
但是谁能给他们和平呢？美国人在推翻苏联傀儡之后就离开了，不再理睬这个偏远的国度，其余国家各打算盘，支持一派打击另一派，他们要的是混乱而不是和平。最后剩下的选择，就是这个突然之间崛起的塔利班。
1995年，名不见经传的塔利班突然崛起。他们用沙特的瓦哈比主义作思想武装，带着巴基斯坦偷偷塞给的武器，将阿富汗人最痛恨的希克马蒂亚尔击败了。之后又赶走了西部赫拉特的另一个军阀伊斯梅尔汗，最后打败了位于喀布尔的马苏德。当他们进城时，与其说是阿富汗人民欢迎他们，不如说是阿富汗人民累了，不想再打仗了。
地毯商扎希尔回忆起塔利班入城时的场景，仿佛在谈论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塔利班围城持续了一年多，与希克马蒂亚尔一样，他们占据了高处的山地，向城市里打炮。塔利班的进攻比希克马蒂亚尔密集得多，每天晚上都会听到多次爆炸声。第二天醒来，总会得到一些消息，人们口口相传哪里又发生了爆炸，哪座房子又倒了霉。
喀布尔北部的街区分成了两种，一种是穷人的土房子，另一种是富人的水泥房。塔利班很少打穷人街区，那里没什么价值，而对于富人街区，由于炮弹不大，即便击中了某座房子，也不见得会导致人员伤亡。
但死亡的消息仍然不断传来，今天一两个，明天三四个，让人们猜测下一夜炮弹又要打到哪儿，死亡的人中会不会有朋友，甚至本人？
扎希尔的地毯放在地下室中，是个比较安全的所在，他每天都会小心翼翼地打开地下室，一一检查货物。他心里却暗自着急，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开张。
接着，马苏德在塔利班的压迫下，选择了撤离。他撤走的那一天，有许多人跟着北方联盟走了，特别是那些年轻人。但扎希尔仍然没有走。于是，他见证了塔利班入城。
实际上，他根本说不清楚塔利班是如何进城的，那是一阵混乱和一阵枪响，人们纷纷回到家中，关上大门。接着，广播和收音机里传来了用普什图语一遍一遍的宣传声，人们听到这个声音，知道电台已经被占领了。塔利班说，他们已经控制了喀布尔，任何信奉安拉的穆斯林都不用担忧，他们来只是为了恢复安拉的教法统治。
接着，开始宣布各种各样的禁令：从此以后不得饮酒，不得抽大麻，不得有任何娱乐活动；女性不得在没有男士陪伴的情况下出门，出门必须把自己包裹起来；不得偷盗，不得抢劫，不得强奸和通奸，不得杀人；等等。
最先倒霉的是酒馆、曾经接待过外国人的旅馆、街头的录像带租赁点、书店，当然也包括鸡街里的纪念品商店。这些地方都被强行关闭，或者经过严格检查后，只准保留与伊斯兰教有关的书籍。我住的旅馆位于老区，当年也遭到了塔利班的骚扰，被迫关闭。
塔利班进入学校、医院和商店，将所有的女人都赶回家，女子学校彻底关闭。他们在大街上设卡，看到不符合穿着规定的女人，就由士兵护送回家，再把女人的父母、丈夫、兄弟威胁一通。开始时还是礼貌的，后来则用鞭子抽打那些不按照规矩穿着的妇女。
短短的一两天之内，喀布尔大街上的女性就彻底消失了。在国王时代，她们可以穿着裙子如同西方妇女一样在街上自由漫步；在总统时代，这种自由仍然保留着；到了苏联占领时代，虽然政府仍然鼓励女人们上街，但女人的穿着开始保守，这主要是担心反对苏联占领的一部分保守派们会威胁她们。这时却是妇女工作的黄金时代，由于大量的男人都上了战场，妇女们越来越起到了“半边天”的作用，在学校、医院和商业机构中的占比越来越高。马苏德所代表的“圣战者”时代，阿富汗的妇女们开始受到管制，许多与人打交道的岗位不得雇用女性，而妇女们出门已经必须戴头巾。但是，“圣战者”们忙着打仗，这些规矩还时有松动。而塔利班一来，在一两天内就把阿富汗带回了中世纪。
除了妇女，就连男人们也受到管制。男人不得穿西式衣服，必须戴帽子，留大胡子。阿富汗的男人们都已经习惯了不留胡子，或者只在上唇留个小胡子。塔利班来后，如果没有胡子的男人第一次被抓到，会被警告，如果第二次还是没有蓄须，就会被鞭打。足够时间后，如果男人还没有胡子，就会被抓起来关进监狱。许多人上了街，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以后再也没有了消息。他们可能早已经葬身在监狱旁的乱葬岗之中。
入城后，塔利班还开始没收各种卫星接收装置，以及其他能够看得见的娱乐设施。
当一切清理完毕，塔利班宣布人们可以恢复到正常生活了。他们要求商人们都恢复营业，卖肉卖菜卖衣服的都出来，地毯商也可以经营，只是不能把带有人像的或者纪念前政权的地毯拿出来。到这时，扎希尔才确定塔利班也是需要地毯的。
即便恢复了部分商业活动，在塔利班治下喀布尔一直是一个僵死的城市，没有旅馆，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没有外来人口，而本地人由于粮食歉收，变得越来越贫困。
在回首阿富汗从改革到塔利班的这20年时，人们才会发现前后的差别到底有多么巨大。曾经人们以为阿富汗已经进入了一个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盘改革之中，在英明的国王和首相的带领下，他们取得了不错的成就。这些成就看上去没有理由会失败，改革开放措施只要再持续几十年，就能够稳固。
但很快，一切都变了，变得陌生和不可想象。变化始于蛛丝马迹之中，首先是巴基斯坦的敌视，之后是世界对于阿富汗的冷漠，不肯伸出援助之手主持公道，接着，阿富汗被迫向东方阵营寻求帮助。之后的人们不管多少次努力想把阿富汗拉出这条宿命的轨道，却都无法做到，只能看着阿富汗首先成了美苏争霸的一个棋子，然后丧失了政治自由，由于政治自由的丧失，经济繁荣也逐渐成了过去。最后在美国、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轮流支持的保守势力控制下，连社会世俗化的成果也消失了。
此时的人们已经不在乎什么改革，只希望能够和平、活下去，由此导致了塔利班这样的极端保守派上台。
从改革到地狱只用了20年，这样的故事不仅仅发生在阿富汗。许多国家都有过相似的遭遇，它们曾经充满了希望，到最后，收获的却是战乱和失意。就在阿富汗的旁边，是另一个曾经生机勃勃的改革国家伊朗，但最终，所有的改革成果也同样消失，伊朗变成了一个神权国家。伊拉克曾经称得上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但在两场战争之后，人们已经开始饿肚子。
太多的国家都曾经有过良好的发展期，但它们都无法通过那道最终成功的窄门，反而被打回到了动荡的地狱。
本书所描写的，就是这些处于西方以外的被遗弃的世界。
发展的窄门和错失的机会
对于中国人而言，我们刚刚经过了激动人心的40年，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我们很少遇到劲敌，但我们也经受了多次封锁与制裁的考验。世界虽然带有偏见，但整体上我们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得以发展，并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也正因为这样，中国人很少考虑过这样的问题：事实上，世界上大部分非西方国家都曾经试图通过改革与开放，来完成和中国同样的惊人一跃，从一个传统的不发达社会向现代化转型。这些国家所要完成的，也是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承认四个方面的改革，但它们大都没有取得成功。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不是必然，只是一道窄门。
中国虽然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否已经到达了彼岸，依然是不确定的。随着国际环境的复杂化，我们除了学习日本、韩国等国（它们已经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成功经验之外，更需要吸取那些发展中国家的教训，看它们为什么会失败，哪一些是必然因素，哪一些又是可选择的因素。了解了它们，会给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借鉴。
以阿富汗为例，当阿富汗决定放弃中立政策的那一天，就注定成了两大势力博弈的牺牲品。虽然它受到了邻国的压力，但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只有看清外交转向的危险性，才是它避免后来不幸的唯一一次机会。转折点的机会稍纵即逝，也表明了这道窄门对于普通国家来说是多么艰难。
大部分国家无法完成现代化，其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在这里，人们往往分成两种意见，一种意见相信所谓的阴谋论，认为世界是一个钩心斗角的世界，是发达国家刻意压制新兴国家，不让他们成长，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从发展中国家吸血，保证发达国家的人民过得更加舒适；另一种意见则相信世界是善意的，一个国家发展不好，更多的原因在于内部出了问题，只要内部问题解决了，就会自然发展起来。
但是，这两种意见都有片面之处。世界既不是完全的钩心斗角，也绝非一味地善意。事实上，世界是一种自私与善意的综合体，它已经形成了一些向善的原则，比如民主、自由等，但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却又带着强烈的博弈色彩。一个国家要想生存，必须学会尽量采纳那些向善的原则，同时又避开国际上那些钩心斗角的暗箭。
阿富汗改革时期采纳了这些向善的原则，却忽略了两强争霸所带来的压迫性力量，导致它错误地投靠了一方。但也有的国家并没有外部的刻意压迫，却内部出了问题。
如果我们更加放宽视角，又会发现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命运都是历史的产物。
中国是一个不断向前看的国家，我们往往总是试图向欧美等发达国家看齐。但当我们盯着那些成功的西方国家时，却很少意识到，除了少量的成功国家，还有许多待发展国家，它们占了世界的大多数。这些国家大都处于我们现在谈论的“一带一路”的覆盖区域上，包括东南亚、南亚、中东、中亚、非洲、东欧等地。另外，本书并没有涉及的南美也可以包括在内。
这些国家共有的特点是：它们的政治大都不如西方国家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又是世界格局重塑的结果。事实上，许多国家的政治、种族或者边界在最近一两百年内都被重新洗牌过，脱离了原来的边界。而这种洗牌，又是西方大博弈和殖民地时代所带来的后果。虽然殖民时期早已结束，但至今，大多数国家仍然在承受着殖民时代的负面影响。
比如阿富汗，它曾经是大博弈的界墙，却因为英国人的侵略而丢掉了西南部的普什图人地区，从而与另一个新兴国家巴基斯坦陷入了僵局。阿富汗至今的冲突，根源却出现在百年前。
阿富汗的邻国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都是新兴国家，也曾经受控于英国和苏联，同样留下了无数解不开的难题。
甚至有的国家之前都是不存在的，在非洲，许多国家的边界都是殖民者设定的。比如，马里共和国的南北差异非常大，南部是信奉原始非洲宗教的定居人口，北部则是穆斯林游牧区，法国将南北两部都变成殖民地后，为了便于统治，将两个地区强行拉在了一起。这样的国家独立后整合难度极大，至今仍然没有解决好。
与马里类似的国家在非洲还有很多，比如苏丹由于南北差异过大，已经分裂成了两个国家，而乍得、尼日利亚、刚果（金）还在忍受着整合的痛苦。
一个国家如何取得发展？
答案不外乎是这样的：首先，这个国家内部要整合成一个整体，做到和平不打仗，并保证人员、资金和物资这三个要素的自由流通，由此民间经济就会自然发展起来；其次，这个国家还要做到长期的和平与稳定，也就是说，国家的政治架构必须合理，能够长期存在，而不是到了一定的时点就进入了崩溃循环。
能够做到这两点的国家，都会出现一个极其繁荣的阶段。
在历史上，中国的社会制度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每一次王朝进入和平时期，它的稳定期都可以保持两三百年时光。在这两三百年里，人们享受着和平的好处和巨大的市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盛世。然而，每一个封建王朝政权都是有生命周期的，到了王朝末期，社会制度已经无法进行维稳，于是地狱的闸门打开，进入了另一次混乱阶段，经济出现了彻底的崩溃和重建。
直到近代，欧洲人和美国人发明的制度才有可能维持更久的稳定性，或许可以超越中国古代王朝的纪录。但在未来到底会怎样，仍然不敢过于乐观。
作为西方之外的待发展国家却在解决稳定问题时，就出现了极大的困难。这些困难又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有的国家在历史上已经解决了地域和民族整合的难题，在近代化过程中，这种整体性也没有被外来冲击击破，这些国家一旦进入现代化节奏，就会因为整合成本低，取得迅速的发展。
这一类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本，作为岛国的日本在中世纪就解决了民族整合问题，由于在岛屿上，与其他国家的边界相对固定，其主体部分没有变迁，加上历史上产生了民族认同感，一旦获得了和平的环境，人们就可以迅速地向经济议题靠拢，从而带来飞速的发展。
除了日本，中国、泰国等东亚国家，土耳其、伊朗等中东国家也都有类似的优势。
第二类，有的国家在历史上是碎片化的，却由于殖民时间长，建立了较为成功的政治制度，在殖民者撤离后，能够维持住原有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它们虽然发展得更慢一些，却并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
这类国家中，印度、巴西等大国都是典型。特别是印度，在英国人之前，印度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都只是个地理名词，代表了无数的小国家。在英国人的整合下，印度脱离了一盘散沙的状态，采取了共和制和单一国家制。它的整合成本要远高于日本这样的民族国家，但由于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印度正在向民族国家过渡，虽然发展速度慢一些，却保持了更长远的稳定，有着乐观的未来。
第三类国家，由于无法解决整合问题，就无法建立能够保持稳定的政治制度，甚至连民族认同感都没有建立，这些国家在可预期的未来都可能发生动荡。要想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必须在稳定的空当里尽快地发展经济，让人们习惯于在一个国家之下生存。但问题是，这样的国家也往往是穷国，没有能力主导经济的发展，在国际贸易中又是极其弱势的原材料生产国和制成品进口国，忍受着进出口的剪刀差，缺乏资金的他们更加难以进入下一个稳定态。
从2011年到2019年近10年的时间里，为了考察“一带一路”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我几乎跑遍了“一带一路”所涵盖的地区，去了解这些地方为什么有的发展起来了，有的没有发展？那些成功的经验在哪里，失败的教训又何在？在这些教训中，有哪些是可以避免的，有哪些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这些考察中，我在那些战乱地区经历过疑似的绑架、抢劫，面对过恐怖分子、难民，受过伤、挨过饿，详细地追问当地人们的生活、所思所想，并与他们分享过路上的苦乐，只为了还原一个世界的真实图景，去弄明白，我们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的教训何在，又将往何处去。
在考察中，我故意略去了人们耳熟能详的西方世界，而是更关注于被人们忽视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那些被西方影响，努力追赶，却又充满了苦难的地方。
我希望自己带着平常心，又带着人类普遍存在的同情之心，为中国的读者提供一个丰富的图景，讲述这些地区的人类命运，以及探讨他们的成败得失，从而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参考，也请读者意识到中国改革的不易，在未来少走弯路，尽快达到更加和平与繁荣的社会。
阿富汗：从改革先锋到最落后之地
尽管过去了好几年，但我依然记得那个下午，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Kabul）遇到的那位老人。
2016年夏日的一天，是我到达这座战乱的城市的第一天，也是我遇劫的前一天。我住在喀布尔新区沙瑞脑（Shari Naw）公园旁边的一个旅馆里，距离公园不远处，就是著名的鸡街（Chicken Street）。
鸡街是喀布尔最繁华的街道之一，这里曾是旅行者们必到的目的地，两侧的铺子里摆满了阿富汗特有的旅行商品。从鸡街上望去，可以看到后面著名的电视台山（Koh-e-Asmai，或者TV Mountain），上面有许多无线电发射塔，这座山也是北面新区和南面老区的分界线。
当我到达喀布尔时，虽然局势仍有起伏，但鸡街的店铺已经纷纷开张，只不过游人少了很多，大部分铺子空无一人，店员们显得无精打采。
在经过一家地毯店时，一位老人突然拉住了我，将我拉入了他的店里。他先用英语说了欢迎，接着换法语和我交谈，发现我不会法语，又改成德语（当然我也不会）。从他良好的发音，我猜测他受到的教育已经穿越了战争，到达了曾经的和平年代。
阿富汗的和平年代可以追溯到38年以前（以2016年为原点），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年龄只有超过了38岁，才有幸看到过和平是什么模样。他要是在和平年代受过完整的教育，那至少要60岁以上了。这个老人又有多少岁呢？
“我已经86岁，老家在加兹尼（Ghazni），在喀布尔生活了62年啦……”这位老地毯商拉着我的手，颤颤巍巍地告诉我，“我经历了国王、总统、苏联人、塔利班和美国人，他们都走了，只有我还活着……”
他说的话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在这一连串的本国和外国势力中，最后的美国人在2016年时还没有离开。
老人的家乡加兹尼位于阿富汗东南部，在从喀布尔去往南部最重要城市坎大哈（Kandahar）的道路上。在现代，人们认为坎大哈是阿富汗南方最重要的城市，这里也是塔利班的起源地。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不断地重复坎大哈这个词，将这里当作除了喀布尔之外重点的打击对象。然而在历史上，南部最重要的城市却是加兹尼。这里曾经出过一个在整个南亚地区都举足轻重的王朝——加兹尼王朝（Ghaznavids）；成吉思汗进攻阿富汗，加兹尼也是最主要的防守地点，并遭到了残酷的屠城。
老人名叫扎希尔（Zahir），与阿富汗最后一位国王同名。他的青年时期就在加兹尼度过，直到一位亲戚把他带到了喀布尔，成了鸡街上的一个学徒。之后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首都度过，经历了战争岁月，直到公元2016年，已经86岁的他仍然在经营着地毯铺子。
随着和他的闲聊，我也走进了他的店里。然后……我的心突然一紧，感觉到了疼痛……
在老人的商店里，地上塞满了折叠好的毯子，墙上则挂着那些更具风格、更容易卖掉的。其中，最显眼的一幅挂毯是这样的：上面绣的不是传统的穆斯林风格花纹，也没有那种伊斯兰教特有的静谧之美，而是密布着各种各样的武器。
由于知识的缺陷，我认不出这些武器的型号，只是简略数出了两种不同的坦克，两种固定翼飞机，两种直升机，三种冲锋枪和机枪，装甲车、炮车、炮弹、RPG（便携式火箭筒）、手雷、地雷……这些致人死命的武器都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了地毯上。
老人以为我喜欢这样的图案，连忙解释说：这是最新风格……
不。我回答。我只是看了有些心疼。
老人并没有理解到我的多愁善感，把我的话当作了我更加喜欢传统风格，于是从地上厚厚的毯子堆里开始挑选传统风格的地毯向我展示。我赞美着，观察着，记下了心仪的两块小毯子，准备在离开阿富汗之前购买。
在翻弄毯子时，突然间，老人翻到了一块带人像的地毯。
正统的穆斯林一般不准将人像作为装饰品，而这个毯子上的人像说明它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是在战争之前的改革开放时代制造的。但即便如此，人像也只是一堆几何形状，显得非常抽象。人们除了知道他是个人，不可能认出他是谁，但显然这个人像又是有所指的。
老人看出了我的迷惑，解释说，这是达乌德（Mohammed Daoud Khan），阿富汗第一任总统。
达乌德执政于20世纪70年代，早已去世几十年，但老人就仿佛是在谈昨天刚遇到的某个人一样。也许在他漫长的记忆中，死去的，活着的，都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儿罢了。
在达乌德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打仗呢。老人突然若有所思地说。接着又否定了自己的说法：不对，我们就是从他开始乱套的……对，就是他，从他开始，我们就进入战争啦……
就这样，他沉浸在自己的经历中，开始向我娓娓道来，我们竟然聊了一个下午。通过这个老人，我有机会深入了普通阿富汗人的世界，了解了这片被遗弃的土地上发生的喜怒哀乐，不是用外界的眼光，而是通过当地人，理解他们的生活和所思所想。
在他叙述自己的经历时，我问过他一个问题：作为一个阿富汗人，他感觉最好的年代是哪个时期？出乎我的意料，老人思考过后，竟然回答：阿富汗没有最好的时代，可是，对于一个商人来说，称得上好一点的时代有两个，一个是国王扎希尔（我跟他一个名字）的时候，另一个是苏联人刚来的时候。最坏的时代还不是塔利班时代，而是“圣战者”（Mujahideen，阿富汗对抗苏联时出现的军阀）的时代（20世纪90代初期，在塔利班之前）。
他注意到我的惊讶，因为中国人总是认为，国王都是不好的，苏联人的统治也是外来统治，是入侵，这两个时代怎么会成为他口中的好时候呢？至于推翻了苏联傀儡的圣战者，如果稍微熟悉阿富汗历史的人就会明白，他们早已经被世界神话成了反抗暴政的英雄，但他们控制的时期怎么在老人嘴里，成了最坏的时代了呢？
于是，在好奇的询问中，我在老人的带领下，获得了一段与外界提到的完全不同的阿富汗历史，也是更加真实版本的阿富汗社会史。下面，我就把阿富汗视角的历史写出来。在这片世界的背水洼里，曾经发生过积极的改革与开放，试图跟上世界的步伐，实行现代化。在阿富汗人的努力之下，他们也差一点儿摆脱旧有的束缚，步入现代化世界。但突然间，全世界仿佛形成了一种合力，粉碎了他们的现代化梦想，将他们拉回了落后、动荡的泥沼。可以说，阿富汗今天的局面，不是阿富汗人控制的，而是整个世界都参与的罪过。
在这里，人们也在向往着好日子，但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背水洼里的生命显得多么不值一提，他们的努力又有多么脆弱……
改革与传统
阿富汗的第一段好时光是在国王时代。说到国王时代，就要去喀布尔南部著名的达鲁拉曼宫（Royal Palace of Darulaman）看一看。
2016年我访问阿富汗时，这座宫殿仍然处于废墟状态。它坐落在城郊的一座小土丘顶端，它的历史，就是一部微缩版的阿富汗近代史。
宫殿建于20世纪初，屡次被毁、屡次重修。它最早的损失发生在1969年的国王时代，一场火灾将它变成了废墟。不过随后又进行了重建，并授予当时的国防部使用。到了苏联入侵时，这座建筑再次遭遇大火，变成废墟。苏联人刚来到时，阿富汗的极端派领导人阿明（Hafizullah Amin）从这里撤到了距离不远的塔吉别克宫（Tajbeg Palace），在那里被苏联人枪杀。
不过，达鲁拉曼宫的悲惨史并没有结束，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不同派别的“圣战者”占领了喀布尔的不同区域，由于宫殿所处的地理位置优越，这里又成了各个派别争夺的战场，建筑被打得稀巴烂，在它的周围还可能有没有清理的爆炸物。
达鲁拉曼宫从建设到现在不过只有100年时间，却见证了阿富汗王朝的毁灭、总统制的灭亡、红色政权的倒台、“圣战者”的混战、塔利班的肆虐以及美国人的入侵。这座宫殿也有着无数的化身，从阴森的恐怖机器，到巨大的战争遗迹。
而在建设之初，它却有着另一种身份——改革的象征。它的建筑者，就是阿富汗历史上著名的改革派国王——阿曼努拉汗（Amanullah Khan）。
这里不去追溯阿富汗更早的历史，只简单地说，在阿曼努拉汗之前，阿富汗曾经是亚洲抵御西方势力的英勇堡垒，两次击退了英国人的入侵。在和英国人作战时，阿富汗的统治阶层并没有故步自封和自我隔绝，而是意识到必须进行改革，才能继续保持国家的独立性。
到了20世纪，阿富汗的主要政治基调不是保守和闭关，反而变成了如何开放，如何放弃一部分闭锁的风俗，接纳更先进的文化、制度和技术。阿曼努拉汗就这样以改革家的形象登上了王位。
对于一个后进国家来说，改革与开放包含了四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不管是哪个文明，人们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这是经济层面；第二，为了达到经济目标，又必须有足够的政治自由相匹配，这就进入了政治改革、建立民主立宪制的范畴；第三，政治改革又必然牵扯到另一个问题——世俗化，如果没有世俗化的加持，政治改革往往会因为要改变某些风俗（如女性的权力、司法改革等）而遇到极大的阻力，只有打破了原有的宗教或者传统氛围，才能完成世俗化，因此，世俗化反而成了一切改革的起点；第四，就算完成了前三项改革，国家还需要在已经形成的国际秩序中找到一丝夹缝，获得国际的承认，在和平中跻身于国际舞台，至此，才算完成了改革开放的所有任务。
阿曼努拉汗的改革也必须完成这四项任务。但对于阿曼努拉汗时期的阿富汗来说，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反而是作为起点的那一步：世俗化。
1928年，雄心勃勃的阿曼努拉汗在刚刚修建好的新宫殿达鲁拉曼宫宴请他的亲信官员们。他刚刚出访过欧洲。当时出访欧洲并不像现在一样乘坐飞机，而是利用轮船、马车、火车、汽车，一次出访可能持续数个月。国王先从阿富汗陆路前往印度孟买，乘船途经英国殖民地亚丁（Aden），经过苏伊士运河到达埃及。对埃及进行访问后，再乘坐轮船前往意大利，进入了欧洲。随后经过陆路访问了法国、比利时、德国，又从多佛尔乘船去英国访问。离开英国后，他乘船前往波兰和苏联，受到了热烈欢迎。最后，他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乘船，经过黑海到达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会见了他心目中的英雄阿塔图尔克（也是现代土耳其之父，一位强硬的世俗化改革家）。他从土耳其陆路又到达了伊朗，从伊朗东部的马什哈德（Mashhad）亲自开着劳斯莱斯汽车，越过了伊朗—阿富汗边境，经过坎大哈回到了喀布尔。这趟行程一共持续了10个月。
从欧洲回来后，受到鼓舞的阿曼努拉汗决定在一生梦寐以求的改革中走出关键一步。
在达鲁拉曼宫的这次宴请中，主角并非国王，而是他的王后索拉雅（Queen Soraya）。在聚会中，当各路豪杰侃侃而谈时，王后索拉雅悄然出现，她走到人们面前，突然摘掉了面纱，人群中传来了惊叫声。他们第一次面对面看见了王后美丽的面容。
这是阿富汗历史上最摄人心魄的时刻。即便是普通的商人、富人，都不会把妻子的容颜示人，甚至连大门都不让她们出。只有那些低贱阶层和游牧的女人，才不得不为了生活，在外面劳动，即便这样，她们也要将脸遮住才敢出来。
首先打破这个规矩的竟然是国王！王后不仅不相信什么失贞的怪论，还落落大方地与朝臣们谈话，甚至参与了国王接下来改革的部分设计。
通过国王和王后的努力，他们试图打破阿富汗的世俗化障碍。但是，国王真的取得了胜利吗？
一年后，历史作出了回答：国王不仅没有维持住他的改革措施，反而在民变中失去了王位，流亡他乡。在流亡中王后一直不离不弃地守候在他的身边。
阿曼努拉汗的失败为后进国家的激进现代化做了很好的注脚。一方面，国家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不进行西化改革就是慢性自杀；另一方面，到底走什么样的路线，却总是无法达成共识。人们对经济改革并不排斥，对政治改革也部分接受，但在世俗化改革（社会改革）上，社会的保守阶层却总是抵制改变，甚至不惜用武力来阻挠改革，试图保留传统。可是如果不进行世俗化改革，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都缺乏可靠的根基。
于是，任何这样的国家都是在改革与保守之间来回地摇摆，有的摇摆得比较文明，能在政治框架内和平地进行斗争，这样的国家就发展得好一些；另一些冲破了和平框架，采取了暴力，这样的国家必然要面临更多的麻烦。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阿富汗，虽然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有过暴力冲突，但最终改革派还是占了上风。于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王扎希尔时代，改革的成果终于在喀布尔这样的大城市趋于稳定，阿富汗进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
在阿曼努拉汗时期，王后当众露出面容都被当作对传统的冒犯，但在扎希尔时代，首都的女孩子甚至可以穿上裙子，在大街上和外国人聊天、喝酒。虽然这样的场景在首都之外还很少见，但在喀布尔却已经习以为常了。这至少说明，阿富汗官场的生态也已经西化了，社会的关注已经从女性装束这样的事情上移开，聚焦在从西方如何引进制度和技术，改革也就进入了政治经济取得大发展的时期。
这时，也到了地毯商扎希尔老人生活的时代了。
黄金时代
扎希尔老人至今仍然能够回忆起喀布尔街头那些穿着短裙的女孩子。当时，喀布尔的繁荣和西方旅行者的一条主流线路有关。
那时在世界上流行一条叫“嬉皮士之路”的线路。这条路从东欧进入土耳其，穿越伊朗后，到达阿富汗西部的城市赫拉特（Herat），再从南方经过坎大哈，或者从中央经过巴米扬（Bamiyan）横穿阿富汗，到达喀布尔，从喀布尔经过开伯尔山口（Kyber Pass）进入巴基斯坦和印度。
这条路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将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大麻产地串在了一起。伊朗和印度都产大麻，而阿富汗更是被认为拥有世界上最上乘的大麻品种。在那个时代，阿富汗对于西方青年的吸引力甚至超过了另一个嬉皮士聚集地——泰国，他们在这条路上抽烟喝酒吸大麻，听着音乐，并购买大量的纪念品。位于喀布尔的鸡街正是因此而繁荣起来。
扎希尔在青年时代从加兹尼来到喀布尔时，由于政策的开化，国王和首相为了吸引西方人来旅行，花了很大力气，法律也很宽容。最初，年轻的扎希尔在一家为本地人服务的珠宝店工作，随后发现为西方人服务更加赚钱，就转向了工艺品、青金石和地毯，最后固定在地毯行业。
“那时挣钱简直是小菜一碟……没有战争，只有游客。”老人向我感慨说，那时一天可以卖好几块地毯，可现在，几天都不开张。也正因为这样，扎希尔老人将扎希尔国王统治时期定义为一个黄金时代。
扎希尔老人的说法也得到了其他人的证实。在伊朗城市设拉子（Shiraz），我碰到了一位瑞士人，他曾经在20世纪的70年代，就去过了阿富汗。
“那时候的阿富汗，是旅行的天堂。”瑞士人朝我回忆说。由于欧洲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青年人兜里有钱，可以用很低的成本从西欧游玩到亚洲。当时的伊朗对于西方游客也是敞开的，伊朗国王同样是个完全的西化派，看不起伊斯兰教，总是以欧洲和美国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国家。瑞士人经过土耳其从伊朗西部入境，前往伊朗东部城市马什哈德，从那儿坐车前往阿富汗的边境，过境后到达赫拉特。
当时的阿富汗也是一个对西方很友好的国家，人们自信而有教养，比伊朗人都和蔼。瑞士人和朋友们一同到达阿富汗之后，就被这个国家吸引住了。他现在也已有80岁，去阿富汗时才三十出头，那一次旅行，让他爱上了阿富汗的大麻，当然还有阿富汗的大山。
“还有姑娘，阿富汗的姑娘。”他又补充说。
由于他是做旅行装备的，后来又有机会去过几次阿富汗和印度。他在喀布尔待过很长时间，并去了巴米扬、马扎里沙里夫（Mazar-e-Sharif）和昆都士（Kunduz）。
“那时候的阿富汗真是太棒了。它没有战争，没有不安，我们去哪儿就像去世界上其他景点一样正常，却比其他地方更加自由——当然这是对游客而言。阿富汗人很好客，不会像别的国家那样限制你这个或者限制你那个。你可以喝酒，可以抽大麻，那儿的风景比其他地方都震撼……可是风景反而是其次的。首先是人，你能感觉到这是一个不同于欧洲的地区，却努力地开放着自己，不想落后。谁能想到，几十年后，会变成现在的局面！”他感慨说。
瑞士人回忆的时代，也恰好是国王扎希尔和总统达乌德（他先是担任国王的首相，后来成为总统，也就是扎希尔老人向我展示的地毯上的人物）接连执政的时代。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社会氛围之所以这么开化，得益于20世纪50年代上台的首相达乌德的改革，以及后来国王扎希尔亲自领导的深化改革，还有达乌德成为总统之后的继续改革。
由于阿富汗的城乡差距很大，虽然乡村受到的改革冲击还不大，但在首都已经很繁荣。由于处于“冷战”时期，瑞士人记得，最后一次他在喀布尔时，阿富汗的电台上，政客们正在为是向欧洲靠拢还是向苏联靠拢而争吵不休，这两大势力在政治经济上有许多分歧，但在世俗化上，却毫无异议。甚至亲苏派比亲英美派更加鼓励阿富汗大力推行世俗化。结果，阿富汗的时髦女人们和欧洲没有什么区别，她们穿着绚丽的裙子，戴着欧式的项链，出现在街头的酒吧里，和欧洲人谈笑着。女孩子们也穿着裙子，不戴面纱，去往学校上学，处处可见她们灿烂的笑容。
鸡街的老板们快乐地挣着钱，和游客们用德语谈着荤笑话，并告诉他们哪个旅馆是背包客常去的地方。
一个国家的改革除了经济、政治和社会三方面，还有第四方面——如何获得国际地位。在担任首相时，达乌德明智地采取中立的政策，从美国和苏联两方面都拿了不少钱发展经济。阿富汗的经济和教育都蒸蒸日上，显示出一个新型政权的模样。
也是在达乌德首相时代，阿富汗再次扩大女性解放，女性不仅可以自己决定穿戴，还可以出任公职、在外工作。如果说，阿曼努拉汗时期的毛拉们（宗教保守势力）还极力反对，到这时，他们的力量已经退缩了，妇女们的权利得到了极大的加强。瑞士人前来阿富汗时，就享受到了达乌德改革的成果。
我试图让瑞士人回忆一下，当他最后一次在阿富汗时，除了吃喝玩乐之外，有什么迹象表明阿富汗将出问题？
瑞士人回忆良久，告诉我，如果说有什么迹象，那可能有两个：第一，他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国王扎希尔已经下台了，阿富汗成了共和国，国王的堂兄（前首相）达乌德已经成了总统。第二，虽然政客们还在争吵，但达乌德总统本人和苏联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他没有和西方断绝关系，但是和苏联更亲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也很僵，当时西方人过境巴基斯坦，总是会遇到麻烦，但对于游客，路基本上仍然是畅通的。
总之，这些政治问题会时常出现在阿富汗人的谈话中和电台上，但对于游客却毫无影响。人们不会意识到，突然有一天，阿富汗边境会朝西方人完全关闭。
那么，阿富汗又是怎样从开放变成封闭的呢？这要从阿富汗如何被西方主动抛弃说起。
被西方遗弃的国家
鸡街的扎希尔老人认为，阿富汗是一出被人陷害的悲剧，而阿富汗人民是无辜的。之所以说阿富汗人无辜，是因为他们是想选择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但西方却主动拒绝了它。
前面已经提到，除了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国家能否改革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整个国际上对这个国家是否友好。最典型的例子是“一战”之前的德国和“二战”之前的日本，它们都基本上完成了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但在改革过程中，两国都变得野心勃勃，不惜与世界对抗，最终导致了战争，毁掉了改革成果。
除了德国、日本这样的强势国家之外，还有许多更弱小的国家也由于各种原因，无法通过国际关系的窄门，从而失去了机会。有的问题出在这些国家本身，有的问题并不在于国家内部，而是国际环境本来就恶劣。阿富汗恰好就属于后面的一类。
人们常常说，阿富汗倒向苏联，是它步入乱局的开始，但人们很少提到，它是被西方强行推入苏联怀抱的。在此之前，阿富汗的改革都是以西方为蓝本，不管是政治上、经济上，还是世俗化上，都是如此。
那么，阿富汗又是怎样被西方遗弃的呢？这和它的一个邻国有关。
阿富汗的地理位置极其特殊。在19世纪，国际政治的主旋律是大英帝国与俄国的大博弈。在这时，阿富汗作为一堵墙隔开了两大势力，它虽然保持了独立性，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大的代价莫过于英国人将它东面的土地占去了不少，并入了当时的英印帝国，这些土地上住着阿富汗的主流民族普什图人，他们愿意留在阿富汗，却被迫并入了英属印度。
此外，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的南部，有着大片的沙漠地带，本来是无主之地。英国人占据印度之前，阿富汗和印度的本土政权都对这些沙漠不感兴趣，也没有占领。但英国人到来后，却把这些沙漠都占领了。英国人撤退后，这些无人地带都留给了后续国家巴基斯坦。随着海洋时代的到来，阿富汗人却发现，那些沙漠本来可以让他们直通海洋，但现在，他们变成了内陆国家，一个出海口都没有了。
到了20世纪下半叶，英俄大博弈已经不存在了，世界潮流变成了美苏争霸，作为小国的阿富汗，政策只能是在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夹缝中继续寻找平衡。
它的内部有两个党派，分别以国王的叔叔哈西姆汗（Mohammad Hashim Khan，后来的领导人是沙马麦德汗，Shah Mahmud Khan）和堂兄达乌德为代表，前一党提倡向西方靠拢，后一党想在美苏之间保持平衡。国王也在这两派中维持着微弱的平衡，不想让国家完全堕入其中一方的主张。
然而，这种平衡却在另一个问题上撞得粉碎，这个问题就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关系。
1893 年，阿富汗被迫接受英国拟定好的《杜兰协定》。该条约规定，将从瓦罕走廊到波斯约2400 公里的“杜兰线”作为阿富汗东南部与英属印度（亦即后来巴基斯坦）的边界，英国每年向拉赫曼提供的补助金增至180 万卢比。《杜兰协定》将“杜兰线”以南本属阿富汗的普什图聚居区划归英属印度，普什图人从此成为跨界民族。阿富汗也永久失去了在印度的属地，也丧失了出海口成为内陆国。参见杨鹏飞、李积顺主编《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第1 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 年版，第103 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决定让印度和巴基斯坦完全独立，而英国当初从阿富汗挖去的普什图人的土地如何归属，就成了阿富汗关注的焦点。按照阿富汗的要求，既然协议是与英国签署的，英国人撤走后，这些土地应该归还阿富汗，但英国人却把它们划给了巴基斯坦。
更致命的是出海口问题，英国人撤走后，阿富汗必须借道巴基斯坦，从那个属于巴基斯坦的港口城市卡拉奇（Karachi）才能进入海洋。
当双方因为边境问题发生了长期的冲突后，巴基斯坦就用出海口问题威胁阿富汗，最初是限制，直至完全断绝了阿富汗的出海通道。
在与巴基斯坦的冲突中，所有的西方大国都没有站在阿富汗一方。英国曾经是巴基斯坦宗主国，而巴基斯坦也是当时美国反苏的重要合作伙伴，美国人不会因为偏远无用的阿富汗而去得罪这个伙伴。
阿富汗突然发现，哪怕它想靠近西方，却被西方自动疏远了。它想发展经济，但西方不肯帮它。它想进行世俗化，西方也不感兴趣。这个几乎被遗忘的国家被扔进了不起眼的角落自生自灭，没人理睬。
就这样，与其说是苏联控制了阿富汗，不如说是西方将它推向了苏联。
1950年，这时巴基斯坦出海口还没有对阿富汗完全断绝，但双方已经冲突不断，为了获得稳定的转运通道，阿富汗与苏联签署了贸易协定，苏联让阿富汗借道中亚的加盟共和国，出口羊毛、棉花等农业品，换取石油等工业品。靠着苏联的帮助，阿富汗才寻找到了救命稻草，维系着与外界脆弱的联系。
但即便如此，阿富汗人仍然不打算完全投入东方的怀抱。对于阿富汗人来说，东方并不是它的首选，另一种恐怖的记忆一直萦绕在人们心中。鸡街的扎希尔老人就听他的父母不停地回忆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时期，从北方的边境跑来了大量的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和塔吉克人。
那一代的老人们谈起北方的邻居（苏联），总是庆幸它占领中亚后就止步了，没有继续前进入侵阿富汗。到了21世纪的现在，所有的阿富汗人都带着羡慕的目光看待邻居乌兹别克斯坦。
不过，老一代人的记忆，让阿富汗不可能对北方邻居有充分的信任，国王和他的首相们仍然试图在世界秩序中维持平衡，不倒向任何一方。
但情况却在改变，那就是阿富汗的年轻人。
倒向东方
虽然老人们依然留着20世纪30年代的恐怖记忆，但在阿富汗的年轻人中，已经有人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问题了。由于政府的激烈争论，一些年轻人对于受到西方的冷落感到不满，他们开始将北方邻居看作是唯一能够给阿富汗提供解决方案的解放者。
东方阵营在全世界之所以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势力的殖民体系太蛮横。
与此同时，事情还在恶化。达乌德在担任首相期间，最初实行的是不偏不倚的政策，在美国和苏联之间长袖善舞。但到了1960年，达乌德的摇摆政策走到了头。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普什图人问题再次激化，巴基斯坦完全封闭了阿富汗边境。西方人扭过脸去不理睬阿富汗的呼吁，这一次，达乌德的中立政策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他不得不更加转向了东方。
达乌德丧失了中间立场。国王依然向往的是西方模板，不愿意采纳计划经济为主导的框架。国王担心达乌德的转向会给阿富汗带来灾难，在1963年解除了他的职务。
解除达乌德职务后，国王扎希尔决定孤注一掷，加速改革，建立更加民主的体制，也以此换取西方的帮助。在他的主导下，重新写了宪法，实行君主立宪。从1963年到1973年，就成了阿富汗社会的黄金10年，同时也是混乱10年。
所谓黄金10年，是指在政治上一片欣欣向荣，国王承诺不再动用酷刑，不再搞警察国家，即便这些承诺打了折扣，但仍然比以前好很多。大量的人都接受了教育，有过留学经验的人也很多，这些新型人才充斥着政府。西方旅行者来到喀布尔感受到的是类西方文明。大街上新型的建筑越来越多，人们的服装也逐渐脱离了原来的传统，采纳了更加西化的装束。
但是，到了1973年，国王改革的负面效果也开始显现。虽然他大力改革，却依然无法得到西方的实质性援助，加上内陆型国家的不利地位，经济改革越来越艰难。
对于刚开始改革的民族来说，最头疼的莫过于贫富差距扩大问题。改革之初还有许多特权阶层，这些阶层会钻制度空子为自己牟利。这本来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但最终大家却都责怪改革和国王本身。
对于一个新兴的国家，外国技术、资本，以及友好的协助，都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财富。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一方面陷入“冷战”思维，不愿意帮助朋友（巴基斯坦）的敌人，另一方面它们国内也被革命、民权、通货膨胀死死缠住，对于遥远山地的小国毫不关心，也无力提供帮助。这一切，都导致国王逐渐成了阿富汗国内情绪宣泄的焦点。
1973年达乌德再次出现。此时的他已经变成了国王的对头，发动了政变，将堂弟赶下了台。
对于国王下台和建立共和国，地毯商人扎希尔是这么回忆的：“那时候，我们都没有觉得怎么样，国王和总统有什么不一样吗？总统是国王的堂兄，还是他一家人掌权，有什么不一样吗？对我来说唯一的麻烦是经常有人跟我开玩笑：扎希尔，你下台了，怎么还不跑？要不就说：扎希尔，你不是逃出国去了吗，怎么还在喀布尔？”
人们甚至最初还很喜欢达乌德总统，地毯商人扎希尔向我展示的地毯就是明证之一。那时候，将达乌德的画像放在地毯上或者其他地方，都是一种时髦，这里面有作秀的成分，但也有着人们对他的认同。人们记得，达乌德担任首相时期进行了很多改革，效果都不错，认为他上台至少可以试着把阿富汗带出困境。
但接下来，人们却发现事情有些奇怪。达乌德上台后，苏联的影响力逐渐加强，大学也逐渐采取了苏式的教育体系。这和达乌德当年任首相时希望保持中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到后来，人们又传出，达乌德在政变中有苏联的帮助。人们开始越来越关心政治，后悔把国王赶走了。
对阿富汗的政治家来说，也许他们认为从东西平衡政策向东方政策转变，只是一次外交上的小小调整。但不幸的是，国际政治往往是一系列国内制度的基础，它和经济、政治架构紧密相连。既然阿富汗最早的政治架构和经济基础是按照欧洲模式设计的，一旦转向东方，意味着原来的许多基础都不再适合接下来的发展。另外，西方对于阿富汗的防范，将对它的技术和经济演化造成致命性的打击。这些暂时看不见的变化，将最终影响到阿富汗改革的前三个目标：经济发展、政治自由和世俗化。
不过，阿富汗的精英阶层依然不想屈服于命运，包括达乌德总统本人。就在人们以为他彻底成了傀儡时，这位总统却开始疏远苏联了。在这个理想主义者的心中，是要当全体阿富汗人的总统，而不是外国的代理人。
政府内部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达乌德和他的部长们也分成了派别。至于社会改革也早已停滞，甚至走向了反面。达乌德为了取得斗争的胜利，不得不加强了独裁，取消了媒体自由。
地毯商人扎希尔认为，达乌德一直试图从北方邻居的胁迫中走出一条独立之路。阿富汗的苏化，罪不在总统。但是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就在扎希尔和我谈话的当天，另一位串门的老人却持另一种说法。他曾经在当时的政府部门工作过，后来当达乌德政权倒台后，跑到印度避难了一段时间。他说，苏联人并没有参与太多的阴谋，那时苏联人在阿富汗的名声很好，对于阿富汗的帮助也很多。苏联人也并没有要求阿富汗走他们的意识形态之路。只是，阿富汗的大学培养了太多激进的青年人，是这些青年人让形势急转直下。
不管谁说的正确，情况是，到了1978年，阿富汗的一群青年人发动了政变，推翻了达乌德政权。总统和他的部长们，还有他们的家属被全部杀害，阿富汗这才开始了另一场实验。
从国王到总统，都曾经醉心于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并坚持世俗化，但西方却主动疏远了阿富汗，让它在外交上只能向世界的另一极靠拢，这看上去只是小小的一步，却让阿富汗永远失去了改革开放的机会。
从激进到入侵
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达乌德，阿富汗人都承认，在达乌德推翻国王的政变中，最大的错误是不该丧失了中立的立场，而依靠一批激进的年轻人。在阿富汗，这些激进的年轻人组成的党派叫人民民主党（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of Afghanistan）。
由于国王属于改革派，大部分支持民主的中坚力量都是和他站在一条战线的。这就给达乌德出了个难题：在他发动反对国王的政变中，缺乏足够的中坚支持力量。为了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他必须从其他方面寻找依靠性力量。
由于西方对于阿富汗的排斥，在阿富汗大学中充斥着一种激进化的风潮，许多年轻人不仅要求经济变革，还要求更加激进的计划主义的社会变革，完全向北方邻居靠拢。这些年轻人虽然支持改革，但他们却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按照这些年轻人的主张，就破坏了阿富汗原本正确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目标，走入了一条计划主义的歧途。
不幸的是，达乌德由于缺乏中坚力量支持，他能够找到的支持者只有这些年轻人。
在这股风潮中，最著名的两个人物是塔拉基（Nur Muhammad Taraki）和卡尔迈勒（Barak Karmal）。人民民主党围绕着他们两人形成了两派，由于他们各办了一份报纸，人们就以报纸的名字来命名这两派，塔拉基和他的《人民报》（Khalq）被称为人民派，卡尔迈勒和他的《旗帜报》（Parcham）被称为旗帜派。
其中人民派是更加极端的派别，强调社会革命和暴力。而旗帜派相对温和，赞同在现有框架内争取和平革命。
达乌德政变上台时，就获得了旗帜派的帮助，并给了他们几个部长职位。但上台后，他感觉即便是旗帜派也还是太激进了，就疏远了他们。旗帜派被疏远，却让他们意识到，在达乌德政权内不可能找到他们的位置，于是和人民派联合起来发动了政变，推翻了达乌德。
关于这一次政变，地毯商扎希尔是这么回忆的：人们一听说达乌德被杀，就知道阿富汗的灾难来了。大部分人既不相信塔拉基也不相信卡尔迈勒，担心他们会把阿富汗带向灾难。这次政变也没有苏联人的直接参与，只能说阿富汗青年主动用左倾理论武装了头脑，自行发动了政变。思想的种子一旦种下，就必然会有后来的结局。
但更糟糕的还在后面，达乌德死后，人民派和旗帜派立刻陷入了内斗，激进的人民派获得了胜利，卡尔迈勒被排挤走了，塔拉基成了领袖，后来，塔拉基又被更加激进的阿明（Hafizullah Amin）取代，巨大的灾难正走向阿富汗。
在国王时代，试图实现经济、政治、社会和外交四大成就。到了达乌德时代，阿富汗在国际上的定位出现了巨大变化，但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三方面，依然试图保持着原来的步调。到了这些年轻人上台时，随着经济政治的极权化，最后改革所剩下的成就，就只剩下世俗化这一个了。
人民派政府上台后，立刻开始了激进化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农业集体化，阿富汗很快陷入了减产和饥馑之中。大规模的屠杀，异议分子、教士、商人、读书人都受到了迫害。西方的游客再也没有了，鸡街的商店老板们都赶快关门回家，生怕被算总账。
在这样的风潮中，地毯商扎希尔也不能幸免。在经商就意味着罪恶的年代里，他关掉了鸡街的铺子，把所有的地毯都装上了汽车，拉到了喀布尔北区的家中存放。他的家距离喀布尔的英国人墓地不远，在一个小山坡上，我曾经去过那个区域，却不知道哪一个房子是他的。
过了一段时间，扎希尔把汽车也卖了。他的朋友们则纷纷大规模逃亡，有的坐飞机去了印度，有的走陆路去了巴基斯坦，有的从伊朗借道逃走。
在是否逃离喀布尔问题上，扎希尔的态度却十分坚定：“我活了这么大，从来没有逃离过自己的国家……我是去过印度，可那是去做买卖和游玩，去几天就回来，不是逃跑……至于其他人跑掉的可多了。我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在印度做生意不回来了，二儿子已经死了，小儿子在身边。我还有一个姑妈在加拿大，一个叔叔在巴西，不过他们都死了，他们的家人留在了那边……我的商人朋友里，也有一多半的人都生活在国外了，有钱的就跑到欧洲，没钱的去往印度，最不济的竟然跑到了乌兹别克斯坦（这个我们曾经看不起的地方）。普什图人逃往巴基斯坦，哈扎拉人跑到了伊朗，他们都曾经亲如一家，可是一旦战争来了，人们都四处逃命……”
与巴基斯坦交界的贾拉拉巴德，以及与伊朗交界的赫拉特都突然间热闹了起来，人们都害怕掉脑袋，只要能找到渠道，跑掉为妙。阿富汗（美国）战争之后的首任总统卡尔扎伊（Hamid Karzai）在当年恰好去了印度读书，之后他一直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地流亡。
有人认为，阿富汗之所以重建如此艰难，就和这一次激进派的大镇压有关，所有有思想的人要么逃亡，要么死掉了，留下的只有那些顺从的人。所有有钱人消失了，剩下的都在政权的剥削下变成了赤贫。
阿富汗一共数十万人死于清洗和屠杀。各地纷纷反抗，南部、西部、北部都形成了单独的军阀统治区，那些原本已经习惯了听从中央的部落首领们不想被消灭，举起了反旗，脱离了中央。就这样，阿富汗从一个好不容易统一起来的国家，变成了一堆没有隶属关系的碎片，这个碎片化的领土至今仍然让阿富汗人头疼不已。
地毯商扎希尔在封锁的高峰时期，与自己的家乡加兹尼断了联系，他把家人送往了加兹尼，自己孤身一人留在了喀布尔。他舍不得自己的房子和货物。他指望着事情变好，但接下来事情却向着更加失控滑去。
从经济上讲，阿明的人民民主党政府已经让阿富汗掉入了低谷。随着阿富汗的左倾化，西方国家终于意识到一个与自己为敌的国家出现了，于是他们纷纷指责阿明，加强了封锁，让阿富汗的经济变得更加脆弱。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阿富汗转向的起点，就在于他们当初的漠视和丧失了公正。
那么，让阿富汗人摆脱了阿明的又是谁呢？答案出乎意料，不是西方，而是苏联，帮助的手段却是一场入侵。
在国际秩序中，有一类特殊的事件，叫最好的朋友变成最凶狠的敌人，这种转变可能是在瞬间完成的。
比如，在20世纪初，古巴曾经长时间依赖美国，最终却成了美国身边最长久的敌人。古巴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后来在美国的帮助下摆脱了西班牙，又在美国的帮助下，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在一段时间里，美国人包办了古巴的经济，甚至指定古巴的领导人。但美国人没有想到，对古巴的帮助却逐渐让古巴人的愤怒积累了下来，因为美国帮助之余显得颐气指使，习惯了指手画脚。并非所有的古巴人都获得了美国的好处，越是富有的人，获得的收益越大，而贫穷的人虽然也有收获，他们却只看到了相对差距的扩大，不在意绝对生活水平的提高。
最后，卡斯特罗出现了。美国人在翻手之间成了古巴最大的敌人。
苏联和阿富汗的关系也属于此类。苏联曾经是阿富汗最大的资助人，慷慨大方吸引了一大批年轻的追随者。但在阿富汗扎希尔国王和达乌德总统执政时代，并没有迹象表明苏联要干涉阿富汗国内的政治进程。在与美国的斗争中，苏联在阿富汗已经占据了主动，赢得了阿富汗人的好感。但阿富汗不是一顿大餐，它过于贫瘠的土地、大量的穆斯林人口，都让苏联人避之不及，不想过分参与，这本来是一种明智的态度。
但接下来，阿富汗的形势发展过于迅速，让苏联变得无法适应了。阿富汗国内的年轻人接受了左倾教育之后，已经超出了苏联的控制，走向了反对政府、发动激进革命的道路。苏联人更支持达乌德总统，以及温和的旗帜派，可革命一旦启动，这些人都已经拉不住缰绳了。
极端人民党上台之后，在国内大搞清洗，整个国内形势逐渐失控，一个分崩离析的阿富汗显然不是苏联想看到的。苏联人突然间发现被绑上了一条不属于自己的战船。
更头疼的是，巴基斯坦已经开始利用机会，对阿富汗进行渗透，力图通过边境地区的普什图人武装推翻阿明。一旦推翻了阿明，那么巴基斯坦支持的新阿富汗政权必然是亲美的。
苏联人意识到，阿明政权迟早是要被推翻的，如果长期和这样一个政权绑在一起，到最后苏联在阿富汗必然声名狼藉，彻底失去影响力。如果想保持影响力，必须扶持更加温和的人上台。
可是如果不用武力，阿明又是不会下台的。
1979年11月底，苏联人跨过了乌兹别克与阿富汗之间的友谊大桥，开始小规模进入阿富汗。如今的友谊大桥仍然连接着阿姆河两岸，这是一座钢架桥，除了可以行人，也有一条铁道相通。在和平时期，这里曾经是苏联物资帮助阿富汗的必经之地，而在入侵时，则是一条快捷的通道。
即便到了现在，两国仍然对这座桥充满了警惕。旅游者如果想从阿富汗去往乌兹别克斯坦，必须经受长时间的检查，将所有的行李都查一遍，再将随身携带的照相机、电脑都打开，确定其中没有敏感信息，然后才可以上路。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感非常强烈。
除了从友谊桥过境之外，苏联人还利用塔吉克加盟共和国（现塔吉克斯坦）境内的机场，空运了许多士兵直接进驻苏联在阿富汗境内的空军基地。但即便在这时，行动依然没有公开，调兵遣将持续了近一个月，直到将机场、隧道、电台等设施都尽情控制，才开始了正式的入侵。
1979年12月25日圣诞节，苏联部队大规模跨过土库曼、乌兹别克边境，向马扎里沙里夫和喀布尔挺进，空军则负责占领西部的赫拉特、坎大哈、贾拉拉巴德。两天后，苏军控制阿富汗全境。27日，苏联人将阿明打死在了达鲁拉曼不远处的塔吉别克宫。
达鲁拉曼和塔吉别克残破的宫殿又经过了大量的内战，变成了废墟，几十年里没有人维修，如同巨大的怪兽在小山的顶部遥遥相望。在达鲁拉曼宫的对面，是同样被打得稀巴烂的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当美国人占领阿富汗后，博物馆得到了修复，宫殿却仍然是废墟状态供人凭吊。直到我去的时候，新总统加尼（Mohammad Ashraf Ghani）才决定修复宫殿，作为弥合战争创伤的一种努力。
苏联入侵后，扶持了温和派的卡尔迈勒担任新的总统，指望他能够重新拾起达乌德总统的社会改革。
在苏联人看来，自己不是在入侵，而是在帮助阿富汗。在100年前，入侵阿富汗的英国人也是认为他们是在帮助阿富汗。那一次英国人最终被阿富汗人赶走，而这一次，会有区别吗？
被推翻的镀金时代
从执政的角度看，苏联人扶持的卡尔迈勒政府是一个温和的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开明措施，纠正了阿明时期的极左政策。
扎希尔国王和达乌德总统追求的目标有四个，到了阿明时期只剩下了一个（世俗化）。卡尔迈勒时期，虽然外交安全投向了苏联，政治自由也受到了控制，但是，苏联又有意给卡尔迈勒保留了一定的政治决定权，同时努力地恢复阿富汗的经济繁荣，使得改革的任务又恢复到了两个半。
按照鸡街的扎希尔等人的说法，在卡尔迈勒的统治下，以喀布尔为中心的周边区域出现了另一次小的黄金时期。由于繁荣程度已经不如前次，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镀金时代。
尤其是在世俗化上，此时阿富汗的世俗政策比起国王时期还要彻底。由于苏联反对任何宗教，是一个彻底世俗化的国家，它支持的政权也大都延续了这种作风。在这个时代，喀布尔更多的女人进入了职场之中，对女孩子的教育也达到了高峰。
在经济上，苏联的援助带来了大量的卢布，使得以喀布尔为中心的地区进入了畸形繁荣。在苏军消费的刺激下，喀布尔市区周边突然变得一片繁华，不亚于国王时代。
这对于扎希尔这样的地毯商人来说是好消息：卡尔迈勒成为总统后，扎希尔又重新出山，把地毯从隐蔽处拿了出来，鸡街的其他商店也纷纷开张。
“你可能想不到，苏联人来了之后，我们的生意不仅没有受影响，喀布尔反而比往常更繁荣了。”他带着一种困惑又留恋的表情告诉我。
阿明刚死时，阿富汗又重新出现了一种错觉，仿佛和平再次到来了。在得知苏联人入侵时，阿富汗人首先不是愤怒，而是休克了。他们根本没有想好该怎么办，毫无准备。就连反抗中央政府的军阀也暂时收了手，担心打不过苏联坦克。其他国家开始谴责苏联，却都处于观望状态。
到了后来，远处的抵抗开始出现，并愈演愈烈，但喀布尔本身却保持着相对平静。苏联人和傀儡政权一直鼓励贸易，做了许多经济上的放松工作，希望能够恢复阿富汗的繁荣。
苏联士兵们最初很有礼貌，他们显然受过教导，吃饭、买东西必须付钱，不能耍占领者的威风。“你看到现在的美国士兵是什么样，当时的苏联士兵就是什么样，没有任何区别。”扎希尔这么告诉我。
苏联士兵们很喜欢喀布尔的纪念品，于是，喀布尔的工匠们开始专门为苏联人制造手工艺品。比如，阿富汗的国石是青金石，这种宝石既可以当首饰，也是上好的颜料。在数千年前，青金石商品就已经遍布了欧亚大陆，而开采地都来自于阿富汗东北的矿脉。正是因为现代考古学在世界各地发现了大量古代青金石工艺品，阿富汗可以自豪地说，他们自古以来都是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
在鸡街上，卖得最好的纪念品是青金石的首饰盒，盒盖上镶嵌着金属的或者兽骨的阿富汗国旗。苏联人来了之后，士兵们大量采购纪念品寄给家人，青金石工匠们临时加班搞设计，将苏联和阿富汗两国的国旗并排镶嵌在盒盖上，表明阿苏友好。这样的纪念品平均一天能卖好几件，赶得好的时候一次就卖一大批。
扎希尔的地毯上也开始绣苏联国旗，或者苏联字母，或者阿苏友谊万岁之类的话。织毯工们加班加点学习俄语，希望把俄文绣得漂亮一点儿。还有各种各样国王时期的钱币也是热门收藏品。最聪明的人开始用阿富汗的制作方法制作勃列日涅夫的雕像。
这些纪念品一直留到今天都没有卖完，在鸡街的商店里，仍然寻得着踪影。这里简直是一个浓缩历史的地方，从当初卖给嬉皮士的小礼品，到满足苏联人品位的首饰盒，再到美国人喜欢的武器地毯，还有塔利班发行的钞票，都找得着踪迹。它们并排和谐地出现在货架上，共同诉说着世事的沧桑。
按照扎希尔的说法，由于刚来到的苏联青年过于热情，工匠们都高估了苏联人的消费能力，以为造多少他们都能买光，结果造多了。不过这可能是开玩笑的说法，这些东西躲过后来的游击队和塔利班时期并不容易，如果不是精心保存，早就消失了。
苏联人带来了大量的士兵和货币，造成了喀布尔的通货膨胀。但对于喀布尔的商人来讲却是好时光。只是，他们挣了卢布和阿富汗尼之后，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钱，毕竟谁也不知道未来这个政权会怎样，后来的政权承认不承认前朝的货币？聪明的人开始积攒物品，从手表、收音机等工业品，到黄金、石头等矿物，还有的人开始买房子。阿明时期，逃亡的人们很多，许多人宁肯把房子卖掉换路费，也不想留在喀布尔，房价跌得一塌糊涂也没人买，害怕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到了卡尔迈勒时，人们又慢慢回来了，房价开始上涨。
这样的好时候持续了几年后，苏联人开始变了。幻象消失了，人们曾经指望苏联人能够一直善意地对待阿富汗人，可一旦在战场上出现了严重的伤亡，苏联人就对阿富汗人越来越苛刻了。
主要的战场发生在潘杰希尔山谷（Panjshir Valley）。这里距离喀布尔只有200公里路程，是一个险要的山谷地带。山谷里出了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将领马苏德（Ahmad Shah Massoud）。马苏德在阿富汗拥有着极高的口碑，他以少量的部队拖住了大量的苏军，并对他们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喀布尔得到的消息越来越多，人们的说法是这样的：第一天来的往往是官方消息，马苏德被苏军击退，生死未卜；第二天私人消息就传来了，不是苏军击退了“叛军”，而是马苏德袭击了苏军，又安全撤退了；第三天已经有人看到苏联人的尸体通过直升机或者汽车运了回来，战争的消息才确实了。
不过，即便有如此多的传闻，喀布尔人仍然不相信马苏德的胜利有多大，毕竟一个缺枪少食的游击队怎么能和正规军相比？直到苏联人撤退后，扎希尔亲自去往北方，看到了那漫山遍野遗弃的坦克，才知道马苏德的胜利不是虚假的。
苏联人撤退后，喀布尔逐渐进入了游击队的射程，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战争与混乱才降临到了喀布尔。
老人总结说：“在苏联人占领的时光，对于其他地方意味着战争，但是喀布尔却一直保持着宁静，虽然也有小规模的袭击，但整体上仍然是安全的。”
关于苏联的入侵，我总是试图问阿富汗人另一个问题：如果当初阿富汗不反抗苏联扶持的卡尔迈勒政权，而是接受它的统治，阿富汗能否找到一条更好的出路？
为了说明这种可能性，我向他们举中亚为例：苏联在获得了中亚后，建立了一系列加盟共和国。但是，这些中亚共和国在苏联时期并非完全吃亏，回头来看，苏联人在中亚至少有两个成就。
最大的成就是将中亚彻底世俗化了。对于一个宗教性的国家而言，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世俗化，第二是现代化。而世俗化是更重要的方面，因为世俗化之后，才能将人的精神从传统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促进现代化。
在苏联的努力下，中亚各国的女性已经彻底走出了家庭，男人们也不再执迷于对宗教的追寻，而是把目标调整为财富和金钱，这样的社会虽然也存在计划经济和社会停滞的问题，但危险性已经小了很多。
第二个成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苏联主导下，中亚各共和国都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特别是石油方面。中亚的城市也已经有了欧洲的特征，干净、整洁，如同花园。
即便后来苏联倒台，这两方面的成就仍然保留了下来，成了中亚人民宝贵的和平基础。
而苏联入侵阿富汗，实际上想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他们要建立一个听话的政权，但同时它可以强迫这里实现世俗化和工业化。也就是说，在国王时期的四大目标中，苏联人至少保持了经济和社会两个目标，此外在政治上也保留给阿富汗一半的决定权。地毯商扎希尔这样的人也承认，卡尔迈勒政权可能是阿富汗近代最好的政权之一，仅次于国王扎希尔时期。他虽然听命于苏联，却试图将阿富汗的发展引入正常的轨道。
由于之前的阿明政权破坏太大，卡尔迈勒一上台，就要纠正前任的错误，他特赦了大量的政治犯，恢复他们的权利，同时在政权中安排了一定的反对派。在经济上也废除了激进的土地改革，尽量少干扰民间的正常经济行为。在政治上，强调种族融合，普什图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哈扎拉人、土库曼人都享有同样的权利，同时限制宗教领袖毛拉们的权利。教育上虽然推行计划式教育，但也同样推行世俗化教育。
在整个卡尔迈勒政权时代，喀布尔的女性们仍然保持着现代派的着装，女人们一样抛头露面，公开工作。这样的成就在当时没有人在意，可是对比现在，回头一看，却感到是多么令人珍惜。
如果阿富汗能够停留在卡尔迈勒设计的轨道上，那么时间长了，或许阿富汗会成为一个类似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虽然带着许多经济问题，但至少实现了世俗化，最重要的是保持了和平与统一。
可惜的是，人们并不认同卡尔迈勒政权，在反抗他的同时，把这个政权中最优秀的特点都给打碎了。为了反抗政权，人们甚至愿意接受极端宗教组织的领导，结果女性解放、世俗化、教育的成就全都随风而去，阿富汗变成了世界上最可怕的战场，人民也陷入了极端的贫困化，丧失了最起码的安全。
阿富汗人听了我的问题，大都不会回答。后来有人终于跟我说：阿富汗人永远不会服从于外来人扶持的傀儡政权，就像之前对英国人和现在对美国人一样。
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的总结是：从阿富汗中立政策转向东方政策的那一刻，就已经没有了选择。达乌德的转向，让一批激进的年轻人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并最终推翻了达乌德。苏联要想去除这些激进者，只有出兵扶持一个温和政权这一条路。可是，这个政权却不可能得到阿富汗人民的支持。与此同时，一旦苏联入侵，外部势力必然为了反对苏联（而不是帮助阿富汗人民）而介入。这种混战的结果，就是苏联的退出，以及极端势力对阿富汗的破坏。
苏联在中亚之所以能够世俗化成功，是因为他们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并镇压了一切反抗者，建立了足够稳定的政权。可是苏联却无法在阿富汗建立一个足够强大的政权。傀儡政权只控制了几个大城市，至于乡村，却保持了独立和反抗的姿态。
苏联原本以为建立起傀儡政权后就可以撤出大部分军队，只保持一定的军事存在就可以了。但入侵后，苏联领导人却发现，一旦撤军，这个傀儡政权会立刻倒台。为了避免倒台，必须保持大量的驻军。这些驻军又成了反抗者们袭击的目标，成了苏联沉重的财政和军事负担。
不过，苏联入侵的非正义性，并没有增加反抗者的合法性。当我们现在再回头看一看当年的反抗者们和他们的后台，才会发现这群人是多么地可怕。
阿富汗不幸在，不管是入侵方，还是帮助他们反抗入侵的国家，都充满了野心与阴谋。
世俗化坠落
在阿富汗城市马扎里沙里夫，有一位年轻人说过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对阿富汗人来说，更可怕的不是敌人，而是朋友。苏联人在入侵之前，是我们的好朋友；为了对抗苏联人，美国、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又成了我们的好朋友。对敌人，我们一直在战斗，但是对朋友，我们却没有防范。
阿富汗另一个可悲之处在于，在世界两大强权面前，当它被其中一个入侵了，才会对另一个有价值。美国为了巴基斯坦曾经拒绝对阿富汗进行帮助，可苏联一入侵，它却突然积极了起来。美国需要阿富汗，不是为了它的人民，而是因为可以牵制苏联。
苏联入侵后，帮助阿富汗的朋友国家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巴基斯坦、伊朗这样的邻居国家；第二类是沙特阿拉伯这样以推行宗教激进主义为己任的国家；第三类是美国这样以“冷战”为目的的国家。到最后，这些朋友们都达到了它们各自的目的，阿富汗却成了一盘无法捏合的散沙。
巴基斯坦曾经长期是阿富汗的敌人，可是苏联入侵后，巴基斯坦却立刻摇身一变，支持阿富汗的反抗势力。
由于阿富汗是个内陆国，当国际社会想帮助阿富汗时，最便捷的道路只有伊朗和巴基斯坦两条。伊朗刚刚发生了什叶派的伊斯兰革命，对于任何西方势力和逊尼派都充满了敌意，它虽然也帮助阿富汗，但它只是自主帮助，不允许其他人借用自己的领土。外界要想援助阿富汗，唯一可行的道路，就只有经过巴基斯坦北部的山区进入阿富汗这一条通道了。
巴基斯坦虽然同意美国等西方国家借道，但其真实的目的却是在阿富汗建立一个服从于自己利益的傀儡政权，至少可以做到肢解阿富汗的中央政权。
此外，另一个国家沙特阿拉伯更加强势。沙特阿拉伯出了大量的资金帮助阿富汗人建立反抗组织，但它也不是为了阿富汗人，而是为了推行它的激进主义教义。沙特阿拉伯的立国思想是一种叫瓦哈比主义的教义，这种教义是以反对世俗化、实行宗教统治为特征的。这和阿富汗一直进行的世俗化改革背道而驰。在对抗苏联的斗争中，沙特阿拉伯用资金、武器包装着瓦哈比主义，一同送到了阿富汗。
除了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之外，对阿富汗产生巨大影响的就是美国。美国人主要针对的是苏联，一切能够削弱苏联、反对苏联的力量，不管是独裁的、民主的、温和的、激进的，都是美国的朋友。美国帮助朋友的方法就是卖给他们武器，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变成了世界上武器密度最高的地方。即便到了今天，在巴基斯坦靠近边境的白沙瓦地区走一走，就会发现那儿四处都是武器商店，大街上的男人们随时带着枪。强大的物资资源激发了人们的战争欲望，使得两国交界地带再也没有了和平。
正是在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共同作用下，在阿富汗的南部后来出现了一支以瓦哈比主义进行武装的游击队——塔利班。
不过塔利班出现时间较晚，在对抗苏联时代，这里（阿富汗东南与巴基斯坦交界地带）出现的是另外几支被冠以“圣战者”（Mujahedin）的队伍。在阿富汗的北部和西部也有不同的游击队，同样被冠以“圣战者”的名字，大都是由伊朗支持的。
阿富汗在苏联占领时期失去了政治自由，却保有世俗化和经济繁荣，但为了对抗苏联，其他多国所扶持起来的势力却是最宗教化的，他们完全反对世俗化政策，把这也当作苏联的糟粕要进行根除。至于经济繁荣，由于战乱的原因也保不住了。随着战争的继续，给阿富汗剩下的只有战乱、贫穷和装在布袋里失业的女人。
1989年2月15日，在阿富汗与乌兹别克之间的友谊大桥上，最后一支苏军部队撤离。在长达9年的阿富汗战争中，苏联的代价是死亡官兵14453人，受伤53753人，失踪264人。经济损失则更加巨大，直接军费开支每年约50亿卢布，共花费了600亿卢布。至于因为制裁而引起的间接损失则无法估量。
战争之后，苏联没有维持多久就崩溃了。阿富汗人愿意相信，是他们的抵抗让苏联垮台了，一个小小的山国战胜了一个2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庞然大物，也间接地将整个中亚解放了出来。
然而，与苏联的抗争代价也是巨大的，阿富汗的战士死亡人数大约在7万—9万人，至于平民的死亡人数，则更加无法计算。
苏联既然已经撤退，按照常理，接下来就应该是和平与重建。但付出了巨大代价的阿富汗人怎么都想不到，接下来的战争反而比苏联人在的时候更加残酷。
苏联占领时期，至少各个大城市没有遭到太多破坏，战争发生在较偏远的山区。城市人的生活仍然在维持，世俗化还在推进。苏联撤走之后，各路的圣战者们蜂拥而至，不仅是乡村成为战场，就连城市也保不住了。
“苏联人走之前，在喀布尔还维持着正常的经营，苏联人走后，喀布尔成了一片废墟。”扎希尔老人用迷离的眼光望着窗外的街道，他的眼中已经有了泪水。在他讲述时，除了我和另一位串门的老人，商店里没有来过一个真正的客人……
“圣战者”时代
在阿富汗有许多军阀组织，这些军阀拥有军队和支持者，代表着不同的利益，不惜大打出手。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这些军阀造成了现在阿富汗的乱局。
关于军阀对国家进程的影响，几乎每一个阿富汗人都有着深深的痛感。在鸡街做生意的扎希尔老人则说：在苏联人时期喀布尔没有乱，甚至苏联人撤军之后的纳吉布拉（Mohammad Najibullah，苏联扶持的最后一个傀儡）统治时期也不乱。只有到了纳吉布拉垮台之后，那些自称为“圣战者”的游击队军阀来了，喀布尔才乱了套。
阿富汗著名作家奥马尔（Qais Akbar Omar）写过一本回忆录叫《九塔城堡》（A Fort of Nine Towers，An Afghan Family Story），书中的回忆与扎希尔老人谈到的情况是完全吻合的。
奥马尔一家也曾经是鸡街的地毯商，在战争时期全家人东躲西藏。根据他的回忆，在苏联时期，他们一家人仍然在喀布尔的大宅子里过着悠闲的生活，祖父既是地毯商，也是退休的银行官员，拿着退休金，吃着补助食品。
“圣战者”到来后，喀布尔人以为迎来了解放，但是从这一天开始，他们坠入了地狱。“圣战者”们四处烧杀抢掠，又为了争地盘大打出手，使得喀布尔成了一片焦土。
在“圣战者”进城的前一天，他们学习的课本还是世俗化的，老师告诉他们，人类是从类人猿进化而来的。“圣战者”进城后，立刻更换了课本，于是人类就变成了上帝的创造、亚当和夏娃的后代。好奇的奥马尔询问老师，为什么前几天的人类和现在的人类来源不同呢？老师无奈地支吾着。
从这一天开始，阿富汗的世俗化成果奄奄一息，人们再次坠入了宗教氛围中。数代国王的努力被“圣战者”们一朝摧毁！
苏联撤军后的阿富汗是另一场悲剧。苏联人离开前扶持了一位叫纳吉布拉的人做总统。这个政权虽然不得人心，却仍然是世俗化的。在苏联物资的支持下，纳吉布拉挺过了四年。接着苏联本身都解体了，没有人再给纳吉布拉送钱送物，这个傀儡政权随即垮台。
此时，美国和西方都沉浸在苏东剧变的喜悦之中，在鞭炮和礼花中，阿富汗也失去了利用价值。苏联没有了，谁还在乎一个满是荒山的小国？与当初往荒山上大把撒钱，硬塞着给武器不同，美国人现在连一分钱都不愿多出。
阿富汗的难民怎样了？阿富汗孩子有书读吗？这些事情都不是美国政客们考虑的，跟他们没有关系，也不要用世界上遥远角落的民众来烦这些“伟大”的政治家。
美国的撤出，给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等国留下了机会。在这些国家的支持下，当年的“圣战者”已经演变成了可怕的军阀，他们在不同后台的支持下，将阿富汗扔进了更剧烈的战火之中。如果说苏联入侵的战争让人感到恐惧，那么军阀的混战是让人绝望的，没有人知道阿富汗的未来在哪儿了。
纳吉布拉倒台后，首先进入喀布尔的是北方军阀马苏德和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他们属于伊朗派系，曾经在潘杰希尔山谷与苏联人恶战。他们占据了喀布尔，引起了巴基斯坦和沙特的妒忌。于是军阀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iyar）在后者的支持下挥军向北，“圣战者”的火拼来到了。
以阿富汗中部的巴米扬为中心，还有一支蒙古人的后裔哈扎拉人，他们也来到了喀布尔。
喀布尔位于兴都库什山中的一个小盆地之中，周围小山林立，从任何一座小山上架设炮台，都可以直接炮击城市。
哈扎拉人占据的炮位在西部，而希克马蒂亚尔占据的炮位在南部。就在我遇到扎希尔老人的第二天，我在阿富汗新区和老区交界处的一个小山上遭到了袭击，那座山上有一个古老的城堡，当年这里曾经是希克马蒂亚尔的炮位。从那儿，炮火可以覆盖整个喀布尔南区（老区），以及北区（新区）的一部分。
在争夺喀布尔的部队中，希克马蒂亚尔的装备是最精良的，沙特的资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士兵，巴基斯坦的武器让他们本该摧枯拉朽。对喀布尔人来说，从他将炮位架在山上的第一天开始，希克马蒂亚尔就成了魔鬼的代名词。
大约在1991年前后，纳吉布拉还没有倒台时，鸡街地毯商扎希尔的店铺开始时断时续，不能保证每天开门了。“圣战者”的消息不断地传来，人们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着。他们心怀希望，因为“圣战者”是自己人，要推翻的是纳吉布拉。可是人们又担心“圣战者”是乡巴佬，无法控制城市的秩序。到底会发生什么，人们议论纷纷。
有一天，街上的欢呼声传来，扎希尔听说马苏德的部队已经从北方进城了。这是一支衣衫褴褛的部队，却士气高昂。那时候，扎希尔的商店又已经关门了，“圣战者”到来时他待在家里。
最初“圣战者”并没有骚扰他们，尽量保持了城市的正常秩序。当然变化还是有的，电视里的节目越来越少，不让女性做主持人，大街上姑娘们也不敢随便出门了。即便在纳吉布拉时代，女性的地位还是可以保证的，姑娘们穿着职业套装去上班，苏联将这看作社会进步的招牌。
人们口中谈论最多的，是傀儡政权官员们的去向。不时传来他们被私刑处死的传言。傀儡总统纳吉布拉逃到了联合国机构中躲避了起来。马苏德既不想得罪联合国，也不想把他放出国，纳吉布拉只好在联合国机构中借住了几年。直到塔利班时代，联合国撤走了，把这个没有价值的前总统留下做了人情，塔利班才将他抓出来处死。
许多人都去看纳吉布拉的尸体，但是扎希尔没有去。“纳吉布拉还来过我的店里买过地毯呢，不过那是他没有当总统的时候。一旦成了总统，就哪里也不敢去了。”他朝我解释说。
接着他又说：“对于一个商人来讲，如果要躲过灾难，就是永远盼着每一个人都幸运，不要看到别人的灾难而发笑。”
马苏德进城不久，扎希尔又开始营业了。军阀们曾经组织过一些谈判，那会儿人们还都盼着和平，新政府总要装出点排场迎接各地的军阀，办公室稍微装修一下，铺上几块地毯，就算是好客之道了。扎希尔和马苏德的人关系还不错，他们也很照顾他。那时候，除了政府还有一点消费能力，已经不能指望其他人买地毯了。人们只要有点儿钱，都会去购买粮食储存起来，以应付未来的不确定。
那已经是喀布尔平静的尾声。不久，希克马蒂亚尔把大炮架上了山。人们盼望着和平谈判能够有点儿进展，大部分人还在幻想着不会打起来。
但人们的幻想成了空，开炮了。炮弹最初主要落在城市的南区，那儿距离炮位比较近。喀布尔出现了特殊的景色：在南部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炮弹硝烟中飞舞着人类的尸体残块，可是北部城区仍然保持着和平。
每一天，大街上都会有从南部逃过来的人，诉说着希克马蒂亚尔和哈扎拉人的暴行，北部人用同情的目光望着他们，尽量帮助，却不知道什么时候灾难会来到北部。
从1992年到1995年，喀布尔的炮击在时断时续中持续着，最初在南部，到后来终于转移到了北部。
“至少，喀布尔没有被希克马蒂亚尔占领，他可以打炮，但是军队的素质太差啦，打不进城里来。”扎希尔说。
马苏德的北方联盟也曾经打过几个胜仗，首先将哈扎拉人击溃了，之后，希克马蒂亚尔的势头也过去了。不过，他还会卷土重来，因为巴基斯坦一侧的难民太多了，随便抓一批人就可以送上战场，他们的武器也是用之不竭的。
“‘圣战者’曾经是我们的希望，可是来了没几天，我们就知道自己错了。‘圣战者’其实是一群混蛋，他们不是好人，而是魔鬼送来的一群杂种。早知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推翻国王？就算推翻了国王，我们为什么要打死达乌德？我们又为什么要赶走苏联人？当我们丧失了一切机会之后，他们给我们送来了‘圣战者’，作为对我们的惩罚。”
整个阿富汗的混乱持续了数年时间，人们在战争中祈求着和平，但是，没有一个军阀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不仅希克马蒂亚尔不行，就连北方军阀的马苏德也不行。到了后来，人们甚至已经不再指望到底由谁进行统治了，他们唯一希望的，只是有人能够力挽狂澜，结束战争。这段时期成了阿富汗人地狱一般的经历，也只有理解了这些，才能理解为什么后来塔利班崛起时，竟然有这么多人选择了欢迎他们的到来。
从改革到地狱，只用20年
关于塔利班，中国人知道的已经很多了，人们对于塔利班的所作所为也耳熟能详，他们为了消灭伊斯兰教之前的古迹，炸毁了阿富汗最著名的古迹巴米扬大佛。他们实行比“圣战者”更加严苛的教法统治，不仅将所有的女人都赶回了家，男人也必须服从他们的教法。他们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去查看男性的腋毛，发现不刮腋毛的都要关进监狱。从此，阿富汗数代人努力的世俗化政策全都烟消云散了。
从信仰上说，这是一群来自中世纪的现代人，他们试图将一个已经步入现代门槛的社会完全变回一个古代的教条世界。人们很难想象，在20年前阿富汗还是一个温和的世俗化国家，国王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发展经济和科技，让阿富汗人生活更好，但20年后，这个国家却倒退到了中世纪，连女人出门的权利都剥夺了。
但是，对于阿富汗人来说，塔利班的出现又是前面所有事件的合理结果。国王曾经想要改革，但国王被赶走了。总统也想要世俗化，但总统死了。接下来的苏联人拿走了自由，却保留了世俗化和经济，随后的“圣战者”军阀将一切都拿走了，留给阿富汗的只有朝不保夕、随时会死亡的战乱局面。
这时的阿富汗人除了想要和平、想要活命之外，已经什么都不考虑了。军阀们甚至连活命都满足不了他们，因为没有一个军阀有实力控制全国，建立和平和秩序。到这时，谁有能力保持和平，不管他是独裁者还是极权主义者，阿富汗人都愿意接受了。
但是谁能给他们和平呢？美国人在推翻苏联傀儡之后就离开了，不再理睬这个偏远的国度，其余国家各打算盘，支持一派打击另一派，他们要的是混乱而不是和平。最后剩下的选择，就是这个突然之间崛起的塔利班。
1995年，名不见经传的塔利班突然崛起。他们用沙特的瓦哈比主义作思想武装，带着巴基斯坦偷偷塞给的武器，将阿富汗人最痛恨的希克马蒂亚尔击败了。之后又赶走了西部赫拉特的另一个军阀伊斯梅尔汗，最后打败了位于喀布尔的马苏德。当他们进城时，与其说是阿富汗人民欢迎他们，不如说是阿富汗人民累了，不想再打仗了。
地毯商扎希尔回忆起塔利班入城时的场景，仿佛在谈论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塔利班围城持续了一年多，与希克马蒂亚尔一样，他们占据了高处的山地，向城市里打炮。塔利班的进攻比希克马蒂亚尔密集得多，每天晚上都会听到多次爆炸声。第二天醒来，总会得到一些消息，人们口口相传哪里又发生了爆炸，哪座房子又倒了霉。
喀布尔北部的街区分成了两种，一种是穷人的土房子，另一种是富人的水泥房。塔利班很少打穷人街区，那里没什么价值，而对于富人街区，由于炮弹不大，即便击中了某座房子，也不见得会导致人员伤亡。
但死亡的消息仍然不断传来，今天一两个，明天三四个，让人们猜测下一夜炮弹又要打到哪儿，死亡的人中会不会有朋友，甚至本人？
扎希尔的地毯放在地下室中，是个比较安全的所在，他每天都会小心翼翼地打开地下室，一一检查货物。他心里却暗自着急，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开张。
接着，马苏德在塔利班的压迫下，选择了撤离。他撤走的那一天，有许多人跟着北方联盟走了，特别是那些年轻人。但扎希尔仍然没有走。于是，他见证了塔利班入城。
实际上，他根本说不清楚塔利班是如何进城的，那是一阵混乱和一阵枪响，人们纷纷回到家中，关上大门。接着，广播和收音机里传来了用普什图语一遍一遍的宣传声，人们听到这个声音，知道电台已经被占领了。塔利班说，他们已经控制了喀布尔，任何信奉安拉的穆斯林都不用担忧，他们来只是为了恢复安拉的教法统治。
接着，开始宣布各种各样的禁令：从此以后不得饮酒，不得抽大麻，不得有任何娱乐活动；女性不得在没有男士陪伴的情况下出门，出门必须把自己包裹起来；不得偷盗，不得抢劫，不得强奸和通奸，不得杀人；等等。
最先倒霉的是酒馆、曾经接待过外国人的旅馆、街头的录像带租赁点、书店，当然也包括鸡街里的纪念品商店。这些地方都被强行关闭，或者经过严格检查后，只准保留与伊斯兰教有关的书籍。我住的旅馆位于老区，当年也遭到了塔利班的骚扰，被迫关闭。
塔利班进入学校、医院和商店，将所有的女人都赶回家，女子学校彻底关闭。他们在大街上设卡，看到不符合穿着规定的女人，就由士兵护送回家，再把女人的父母、丈夫、兄弟威胁一通。开始时还是礼貌的，后来则用鞭子抽打那些不按照规矩穿着的妇女。
短短的一两天之内，喀布尔大街上的女性就彻底消失了。在国王时代，她们可以穿着裙子如同西方妇女一样在街上自由漫步；在总统时代，这种自由仍然保留着；到了苏联占领时代，虽然政府仍然鼓励女人们上街，但女人的穿着开始保守，这主要是担心反对苏联占领的一部分保守派们会威胁她们。这时却是妇女工作的黄金时代，由于大量的男人都上了战场，妇女们越来越起到了“半边天”的作用，在学校、医院和商业机构中的占比越来越高。马苏德所代表的“圣战者”时代，阿富汗的妇女们开始受到管制，许多与人打交道的岗位不得雇用女性，而妇女们出门已经必须戴头巾。但是，“圣战者”们忙着打仗，这些规矩还时有松动。而塔利班一来，在一两天内就把阿富汗带回了中世纪。
除了妇女，就连男人们也受到管制。男人不得穿西式衣服，必须戴帽子，留大胡子。阿富汗的男人们都已经习惯了不留胡子，或者只在上唇留个小胡子。塔利班来后，如果没有胡子的男人第一次被抓到，会被警告，如果第二次还是没有蓄须，就会被鞭打。足够时间后，如果男人还没有胡子，就会被抓起来关进监狱。许多人上了街，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以后再也没有了消息。他们可能早已经葬身在监狱旁的乱葬岗之中。
入城后，塔利班还开始没收各种卫星接收装置，以及其他能够看得见的娱乐设施。
当一切清理完毕，塔利班宣布人们可以恢复到正常生活了。他们要求商人们都恢复营业，卖肉卖菜卖衣服的都出来，地毯商也可以经营，只是不能把带有人像的或者纪念前政权的地毯拿出来。到这时，扎希尔才确定塔利班也是需要地毯的。
即便恢复了部分商业活动，在塔利班治下喀布尔一直是一个僵死的城市，没有旅馆，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没有外来人口，而本地人由于粮食歉收，变得越来越贫困。
在回首阿富汗从改革到塔利班的这20年时，人们才会发现前后的差别到底有多么巨大。曾经人们以为阿富汗已经进入了一个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盘改革之中，在英明的国王和首相的带领下，他们取得了不错的成就。这些成就看上去没有理由会失败，改革开放措施只要再持续几十年，就能够稳固。
但很快，一切都变了，变得陌生和不可想象。变化始于蛛丝马迹之中，首先是巴基斯坦的敌视，之后是世界对于阿富汗的冷漠，不肯伸出援助之手主持公道，接着，阿富汗被迫向东方阵营寻求帮助。之后的人们不管多少次努力想把阿富汗拉出这条宿命的轨道，却都无法做到，只能看着阿富汗首先成了美苏争霸的一个棋子，然后丧失了政治自由，由于政治自由的丧失，经济繁荣也逐渐成了过去。最后在美国、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轮流支持的保守势力控制下，连社会世俗化的成果也消失了。
此时的人们已经不在乎什么改革，只希望能够和平、活下去，由此导致了塔利班这样的极端保守派上台。
从改革到地狱只用了20年，这样的故事不仅仅发生在阿富汗。许多国家都有过相似的遭遇，它们曾经充满了希望，到最后，收获的却是战乱和失意。就在阿富汗的旁边，是另一个曾经生机勃勃的改革国家伊朗，但最终，所有的改革成果也同样消失，伊朗变成了一个神权国家。伊拉克曾经称得上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但在两场战争之后，人们已经开始饿肚子。
太多的国家都曾经有过良好的发展期，但它们都无法通过那道最终成功的窄门，反而被打回到了动荡的地狱。
本书所描写的，就是这些处于西方以外的被遗弃的世界。
发展的窄门和错失的机会
对于中国人而言，我们刚刚经过了激动人心的40年，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我们很少遇到劲敌，但我们也经受了多次封锁与制裁的考验。世界虽然带有偏见，但整体上我们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得以发展，并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也正因为这样，中国人很少考虑过这样的问题：事实上，世界上大部分非西方国家都曾经试图通过改革与开放，来完成和中国同样的惊人一跃，从一个传统的不发达社会向现代化转型。这些国家所要完成的，也是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承认四个方面的改革，但它们大都没有取得成功。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不是必然，只是一道窄门。
中国虽然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否已经到达了彼岸，依然是不确定的。随着国际环境的复杂化，我们除了学习日本、韩国等国（它们已经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成功经验之外，更需要吸取那些发展中国家的教训，看它们为什么会失败，哪一些是必然因素，哪一些又是可选择的因素。了解了它们，会给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借鉴。
以阿富汗为例，当阿富汗决定放弃中立政策的那一天，就注定成了两大势力博弈的牺牲品。虽然它受到了邻国的压力，但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只有看清外交转向的危险性，才是它避免后来不幸的唯一一次机会。转折点的机会稍纵即逝，也表明了这道窄门对于普通国家来说是多么艰难。
大部分国家无法完成现代化，其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在这里，人们往往分成两种意见，一种意见相信所谓的阴谋论，认为世界是一个钩心斗角的世界，是发达国家刻意压制新兴国家，不让他们成长，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从发展中国家吸血，保证发达国家的人民过得更加舒适；另一种意见则相信世界是善意的，一个国家发展不好，更多的原因在于内部出了问题，只要内部问题解决了，就会自然发展起来。
但是，这两种意见都有片面之处。世界既不是完全的钩心斗角，也绝非一味地善意。事实上，世界是一种自私与善意的综合体，它已经形成了一些向善的原则，比如民主、自由等，但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却又带着强烈的博弈色彩。一个国家要想生存，必须学会尽量采纳那些向善的原则，同时又避开国际上那些钩心斗角的暗箭。
阿富汗改革时期采纳了这些向善的原则，却忽略了两强争霸所带来的压迫性力量，导致它错误地投靠了一方。但也有的国家并没有外部的刻意压迫，却内部出了问题。
如果我们更加放宽视角，又会发现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命运都是历史的产物。
中国是一个不断向前看的国家，我们往往总是试图向欧美等发达国家看齐。但当我们盯着那些成功的西方国家时，却很少意识到，除了少量的成功国家，还有许多待发展国家，它们占了世界的大多数。这些国家大都处于我们现在谈论的“一带一路”的覆盖区域上，包括东南亚、南亚、中东、中亚、非洲、东欧等地。另外，本书并没有涉及的南美也可以包括在内。
这些国家共有的特点是：它们的政治大都不如西方国家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又是世界格局重塑的结果。事实上，许多国家的政治、种族或者边界在最近一两百年内都被重新洗牌过，脱离了原来的边界。而这种洗牌，又是西方大博弈和殖民地时代所带来的后果。虽然殖民时期早已结束，但至今，大多数国家仍然在承受着殖民时代的负面影响。
比如阿富汗，它曾经是大博弈的界墙，却因为英国人的侵略而丢掉了西南部的普什图人地区，从而与另一个新兴国家巴基斯坦陷入了僵局。阿富汗至今的冲突，根源却出现在百年前。
阿富汗的邻国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都是新兴国家，也曾经受控于英国和苏联，同样留下了无数解不开的难题。
甚至有的国家之前都是不存在的，在非洲，许多国家的边界都是殖民者设定的。比如，马里共和国的南北差异非常大，南部是信奉原始非洲宗教的定居人口，北部则是穆斯林游牧区，法国将南北两部都变成殖民地后，为了便于统治，将两个地区强行拉在了一起。这样的国家独立后整合难度极大，至今仍然没有解决好。
与马里类似的国家在非洲还有很多，比如苏丹由于南北差异过大，已经分裂成了两个国家，而乍得、尼日利亚、刚果（金）还在忍受着整合的痛苦。
一个国家如何取得发展？
答案不外乎是这样的：首先，这个国家内部要整合成一个整体，做到和平不打仗，并保证人员、资金和物资这三个要素的自由流通，由此民间经济就会自然发展起来；其次，这个国家还要做到长期的和平与稳定，也就是说，国家的政治架构必须合理，能够长期存在，而不是到了一定的时点就进入了崩溃循环。
能够做到这两点的国家，都会出现一个极其繁荣的阶段。
在历史上，中国的社会制度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每一次王朝进入和平时期，它的稳定期都可以保持两三百年时光。在这两三百年里，人们享受着和平的好处和巨大的市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盛世。然而，每一个封建王朝政权都是有生命周期的，到了王朝末期，社会制度已经无法进行维稳，于是地狱的闸门打开，进入了另一次混乱阶段，经济出现了彻底的崩溃和重建。
直到近代，欧洲人和美国人发明的制度才有可能维持更久的稳定性，或许可以超越中国古代王朝的纪录。但在未来到底会怎样，仍然不敢过于乐观。
作为西方之外的待发展国家却在解决稳定问题时，就出现了极大的困难。这些困难又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有的国家在历史上已经解决了地域和民族整合的难题，在近代化过程中，这种整体性也没有被外来冲击击破，这些国家一旦进入现代化节奏，就会因为整合成本低，取得迅速的发展。
这一类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本，作为岛国的日本在中世纪就解决了民族整合问题，由于在岛屿上，与其他国家的边界相对固定，其主体部分没有变迁，加上历史上产生了民族认同感，一旦获得了和平的环境，人们就可以迅速地向经济议题靠拢，从而带来飞速的发展。
除了日本，中国、泰国等东亚国家，土耳其、伊朗等中东国家也都有类似的优势。
第二类，有的国家在历史上是碎片化的，却由于殖民时间长，建立了较为成功的政治制度，在殖民者撤离后，能够维持住原有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它们虽然发展得更慢一些，却并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
这类国家中，印度、巴西等大国都是典型。特别是印度，在英国人之前，印度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都只是个地理名词，代表了无数的小国家。在英国人的整合下，印度脱离了一盘散沙的状态，采取了共和制和单一国家制。它的整合成本要远高于日本这样的民族国家，但由于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印度正在向民族国家过渡，虽然发展速度慢一些，却保持了更长远的稳定，有着乐观的未来。
第三类国家，由于无法解决整合问题，就无法建立能够保持稳定的政治制度，甚至连民族认同感都没有建立，这些国家在可预期的未来都可能发生动荡。要想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必须在稳定的空当里尽快地发展经济，让人们习惯于在一个国家之下生存。但问题是，这样的国家也往往是穷国，没有能力主导经济的发展，在国际贸易中又是极其弱势的原材料生产国和制成品进口国，忍受着进出口的剪刀差，缺乏资金的他们更加难以进入下一个稳定态。
从2011年到2019年近10年的时间里，为了考察“一带一路”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我几乎跑遍了“一带一路”所涵盖的地区，去了解这些地方为什么有的发展起来了，有的没有发展？那些成功的经验在哪里，失败的教训又何在？在这些教训中，有哪些是可以避免的，有哪些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这些考察中，我在那些战乱地区经历过疑似的绑架、抢劫，面对过恐怖分子、难民，受过伤、挨过饿，详细地追问当地人们的生活、所思所想，并与他们分享过路上的苦乐，只为了还原一个世界的真实图景，去弄明白，我们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的教训何在，又将往何处去。
在考察中，我故意略去了人们耳熟能详的西方世界，而是更关注于被人们忽视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那些被西方影响，努力追赶，却又充满了苦难的地方。
我希望自己带着平常心，又带着人类普遍存在的同情之心，为中国的读者提供一个丰富的图景，讲述这些地区的人类命运，以及探讨他们的成败得失，从而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参考，也请读者意识到中国改革的不易，在未来少走弯路，尽快达到更加和平与繁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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