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采访是病友间的相互探问
作者:柴静    更新:2021-11-02 00:16
  二〇一〇年年尾,一个案件的审理引起举国热议。陕西西安,一个叫张妙的女人在骑电动车时被汽车撞倒在地,驾车者拿随身携带的尖刀在她的胸腹部连刺六刀,导致张妙主动脉、上腔静脉破裂大出血死亡,杀人者是西安音乐学院钢琴专业大三学生药家鑫。
  舆论分歧巨大。几乎每次朋友聚会都会讨论。有几位力主判死刑,也有几位认为对任何人都不应判处死刑,学法律的何帆一直没有表态。
  问到我,我说:“死刑既然还没废除,就应该尊重现行法律,按现有的法条该判死刑就判死刑,不然谈不上公正。”
  “父母送子自首,被告人又是独子,你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父母的感受?”何帆说,“中国自古有‘存留养亲’的传统。比如,兄弟俩运输毒品,论情节都可判处死刑,考虑到他们的父母还健在,这时是不是得考虑留一个?当然,‘存留养亲’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兄弟俩把别人一家几口都灭门了,还需要留一个吗?……”
  大家都不认可:“你这个也太……司法弹性这么大,还怎么树立权威啊?”
  我自觉还算客观,觉得舆论中说的富二代、军二代那些传言都没去考虑,也不赞成群众去冲击法院,只是就事论事。“我记得,刑法里说,如果犯罪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就算自首,也不能考虑从轻,对吧?”
  他沉吟一下:“这个……算不算特别残忍?”
  这次他被别人打断了:“这还不算特别残忍?这还不算社会危害极大?”
  “与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杀人相比呢?”
  我按自己理解说:“故意杀人是针对特定对象的,我作为旁观者并不用恐惧。但是掩人后杀人,人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这就是社会危害性极大。”
  他笑:“这是你个人的感受。”
  我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霍姆斯大法官不是说过么,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是经验,经验不就是人们的感受?”
  场上无话。
  又过了一会儿,话题转到什么样的人可以减免死刑,有人举了一个例子,说情杀就应该免死。
  诸人争论,这位朋友请了两位女服务生进来,问她们:“如果一对情侣,男方出轨,在争吵中女方失手杀死了他,这女人应该判死刑么?”
  两个姑娘互看一眼,说:“不应该。”
  他说:“看,这是共识。”
  两个服务员转身要走,何帆说:“等一下。”
  他说:“我也讲个真实的情杀案子,一个男的极端不负责任,女朋友多次为他堕胎,女友第四次怀孕后,坚决要把孩子生下来,他不想结婚,就把女友杀死,连腹中孩子一起焚尸,你们两位觉得应该杀么?”
  两个女孩几乎同声说:“当然应该杀。”
  “那到底情杀该不该免死呢?”何帆说,“我只是觉得,有时候,人们对事情的感受和判断不同,跟讲故事的方式有关。正义不能一概而论,只能在个案中实现。”
  二○一一年六月七日,中午电视新闻,我听到:“药家鑫被执行死刑。”
  转过身看电视时,穿着横条纹T恤的药家鑫,剃着平头,狭长的脸,眼眉低挂,签完死刑执行书,低头被两位戴着头盔护具的法警押着离开。
  我看到这条新闻时,死刑巳经执行完毕。
  站在电视机前,心里一片空荡。
  判决词里写:“该犯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判处死刑。”
  这话是我引述过的,剥夺他生命曾经是我的意志,我的主张。那为什么我会有这胸口恼人的空茫?
  我打开电脑,找到一张他的图片,我从来没认真地看过这张脸,药家鑫,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名字,一段二十几个字的事实。我对他只有最初知道这新闻时震惊与厌恶的情绪。
  看了一会儿,给老范发了一个短信:“看到新闻了么?”她回了一个字:“唉。”
  当天的笔记里我写:“为什么人声称追索公正,要求死亡,但死亡来到这一刻,你感到的不是满足,也不是为它的残酷而惊骇,而是一种空茫?它让你意识到,剥夺生命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切的发展,一切的可能,结束了。张妙死了,药家鑫死了,但如果只是死,结束了就过去了,那就是白白死了。”
  一个多月后,我们去了西安。
  张妙出事前数月,搬回了娘家,四壁空无一物,房间里灯泡都没有,衣物全火化了。
  她没有单独的遗照,只拍过一张班级集体照和一张几个女孩的合影,她都站在最后一排,扎一个马尾,黑衣,翻一个大白衬衣的领子,妹妹说她不爱说话,照片上不像别的姑娘勾肩搭背,背微微地窝着,双手垂在两侧,带着怯和厚道。笑起来有点抱歉的样子。
  “小时候身体不好,住过好几个月院。”关于女儿她父亲说得最多的是“小时候给她吃的奶粉”。
  在农村,这些都是对娃的金贵。
  她初中退了学,一直打工,前些年,冇个在烤肉摊帮忙的小伙子喜欢过她,叠了五百二十一个幸运星给她,后来他出事判了刑,想见她一面,她没去。但一直留着那些幸运星,用一个牙膏盒子封着,去世之后,外甥拿着玩,丢了一些,被打了一顿。
  她嫁人时,电视、影碟机都是借来的,在婆家的日子过得也不容易。出事前出来打工,卖麻辣烫,想让两岁的儿子吃好穿好点。
  我在院子里的时候,孩子也来了,嬉笑玩乐,我们买了玩具给他,他拿着偎到我怀里“给你,摩托”,我笑:“宝贝,不是摩托,是奥特曼。”
  张妙父亲紧紧地盯着孩子,偏过头叹口气,几乎轻不可闻。
  她母亲这两年身体不好,出事后有些精神恍惚了,我们采访父亲时,听到她在房间里哭喊。
  我问她父亲:“要不要劝一劝?”
  张妙父亲黝黑的脸。瘦得像刀刻一样,说:“不劝,这事没法劝。”脸上是日夜锤打遍的无奈。我在那个哭声里坐不住,回头对摄像说了一声“我去看看”。她坐在里屋的席子上哭喊:“妈给你做好了饭。你怎么不回来吃……”我坐她身旁,也无法说什么安慰,只能把手放在她的胳膊轻轻抚摸。
  药家居住的小区是西安华山机械厂的宿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修建,药家鑫的父亲药庆卫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衫,里面套着一个白背心,站在楼下等着我们。他说一家人在这儿住了将近二十年。
  楼房没有电梯,我们走上去,房间是水磨地,坐下去是硬的转角沙发,厕所里马桶拉的绳子是坏的,用勺子盛水冲。
  药家鑫的房间桌上,放着他十三四岁的照片,家里没有近几年的照片,照片前面放着一副眼镜,他在庭审的时候戴过,眼镜边上放着两张滨崎步的专辑。
  药庆卫说:“四十九天了……电脑没停过,就放在那儿,一直放着他爱听的歌,他说:‘爸,你给我放那些歌,我听一下就能回去。’”
  药家鑫的床上换上了凉席,挂了蚊帐,他妈说:“夏天来了。我害怕蚊子咬着他。”她天天躺在儿子的床上睡觉,“我抱着他平时爱抱的那个玩具,那个狗熊,我都没有舍得去洗,我就不想把他身上的气味给洗掉。”
  药庆卫说:“我在农村的时候,总听说人死了以后家里会有动静。我以前特别怕这个动静,现在特别希望有。其实有啥动静,什么动静都没有。”
  快到傍晚,客厅已经渐渐暗了下来,他停了一下,说:“没有,真的,人死如灯灭。”
  药家鑫死后,药庆卫开过一个微博,写:“药家鑫的事情上,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平时管教孩子过于严厉,令孩子在犯错之后害怕面对,不懂处理,最终酿成大祸。”
  药家鑫幼年时,父亲随军在外,读幼儿园时开始按母亲要求学琴,母亲一个月工资五十块钱,三十块交上课费,学不会被尺子打手,一边打药家鑫一边哭,但不反抗,“他也知道多学一次得多少钱”。
  母亲说:“从小我教育他的,凡是和小朋友在一起玩儿,只要打架了,不管谁对谁错,他回来肯定是挨骂的。”她哭着问我:“不是说严格管教才能成材吗?难道严格管教也错了?”
  小学一年级,药家鑫的同学逼着他背自己,不背要给一块钱,他就背了。老师找他父亲去,把对方孩子也叫来了,让他父亲处理。他说:“我想着孩子玩儿嘛,小事没必要太汁较,背就背一下嘛,我没有帮助他。”
  中学里有同学打药家鑫,按着他头往墙上撞,他害怕父母说他,不敢说,又不敢去学校,害怕那个学生再欺负他。
  母亲说儿子的个性太“奴”,陕西话,懦弱的意思,“怕男的,尤其是他爸”。
  药庆卫说:“因为我,当兵的可能都有点……自己说了命令性的东西,你该干啥干啥,我也没给他去说什么理由。”
  我问:“批评也有很多种方式,您……”
  “我可能说话有点尖酸,我对别人不会这样,因为我想让我儿子好,一针见血地扎到要害,他可能是很刺痛的。”说完补了一句:“但是过后去想想我的东西,都是比较正确的。”
  “他一般是什么态度?”
  “不反抗的,光笑笑说,那我就是咋也不对。”
  他又补了一句,“男孩不能宠,我怕他以后给我惹事。”
  药家鑫在庭审时说:“从小,上初中开始我就特别压抑,经常想自杀,因为除了无休止练琴外,我看不到任何人生希望。我就觉得活着没有意思,觉得别人都很快乐,我自己做什么都没有意义。”
  他对同学说过:“我心理可能有些扭曲了。”
  同学说。他沉迷一事时往往近于狂热,喜欢日本歌星滨崎步,MP3里全是她的歌,他不懂日文,就全标成中文,在KTV只唱这个人的歌,在网吧里下载一个关于滨崎步的游戏时,有人喊地震,大家都跑出去,只有他一个人坐在里面,说“如果跑出去又得重下。”
  他开始上网,打游戏,逃学,父亲认为这是网瘾,有段时间专门不工作,只在家盯着他。一个月,药家鑫被关在居民楼的地下室里,除了上课,吃住都在里面,没有窗,从外面锁上。
  药家鑫是什么感受,药庆卫并不知道,“他没有跟我交流,我们也体会不了他心理的斗争过程。”他加了一句:“但是以后很正常了,他好了。”
  药家鑫对父亲的意志有过一次反抗,中学上了法制课后,他拿着书回来说爸爸压迫他、管着他。药庆卫陪着儿子翻了一遍书,告诉他:“我是你的监护人,当然要管你,不然你犯了错就要我来承担责任。”
  去做节目之前,老范发过一个报道给我看,说药家鑫做过双眼皮手术,还说梦想有了五百万就去整容。底下评论里都在骂“变态”,我当时看了,嘴角“咝”了一下,也略有些反感。
  在他家里,我们想拍摄他过去的资料。发现初中后他没有照片,全家福里也没有他,他母亲说他初一发育变胖后不愿意再拍照,当时体重是一百六十八斤,不到一米六五,胖到了胸前的骨头压迫肌肉产生剧痛,医生说再不减肥有生命危险。药庆卫说:“他在特别胖的时候,眼睛就不容易看见,尤其一笑的时候,眼睛就没了,别人就笑他,他就跟我说要整容”
  “你怎么说?”
  “他说这个我就打击他,”药庆卫说,“我说好不好都是父母给你的,如果破坏了以后就是对我的不尊重——也不是不交流,不过我说的话有可能有点……像他妈说的,让人有点接受不了。”
  他又接了一句:“但是我说的应该是正确的。”
  药家鑫之后绕过父亲,有什么事跟母亲说,他妈说:“他太在意了,总是说,总是说,说这个遗传怎么这样啊,我爸的双眼皮为什么我没有?我可怜这孩子,尽童满足他,所以我就同意让他去割了双眼皮。”
  他用了四个月时间减肥,瘦了六十多斤,以至得了胃溃疡。
  日后他考上大学,外公奖励了他一万块钱,他花了一半去做了双眼皮的整形手术。
  药庆卫说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鼓励过儿子,这是他的教育方法:“他非常热衷干的事我都会打击他,我就是不让你过热,我就想浇点凉水,不要那么过激。”
  他不愿意让儿子考音乐学院,极力想让他学理科:“其实也是从经济考虑的,但是我不能跟孩子说这个话。”他背地里去找了教钢琴课的老师,让老师多打击儿子。
  药家鑫一直不知内情,他对父亲说过:“我上一次课,被打击一次,越上我越没有信心。”他还是学下来了,专业考了第一。
  他从大一开始兼职挣钱,在酒店大堂弹琴,后来当家教,打多份工,在城郊之间往返,他妈希望给他买车,“一个学生晚上十一点才回来,不安全”,他爸不同意,因为这样太张扬,会把退役的费用全花光,后来是他妈硬作了主,他爸点头的前提是药家鑫每个月给家里一千块钱。
  药家鑫买过一把电动按摩椅给药庆卫,他没有喜意,只说:“我要的不是这个,只有一个要求,将来你挣不着钱,别问我要。”
  狂热与极寒交激,谇出一颗赤红滚热的心。药庆卫带着疑惑说:“他挣钱好像上了瘾一样,这个月挣四下,下个月就要挣五千。”
  他说“上了瘾”的口气像是在形容一个病人。但他也没问儿子为何如此,觉得“上进就好”。
  出事当天,夜里十一点左右,药家鑫开着车返回家。
  法官问过他,你是向哪个方向开?
  他说:“对不起,我分不清东南西北。”
  他四个月前才开上。在路上“打开影碟机看滨崎步的演唱会”,边看边开。“又开了一会儿,只听‘嗵’的一声撞上了什么东西。”他装着刀的包就放在副驾驶位置上,下车查看时。他是随身带着包下去的。因为“我父母叮嘱我,贵重物品要随身携带”。
  他看见张妙躺在地上,哎哟地叫着疼,脸冲着被灯照着的车牌,他认为对方在看自己的车牌号,就拿出了刀,他们之间没说一句话,张妙伸胳膊挡了一下刀,没挡住。只是“哎哟,哎哟”喊了两声,胸、腹、背被刺中。
  刀是案发当天买的,庭审时他说因为晚上从没走过这条路,带把刀防身,之前跟别人发生过纠纷。发生过什么纠纷?他没说,庭审没提及,我问他父母:“他平时说过为什么事需要带刀吗?”
  他母亲说:“没有,他就是这一点,心里有事从来不跟我们讲。”
  父亲说:“我们的街坊邻居在一起都说,大部分孩子都是这个样子,跟父亲说不到两句半就窜开了,都是这样。”
  关于杀人的动机,药家鑫在公开采访时说过一句“农村人难缠”,这句话后面还跟着一句没播的:“我害怕她没完没了地缠着我的父母。”
  他做了漆黑一片的事情,张妙胸腔主动脉、上腔静脉被刺破,开始大出血。她没有了与家人告别的机会。
  药家鑫开车离开时,把刀子扔在副驾驶座,不敢看,丧魂落魄地往前开,“一瞬间。好像所有的路灯全灭了。”
  药家鑫向家人隐瞒了真相。一直到第三天早晨,他叫醒母亲,让她抱下他。说害怕,车祸死了人。药庆卫从单位打车直接拉他去自首,路上没有问详情,“太自信太自负都不好,我不问他,就是太相信他不会对我撒谎,他说是车祸我就相信是车祸。”
  日后他们看新闻才知道实情,他母亲说:“我看新闻才知道他动刀了,动刀了呀……我就是想问他为什么要带刀,为什么要这样?你撞了人,你可以报警的,车是上了全险的呀,为什么要动刀呀?我也不理解。”
  她每说“刀”这个字的时候,声音都重重地抖一下。
  药庆卫说:“自首绝对没有后悔过,后悔就是太匆忙。应该问问他,这个是绝对后悔,后悔一辈子。”
  他再也没机会了解儿子的内心。
  药家鑫临刑前,他们见了一面,十分钟里,药庆卫已经来不及问这个问题。
  “进去以后药家鑫已经坐在那儿了。我一走进去他就是‘爸我爱你’,重复了好几回,我说我知道,我也爱你,你不要说了,我知道,我也爱你。”
  他哭出了声:“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说我爱你。他说:‘你们好好活着,我先走先投胎。你们将来走了以后,下辈子当我的孩子,我来照顾你们。’”
  他不知道药家鑫什么时候被执行死刑,但心里清楚这是最后一面。“我从不相信人有灵魂,我这时候真愿意人有灵魂,我说你有什么事儿没办,给爸托个梦。他说我一定给你托好梦,噩梦不算。他平常说话声音很细,但是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大很大。他说我托的都是好梦,噩梦不算,不是我托的。”
  药家鑫对他父母说,不要怨任何人,一切都是他的错,他有罪,愿意赎罪。
  但这一句话让药庆卫突然心生疑问,到我们采访时,他仍认为可能是受到外界的要求,药家鑫才说出这话:“他这句话太成熟了,以至于我不相信是他自己的想法。难道他能比他爸还成熟?”
  这种心态下,他听到药家鑫说死后想要捐眼角膜时,心里很不受用,觉得也有可能是别人授意,他说:“你不能捐。你的身体每一部分都是爸妈给的,你完整带来,完整给我带走。”
  药家鑫说了好几次,每次他都立刻顶回去,因为网络上一些人说他是军队高层,干预司法,叫他“药狗”、“药渣”,他内心不平,越说越激愤,两眼圆睁:“我对药家鑫说:‘你捐了以后,人家用上你器官,再有什么事,我没有连带责任我都受够了。’我说希望你把你的罪恶都带走,不要再连累别人。”
  采访中,他说到这儿,突然停了下来。
  药家鑫已死,之前所有关于他和父亲的关系都只是旁述,是推测,是揣想。但听到这句话,看到他脸上的表情,这个细节,像把刀,扎透了这件事。
  当时药家鑫没有解释,也没争辩,说:“好,我听你的。”
  这是他最后一次违背自己的意愿,听他爸的话。
  药庆卫再说起这个细节时,紧紧攥着手,眼睛用力眨着不让眼泪流下来,憋得满眼通红:“我有点偏激了,应该满足他的心愿,我不知道他咋想,也可能希望借助别人的眼睛,能再看到我们。所以说,还是那话。人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
  “人最大的慈悲是给生命一个救赎的机会。”他说。
  播完这期节目后,我收到柏大夫的短信:“看了你的节目,我落泪了,记得宋吗?他很好,已经从海军退役。”
  宋是我八年前采访的患有抑郁症的男孩,在十六七岁时曾经因为网瘾被父母送去柏大夫处救治。
  小时候被寄养在奶奶家,他认为受到不公平待遇时父亲不帮助他。“他从来就没有鼓励过我,”他说,“我并不喜欢上网,网瘾只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不快乐,没有寄托。”
  他十六岁的时候体重一百八十斤,医生对我说:“他为什么胖?因为他要靠吃来压抑自己的愤怒。”他安慰自己的方式,是在镜子上用墨水笔写“我是帅哥”,再拿水泼掉。
  父亲那时与他在家中儿乎不交谈。说对待他像对一个凳子一样,绕过去就是,“不理他,恨不得让他早点出事,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心理治疗时,宋面对柏大夫,说起小时候被人欺负,父亲不管他、不帮他的经历,在众人面前用拳锤打墙说“我恨你”,把手都打出了血。
  他父亲也坐在现场,泪流满面:“我从来没想到他会恨我。”
  这期节目播出五年之后,宋上了厨师学校,当过兵,交了女朋友,在一个环保机构工作,瘦了四十斤,常常给我提供污染事件的报道线索。
  柏大夫发完短信后不久,我也收到宋的短信:“我看了药家鑫这期节目。”只此一句。
  我未及细问,一年以后,才想起此事,短信问他:“你当时为什么感触?”
  他回:“他平时不是一个坏人。”
  我有点不解:“你怎么知道他坏不坏?我采访了半天,我都不敢下结论。”
  “姐,”宋写,“我问你,你采访的时候,发现他伤害过什么没有?”
  “那倒没有,他妈说,他喜欢动物,不许她妈教训狗,狗死了难过了很久,如果看到家里杀活鱼,他害怕,这顿饭就躲开不吃了。这些信息我们节目都没用,不知道真不真实,你相信么?”
  他没回答相信不相信,直接答:“他会觉得动物很可怜,是因为动物不会伤害他。”
  我说:“一个有同情心的人会去杀人吗?”
  短信断断续续,过一会儿才来:“他逃避责任或者害怕吧,不成熟,不知道怎么向家里交代。也不知道以后这个事会给他带来多少累赘,怕承担。”
  “怕承担的自私可能不少人都有,但他这么做太极端了吧?”
  他又停了一大会儿,才写了两个字??“无奈。”
  “什么意思?”
  “他心里有愤怒,”他写,“所以他觉得,我不让你张嘴。”
  我听着心里一凜;“他是在模仿伤害他的人么?”
  “不是。”他说得很坚决。
  又停顿了一下。他说:“他在逼自己。”
  他的话像是雨点越下越大,打在篷布上,我站在底下能感觉到震颤,但没有切肤之感,我接触不到那个雨,但隐隐觉得这句话里有某种我感觉到但没法说清楚的东西,只能问他“什么意思”,他干脆打电话来了:“路上太冷,发短信折腾得很,我在路上走呢,这样说痛快点,你想问什么就问吧。”
  我说:“你认为他凭什么要加害一个已经被他伤害的人呢?”
  “他下车的时候并没有拿出刀来对吗?他是看到她在记他的车牌号……”
  “这个动作怎么了?”
  “这个动作在他看来是故意,”他听出我想打断他,“我知道,她当然是无辜的。但是现在是在问我,药家鑫会怎么想,我是在试着告诉你他的想法。”
  我闭嘴:“好,你说。”
  他没有用“可能”“或许”这样的推断词语,直接说:“他觉得,你记住了车牌号,我爸妈知道了,就饶不了我,这对他是天大的事。”
  “出个车祸怎么算天大的事?”我有忍不住了。
  “可能对你来说不是,”他一字一句地说,“这对他来说就是天大的事。”
  一瞬间,我想起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打碎了一只碗,在等我妈回来的时候,我把碎片一片一片拼在一起,一只全是碎纹的白瓷碗,窝在一摞碗的最上面,等着她。到现在我还觉得,那个黄昏,好像比童年印象里哪天都暗都长,那种如临大敌的恐惧。结果我妈回来,发现之后居然大笑,跟邻居当笑话讲,我当时心理不是如释重负,而是莫名其妙的郁闷:“就这样?难道就这么过去了?”
  “但是,为了这样的恐惧去杀人?”我无论如何理解不了。
  他在冷风里走路,说话时气喘得很粗重。“你当年采访我的时候,有件事我没有告诉你,”
  他说,“我曾经有一次拿着菜刀砍我姐姐,如果不是他们拦住了我,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我意外,他在生活里几乎是懦弱的,一开始认识时,他都无法与人对视,在抑郁症治疗中心,当着众人面连上台去念一句诗都做不到。
  他说:“我内心是有仇恨的,因为大人老说我,老说我姐姐好,老拿我们俩比,所以我就要砍她。”
  “如果你觉得大人欺负你,那为什么你报复的不是大人?”
  “因为我打不过大人,但她比我弱。”
  “可她并没有伤害你?”
  “她向他们告我的状。”
  我听到这,忽然寒意流过胸口,想说什么,但没有说。我俩都有一会儿没说话。
  他停了一下,接着说:“从那以后,大人对我好点了,我是发泄出来了。但药家鑫没有。”
  我们挂掉了电话,几分钟后,我又收到他的一条短信,他说:“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其实刚才我中间有几次,很长时间没回你短信,是在写:如果是我小时候,那时的我也许会像他一样。后来又删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真不想再这样说我爸了,觉得不好,也不用这样说他,岁数大了不容易,何况他们都只是不会教育孩子。药家鑫不像我这么幸运,他就是没扛过去这几年。”
  六月七号那天。药家鑫的父亲与他见完面,走回家,从正午的电视新闻里知道了儿子被执行死刑的消息。
  他不看我,也不看镜头,眼光漫散向虚空,“我那天去还嘱咐他几句话,我说孩子,现在特别热,走的时候,你要把买的衣服都穿上,那边会很冷,他说我知道。那天去我还给他包了点校子,带了他爱吃的火龙果,就刮成瓤弄个饭盒给他。我走回家,人已经没了,我就不知道那个时候,他穿衣服吃饭,够不够,我想看看他。”
  当天下午六点钟左右,他写了微博。“好无助,希望大家哪怕是大骂也好。什么声音都是安慰。”抽泣堵在胸腔里,推得他身子一耸一耸:“这个房子,我回来时候这半拉都是黑的,没有任何动静的时候,骂声不也是声音,不也是一种安慰吗?当一个人走在一个深山,连一声鸟叫都听不见的时候,你是很害怕的。”
  我们走的时候,已经不早了,药庆卫留我们吃饭,说给你们一人做一碗西红柿面,我们通常不在采访对象家吃饭,这一次大家说好,人忙活的时候,能把心里的事暂时放下一会儿。
  我们几个坐在褐色的四合板桌子边。他把几个叠在一起的塑料蓝発子拔开给我们坐,在阳台的灶下面条,一面自言自语:“这两个月都没怎么动锅灶,面下得不好,都黏了。”
  家里没有别的菜,他炒了一小碗葱花,放在桌上给我们下饭,我说,让他妈妈也来吃吧。
  他木板板的脸,说不用叫了,脸上表情与张妙父亲一样。
  走的时候,他妻子还躺在药家鑫的床上,蚊帐放着,她搂着那只大狗熊蜷着。天黑了,药庆卫坐在桌边上,愣愣的,眼睛一眨不眨,脸都垮下来,松垂着,坐在半暗的房间里,我们招呼他,他才反应过来。
  节目播后,也有一些人在我博客里反复留言,说:“你为什么耍播一个杀人恶魔弹琴的样子?让他父母说话?”
  宋打断我时说过:我知道张妙是无辜的,但你现在的疑问是,药家鑫为什么会这么想?我在告诉你这个。
  二十三岁的宋尝试着以他的人生经验去理解同龄的药家鑫,并不一定对,但他打断我,是觉得,如果带着强烈的预设和反感,你就没有办法真的认识这个人。也难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药家鑫未被判死刑前,音乐人高晓松曾经在微博中评论:“即便他活着出来,也会被当街撞死,没死干净也会被补几刀。人类全部的历史告诉我们:有法有天时人民奉公守法,无法无天时人民替天行道……生命都漠视的人会爱音乐吗?”数万人转发他的话。
  一个月之后,高晓松作为被告出现在法庭上,他醉酒驾驶导致四车追尾,一人受伤,被判服刑六个月。
  六个月后我采访他,说:“也许会有人问你,一个生命都漠视的人怎么……”
  我没有问完,高晓松说:“我觉得我活该。每一个犯了错的人,别人都有权利把你以前的言论拿出来印证你。”
  他说他出事就出在狂妄上:“我早知道会撞上南墙,明明酒后的代驾五分钟就到了,非要自己开车走,这不是狂妄是什么?”
  他出身清华,少年成名,二十六岁已经开校同民谣的音乐会,崔健跟他谈过一次,说:“你的音乐当然很好听,但是你有一个大问题,你不了解这个社会,也不了解人民怎么生活。”他回答:“我代表我懂的那些人,你代表你懂的那些人,我们加在一起,就为所有人服务了。”
  他现在想起此事,说当年的自己“其实是强词夺理,就是我真的是对真实的人生缺少……我连敬畏都没有,就是缺少大量的认识”。
  与高晓松关在同一间牢室的人,有受贿的官员,行贿的老板,打人的贵公子,黑社会,偷摩托车的……从前没交集、不理解的人,现在关在一块,睡在一个大通铺上,每天轮着擦牢室里的厕所,擦得明光锃净。
  他原来觉得自己够文,也够痞,可以写“白衣飘飘的年代”,也能混大街,后来才发现,“你也就混混清华附近的五道口,那些混西客站的根本不知道你写的歌,也不认识你是谁。跟坐牢比起来,什么都是浮云,真的就是”。
  他用塑料水瓶,在盖子上扎眼做一个滴漏,刻下道子,整夜滴着,“有个响动,有个盼头”,用蘸汤的纸糊着圆珠笔芯当笔,趴在被子上写字,生病时有人把攒下的一块豆腐乳给他吃。“就是世间最大的情义”。
  看守所里,一只不知从哪里来的小猫,每天会从补充热水的小窗口里露出头来,人人都省下馒头争相喂它,“那个猫是个特别大的安慰,你觉得自己还是个人,还能喂别人。你会听到,隔壁的那个黑社会本来特别厉害,能听着在隔壁骂人,特别凶。就那猫一去了,他也叫,‘喵’,特别那个。”
  都是人,也只是人。
  在看守所的电视里,他看到另一起英菲尼迪车撞人案,长安街上,有人醉酒驾驶撞死四人,被判了无期徒刑,那个人也被舆论形容为“恶魔”,他认识那个人,是一个曾经与他合作过的舞蹈师,他知道那人生活里怎么说话,婚礼上什么样子,对职业的态度是什么。他看着这个新闻,后怕,也难受,第一次想,“那人也有可能是我。”
  采访完药家鑫和高晓松。编导和我都讨论过,要不要把舆论对他们的各种疑问都积累出来,再一一回答。
  我说:“我觉得还是只陈述,不解释吧。”
  老老实实地说出知道的那一点就可以了。
  何况我们知道的并不完整,不敢说这就是结论,我只知道他俩身上携带的病菌,人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
  王开岭是我的同事,他说过:“把一个人送回到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点,才能了解和理解,只有不把这个人孤立和开除出去,才能看清这个事件对时代生活的意义。”
  他还说了一句我印象很深的话:“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在很大程度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
  五年前,我和老郝曾在江西调查私放嫌疑人的公安局长,采访结束后我少年意气,曾发短信给她说“贏了”。之后这位局长被捕,三年后,老郝与公安部的同志一起去深圳拍摄,在监狱里见到他。
  他被判了十六年刑,剃了光头,穿着囚服坐在镜头前忏悔。
  老郝回来后对我说:“他没有认出我,他就是崩溃了,看着他号啕大哭,我心里特别复杂。”我没说话。
  这位前局长因为当过警察,在牢里受了不少苦。老郝向监管部门反映了这个问题,给他调换了一间囚室。
  我理解她。
  何帆曾是一名刑事法官。他说,自己刚进法院时,血气方刚,豪情万丈,认为刑事司法的真谛就是主持正义、荡涤邪恶。但是,他第一次亲临刑场,观看死刑执行时,临刑前,死囚突然对法警提出请求:“我可不可以挪一下位置,我面前有块石头,如果倒下,这石头正好磕着我的脸。”法警满脸迷惑地看了看在场监刑的法院副院长,副院长点一下头:“给他挪挪。”对在场所有人说了一句:“即使在这一刻,他们也是人,也有尊严。”
  日后处理死刑案件时,只要在判决前稍有一点法理、情理乃至证据认定上的犹豫,何帆说他都不会作出死刑判决。
  他读书时,抄写过民国法学家吴经熊一段话。
  上世纪三十年代,吴经熊曾是上海特区法院的脘长,签署过不少死刑判决。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当法官时,常认真地履行我的职责,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内心深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他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完人是没有的。”
  在这段话边上,学生时代的何帆给的批注是:“伪善。”
  如今,他拿出笔,划去那两个字,在旁边写上:“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