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息与娱乐
作者:权延赤    更新:2021-11-01 23:00
  毛泽东太忙,但是有自由;不想忙时可以不忙,去休息娱乐。周恩来太忙,而且没自由;不想忙时也常常被具体事务缠身而脱不开。我跟随总理几十年,他只是在1951年去大连养病,休息了几十天,就这么一次休息。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周恩来当然需要休息娱乐。我的感觉,他对休息娱乐采取的是积极有效、“公私兼顾”、目的明确的态度。
  概括起来讲,总理的休息娱乐,主要有三种方式和内容:朋友聚会、文娱活动、体育锻炼。
  朋友聚会被周恩来称作是“最好的休息”。
  进城后,我见总理不休星期天,曾劝他:“总理,星期天你尽量少安排一些活动,多休息休息……”
  周恩来嘘我一声,眯着眼摇摇头,用这个孩子气的动作表示。我讲的不通,没道理。
  然后才睁开眼望着我说:
  “你们对我还不完全了解。什么叫休息?我和文学艺术界朋友谈谈心,吃顿饭,与民主党派的人士喝酒饮茶聊天,这对我就是最好的休息。”
  想一想,总理讲的也有道理,这种休息往往比看一台节目还要心情愉快,甚至留下几十年难忘的美好印象。
  记得1946年在上海,国共谈判已经无望,周恩来为争取和平日夜奔忙,心力交瘁,我们都劝他休息一下。
  我说:“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该想的也都想尽了,现在急也没用,索性休息一下静观形势变化。”
  周恩来摇摇头又点点头:“该做的都做了,还不能这么讲。永远有该做的事情,没有都做完的时候。不过,急也没用,讲得有道理。我们去串串门,休息享受一下。”
  于是,周思来和邓大姐带我去了上海静安寺路廖梦醒的家里。
  这是很小很小的一套公寓,小得叫人想到玩具。好象一间住房也就几平米,肯定不过10平米,却又设施齐备。卧室、厨房、卫生间应有尽有;卫生间可以洗漱也有厕所马桶,给人“家”或是叫“窝”的感觉极浓。
  周恩来到了这里很随便,确实象到家了一样,洗手擦脸,该坐就自己坐,该帮就帮一把女主人,只有我像个客人需要别人关照。
  廖梦醒叫周恩来阿哥,叫得亲切、自然、随便。她的女儿叫李梅,文静漂亮,一看就是大家庭里出来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影响。
  廖梦醒请我们吃阳澄湖的螃蟹,鲜美极了。说实话,过去我从没享受过这样精美的食物。不过,也有不适应的地方,就是上什么饭菜都是小碗小碟,小得叫人不敢大张嘴,不敢“如狼似虎”地大嚼大咽地过过瘾。到了这样的小窝儿,面对小碗小碟,特别是见到周恩来、廖梦醒细嚼慢咽的文明样子,我不知不觉也就“文明”起来。过去当兵吃粮,大海碗也不过瘾,恨不能盆盆罐罐地吃饭吃菜才舒坦,才受用。现在,我也一点一点朝嘴里夹食物,慢慢地嚼,细细地。品;这种吃菜吃饭法,在嘴里嚼就嚼得消化吸收完了,几乎没有舒服痛快的吞咽感觉。天哪,这得哪一年才能吃饱?
  周恩来平时吃饭比我还快,可是到了这样的环境,他却像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一样,表现得那么潇洒、优雅、自然、适宜。我相信,他过去一定过过这样的生活。
  这种吃饭,最适合聊天了。谈形势,谈奋斗,谈前途;政治风云,战场风云,在这不到十平方的小天地里隆隆地卷过来,荡过去;有忧愁,有欢乐;有激昂,有愤怒;有热血,有温情,转眼间2个小时过去了。
  告辞之后,我随周恩来离开这一方小天地,返回思南路周公馆。
  “你吃饱了吗?”周恩来忽然问我。
  “嘿嘿,”我难为情地笑笑,“碗太小,不敢吃,怕一口不满就吃光了。”
  “吃光了还可以盛么。”
  “一口一碗我得吃多少碗?回头传出去,说周副主席的副官能吃30碗50碗饭,那多糟糕呀。”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朝上仰去,开心大笑。然后说:“广东人吃饭是最讲究的,都是小碗小碟。不过,我相信你不会再饿。”
  我下意识地摸摸肚子,真的,没有饿的感觉。
  “不饿了。”我说,“可是也没觉饱。”
  “什么叫饱了?不饿就是饱。”周恩来换上一副略带忧伤的神色,思考着说:“几千年了,中国的老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肚子整天是空的,好容易吃一顿饱饭,这一顿的标准一定要把肚子撑得圆圆的才叫饱。什么时候天下百姓再无饥饿,那就不需要吃一顿把肚皮撑得圆圆的了。撑得太多和饥饿过度一样,都不利于健康。我们的奋斗,就为了有这一天啊。”
  这一顿饭,这一番聊天,给我留下终生不忘的美好记忆,谁能说这不是最好的休息娱乐?
  建国后,廖梦醒又曾请过我和我爱人去吃饭。这种亲切宜人的气氛我又享受过几次。
  虽说每次都不敢大张嘴,放开肚皮过瘾,但每次都能感觉到一种休息娱乐的舒适安逸。
  于是,我又想起总理的话:不饿就是饱。想起总理的期望:愿天下人都能过上这样放松的生活,不要饿一年,才撑死饱死在春节那几天。
  进城后,廖梦醒常给“阿哥”周恩来送些吃食。东西不多,有点送点,经常送点,据说广东人习惯这样。
  宋庆龄也知道总理喜欢吃阳澄湖的螃蟹。她每年8、9月份,都要带些阳澄湖的又大又肥的螃蟹来北京,带来了就给我打电话。
  若是宋庆龄亲自来送螃蟹,那就是周恩来亲自接。但大多数都是由隋副官送,由我接。他们不托人代送,我们也不托人代收,因为这是入嘴的食品。那时受苏联影响。苏联对于食品都严格要求经化验之后才能送领导人吃,我们对于食品也有严格要求。
  总理收到螃蟹,有时同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有时请陈毅、张茜一道来吃。
  周恩来喜欢交友,可以说朋友遍天下;他喜欢与朋友聚会,吃饭、饮酒、品茶、聊天。
  党内干部,在我的印象中,朱德、陈云、董必武、陈毅、李富春、王稼祥以及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王震、陈郁(曾任煤炭部部长)、乔冠华、王炳南、章汉夫,以及地方负责人陶铸、欧阳钦、曹获秋、潘汉年等,都是他的座上客,聚会来往较多。其中,与陈毅关系更密切些。
  比较而言,与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这种朋友聚会更多些。这种聚会交往的朋友多得我都数不清,其中,文艺界人士以郭沫若为最密切,民主人士中以张治中、傅作义来往最多,友谊更深些。
  周恩来喜欢陈毅的性格,说他刚烈而不失潇洒,豪侠而不乏文雅。周思来推荐陈毅顶替自己担任外交部长。陈毅讲话常常热血沸腾,任由激情自由奔放,有些话按照官方标准来衡量,难免讲得有些出格。就有人向周恩来报告,说陈毅讲话像放炮。
  “不要怕放炮么,放炮才能吸引人,震撼人。”周恩来很欣赏地说:“他比我讲得好,大气势,很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威军威。”
  “可是有些话走嘴,讲得不很恰当,不够准确……”
  “句句准确,句句恰当,就不会有这样的大气势,也不会这么吸引人,震撼人了。”
  周恩来加重语气说:“要看整体效果。他讲的很好,比我有气势,比我讲的效果好。”
  周恩来不但肯定、支持陈毅,还约请陈毅一道出去游玩,一道吃饭。这对陈毅是极大的支持。
  那天,陈毅兴致极好,嗓门大、笑声高。周恩来见朋友高兴,自己更高兴。
  “陈老总,你兴致来了。”周思来高声提议:“你能不能来首诗啊?”
  “总理来,总理来。”陈毅忙不迭谦让总理。
  “我不行,”周恩来摇头,“我对诗没什么研究。”
  “总理是一定要叫我出丑哟……”陈毅作出一副被迫无奈,勉为其难的可怜样儿,其实他心里早就鼓涌起诗情,想找机会“发泄发泄”了。总理再了解他不过,所以根本不再多说,该走就往前走,该看就往前看。果然,没多大工夫,陈毅在他旁边放开了嗓门,以四川人那特有的富于音乐色彩的声调,抑扬顿挫地诵起一篇新作。这种新作,即席即兴之作,往往粗糙一些,但情真意切,常会博得总理喝彩或夸赞,个别地方也有所提议指正。陈毅回家后肯定会对这种即兴之作再来番“细琢磨”,“精加工”,然后写成文字送主席、董必武、朱德、叶剑英等诗友看。
  公开发表的陈毅诗选有不少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出来的。
  总理喜欢陈毅,陈毅也了解总理,并且知道总理喜欢自己。别人不敢跟总理讲的话,不便提的要求,就来找陈毅,请陈毅出面帮忙。
  比如我遇到几次,贺龙元帅想请总理去看看他的体育健儿,不好张口,就去找陈毅。
  “主席和总理不是刚去看过的吗?”陈毅问。
  贺龙与陈毅关系深,根本不作解释,两个手指捏着陈毅的衣袖,扯一下说一句:
  “帮帮,帮帮。晚上见。”
  贺龙丢下陈毅就走,不给陈毅叫难的机会。陈毅也了解贺龙。战争年代,贺龙是有名的爱兵如子,当了体委主任,只要他的“兵”想见见毛主席、周总理,他一定想方设法满足这些“兵”的愿望。自己不好出面请时,就让陈老总出面。在我印象中,只要陈毅出面去求请周恩来,周思来没有不答应的。
  我们也都喜欢陈老总,因为他常能帮助我们做工作。比如陈毅爱看川戏,爱听音乐,常来拉总理一道去看。友情深,陈毅的嘴巴又会讲,常搞得总理再忙也得跟他去看看,这就达到了我们做多少工作也达不到的目的。
  我们尤其喜欢陈毅的是,他来了常常不谈工作,专挑轻松愉快的话题聊,常聊得总理轻松愉快,甚至开心大笑。所以,我们都支持总理和陈毅聚会聊天。总理常到陈毅家作客,陈毅也常找总理来小酌闲聊。
  每次这样的聚会聊天之后,总理都像刚度假回来一样显得精神焕发。
  有人说,朋友聚会一定要同性情相投的人在一起才好,否则很累。
  总理则不然。只要是同志、同事、朋友,尽管千人千性,脾气作风各不相同,他都谈得来,都愿意尽可能多交往,多相聚。像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位勤奋严肃、组织纪律性极强又不苟言笑的人;朱德是温和宽厚,慢条斯理;董必武一身古香古色;彭德怀威风严厉又血性十足;陈老总热烈坦率,经常发个牢骚提点意见;黄克诚不修边幅却又只唯实,不唯上;陈赓、刘亚楼骁勇善战又大大咧咧,不拘小节;所有这不同性格、不同风采的人,周恩来都谈得来,处得感情深。
  有几次,周恩来迎客时,粲然笑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那愉悦开心的样子使我渐渐体会深一些,就是人有社会性,所以这种欢聚当然带了休息娱乐的性质。然而,真正使我认识更深,还是在同志、同事、朋友遇到困难、麻烦、甚至危难时,周恩来仍然坚持相见、欢聚,这才使我有了新的感受。
  熊瑾玎是周恩来的朋友。在重庆地下党工作时期,他担任《新华日报》的“老板”,被大家称为“熊老板”,久而久之,成了专用词。好象我们共产党内只有这么一位“老板”,被大家叫到去世。老板两字也表现出了他为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他的夫人朱端绶自然成了“老板娘”。
  周恩来、董必武、熊老板十几年坚持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风雨同舟,友情极深。
  比如周恩来父亲去世,痛哭而发脾气时,只有董必武、熊老板敢去劝说;董必武跟儿子赌气,发火打儿子时,夫人不敢劝,就请周恩来和熊老板来劝,一劝就灵。30年代末,年代初,他们朋友相聚的机会最多,次数也最多。建国后,忙里抽闲,也常有聚会之乐。
  年,熊瑾玎和他的夫人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大老板”和“资产阶级老板娘”。
  就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没有忘记友情。
  那天,周恩来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体力精力都渐渐不支……我们劝他:“总理,该休息休息了。”
  连劝几次,总理停下工作,“昭”一声,搓搓脸立起身。他没有绕办公桌快走,也没到室外运动,而是朝台历俯身伸手过去。
  “休息休息。”总理一边说一边翻着台历:“熊老板该过生日了……”
  他朝日历盯视片刻,掀起眼帘对我吩咐:“你准备两瓶茅台,我们去看熊老板。”
  东城区大典胡同,熊瑾玎的门前,除了大字报大标语的残痕,真是门可罗雀。那时“抄家”的风潮已过,这里对红卫兵失去吸引力,便再没有什么人对这里感兴趣了。
  我们上前轻轻敲门,总理走过来,紧挨院门站好。工夫不大,门被打开,熊老板夫妇一前一后站在门内愣住了,痴痴地望着总理。
  “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到我们家里来呀!”熊老板终于冒出这么一句,不知是担心总理的处境还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怨懑。
  “同事加朋友,怎么能不来?”总理像平时一样亲热随便,毫无运动中普遍发生的那种“一觉醒来全陌生”的情景和感受,进门同老板、老板娘握手:“我来看看你们。
  顺便给咱们老板过个生日么!”
  “过生日?”熊老板喃喃。
  “我没记错吧?”总理笑容可掏,“我带来两瓶茅台。”
  “周公……”熊老板哽住了。他用重庆时候的称呼来叫总理,当年的情谊一下子全在眼前重现,泪花便在眼眶里闪烁起来。
  一向热情好客的老板娘激动地不停搓手:“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吃什么呀?”
  “哎,你不是很会煎荷包蛋么,在重庆我们也没什么东西呀,老板娘。”总理兴致勃勃地说:“花生米,花生米总有吧?”
  “有有,你就爱吃花生米,还是没变。”老板娘高兴得泪水一个劲往下淌,却又笑得合不住嘴,腿脚变年轻地往厨房走:“我这就去给你们炒!你们聊,你们先聊……”
  总理握住熊老板的手,含义无穷地望着他点点头:“老板,要多保重啊,看远一些,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熊老板脸上出现了红晕,用力地点头,那双阴郁的眼睛重新焕发出光彩。
  这次朋友相聚,给熊老板注入了生活的希望和力量,带来了慰藉和欢乐。而总理呢?
  坐上车时,轻轻地舒了一口长气。他来给熊老板过生日,本身就是无言的表态,谁再说熊老板是资产阶级大老板,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因为他们必须把周总理和熊老板加在一起来考虑分量。
  总理坐在车上,始终带着一种静温无言的遐想和忆念的神情,并且为自己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而获得一些平静。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老诗:使别人欢乐的人自己最欢乐,使别人幸福的人自己最幸福。
  于是,我对总理把朋友聚会看作最好的休息和娱乐有了新的理解:你能把欢乐和幸福带给别人,你自然会得到欢乐和幸福,只有心性温和、慈爱、善良的人,才会产生这种感觉和追求。
  再进一步想,中国还有句老话是“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隐私,不念人旧恶”。总理就是这样待人交友。
  我想起梁漱溟。1946年国共谈判时,周恩来曾由于梁漱溟的“不讲信义”,“对不起朋友”而声泪俱下,痛加斥责。但是,1953年梁漱溟公开顶撞毛泽东时,周恩来又千方百计代为缓颊,保护其过关。
  我想起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与校长张伯苓关系亲密融洽,星期天总要到张校,长家去请教并长谈,张伯苓很喜欢他,常留他吃饭,吃天津风味的贴饼子,煮稀饭,熬小鱼。张伯苓常对亲友同事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可是,这位最好的学生却参加了共产党,而张校长却以社会名流参加了国民党政府。共产党被骂作“共匪”时,这位老先生把他当校长时的学生周恩来从“同学录”中删除。共产党坐天下后,他给周恩来写信,说“正在闭门思过”。周恩来不念人旧恶只念人旧情,派飞机把张伯苔由重庆接回天津,表示慰问。张伯苓先生去世时,周恩来亲自赶往天津吊唁,悼念这位母校的老校长。
  我想起……善良使人心平,慈爱使人气和。
  心平气和就是一种休息,就能带来快乐。
  同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聚会更多些,因为这种聚会不仅是休息,本身就包含有统战工作的意思,何况聊天时还可以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解决一些问题。
  在中央领导人中,周恩来结交的文艺界朋友最多,举凡有些名气或虽然名不见经传但确有所长或有某种代表性的人物,他几乎都认识,并且多数都交了朋友。像郭沫若、茅盾、巴金、艾青、曹禺、蔡楚生、田汉、阳翰笙、夏衍、白杨、张瑞芳等等文艺界老战士,无不与周恩来建立起深厚友谊。
  比如张瑞芳,在我记忆里她的入党都是周恩来介绍的。那是1946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周恩来把我叫去,单独嘱咐:“何副官,你去陵江门接一下张瑞芳,要注意安全还要保密,决不能带尾巴。”
  我记得张瑞芳当时是住在陵江门一座国民党修建的公寓里。我去之前,首先设法甩掉国民党特务,确实证明没尾巴了,才猛插公寓接走张瑞芳。带张瑞芳到周恩来那里,她高兴得不得了,我记得是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周恩来在重庆结交的这批朋友,来往密切,友谊深,彼此很随便。直到建国后,周恩来当上总理,与这些人仍是朋友相交,相互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从没因为地位的变化而变得疏远或冷淡。
  从我的感受,周思来和邓大姐老两口的生活太单调,太寂寞,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两个人都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要说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也不真实。
  逢年过节,老两口有点空闲时,那种单调寂寞就会显得突出。总理害怕这种寂寞,寂寞往往会使人生出莫名的孤独与忧伤。所以;年前节前,只要估计有点空闲时间,我们必要给总理安排一些活动,不能叫他“闲”。
  总理自己也注意不发生“闲”,一得空儿,必要提出名单,请客人到家来聚会,特别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一来,西花厅就热闹起来,活跃起来,总理就会忘掉寂寞,快活起来。
  有子女的首长们,劳累之后巴不得有两天清闲,与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没有子女的首长,如果生性孤僻,也就不容易理解总理。比如彭德怀,在军营中过惯了硬梆梆、简单明确的制度式生活,对于总理喜欢与文艺界人士交往,就产生一点看法。说过一句两句难听的话。不过,他本来就是厉害人,敢骂娘,敢为民请命,也难免敢翻脸把人闹个难堪。有些高级领导高级将领因此对他意见大些,周恩来却从来没有为个别一句两句话生出意见或看法,相反,对彭德怀更加喜欢,常对我们工作人员说:“那才是个好同志呢,有啥是啥,怎么想就怎么说,你叫他装假他都装不出来。”
  周恩来常去彭德怀住所串门看望,同时也继续与文艺界广泛结交来往;他不因为彭德怀的难听话而疏远彭德怀,更不会因为彭德怀的偏见误解而断绝与文艺界的朋友聚会。
  周思来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而生活,不是按照别人的议论或想法去生活。
  正因为如此,文艺界人士、民主人士,有什么事,发生什么矛盾,首先想到的都是周恩来,请周恩来帮助解难。
  记得有次接到一个电话,大声说要找总理。
  “总理正忙,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张治中。请你向总理报告一声,我找他有急事。”张治中的声音有些异常。
  想起当年军事3人小组的活动,天天一道坐飞机,想起“不要忘了我张治中3次到延安”,我决定报告总理。
  此类事,只要我们报告,总理是不会不马上接电话的。
  “文白兄吗?”总理听到报告,马上接电话:“我是恩来呀。”
  “哎呀,总理啊,”张治中刚听到周恩来的声音,立刻像个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一样叫起来:“请你转告郭,要笔下留情啊!”
  “怎么回事啊?文白兄,你不要急,慢慢讲么。”
  “我已经给总理写去一封信,就是郭沫若先生那个洪波曲,请他笔下留情!我张治中罪该万死,遗臭千年,也还不敢有计划有预谋地加害恩来兄。我若是这种人,以后还好见总理吗?……”
  看来张治中是真恼火了,不称郭老、郭先生,让转告“郭”。原因是郭老写的那部“洪波曲”,里面写到了抗战开始时长沙那场大火,说这场火是国民党有计划有预谋地要烧死周恩来。烧这把火时,张治中是湖南省主席;要说有计划有预谋,这个计划者、预谋者自然少不了有湖南省主席这位地方政府最高长官。
  “文白兄,郭先生决不会是要伤害你,他写的是小说,文学作品,不是史料,不是作历史评论。不妥之处,我马上转告郭先生,设法补救,文白兄这边也要息怒,互相多谅解……”
  周恩来放下电话就又给郭沫若先生打电话。郭沫若先生叫屈说,写这件事时,脑子里出现的只是蒋介石,并没闪过一点张治中的影儿。何况书已经出来,无法再改,只能请总理代为缓颊了。
  张治中和郭沫若都属于总理最亲近的朋友这一圈里的人物,无话不好谈。总理便去张治中家作客,不送东西,送东西就见外了,就是看望,吃顿饭。
  饭后,总理说:“文白兄啊,要说有计划有预谋烧死我,我再不怕死也不敢来讨饭吃。这段历史还需要多解释吗?”
  “无须再解释。”张治中承认。
  “我看文白兄不是怕郭先生的书,是怕老百姓议论猜测。人言不是史,人言不足畏;既然书已经出来了,文白兄还是要看其主要内容和思想,个别地方说法不准确不妥当,容他日后再版时修改,你看可好?”
  “我并没叫他焚书。”张治中终于谅解了。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总理到民主人士家里作客是常有的事。总理自己不过生日,但很乐于为民主人士祝寿作生日。比如给傅作义过生日,我就跟随总理去过几次。
  那时傅作义住在小酱坊胡同,总理去时,不送寿礼,就是看望、聊天、吃饭,与往日朋友聚会的那种亲热、密切气氛一样,只是多两句加寿的吉利话而已。
  这类朋友交往,总理始终保持了一诺千金。所以,只要答应去,哪怕临时发生了再大的事,最后还是要赶去。比如前面章节里曾写到总理答应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家吃饭,大家等到晚上10点,总理仍然末到,就没一个人脑子去想总理可能不来了,只想他一定遇了大事,要晚到。结果,总理10点多赶到了,原来是被主席叫去了。从毛主席那里一出来,立刻赶往杨尚奎家。所有人都坚信:“总理只要说过,就绝不会忘,一定会来。”
  总理这一生,答应过的事情忘记了,大概只有过一次。至少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在议论中,只扯出这么一件事。我从1940年跟随总理,到他逝世,再想不起第二件答应别人以后又忘记了的事。
  那是1957年左右的事。在一次集体活动的场合,人很多,总理不停地与人招呼,不停地与人交谈,各种信息都朝他这里汇聚。其中就有傅作义部长,他说:“6月29日是我生日。总理,想请您到我家里吃顿便饭,不知行不行?”
  “62岁生日,对吧?”总理连连点头,“好,我一定去。”
  这一天收到的信息量太大,距博作义过生日还有两个星期,到了那一天,总理恰好忙了23个小时,上床服了安眠药,睡觉了。
  傅作义深知周恩来一诺干金,从认识起,没出现过失信,所以生日这天作了总理来参加的准备。工作人员提醒说:“当时只是随口问一句,这都两个星期了,总理会不会忘了?”
  “不会。”傅作义充满自信,“打从我认识他,他就没忘过事,没失过信。”
  幸亏亲属和工作人员不像傅作义与总理接触多,他们只按常理想事情。照常理,事隔两个星期,总该再问问。就算对方没忘记,两星期前只能算打招呼,办事这天还该再邀请一下才合礼。所以,他们在中午11点给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话讲得很巧妙:“傅部长今天过生日,总理今天是否能抽出时间参加?”
  那天成元功值班,他翻翻日历又看看小黑板,没有记录这项活动,也就是说,事先没作安排。所以总理连续工作23个小时后就上床休息了,没有坚持28个小时,再参加一下傅作义的生日餐,然后才休息……不过,成元功是细心人,听对方口气,分明总理是答应过的,而总理又是一诺千金的人,所以他没有因为总理已经入睡而回答不行,只说:“请等一下,我去报告。”
  成元功向邓大姐报告,邓大姐明白总理一诺的分量,对成元功说:“告诉他们,总理去,稍晚点儿到。”
  点半,邓大姐将入睡不足1小时的总理唤醒。
  以往,总理被叫醒,不是主席找就是国家出了大事。总理眼圈充血泛红,一边看表一边问:“有情况?”
  “傅作义今天的生日,”邓大姐问,“你是答应去吃饭了吧?”
  “嗅,嗅,是答应了……两个星期前就答应了。”总理一下子精神起来,匆忙穿衣服,“哎呀,糟糕糟糕,怎么会忘,怎么会忘了呢!”
  总理匆匆驱车进往小酱坊胡同,参加傅作义将军的生日聚餐后回来,兀自歉疚地喃喃不已:“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这还是第一次忘事情!”
  我说:“反正又没误。”
  总理不自安地说:“答应了人家的事情又忘记了,就算没误也是对不起人家呀,答应了怎么能忘记呢!”
  总理就是这样的朋友交往,一诺千金!
  总理喜爱的文娱活动很多。他是个爱玩又没时间玩的人;兴趣广泛又不能不压制兴趣,甚至忍痛将其窒息掉。
  总理喜欢唱歌、跳舞、读小说、作诗、看电影、看戏剧以及下棋打牌。
  在人民大会堂,在建设工地,在许多群众集会的场合,历史都为我们留下了周恩来指挥大家高歌的镜头。
  周恩来喜欢唱歌,也喜欢听歌。他的听歌、唱歌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一致之处是,他喜欢听喜欢唱民歌,不大喜欢“洋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美声唱法。听这种歌他从来不跟着唱,也不会像那样用嗓。
  他曾对我说:“这是一种很好的艺术,但不适合我。这种洋嗓子听着不舒服,洋嗓子和我们革命的历史联系不大,唤不起美好的回忆。”
  周恩来毕竟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有他独自的经历,当然也就有他自己的爱好和选择。
  就像生活中好姑娘很多,但未必好姑娘就可以成为好妻子,每个人还有其他性格、知识、经历、交往等许多考虑。听歌唱歌也是这个道理。
  周恩来喜欢听信天游,听到这种曲调便会生出莫名的激动,两眼闪出湿漉漉的波光,头轻轻地点出节拍,神情里流露出一种静谧无言的喜悦和舒心惬意的遐想。
  但是,他很少唱信天游。从东北到云南,从新疆到台湾,所有的地方小调他都喜爱听,但极少放开喉咙高歌,这就是听与唱的不一致。
  他喜欢高歌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长征组歌》、《洪湖赤卫队》、《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等等激情澎湃,热烈奔放的歌。特别是《长征组歌》和《洪湖赤卫队》,简直可以说入迷上瘾,时间久听不到就难受,疲惫不堪而闭目小憩时,嗓子里必要哼哼这些歌曲。
  他爱看爱听“长征组歌”,有演出尽量设法去看,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组歌就会“入歌”用手轻轻击拍,或哼曲,或小声跟着唱。我的记忆中,他最喜欢“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无论是在剧场还是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这里便会击出一个重音,无限感慨地把头点一点。
  有一次,我见他独个儿在办公室听这支歌,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他身体各部位都随着音乐的节奏有所动作,仿佛全身心都融入了旋律之中。我忍不住问:“总理,这一句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他睁眼看看我,笑道:“不是经过长征,那是听不出这一句的、美妙境界的。”
  我是经过了长征的,但我在四方面军,没有跟中央红军行动,自然缺少总理这样切身的体会和感受。
  对于总理的听歌和唱歌,有人形容为:“小气候里迟逐流动,大气候里震荡奔放。
  对各地民歌小调,总理喜欢沉醉一般悄悄欣赏;全身心地松弛,独个儿追逐体会着那感情的跳跃,意识的流动,仿佛渐渐走入一个美妙而古朴的童话世界,充满了花草的温馨和泥土的芬芳。这就是“小气候里追逐流动。”
  大气候里震荡奔放,那是带着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气势和力量,是一名职业革命家壮怀激烈,“仰天长啸”的抒发情怀的表现。也是宣传鼓动群众与自己一样激荡起豪情和热情,团结、奋斗、向前的真情流泄。
  周恩来是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在某些作品里,常把周恩来工作中的严肃、谨慎、细致,笼统到整个生活中。其实不这样;休息时,哪怕是群众场面,只要不是办公事,他都是活泼又活跃。在老干部中,“活跃分子”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往往指革命队伍中上下组织,左右联络,出头露面进行宣传鼓动的同志。在中国的领袖群中,周恩来几乎可以称为唯一的“活跃分子”,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常常按捺不住地放开歌喉,甚至要指挥起成千上万的人一道唱。更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乐于自告奋勇,教同志们唱“志在四方”,唱“长征组歌”。
  过去有许多影视资料和报道文章都记录过周恩来带领群众放。声高歌的情景,无须多讲。我这里想讲一点的只是他这样做,丝毫没有什么做作或工作需要,那确实是一种感情洋溢,需要释放的再自然不过的表现、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965年6月,周恩来出访坦桑尼亚。这是中国民航第一次走出亚洲,走向世界。飞越天险喀喇昆仑山时,总理临窗,放眼远望:群山绵延,突兀颠连,好象维系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一样机妙玄奥,深不可测;又像鉴证着大自然不可思议的雄伟创造。冰峰林立,白云徜徉其间;碧空万里,与皑皑白雪上下辉映,幻化流转着七彩光芒。
  总理的眼里像起了惊雷电闪,光彩照人。他的胸脯开始起伏,那是激情进发前的沉默。他连续几次长长地叹息,仍然无法平息心潮的起伏,便从胸腔里发出了浑厚的低沉的歌声:“红岩上红梅开……”
  他唱的第一声像呻吟一样带着隆隆的胸膛共鸣音,并且马上停住了,轻咳两声,好象有些不自然,目光朝我们一扫。我相信他是从陶醉里刚刚醒来,明白了自己是在飞机上,是在一群随行人员之中;他把目光再次投向窗外时,千仞冰峰在脚下蜕起、跃动;滚滚而来、层出不尽。于是,那无法按接的激情便第二次喷涌而出,并且一发而不可止。
  那成了真正的引亢高歌;总理是彻底放开了嗓门,歌声萦绕在机舱里,在我们每个人心头引起强烈的经久不息的回响。于是,总理的独唱自然而然成了我们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合唱: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总理喜欢民族歌曲,自然也喜欢京剧及各种地方戏剧,喜欢看各种国产影片。
  对于戏剧,我曾问过周思来:“总理,你喜欢京剧还是喜欢越剧?”
  总理说:“都喜欢。”
  我问:“比较起来,更喜欢哪一个?”
  总理一笑:“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话剧。我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演过话剧。那时学校还不够解放,男女分校,我们演剧没有女角,就由我来扮……我们演得很成功。”
  总理天天看报纸,天天必看各剧场的节目预告。无论哪一天,你随便问总理:“今天吉祥剧院演什么戏?”总理肯定可以马上告诉你。
  有一次我问:“总理,你看那些剧场节目预告干什么?”
  总理笑着叹口气:“看戏是享受,想戏也是一种享受呢。”
  我含笑作一个总结:“很少有总理没看过的戏,也很少有总理看完全场的戏。”
  总理听罢哈哈大笑,频频点头。因为我这一句话道出了实情。总理酷爱看戏,没有什么戏不想看,但他“官身不由己”,想看也看不完,太忙了。或者晚到;看个尾巴,或者早到,看个开头就马上要赶去参加会,有头有尾地看完一场戏实在太少,有数的几场而已。
  有的老同志说我有办法叫总理休息,其实这办法就是“假公济私”,“投其所好”。
  什么是“假公济私”?就是把休息和工作搞得界线不分。凡有新电影,新戏剧出来,我们总要找出各种理由原因,安排总理去审查新片新剧,并且尽量“上纲上线”,说这是对文艺工作者是否关心、重视、支持的大问题,说作者和演员如何如何已经准备听取总理的意见,如果不去看就会挫伤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甚至是不利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云云。
  这样一来,总理就不审查也得审查,不休息也得休息几个小时了。
  所谓“投其所好”,就是按照总理对休息的解释,满足他的那种“休息”。比如把作者、演员请到家里来,同总理一起吃顿饭,聊聊天;自然是聊戏,聊演员的生活。这样聚会一次,解决了剧团的问题,也达到了让总理休息一下之目的。
  读小说对总理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和娱乐。总理早在刚刚结束童年步入少年时,就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名著。他曾对我说:“读小说和办公,用的不是一个脑子;办公办累了,看看闲书也是休息。”
  总理看电影看戏看小说的故事很多,特别是文艺界人士写过许多回忆文章。我这里只想讲两件事,说明我们的总理,即便休息娱乐,也保持着鲜明顽强的民族性。这对于刚刚结束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尤其重要的。
  记得1950年1月20日,我跟随总理赶赴莫斯科,参加与苏联的谈判时,中苏正号称“磐石般的团结”,也就是铁板一块了。像我们这一层的人,单纯热情,一说苏联老大哥,那就一切光明,一切友好。记得那时斯大林的威望不得了,只要喊起他的名字,人们就可以前仆后继,不惜任何牺牲地冲锋向前。他在苏联人心目中是神,在中国人心目中也是神。但是,毛泽东与周思来与我们的心态显然不同,思考问题远不在一个层次一个水平线上。
  毛泽东只跟斯大林谈,不参加与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人的会谈。这与其他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是第一个当仁不让地把自己放在与斯大林完全平等的位置上。
  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建立的崇高威望,使他原有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更突出了些。毛泽东到莫斯科,离莫斯科,斯大林都没参加迎送。这样的结局毛泽东是不能接受的,他那强烈而鲜明的个性,使他当面向斯大林提出请求,坚持让斯大林去自己所指定的地点参加中国举办的答谢宴会。斯大林说他从来没有出去到别人确定的饭店去赴宴。
  毛泽东坚持斯大林应该给自己一个例外。
  结果,斯大林第一次屈从了别人的意志,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记得周恩来为此十分兴奋,对宴会作了许多具体指导。我至今鲜明地记得那天的气氛:欢快、隆重、庄严。
  来宾非常多,有各国大使和苏联的高级将领及部长们。
  显然,这些部长、高级将领、大使们也是轻易见不到斯大林,都激动得不能自己,焦急盼望着能看一眼斯大林。
  在一片喧腾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大使们议论中的两句话:
  “斯大林与毛泽东相见,在世界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毛泽东厉害,能把斯大林请出来;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没能做到,没能如此。”
  斯大林出现时,那些大使,那些部长、将军们都像孩子一样争抢着一睹斯大林风采,并不像现在某些作品出于政治原因所描写的那样。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所有人都是发自内心地欢呼,夹道迎着斯大林鼓掌,拼命挤前一点,就是想多看一眼,那是真正的崇拜,没有伪装和做作,见到斯大林与毛泽东站到一起时,多少人流下了泪。真流泪假流泪,真欢呼假欢呼,真激动假激动我还是分得清,看得明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年后,那种欢呼万岁已是越来越假,越来越口是心非。岂止我看出来,绝大多数人都清楚,只是不敢说或不能说罢了。
  现在没有什么不敢说或不能说的。实事求是讲,1950年我见到的所有欢呼者,流泪者,都是至倩至性的真实流露,决无半点虚伪假装。
  就在这样的中苏友谊,这样的热烈亲密中,总理却没有生出盲目性。去莫斯科的列车上,他连续阅读获斯大林奖金的小说《旅顺口》。一般人读这本书,一听获斯大林奖金,便盲目跟着喝彩、叫好。周恩来没叫好,越看越皱眉,最后把书一摔说:“满纸胡说八道,这种书居然还获斯大林奖金,可见苏联也并不是什么都好,什么都对。”
  到了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之际,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担心敌人在辽东半岛登陆,利用工作之余读这本《旅顺口》,想从中得到一点在辽东半岛设防的启示。
  在一次聊天中,周恩来听说雷英夫对照地图看《旅顺口》,就问:“你读这本书感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雷英夫说,“不像外面吹捧那么好,我是为了研究战争参考着看一看。”
  “这本书很糟糕。”周恩来评价说:“很糟糕的书还获得斯大林奖金,获得某些人喝彩,那就更糟糕,简直是糟糕透顶。”
  “总理看过这本书?”
  “我是今年一月去莫斯科的路上看的,印象坏极了,有些地方简直看不下去,真正的中国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会盲目地跟着去吹嘘。”周思来很少有地掰了一下手指:
  “第一,这本书是吹嘘沙俄侵略战争;第二,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说这是掠夺性、反动性战争,这本书却仍然大加宣扬;第三,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第四,书中歌颂的英雄马卡洛夫,是个拥护沙皇反动统治制度及其侵略政策的家伙。有这4条,这本书是什么货色就很清楚了。他们就是改不了的大国沙文主义!”
  在那个“一边倒”的年代,张口闭口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总理讲出这样的话,确实给我们发热的头脑降了降温。知道“斯大林奖金”也不能迷信;他们搞大国沙文主义,搞民族主义,我们也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再不能有丝毫的奴颜媚骨。
  正像周恩来所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在娱乐中他也从不忘记。
  年我随周恩来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出发前,他特意关照,让把我们新拍摄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带上。
  会议期间,我们先放映了纪录片《1952年国庆节》。这部纪录片受到热烈欢迎和赞叹,一位瑞士记者在报纸上报道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进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影片结束后,观看影片的记者们纷纷围过来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祝贺,讲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赞美话。连英国的记者也承认:“再也不能拿1949年以前的眼光来看中国了。”
  但是,美国一位记者却心怀敌意地说:“这部影片不能不叫我们担心,中国是不是在搞军国主义?”
  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早有准备地说:“他说我们搞军国主义,我们就再给他们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看他们还有何感想?”
  大家听了这个决定,心里都没谱。前些日子周恩来请卓别林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客人都是文艺界或与文艺界有关的人士,这些专门人才都看懂了而且兴趣很大,当时演出效果很好。但现在请政府官员和记者看,效果会怎么样?是否会应了那句话——洋鬼子看戏,傻眼了。
  负责这项工作的新闻联络官是熊向晖同志,他对这件事有过回忆文章。为了洋鬼子看戏不傻眼,他请英文翻译将剧情和主要唱段写成了一本16页的说明书,剧名也译成英文《梁与祝的悲剧》。
  熊向晖兴冲冲地向总理汇报他创造性的工作。
  “这才是党八股呢。”周恩来没有表扬他,反而批评说:“你也不看对象,在那里对牛弹琴!”
  熊向晖始料不及,被批得发怔发痴。
  “十几页的说明书,亏你想得出来。”周恩来吁口气,放缓声音:“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你那本说明,又不是上政治课,还要发讲义。”
  熊向晖眨眨眼,噗嗤一声笑了:“叫我说,给洋鬼子看戏,本身就是对牛弹琴。”
  周思来也笑了,笑得文明而又开心,不慌不忙说:“琴还是要弹,不但有政治意义,也是传播我们的民族文化么。问题是你怎么弹这个琴?你用十几页说明书去‘弹’,那叫‘乱弹琴’,我换个‘弹’法就能弹通,你信不信?”
  “怎么弹?”
  “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就行。”
  “什么话?”
  “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影片——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噢……”熊向辉似有所动,点点头又摇摇头:“这样……行吗?”
  周恩来把手一挥:“你就这样办好了,保你不会失误。如果失误了,我送你一瓶茅台酒!”
  “行,一瓶茅台酒!”熊向晖打赌似地说。如果总理的话真灵验,输一瓶茅台酒是完全值得的。
  放映那天,各国记者早早就都来场了,座位坐满,过道也站了人。看来,都想看看中国怎么也有个罗米欧与朱丽叶?总理这个法子想得不错,有悬念,吊胃口,可是,成功不成功还得看过电影才能下结论……开演几分钟后,奇迹发生了。观众并没“大失所望”地离开或不满地发牢骚,这次全场静悄悄,观众都如石雕一般纹丝不动,灵魂早巳进入影片剧情之中。看来人类不分种族肤色,不分地区时代,不分阶级信仰,确实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属于全人类的情感和思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米欧与朱丽叶》都是循着这种人类共同的情感发展着故事,所以,无论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大家都被剧情所吸引,为绚丽缤纷的画面所陶醉,为温馨委婉的唱腔所倾倒,为飘逸袅娜的舞姿所征服,更为人类历史上,任何地区任何民族都不曾避免无法躲过的爱情悲剧所感动。当演到“哭坟”和“化蝶”时,观众的情绪也达到顶点,影院里一片抽泣声……影片结束后,华灯复明。一个极少见的情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如痴如醉的观众还沉浸在梁山伯与祝英台深挚哀怨的爱情悲剧之中,为他们的悲剧流泪不止。这种悲伤的默哀足足保持了一分多钟,什么人鼓了一声掌,刹那间像起了暴风骤雨,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并且伴随了阵阵的欢呼声。
  英国记者说:“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更感人!”
  比利时一位记者说:—“简直忘了是在看电影,好象我也到了梁祝身边。”
  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还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这种时期就拍出这样充满美好感情的影片,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而所有这些对中国戏剧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确实是靠了总理那一句话。
  而这一句话,又说明总理.对我们民族,对世界各民族,对整个人类,有着何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啊!
  在总理的文娱活动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作诗。可以说,从1940年我到他身边,直至他老人家去世,总理基本没有停止过作诗。不过,从我来到他身边后,基本也没见过他保留下一一首所作的诗。
  现在公开发表的周思来的诗作,都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其实,他当总理以后作诗,远比青年时期作诗多,特别是晚年,常看到他念念有词,并将新诗写下来。
  总理一般是作格律诗,偶尔也作自由体诗。他对古诗词非常熟悉,无论我们提到哪首诗词,他都可以出口便背诵下来,当我们为此惊讶时,他总是很动感情地说:“这要感谢我的母亲,4岁时她就教我识字,5岁时已经教我背诵了几十首唐诗……”
  我常想,周恩来的喜欢读诗作诗,是否与他的母亲有关?他在读诗作诗的时候一定可以寻找回来那遥远的记忆,重新感受母亲的慈爱与保护,重新从母亲那里得到新的启示……周恩来作诗,或者是对什么事有感,对什么人有感,对什么景有感,或者是看到主席或陈毅或董必武等战友的新诗,反复品味之后唱和一首。他一旦要作诗,吃饭走路乘车这种时间就会被充分利用起来,嘴里偶尔吟出一句。这样的一天忙里抽空儿,反复索句,或睡前,或起床后,新诗就出来了。
  他作的新诗都是一挥而就地写在纸上,然后独个儿拿起来欣赏、品味,偶尔也提笔改几下。我们只能远远看那诗行,偶尔听他吟出一句,无法拿过来细细欣赏,他就像秘密地藏着什么珍宝一样不愿叫外人看。
  他把作诗当作了消遣似地,消遣完了,概无例外地撕碎,而且撕得太碎了;先撕成许多小碎块,再将小碎块一叠叠分别撕成更碎的碎片;撕到一般人再也无法拼对起来时,才用手弄成雪片飘落一般扔进废纸篓。
  总理心细,作诗极讲平压工对押韵,撕碎时也从不大意。我一次也未能将他的诗作拼对出来。直到他病重后,仍然是这样,不愿留诗给后人。
  外出参观游览,所过名胜古迹的工作人员都希望他留下墨迹。他一概拒绝:“找郭老去,叫郭老写。”
  我很后悔,那些撕成粉碎的诗作,如果我都用牛皮纸袋装好,现在将这上百纸袋的“碎诗”交有关部门,一定能拼对出来,从中定可以进一步了解总理的思想情感。
  周恩来会下棋,象棋、围棋、国际象棋都会下,还会打桥牌,在重庆与董必武等同志玩过,后来都“戒”了。
  总理对“戒棋”“戒牌”的解释只有三个字:“没时间”。
  在他晚年,病重住院后,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减轻一些痛苦,我们拉他玩牌。他在“戒棋”“戒牌”20多年后又拾起来了。他很会算牌,随随便便就能赢了我们这些认认真真的人。赢了便轻声一笑,没有精力多说话。
  只有一次,他看看表,说:“下棋打牌,过时间不觉,有个故事说,樵夫看两个老头下棋,一盘棋下完,身旁的斧头把儿已经烂了。这盘棋下了多少年?干事业的年华,千万不可沉溺其中。”
  在文娱活动中,总理最喜欢的似乎还要算跳舞。我们也喜欢让总理多跳舞。这项活动后来被我们称为“三结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中青三结合,而是:文娱、体育、工作的三结合。
  跳舞本身既是娱乐活动,又能锻炼身体,这是无须解释就很明白的事。医生主张总理每天跳一场舞,活动活动身体各部的肌肉关节。但他太忙,做不到。
  总理跳舞极少去春藕斋,一般是在紫光阁和人大会堂山东厅。50年代在北京饭店也常跳。到这些地方来跳舞的还有李先念、陈毅、余秋里、何长工、吕正操等国务院及各部领导。舞会8点开始,总理如果参加,常常10点左右到,跳几圈就提前走了。他舞姿潇洒,会跳三步、四步,能跳出花样,不像毛主席、朱老总那么单调地踩点走步。
  总理跳舞从不固定舞伴,他很理解文工团来的那些女演员,尽量勤换舞伴,满足尽可能多的女演员“陪总理跳一圈”的愿望。
  总理参加舞会,首先是作为社交的场合与机会,不忘结交朋友,不忘调查研究,不忘讨论工作。
  每次跳舞,周恩来必要同国务院机关和各部委领导打招呼,通报情况。若是有大事复杂的事,就在舞会休息时将有关领导叫入舞厅旁的小屋里谈话。跳舞时,周恩来换舞伴勤,也包含有多认时人,多听到一些情况的考虑。
  每次跳舞,对于新舞伴,周思来必要问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对单位里的领导及工作有什么意见?等等。对于认识的老舞伴,他常提出一些文艺政策方面的问题,征求意见,或者将自己考虑中的有关文艺工作的内容讲出来听听群众意见。
  总理在跳舞中是怎样调查研究,怎样做工作呢?随便举个例子。
  郑淑云是总理的保健护士。她第一次见总理,就是在北戴河的舞场上。谈话是在舞会休息时开始的。
  “你什么时候来北戴河的啊?”周恩来问过姓名、年龄及家庭情况后,放慢了讲话速度。
  “中央异地办公,从开始我就跟打前站的同志们一起过来了。”
  “这个地区的地方病是什么?”
  “哎呀,不知道……”
  “你是医务工作者,领导没给你介绍吗?”
  “光是从安全方面介绍一下,地方病可没说。”
  “没介绍你也没调查?这就是问题。安全也要以预防为主。到一个地方就要调查研究这个地方的状况,作为医务人员特别应该查清这个地方的发病情况,这样才好开展工作,做到有的放矢。你说对不对?”
  “对的。”
  “那么地图你看仔细了?”
  “看了,否则找不到首长。在杭州我给罗部长做蜡疗就迷了路,摸黑转了半天……”
  “哈哈哈,就是么,吃一堑长一智,这就提高了……”
  “哎呀,舞曲开始了。总理,你去跳舞吧。”
  “你会跳吗?”
  “我不会。”
  “一次没跳过?”
  “跳过两次,也是人家带着我……”
  “那好,这次我带你,我来教你跳。”
  “哎呀,我,我会踩你的。”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稍稍后仰,一边笑一边指郑淑云脚下:“不要紧么,你穿的是软胶鞋。”
  郑淑云脸红了,把手递给周思来。跳出第一步时,仍在喃喃:“可是,可是,您带我跳会很累的。”
  周恩来放低了嗓门,小声说:“放心跳吧,累点正好运动。”
  像周恩来那样的大工作量,若不搞点运动,若不坚持体育锻炼,是无法长期胜任的。
  每周的周末舞会,周恩来去跳几圈;每天起床后,从第一办公室出来,做5分钟的自编体操;如果只是这一点运动,肯定起不了多大作用。周恩来还有其他许多运动方式。
  第一种运动是办公室里的运动。这就是前面章节里写到的5分钟自编体操以及办公疲劳时,起身绕办公桌快走几圈。除此两项运动外,第三项运动是踢室内足球。
  天津人爱踢球。建国初期,天津的足球是很有名气的。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时就喜欢踢球,当总理后,医生和身边工作人员天天要求他保证运动,他就想到踢球上,买来一个足球。他没有时间去足球场踢,他的年龄和工作情况也不允许他去踢比赛,他就想出了踢室内球的办法。
  这办法也简单,就是办公室的一面山墙腾出一块空地方,不放办公用具。他的那个足球,少打一点气,弹性不要大,然后放在办公室内。每天工作累了,周围人一再劝他活动活动时,他就起身,两脚盘带足球,在那几平尺的小天地里激烈运动一番,时时朝墙上射门。球没气,弹不远,每次射到墙上都能及时用脚控制住球,不会碰坏门窗或办公桌上的东西。
  不要小瞧这种运动,由于动作的迅速,活动量是相当大的,不要说总理那样的高龄,就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陪他练5分钟,也会流出汗来。周恩来有时踢球要个“陪练”,拦在那堵山墙前,总理盘带过人。如果被截住球,算输一分;如果晃闪过对方,把球带过人,射到墙上,那就赢一分。
  这项运动总理很喜好,坚持很长时间。因为他的运动同他的睡眠一样,必须围绕工作进行。室内足球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有几尺地面就可以运动起来,见缝插针,效果很好。
  除了足球,总理还喜欢玩玩“卫生球”。
  总理的喜欢玩乒乓球,同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那批优秀球员为国争光是分不开的。这批运动员打出了国家和中国人民的威风,吸引得像董必武这样古香古色的老人,也扔下毛笔,去玩了一段时间的乒乓球。周总理这样更具现代色彩的领导人,当然要比毛泽东、董必武这些老派些的领导人玩得多些,好些。
  总理的不利条件在那条伤臂。由于右臂在延安摔伤后,接骨不正,落下残疾。他的右臂弯不到头,伸不到底,不像正常人可以180度弯臂直臂,他只能在弯曲30度,伸直到150度这样的范围里正常发挥,超过就要活动受限。
  总理难得有时间玩玩球,主要在饭前饭后的10分钟左右,在我们一再劝说下,可以答应一声:“好,玩几下卫生球。”
  讲“卫生球”,无非是形容乒乓球小。陪总理打球是件高兴事,因为我们太爱他了,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自我感觉是超过世上任何一种爱,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对总理有好处,只要有利于他的休息或健康,那么,再小的事我们也愿意全力以赴去做,做了就会产生幸福和愉快。
  我们都抢着和总理打球,为了不让他打着费劲,常常有意将球往他右手附近的台面上送,而且要送得不高不低,便于重扣或抽杀。球的位置合适时,总理常常能抽杀出第一流的漂亮球。
  可是,总理没有抽杀,左手将“卫生球”一把捞过来,冲着对家嚷:“不干不干,尽给我容易的,那不行。我不要照顾球,我能够输得起。”
  总理认真得很,我们只好更认真地对待,既要真打,不让总理觉得是让球,又不能一下子打死,必须给总理一定的招架和还手余地。这种球打得艰难而又令人兴奋不已。
  每逢球下网或出界,总理常常显出一脸的惋惜:“哎呀,输了,输了!”如果一记重扣或一个大力抽杀击中了,我们未能接回去,总理会为自己漂亮潇洒的击球欢呼鼓掌:
  “打中了,漂亮!”“你输了,哈哈,你输了!”
  总理喜欢玩几下乒乓球,更喜欢看别人打乒乓球,特别是国内外有乒乓球大赛时,贺老总都要派人给总理送几份秩序册。册子上详细列出分组情况,谁与谁对阵,怎样淘汰怎样出线。总理看得非常细。
  到了比赛开始,那个册子每天摆在总理的办公桌上,他每天在办公桌旁一坐,总要先问问:“谁被淘汰了?”“谁出线了?”“下一轮谁跟谁比?”
  我们随时将进展情况报告他,帮他用红笔勾出来。他一边听报告,一边自己也动手,勾去淘汰的,勾出新的对阵关系,那种认真关心的劲头儿,不亚于处理军国大事。
  偶尔我们也劝总理一声:“有时间勾他们,不如咱们多打两下呢,咱们还是以锻炼身体为主。”
  总理笑着说:“历来看棋的比下棋的累,我这也是运动,这样紧张一下,转回头再办公,精力特别足。”
  总理打球、看球都是围绕工作运转,如果影响了工作他是决不答应的。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后,全国乒乓球热升温到最高,点,西花厅里的秘书们打球也打到了最高xdx潮。
  这天,乒乓球正打得激烈,一位外事秘书忽然惊叫起来:“哎呀,不好了!把一件大事忘了!”
  他扔下球拍就跑,还是把事情误了。
  这下子惹火了周恩来,将全体工作人员召集一起,狠狠批评了一番。大家心里都不好受,挨着做检查,保证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于是,总理态度缓和下来,望着大家,带出感慨万千的语气:“唉,时间不饶人哪。
  你们看,你们年轻轻跟了我,现在都有了白发。我也老了……记性都衰退了。”他朝我吩咐一声,让把准备好的小笔记本取来,亲手发给每个秘书,然后宣布:“以后你们就用这个本子备忘。我交待的事,外面反映来的重大事情,你们就把它记下来,不要再误事。”
  打乒乓球之外,总理还曾想增加一项游泳运动。
  年在广州,毛泽东每天去越秀公园游泳,都要请总理一道去。总理也下过几次水,似乎有了一些兴趣。他曾表示态度:“我听你们的,争取学会游泳。”
  为了教会总理游泳,还为他请来体委一位同志当教员。教员当然积极性很高,很快教会总理在水中憋气,并漂起来。可是再往下学,他那只伸不直的右臂便带来一些不便。
  兴趣有点减弱。但并没停止学习,庐山会议时,有点空闲时间他又下两次水。
  当时北京医院的院长是周泽召先生。有次总理游泳上来,坐在藤椅上休息,周院长发现总理脚底出现许多小红点。他就替总理做了一下检查,说总理的身体不适合游泳,以后还是少游,最好不游。否则不利于健康。
  以后,总理就放弃了游泳这项运动。虽然这项运动是毛主席所提倡,中央首长多数都学会游泳,并且热情很高,总理却退出了这支游泳大军。无论在北戴河、广州还是北京,他最多不过坐在岸上看看别人游。偶尔忍不住下次水,也是坐船下水。我曾陪他在中南海划过几次船。
  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总理将一切体育锻炼都停了,只剩了一种运动,就是从这个“救火现场”赶到那个“救火现场”,这种匆匆赶赴现场的急行,客观起到一种体育锻炼的作用。
  但由于“救火”的心焦情急,这种“运动”对身体其实是弊大于利。都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这种“救火”没完没了,一个比一个急。都说总理是累死的,这话一点不假。
  在我的记忆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总理的休息有时已经是带了抢救性质。
  年春天的广交会上,红卫兵要砸烂广交会,总理轮流找各派红卫兵谈话,作他们的工作,30小时没离开现场,没停止谈话。劝说完红卫兵,接着又连续工作70多小时,前后达100多小时没睡一觉,没休息一刻。
  他在办公桌前突然面色苍白,额上沁出一层冷汗;由于痛苦,脸上的肌肉绷紧,嘴巴抽缩着想挺过去那难忍的胸闷和心绞痛。
  保健医生张佐良闻讯起来,一摸脉搏,早搏很多。马上给总理做心电图。当时医院的一位专家黄教授正陪胡志明主席在广州的小岛疗养,张医生就拿着心电图给黄教授看,确实早搏频繁。两个人研究之后,决定给总理用药和吸氧。
  从此,总理每天多了一项帮助他休息并恢复精力的内容,就是睡觉前吸一会儿氧,改善血液的供氧状况,以维持他超负荷的大工作量。
  就是天天吸氧,总理仍然发生过几次缺氧和心脏病发作。比如红卫兵火烧英代办处那次,总理又急又气愤又过度劳累,心脏病就发作了。医生进行了抢救。
  对于久坐不动或少动的人,洗澡无疑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毛;泽东就是坚持搓澡。
  在1956年以前,他是泡澡;1956年以后,由于年岁大了,主要是搓澡。他搓一次澡,全身血液流畅,是很解乏,很有效果的休息。
  周恩来也常洗澡。但他不像主席由卫士侍候,由卫士帮忙搓澡;他一向是自己洗,从不要人帮忙。
  在他发生过两次心脏病后,大家就都担心了。总理毕竟年事已高,身体远不能比当年,万一洗澡出了什么事,外边不知道,这个责任可不得了。
  我们与保健医生商量后,决定以后不能再让总理一个人洗澡。第一次帮总理洗澡是张医生和卫士小高去的。他们进入卫生间时,见总理正坐在浴盆里喘呢,忙上前帮忙。
  “我没事,你们去,我不习惯,我自己能洗。”周总理不让外人帮忙。
  “总理,你心脏不大好,万一犯病身边没人怎么行?”张医生劝说:“我们已经进来了,还是帮你一把吧。”
  说话间,小高已经动手帮总理搓泥。在这种情况下,总理才勉强接受了服务。
  从此,我们再没让总理一个人洗澡,我和小高及张医生,总要有人陪他进卫生问。
  而这时,总理实际上已经患了癌症,在我们开始帮他洗澡前,就已经查出了癌细胞。
  就在身患癌症后,有次总理又是工作30多小时没休息。我忍无可忍地进去说:“总理,你必须休息了……”
  总理从眼镜框的上边望住我,小声说:“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我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总理终于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声音天天在我耳边回响:
  “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